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要参谋回忆：随彭德怀在朝鲜战场

机要参谋回忆：随彭德怀在朝鲜战场

吴一平口述 吴少京整理

[摘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彭德怀临危受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随彭司令员一同入朝。我被指派为彭司令员机要参谋，并担任彭司令员与毛主席、彭司令员与斯大林的“指人译”。入朝同时，机要三科设立“彭台”，专门负责中央与彭司令员之间的联络工作。按毛主席指示，志愿军总部设在大渝洞，随着后续部队入朝和我军在前线的节节胜利，志愿军总部迁至玉泉洞，再到君子里、上甘岭、空寺洞，第五次战役后驻在桧仓。我在朝鲜 7年，共经历了五次战役，直至 1957年随志愿军当年最后一批归国部队回到祖国。

[关键词 ]彭德怀；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金日成

[中图分类号 ] D651.3；D2—0 [文献标识码 ] A

抗美援朝战争前夕，我作为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机要人员，跟随彭德怀司令员乘同一架飞机从北京西郊飞抵沈阳，随即入朝，在志愿军总部工作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直至 1957年随志愿军当年最后一批归国部队回到祖国。在朝鲜的战斗生活，是我生命史上最光彩的一页。

一、在北京

1950年 10月 5日，我和其他三位同志接到中央机要处处长李质忠通知，说彭司令员要带一个小班子到东北边防，要我们四人组成一个机要科随彭总去东北，并要求我们轻装简行，不带行李，也不要带写或印有汉字的物品，严格保密。他还说，有关这次工作方面的具体问题，你们到沈阳后可联络东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处长黄有凤。于是，我按照有关规定，移交了自己所担负的工作。那时，我在中央机要处一科负责与华南军区、华南分局（叶剑英和张云逸、方方分任正副书记）的联络工作。

10月 8日，我们四人乘车从香山驰往中南海。汽车进了新华门，沿南海西岸开往北岸，停在居仁堂门前。这时，总参作战部参谋徐亩元对我们说：“原定李涛同志要与我们见面，谈谈情况、提提要求，但聂荣臻同志正找他开会，来不及了。过一会儿，咱们一起去机场吧！”于是，我们一行人分乘两辆汽车，出中南海东门，过南长街，沿西长安街往西直门而去，到紫竹院南门时遇到大雨。路上人稀车少，我们很快到达西郊机场。场区寂静，除哨兵外旷无一人。

进到候机室，我们见彭司令员和高岗已经到达，正与前来送行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交谈。刘亚楼声调很高，侃侃而谈，正向彭司令员和高岗详细介绍即将起飞的这架专机的相关情况。彭司令员见到我们，便笑呵呵地走过来与我们握手，逐一询问了我们的姓名和年龄。他高兴地说：“你们机要部门的干部都很年轻、很有朝气。今后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了！”

因为首长们还在谈话，我们四人便提前上了飞机。约一刻钟后，彭司令员和高岗在刘亚楼的陪同下登机。10时 30分，这架军用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这是一架苏制伊尔—14型飞机，机组人员，包括驾驶员、领航员和随机机械师，都是苏联人，乘务员是我军女兵。机上乘客不多，除上述人员外，还有成普、徐亩元、龚杰等人。机腹下，颐和园中的万寿山、昆明湖和京杭运河清晰可见。专机在红山口上空调整航向，向东北方向飞行。

彭司令员坐在飞机前部临窗的位子上，翻阅着《参考资料》和其他文件，并不时与坐在侧前方地板上的高岗说话。专机在沈阳北陵机场降落。机场的停机坪上停满了米格飞机。机场上气氛紧张，人员和装备处于临战状态。专机停稳后，彭司令员首先走下飞机。高岗紧随其后，向他一一介绍来机场迎接的东北局和东北军区负责人。接着，高岗引领彭司令员走到专机驾驶舱前，与苏联机组人员一一握手道谢。

进入沈阳市区，我们随首长住在沈阳市和平区和平街 2号。这所院子原是张学良公馆，彭司令员和作战参谋们在主楼楼上办公，机要人员在楼下办公。高岗和东北局及东北军区的领导同志，一直到把彭司令员及其随行人员都安顿妥当后，才告别离去。　

二、在沈阳

彭司令员率随行人员抵沈后，立即着手入朝前的准备工作：与高岗一起，在丹东召开边防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决定；宣布中央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命令；要求各部队在 10日内完成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组建小指挥所（对外称“八一办公室”），作战方面的工作由成普负责，通信方面由崔伦负责，机要方面由海鸥负责，成普抓总。与此同时，朝鲜首相金日成接中共中央通知，获悉彭德怀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即派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司令员和高岗晤谈。朴一禹转达了金日成对彭司令员的问候，希望志愿军迅速出动，以挽危局。彭司令员原拟正式组建志愿军领导机构，并以 13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担任志愿军参谋长，后因干部一时难以配齐，临时调人又难以适应需要，故先组建一个小指挥所执行任务。我被指派为彭司令员机要参谋，并担任彭司令员与毛主席、彭司令员与斯大林元帅的“指人译”（“指人译”，即指定专人翻译电报——编者注）。10月 11日下午，彭司令员致电毛主席、中央军委，报告与朴一禹会谈的情况，并对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时间、路线及入朝后的位置提出建议。10月 11日晚，彭司令员接到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电报，要彭司令员和高岗务于近日回京参加毛主席召集的专门会议。此刻，彭司令员正在丹东鸭绿江边察看渡江地点，听取部队渡江准备情况的汇报。10月 12日深夜，我随彭司令员乘火车由丹东回到沈阳。10月 13日中午，彭司令员率八一办公室人员回到北京。我们返回香山集结待命。10月 15日清晨，彭司令员率八一办公室人员乘军用专列再往沈阳。同行者除八一办公室成员外，还有中央机要处增派人员刘毅、庞强、张迁彬，通信部门也增派了报务员和摇机员。为确保专列安全，上级还派出一个警卫连同行。尤其要说的是，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这时已是八一办公室成员，与我们在同一节车厢里。他精通俄语、英语，担任志愿军首长外文秘书。从北京返回沈阳后，彭司令员又两次遵照毛主席的电令赴京面商重要问题，我均随行。

三、在丹东

10月 19日中午，高岗以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名义设宴，为彭德怀司令员和八一办公室赴朝人员送行。彭司令员同大家一一碰杯，笑着说：“喝杯出征酒！”宴会刚结束，我们接到出发命令，便立即带上同中央军委及东北军区联络的密码，随彭司令员乘专机去丹东。专机起飞后，透过舷窗可见 4架米格战斗机护航。当天下午，专机飞抵丹东，我们随彭司令员驻扎在镇江山招待所。晚饭后，我正在房间里穿朝鲜人民军军官服和马靴时，彭司令员走了进来。“准备好了吗？”司令员问。“准备好了！”我立正答。“你在研究朝鲜地形吗？”司令员见桌上摆着一张朝鲜地图。“看看预定的第一个驻地在什么位置。”“原定位置去不了了。过江后再定。”司令员严肃地说：“带好密码，马上出发。”正要出发时，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匆匆赶来，一见到彭司令员就激动地说：“彭老总啊，你啥时候动身？”他满眼泪水哭着说：“你们如果再不过江，问题就更严重了。平壤已被敌人包围。平壤的陷落只是一两天的事了！”彭司令员焦急地说：“我们已决定本月 18或 19日命令部队过江。我想尽快拜会金首相。他在什么地方？咱们现在就动身，一起过江去找他。”1950年 10月 19日 17时 30分，是我毕生难忘的时刻。在阵阵冷风和冻雨中，彭司令员带着八一办公室先遣人员来到鸭绿江边。他转回身与前来送行的高岗、邓华、赖传珠、洪学智、解方、杜平及八一办公室其他人员一一握手告别后，登上吉普车，驶上鸭绿江大桥，直奔朝鲜新义州而去。这时，风刮得更大，雨雪下得更急。这种天气对防空十分有利。跟随彭司令员过江的人并不多。三辆汽车组成了一个车队。为防空，车队不能开灯，缓缓行进在鸭绿江大桥上，两侧是我 40军的部队在急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在大桥朝鲜一侧桥头上，车队停到路边，大家都随彭司令员下了车。我们回望祖国丹东市，那里灯光闪烁；而一江之隔的新义州则是另一番景象：城区已被炮火夷平，到处都冒着浓烟……我们已经踏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了。在新义州迎接彭司令员的是朝鲜外务相朴宪永。他一边与大家握手一边介绍情况说：“敌人已于今天占领了平壤。金首相已撤离。请彭总先去水丰发电站休息。我立即联系与金首相会面的地点。”10月 20日晨，彭司令员和八一办公室人员抵达水丰发电站。在从新义州到水丰三个多小时的行程中，我们看到公路两侧聚集着许多朝鲜老百姓。其中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几乎见不到男性青壮年。他们身背和头顶着包裹，一些青年妇女背着婴儿，正沿着公路向北逃难。公路上还有不少牛车，也在向北逃去。牛车上载着人和坛坛罐罐。他们见到汽车开来，纷纷主动让路，见我们都穿着朝鲜人民军军服，便热情地与我们搭话。我们不懂朝语，无法作答，只得匆匆而过。当我们在路边停车时，两位“阿巴吉”（阿巴吉，朝鲜语音译，对老大爷的称呼 ——编者注）凑过来与我们交谈，见我们不懂朝语，便以石块当笔，在地上写起汉字：“你们是朝鲜人民军，还是中国解放军？去哪里？前面的路已被美机炸坏，不能通行。”繁体汉字被他们写得又快又美，连我们都自叹弗如。更令我们惊奇的是，他们竟能用中国文言文与我们交谈，满口之乎者也。彭司令员听了也面露笑容，频频点头。后来我们才知道，凡五十岁以上有文化的朝鲜人都会使用汉字，因为他们学习过中国私塾的课程，但从 1910年 8月《日韩合并条约》签订后就被迫改学日文了。

在水丰水电站稍事休息，彭司令员在朴宪永陪同下去坝上散步。我们即开始了联络工作，不久便收到中央军委和 13兵团的急电。彭司令员从坝上回来后，径直来到我们的办公室兼宿舍。我正全神贯注地译电，彭司令员走到我身侧。我立即起身向他报告正在翻译毛主席的来电。彭司令员微笑着按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说：“继续工作，不要着急。”

彭司令员背起手站在我身后。我译一个字，他看一个字。近 200字的电报，我译完了，他也看完了。接着，他拿起报底想再看一遍，但字小眼花看不清。他随即一挥手，让屋内的所有人员回避。待他们都出去后，司令员把报底交给我说：“你读一遍我听。”我念完全部电文后问他还有什么指示。他严肃地说：“内容我记住了。报底立即烧掉，不能遗失。”我当场在彭司令员面前划着火柴烧掉了报底。

四、在大洞

11月 20日傍晚，我们随彭司令员向金日成指定的会晤地点北镇附近的大洞靠近。因平壤陷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确定江界市为临时首都。因沿途朝鲜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北撤，致道路拥挤，而我们则是向南移动，所以行进缓慢，到大洞见到金日成时已是 21日清晨。我们这时才发现崔伦的通讯卡车掉了队，使我们此时不能对上对下联络了。金日成获知这一情况后，指示朝鲜人民军火速派出专门部队，搜寻和接应这辆通讯卡车。

金日成见到彭司令员后，紧紧握着彭司令员的手用东北口音的汉语说：“我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军民欢迎你！就凭着你彭总司令的鼎鼎大名，也能使敌人丧胆！”彭司令员笑着说：“从上月 19日起就想同你见面，今天得以见面非常高兴。不要客气。我们好好交流一下情况。”接着，金日成同我们工作人员一一握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金日成。

在双方会谈时，上空常有敌方机群飞过，其中有路过的敌机，还有侦察机、校正机。凡慢慢吞吞的校正机飞过，就很可能会飞来轰炸机进行轰炸和扫射。温井方向还有震耳的炮声炸响。在屋外、沟口和山上的我军部队严密监视着这片空域，我们和朝鲜人民军战友都为首长的安全担忧。彭司令员建议金日成率人民军总部，与志愿军总部驻扎在一起，以便及时协商和处理重大问题。金日成委派朴一禹作为代表常驻志愿军总部。在抗日战争时期，朴一禹曾在我国冀热辽地区和延安工作，担任朝鲜义勇军副司令员，曾参加党的七大，并代表朝鲜在华革命者在会上讲话。

当天下午，崔伦带着被阻于途中的电台车在朝鲜人民军部队的护送下赶到大洞。彭司令员立刻向我口授致毛主席、高岗并13兵团各首长的电报内容，报告与金首相会谈详情，命我立即译成密码发出。接下来的几天，往来电报猛增，每夜都要收到毛主席两三件甚至更多来电。这一时期，从午夜至翌日拂晓，收到的基本上都是毛主席的来电。由此可见毛主席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呕心沥血。毛主席的来电均为“4A”急电，这就说明，在我收译来电的同时，毛主席仍在工作而没有休息。这使我们内心充满了感动和必胜信念。

在彭司令员入朝同时，中央机要处三科设立了“彭台”，专门负责中央与彭司令员之间的联络工作。为提高工作效率，“彭台”由香山迁到了毛主席所在的中南海丰泽园西侧的静谷，与中央机要室为邻。当年绝密电报北京端收发人是郭英（现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离休干部），朝鲜端是我。她把收译的密电呈报毛主席，我则呈送彭德怀。

毛主席在其中一份电报中命令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等 13兵团首长迅速与彭会合，不久又急电彭与 13兵团各首长，叫彭、邓住在一起，不要分开。

在大洞，八一办公室值班室设在山沟西侧一所草房中。彭司令员住在山沟东侧草房。两处相距约 40公尺。为防暴露目标，不能点灯或打开手电筒。20日凌晨，我将刚译出的毛主席和高岗的急电送彭司令员阅。我走到司令员住所门前，外卫岗哨告诉我：他刚躺下。我悄悄推开门，再回身把门关好，打开手电筒，轻喊“报告”。在手电光里，我意外地看见地上躺着三个人，司令员在中间，两侧各睡着一名警卫员。

“什么事？”司令员问。

“毛主席有急电来。”

司令员“哦”了一声坐起身来，顺手拧亮了放在头顶上方的电池灯，一边接过电报一边对我说：“你坐下。那个盒子里有饼干，你吃几块垫垫饥！”我说：“不吃。谢谢！”司令员看了我一眼，略有不满地说：“你真傻！让你吃你就吃喽！”我只得掏出两块塞到嘴里，胸间涌起一股暖流。

按毛主席电示，邓华、洪学智抵大洞。彭司令员将邓、洪介绍给金日成。金日成与他们握手后说：“你们同彭总先谈谈吧！我同彭总的会谈短时间内完不了。”彭司令员随即向邓、洪布置任务：一、敌人目前尚未发现我军已入朝参战。美、伪军正在北进。我军须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做好歼敌的一切准备。这是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仗，首战务必取胜；二、已同金日成商定并报毛主席批准，志愿军总部设在大榆洞。你们立即前往大榆洞，到后马上与各部队沟通联络；三、立即着手组建志愿军领导机关。

彭司令员作完指示后，邓、洪即往大榆洞设营。

五、在大榆洞

11月 24日上午，彭司令员和朴一禹率八一办公室人员抵大榆洞。原定与彭司令员同时到达大榆洞的八一办公室驻丹东人员和 13兵团机关延至当天下午抵达。

彭司令员率小指挥所人员到达大榆洞后，立即同 13兵团领导同志反复研究敌情、我情，根据毛主席指示精神确定反击敌人的作战方针，并将八一办公室同十三兵团领导机构合并为志愿军总部。

为便于与朝鲜人民军沟通和协调，经彭司令员与金日成商定并报毛主席、中央军委批准，朴一禹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1953年 2月，这三项职务由朝鲜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崔庸健接任。外国领导人担任我党及我军重要领导职务，在中共党史和我军军史上似仅此一例。

八一办公室机要科和 13兵团司令部机要科正式合并为志愿军司令部机要处，下设一科、二科、报务股。机要处和作战处的位置同处在矿洞口彭司令员住室的一侧。彭司令员常去此两处走动，或在作战地图前长久站立凝思，或在电台旁口授发电内容。每逢他在，大家都尽力保持安静，不发出任何声响。

这时正值第一次战役前夕，彭司令员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志愿军面临的敌人，与我军在抗日战争和历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不同，拥有最先进的装备和最有力的后勤保障。因入朝以来从未与敌交手，彭司令员反复求证美军、韩军的战斗力，以及英 27旅、土耳其旅的实力，用以确定我军作战方针。

入朝前，彭司令员拟实行将部队部署在平壤至元山一线，在这一地域构筑防御工事，阻敌于阵前，待此域建成稳固的后方基地后相机出击歼灭敌人，即“阻敌北进，待机歼敌”的作战方针。由于敌人依托先进装备快速北犯，这一作战方针已无法落实。经多次研究，志愿军总部决定主攻韩军，争取一次歼其两三个建制师并歼灭美军一部。后因形势变化迅速，这一方针未及实现。

随着后续部队陆续入朝和我军在前线的节节胜利，美军飞机对我控制区域的狂轰滥炸日益频繁，其狂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敌机有时顺着山沟飞，有时擦着树梢低空盘旋，连飞行员的面貌和嚼口香糖的样子我们在地面都看得一清二楚。这些敌机或轰炸或扫射，在返航前总要找一个地方将所携炸弹全部投下，空舱而归。

1950年 11月 24日下午，几架美军侦察机在大榆洞上空盘旋侦察。晚上，毛岸英到机要处退电报底稿时对我们说：这几天敌机轰炸剧烈，要提高警惕！说完就匆匆走了。其实，在当天上午，机要处已经收到了情报处送来的“明天敌机要来轰炸志司”的破译电报。25日下午，敌人的几架轰炸机从东向西飞过，约一刻钟后又掉头飞回。解方参谋长这时高声喊道：“坏事了！敌机沿原路飞回准没好事！赶快做好抢救准备！”话音刚落，炸弹、凝固汽油弹即落地爆炸，把彭司令员的办公室和作战值班室炸成一片火海。随着升腾的烟气，房屋化为灰烬，只剩下几块焦黑的铁皮。当时，毛岸英和高瑞欣正在房内，未及撤出，不幸牺牲。彭司令员闻知噩耗后沉默良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说一句话，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六、从玉泉洞到君子里

我军第二次战役逼迫敌人败退至三八线以南。这就使位于大榆洞的志愿军总部距前线较远了。然而彭司令员历来主张靠前指挥，经毛主席、中央军委批准，彭司令员决定志愿军总部向前沿方向转移。经搜寻、勘测，总部驻扎在新址——玉泉洞。这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总部机关就驻在附近的一段铁路隧道中。这条隧道较长，呈南北向，南端弃用但设立岗哨，人员都从北口出入。一天傍晚，有人走出隧道疏于隐蔽，招致敌机空袭，机要处张迁彬被射穿了棉帽。总部在玉泉洞扎营不久，便收到斯大林的来电，对我军取得两次战役的胜利表示祝贺。此后，我军每获重大胜利，斯大林都有贺电发来。在我军第二次战役的强大攻势下，敌人仓促撤退，沿途遗弃了许多武器弹药。一次我在隧道北口捡起几夹子弹辨认，彭司令员散步也来到这里。“小吴，搞些么子？”司令员问。“捡了几夹子弹。”我把这几夹子弹递给司令员。“你知道这是什么子弹吗？”司令员又问。“步枪子弹。”我答。“什么步枪的子弹？”司令员追问。见我答不上来，他说：“这是七六二步枪弹。你们年轻人应该熟悉各种枪弹，要搞清楚哪些子弹可以通用，哪些子弹只能专用。”司令员话音刚落，警卫员阎道明操着唐山口音说：“首长，七六二步枪弹我早就认得。我就不用学习这些个了！”司令员听了哈哈大笑。

在玉泉洞驻扎了大约一周时间，志愿军总部迁至君子里。按毛主席、金日成和两党中央决定，12月 4日正式成立了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联司名义不对外。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毛主席转发来了斯大林致毛泽东、彭德怀的祝贺电。电文大意是：中朝联军以劣势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是震惊世界的历史性事件；彭德怀是当代最具天才的军事家；彭德怀对第三次战役的处置是正确的；拉佐瓦耶夫大使（时任苏联驻朝鲜大使——编者注）的观点是错误的。

1951年 1月底，中朝联军高干会议为应对第四次战役而提前结束。经毛主席和金日成批准，会议决定组建三个指挥所，即邓（华）指、韩（先楚）指、金（雄）指，亦称邓集团、韩集团、金集团。按照彭司令员指示，邓、韩、金三位副司令员将带领各自的指挥所开赴前方，抵近指挥作战。会议还决定将志愿军总部向南移至金化的上甘岭。会议提前结束后，彭司令员致电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请求和催促已定入朝但尚未入朝的我军部队迅速入朝。

2月 1日，我奉命随“韩指”离开君子里沿西线南下。“韩指”下辖 38军、50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此时的“韩指”由三辆汽车组成。第一辆车上乘坐的是韩副司令员、辛参谋和两名警卫员；第二辆车乘坐的是机要和通讯人员；第三辆是一台中型卡车，上乘报务员、摇机员，并载有一部大功率电台。当天傍晚，“韩指”越过三八线进入半岛南部。此时我们发现，美军对三八线以北和以南地面目标的打击方针完全不同，对线北片甲不留，对线南则手下留情。所以，三八线以南的公路通畅、村庄房屋完好，地面建筑基本无损。鲜有空袭的日子格外轻松，也使“韩指”可以在三八线以南快速移动。

2月 3日凌晨，“韩指”抵达位于下溪里的 50军军部。军长曾泽生、政委徐文烈、副军长蔡正国等即向韩副司令员汇报战况。

当天傍晚，“韩指”从 50军军部向汉城方向进发，同时致电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请其派员到议政府相迎。午夜，在一军团联络员带领下，“韩指”安抵驻汉城西北郊的人民军第一军团司令部。军团长李权梧 20世纪 40年代初曾在延安抗大学习，与韩副司令员是老相识。老友相逢，分外亲切。李权梧每天都按时收听北京的新闻广播，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韩副司令员征尘未洗，李权梧就急切地用汉语向韩副司令员报告下一阶段作战计划以及可能遇到的困难。

在汉城驻扎期间，我们发现朝鲜人民军的生活条件比志愿军更加艰难。他们吃饭按定量，处于半饥饿状态；没有烟抽，就用报纸卷树叶；没有袜子穿，就用碎布包着脚穿皮靴；吃不上青菜；喝不上开水。但他们的军容风纪依然严整，士气仍然高涨。

汉城上空常有敌机出现，多为侦察机。敌机从未轰炸汉城，老百姓也不怕飞机。汉城居民似乎不知防空为何事。美军为了证明其存在，只在每天黄昏或深夜用远程炮向汉城郊区轰击。有的炮弹从汉江南岸射来，有的从仁川方向射来。我们的驻地处于敌炮火覆盖中。

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司令部设在原韩国政府财政部长官邸，分前后三个院子。前院驻司令部机关；中院驻军团首长；后院是花园，建有防空洞，“韩指”就驻在这里。“韩指”机要科与人民军第一军团机要科合署办公，办公室设在中院西厢房。“韩指”离开汉城时，李权梧郑重地送给“韩指”每位同志一把朝鲜铜勺。按当地风俗，铜勺不仅是纪念品，也是将再次聚于此地的象征。

七、从上甘岭到空寺洞

“韩指”从汉城返回时，志愿军总部已从君子里前移至金化上甘岭。

1951年 4月初，彭司令员在上甘岭主持召开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大会。人民军金雄、金一同志参会。会议主要内容是部署第五次战役。4月 9日，志愿军总部移至位于伊川的空寺洞。到达空寺洞后，彭司令员在一个大矿洞内召开作战会议，落实第五次党委扩大会的精神和作战原则。参加会议的除志愿军首长外，还有作战、通信、情报、机要等处的处长。彭司令员说：即将开始的第五次战役将有中朝联军百万人参战，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打几个大胜仗，夺回战场主动权。

这次战役从 4月 22日开始，历时 50天。我军投入兵力共 4个兵团 15个军（含人民军 4个军团），歼敌 8万 2千余人，粉碎了敌人在我侧后登陆的企图，摆脱了我军被动局面，同时使我新参战的部队取得了对美作战经验，迫敌转入战略防御，接受停战谈判。

4月 13日，空寺洞志愿军总部遭敌空袭。当时，彭司令员住在山下的一所平房里。见敌机朝着这座房子俯冲下来，两个警卫员不由分说，拉起彭司令员就往外跑，还未跑进防空洞，火箭弹和燃烧弹就落在了房上。彭司令员的行军床还被打出 4个弹洞。

6月中旬，志司在空寺洞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分析和总结第五次战役的得失与经验。彭司令员在会上厉声批评 60军军长韦杰和政委袁子钦，言之有据地分析了由于军部指挥失误而致 180师遭受重创。为缓和气氛，刚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不久的陈赓同志站起身对彭司令员说：“老总，大家肚子饿了，你也累了。咱们该吃饭了。”司令员看了陈赓一眼，略停了一下宣布：

“散会。吃饭。”

从这个时候起，彭司令员除从各方面研究决定志愿军和中朝联军的作战问题外，还频密地牵挂着祖国国防建设事业。他曾向中央建议修建包兰铁路，还建议总体规划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使渤海成为我国完全意义上的内海。他主张我军正在创建的各个军兵种都要放在实战或实践中进行锻炼，当前就应当把空军、坦克、炮兵部队放到朝鲜战场上打几场恶仗，用以锤炼意志、获得经验、创新军事理论。他不断思考和完善着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后方勤务工作思想，常说：打胜仗的功劳，前线和后勤各占一半。

在第五次战役期间，志愿军总部一度断粮，连储备的压缩干粮、炒面也已吃完，面临严重局面。参谋长解方当机立断，命令司令部各处派人到公路上向过往车辆借粮。正往前线运送粮弹的官兵听说志愿军总部断了粮，都非常着急，争先恐后地把粮食送到志愿军总部。

八、在桧仓

第五次战役后，为便于同平壤及各个部队联络，以及靠近平壤至元山的铁路，经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批准，志愿军总部由空寺洞转移至位于朝鲜中部的桧仓。

志愿军政治部驻在一个山沟入口处，地势较为开阔。后来在这里建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展览馆，还在山坡上修建了一座志愿军烈士陵园。毛岸英的墓就在那里。

沿简易公路西行约两公里即到志愿军司令部。志愿军首长和志司机关各部处均在北山坡上的洞子中办公。停战后，在山下公路北侧建造了办公楼、礼堂和宿舍，同时，整修了通往各个洞口的道路。远远望去，桧仓北山坡一带像一座拔地而起的初具规模的新兴城市。

再往上走便是志政干部部和志司炮兵指挥所。在志司驻地对面的南山上，驻扎着志司直属高射炮团。它昼夜维护着志愿军总部的空防安全。每逢敌机来袭，炮群当即开火。众炮怒吼时，阵地上飞沙走石，高空弹花朵朵，场面蔚为壮观，撼人心魄。其震天动地的强大火力迫使敌机不敢低飞，也不敢靠近，致来袭次数逐渐减少。彭司令员和主管特种兵的陈赓副司令员两次到高炮团驻地和炮位视察。他们与炮团官兵放声谈笑，非常愉快。

第五次战役后，随着战局相对稳定，志愿军总部从 1951年 6月至 1958年 9月一直驻在桧仓，历时七年零三个月，直至志愿军最后一批归国部队撤离。我在朝鲜七年，其中有六年在桧仓，熟悉桧仓的每座山、每个坡、每道沟、每所房。1956年 7月，我与同在志司机要处的战友张素云在此结为伉俪。桧仓已溶进了我的血液。在这段日子里，桧仓逐渐变成了抗美援朝战场的首府。金日成多次来到桧仓与彭司令员会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金枓奉委员长来到桧仓向彭司令员和其他同志授勋；贺龙率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来桧仓慰问；朝鲜人民军协奏团来桧仓慰问演出；各国驻朝外交使团来到桧仓参观访问；以沙林中将为首的苏军顾问团也驻在了桧仓。彭司令员对苏军驻朝顾问团有一句诙谐的湘腔评议：“顾问团，顾问团，只顾不问结成了团。”

九、尾声

1952年 4月 6日，彭司令员离开桧仓去平壤，与金日成会晤，然后离开朝鲜回国治病。4月 12日，彭司令员回到北京，当日住进北京医院准备手术，术后于 5月 5日出院。这时，中央决定彭司令员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任命邓华为志愿军代司令员。

1953年 7月 28日上午，彭司令员来到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驻地，在《朝鲜停战协定》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上签字。大家十分高兴，热烈鼓掌。司令员挥动双臂示意，然后庄严地说：“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动已经完全停止。这场战争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民族，在为祖国而奋勇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

下午，彭司令员在 46军军长肖全夫陪同下视察前沿阵地。当看到阵亡的战士遗体由前沿阵地抬下来时，他拦住担架，掀开盖布，长久注视着烈士遗容。陪同人员都脱帽低头肃立。良久，彭司令员眼噙泪花悲痛地说：“只差十几个小时啊！这些战士没能看到最后胜利！我们这些幸存者应当永远怀念他们！”

为庆祝停战协定生效，总部在桧仓举行盛大活动，开庆祝大会，改善伙食，晚上还在地下矿洞礼堂举行舞会。彭司令员不会跳舞，也不爱跳舞，从不进舞场。但这一天是个例外，他坐在舞池边，面带笑容，看着大伙翩翩起舞。他对争相邀他跳舞的女同志们说：“你们好好玩吧！我给你们助兴！”见司令员这样高兴，我们十几个人便坐在他身旁听他说话。这时，一个小女孩走到司令员面前，向他深深鞠了一躬说：“彭爷爷，请你跳舞行吗？”

“我不会跳舞，但我接受你的邀请。我拉着你围着舞场走一圈吧！”说着，司令员站起来，拉着女孩的手开始在舞场内走动。在场的人见司令员进了舞池都停下舞步使劲鼓掌。司令员微笑着拉着女孩在舞池内走了整整一圈后，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对大家挥手说：“你们跳吧！”

这是我在朝鲜最后一次与彭司令员在一起。庆祝活动结束后，彭司令员回国了。此后不久，我奉命担任中朝联军总部驻朝鲜人民军第一集团军联络组组长。在我向集团军司令官柳京守中将报到时，他问：“你见过彭总司令官吗？”我答：“见过。我是第一批随他入朝的志愿军。”他问：“他现在身体好吗？”我答：“他的身体很好。”数月以后，柳京守晋升为人民军上将，我同集团军司令部的朝鲜战友们去他家里表示祝贺。他在人群中发现了身穿人民军军服的我，立即指着我高声对大家说：“他是中国志愿军，是彭德怀总司令官派来的联络组长，大家都要支持他的工作。”这时，集团军参谋长崔光少将走过来同我紧紧握手说：“请向彭总司令官转达我的衷心问候！”集团军副司令官卢哲少将边同我握手边说：“我去年在志愿军 64军实习，实习职务是副军长。我们对彭总司令官非常敬佩。他是了不起的百万大军的英明统帅。”他还说：“只要是彭总司令官的命令或十九兵团转发的彭总司令官的命令，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坚决执行。”

1957年，我奉调回国，结束了在朝鲜七年的战斗生活。1958年春节前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到国防部大楼上班，刚走进电梯，就见彭老总身着元帅服也进了电梯。我怕打扰他，就想回避一下，于是转身走出了电梯。

“吴一平！”虽五年未见，彭老总还是一眼认出了我。熟悉的湘腔又响了起来：“为么子躲我？什么时候回国的？现在干么子？”我重进电梯，敬礼后回答：“我去年回国，现在军委办公厅工作。”说话间，电梯到六层停住了。彭老总等中央军委首长和苏联军事顾问团总团同在这一层楼办公。他先走出电梯，我也随即走出。彭老总突然回过头来对我说：“你来。我这里有本书，送给你看吧！”在彭老总办公室，秘书王承光把书递给我说：“老吴，首长很舍不得这书呢！”我赶紧接过一看，方知是杜鹏程写的《保卫延安》。

后来，在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其他领导人接见各界代表时，在军委办公会、国防委员会、军委扩大会及各种庆典活动、外事活动中，我作为工作人员多次见到敬爱的彭老总，执行他下达的命令。我始终以能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在他身边工作为最高荣耀、最大鞭策和最具价值的人生纪念。

〔口述者吴一平，原中央军委办公厅信访局局长，离休干部；整理者吴少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编审，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