毛泽东诗词中的赋比兴

作者:    发布时间:2014-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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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中的赋比兴

范英梅

[摘要]毛泽东在诗词创作实践中,熟练地运用赋比兴手法,很好地把握了它们各自的特点,使三法各显其功能。同时,在具体运用到某一诗篇时,既有所侧重,又同时兼用,使之相辅相成。大致说来,毛泽东常运用赋法再现斗争场面,往往把它置于诗词的中心地位;对于比法,毛泽东既看重其“以彼物比此物”的一般作用,也看重其美刺意义,特别是他晚年对美刺意义更为强调使用;兴法最能显示毛泽东作为诗人的审美追求,因此,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中,有很多借景言情、情景交融的表述,而这些词句往往恰是毛泽东诗词中最具神采之处。

[关键词 ]毛泽东;毛泽东诗词;形象思维;赋比兴

[中图分类号]A841.4 [文献标识码]A

1965年 7月 21日,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毛泽东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421页。)这里,毛泽东以形象思维论赋比兴,不仅肯定了形象思维的存在,而且将形象思维这个“舶来品”与赋比兴这一中国传统诗词的思维范式联系起来。后来,随着这封信公开发表,文艺理论界围绕着赋比兴曾掀起对形象思维问题的热烈讨论,但大都限于古代文论范围内,极少见到结合毛泽东诗词创作实践进行的深入研究。笔者拟结合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分析一下他在诗词创作中是如何运用赋比兴三法的。

在具体分析前,有必要交代清楚两个相关问题。

一是毛泽东诗词展现给世人最显著的艺术特征是什么。对诗词的理解,见仁见智,对这一问题作出准确的服众的概括并不容易。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有这么一段话颇具代表性:毛泽东“大部分生动的诗歌是在长征途中或长征以后写成的。他在描写残酷的战斗场面时,运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读起来感到增添了力量”(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59页。) 。

二是毛泽东作为诗人的艺术个性该如何确定。诗的艺术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诗人的艺术个性,而赋比兴不过是体现诗人艺术个性的手法而已,可见把握诗人的艺术个性才是肯綮所在。作为诗人,毛泽东的艺术个性应该如何确定呢?一位学者的话或可给我们以启示:“毛的哲学思想中充满了个性,而这个性以充分的形式表现在他的诗词创作中。”(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第 963页。)这句话表明,决定毛泽东不同于前代诗人的独特艺术个性的主要因素,在于他不只是诗人,更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包括人生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历史哲学等),其艺术个性决定于他的哲学个性。那么,毛泽东的哲学个性又应当如何去认识呢?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做过这样的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所谓“能动地改造世界”,可以理解为:当进步的一方还处于弱势时,凭着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即敢主动地参与社会变革,发起对落后、腐朽一方的进击。

这种精神气概贯穿于毛泽东不同时期的诗词创作中。事实上,诗词的艺术特征正是诗人艺术个性通过赋比兴等手法来实现的。这样,我们只要把握住诗人艺术个性与诗词艺术特征中间的创作,就可能找出诗人运用赋比兴手法的特点了。

首先看赋法的运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描写战争与行军的几首诗词多是用赋法写成,以《西江月·井冈山》为代表。战争无疑是斗争场面中最激烈的,急行军则是战前的准备,一点也容不得松懈。《西江月·井冈山》所描写的黄洋界之战,毛泽东并没有直接参与指挥,但由于这次战斗是以少胜多的范例,符合他的军事思想,故他在以后的诗文中多次提及。用一首词直接写战斗,完全用赋法,诸如战斗场面、敌强我弱态势、我方不畏强敌的英雄气概、保卫战的具体打法、战斗结局,在短小的篇幅内全都体现出来了。可以说赋法最适宜表现革命群体“能动地改变世界”的力量。此外,《七律·长征》也具有这种特点。

“能动地改变世界”体现的是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在诗词中必须凸显人的行动,像“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踏遍青山人未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日长缨在手”、“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金猴奋起千钧棒”、“独有英雄驱虎豹”、“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试看天地翻覆”等,这些或写诗人个体、或写群体行动的句子都用赋法写出,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强调的战斗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人们前进的名句。清人况周颐在《蕙风词话》里说:“词境以深静为至。”毛泽东则强调:“诗贵意境高尚,尤贵意境之动态。”(转引自刘汉民:《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2年版,第 410页。)在建构动态的意境过程中,赋法虽不是唯一手法,却应是不可或缺的手法。

其次看比法的运用。据陈昊苏说,陈毅诗词中的一些表达,“‘鹏展翅’、‘鸟途通’、‘千钟酒’、‘万仞葱’,这些都是毛泽东的神来之笔”(陈昊苏:《鹏翼展,风雷动》,《解放军文艺》1978年第 1期。)。由此可以判定,毛泽东对比法的理解首先是取于朱熹所定义的“以彼物比此物”,但从他所说“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来看,他对比的美刺意义也并不忽视,请看下列对立的两类形象:天兵与鲲鹏(贬义);金猴与白骨堆;英雄豪杰与虎豹熊罴;梅花与苍蝇;月与鳖;鲲鹏(褒义)与蓬间雀。这些具有明显美刺意义的形象取自于作者 20世纪 60年代的创作(第一组是修改旧作时改加的)。

大致说来,自 1959年《读报》诗开启反霸防修创作以后,毛泽东对比的美刺意义的运用相比以前更为突出。《卜算子·咏梅》更是全篇运用此法,又可称作象征寄托手法。这里借梅花表达共产主义者的高尚情操,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全篇用比,而对喻体梅花则又是用赋法写成的了。梅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品格,是由“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意象之间的对立形势显示出来的。意象之间透露出战斗精神,斗争场面在这里完全意象化了。还有一些诗词极力写人与物象的对立,用幻化之笔处理斗争场面,如《念奴娇·昆仑》中“我”“把汝裁为三截”,《七律 ·冬云》中英雄豪杰“驱虎豹”之举,《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中神化的人“金猴”横扫“妖雾”,还有《念奴娇·鸟儿问答》,都是有意运用了浪漫主义之笔,是象征寄托类型艺术的特点。

一般来讲,用比的美刺意义写成的诗词往往与诗人坚持的政治理念与追求的社会理想有关,如“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芙蓉国里尽朝晖”、“玉宇澄清万里埃”、“可上九天揽月”、“彩云长在有新天”等等。用象征寄托方式写成的篇什,对于提高人的思想境界、鼓舞人的士气是很有助益的。本来美刺的作用就是让人弄清是非,明确政治目标,坚定斗争意志。正如毛泽东研究学者陈晋分析的那样,“这种意志是他个人的,但更是群体的、民族的,是他创造的中国共产党的。惟其如此,他的坚强的斗争意志才有无与伦比的感知力、吸附力”(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 258页。)。这也应是毛泽东诗词的思想魅力之所在。还应指出的是,用比的美刺意义写成的诗篇,其政治理念往往是形成在前,当碰到适当机遇才释放出来与物象结合形成诗篇。

再次看兴法的运用。首先要指出的是,用兴法写诗,所写物象不能被刻意加上某种政治理念,而是即景(物)生情、当下即得,往往在短时间内用写实的手法,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这以《忆秦娥·娄山关》为代表。词的上片写凌晨行军,用景物烘托出一种不无悲凉的气氛,接着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句,在议论中抒情,则把前边的悲凉转化为悲壮,最后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一个比兴句,把悲壮之情作了超常的渲染。这首《娄山关》之所以能够成为名篇,兴法使用得当应是一个重要原因。此篇之外,如《菩萨蛮 ·黄鹤楼》、《菩萨蛮·大柏地》的上片、《清平乐 ·会昌》的下片都是全用此法。还有情语与景语交错出现,如《清平乐·六盘山》。其中更多的是景语偶然在诗词中出现,用语不多,却起到了提升全篇艺术境界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在诗词创作历史上,这种情景交融符合“诗缘情”原则写成的诗篇,不如运用“诗言志”创作原则创作出来的象征寄托一类的诗词受重视,毛泽东也是一再强调“诗言志”的。

大致说来,兴法在表现“能动地改造世界”这一诗人个性上起到的是烘托渲染作用,虽不占主导地位,却是舍此难成“诗”,试想《娄山关》只取主导地位两句,岂不就成了行军的鼓动口号了吗?

最后还要谈谈毛泽东的两篇代表作《沁园春·长沙》与《沁园春·雪》。这两首词上片都写景,一写秋景,一写雪景,说这两首词是情景交融之作似乎不成问题,但从《长沙》的“万类霜天竞自由”与《雪》的“欲与天公试比高”来看,应该是寄寓了诗人的政治理念在内,因而两首词又具有象征寄托意义在内。所以有理由认定,这两首词属于兼有情景交融与象征寄托两类艺术特征的第三种艺术类型。两首词分别以“霜天”、“天公”作为斗争的空间,因而极大地展示出诗人伟大的襟抱。各由上片作为“兴”的部分引发出下片精深的议论,前后相得益彰;后者的深刻思想赖前者而形象化,前者赖后者获得了丰富的思想内涵。这两首词成为毛泽东诗词的主要代表作,其典型意义在于,《长沙》词创作于诗人的青年时期,那是人生中憧憬未来的时节,也是睥睨一切障碍、具有巨大冲击力的青春岁月;《雪》词写在诗人刚步入中年,成熟稳重,时势造就的英雄又面临开创历史新局面的重任。毛泽东后来曾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439页。)从特定意义上说,这两首《沁园春》分别代表了破坏与建设那两种“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哲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诗词创作实践中,对赋比兴的运用炉火纯青,很好地把握了这三法的各自特点,使三法各显其功能,同时,在具体运用到某一诗篇时,既有所侧重,又同时兼用,使之相辅相成,难以截然分开。大致说来,毛泽东运用赋法再现斗争场面,往往把它置于诗词的中心地位,当然其再现形式也是不拘一格的;对于比法,毛泽东既看重其“以彼物比此物”的一般意义,也看重其美刺意义,特别是他晚年,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方向性问题,对美刺意义更为强调使用;兴法最能显示毛泽东作为诗人的审美追求,因此,在他的诗词创作中,有很多借景言情的表述,特别是其有代表性的作品,往往是用一半篇(片)抒写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而这些词句往往正是毛泽东诗词中最有神采之处。

〔作者丁毅,黑龙江大学伊春分校教授,黑龙江伊春 153000;范英梅,女,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北京10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