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集了革命家的业绩和智慧——《任弼时选集》简介

时看到,五卅运动后,革命势力固

秦浩

《任弼时选集》(以下简称《任选》)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任弼时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有重要的地位。随着《任选》的出版，我党民主革命后期五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的选集就都和读者见面了。

一

任弼时30年革命斗争的经历，是和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全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是1920年我国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时的第一批团员。从1925年起，他先后在共青团中央、地方省委、党中央的部门和军队中担任领导工作，有丰富的组织群众指导斗争的实际经验。他从1927年5月党的五大后是历届中共中央委员，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是政治局委员，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党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之一。他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不幸的是由于积劳成疾，在1950年10月患脑溢血症早逝，时年46岁。

《任选》收入了任弼时从1925年到1950年间的47篇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共32万字。在32篇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有在党的重要会议上的讲演和发言，有为党中央起草的重要文件，有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就某些问题提出重要意见的信函，有珍贵史料价值的记事手稿等。《任选》凝集了任弼时在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方面的业绩和智慧，反映了他参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推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展的一生。

二

任弼时较早参与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当中国革命发展到历史性转折和发生重大事变时，他在党的重要会议上都有发言。这些发言收入了《任选》，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具有的战略远见和策略思想。

八七会议前后，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第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任弼时是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领头人之一，早在“四·一二”大屠杀后召开的党的五大和团的四大会议上，以及以后的中央会议上，都曾批评过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任选》收入了《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和《党的政策与反机会主义的经过》两文，前者是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批评陈独秀只作上层工作，害怕群众，没有进行土地革命的决心；后者是准备在六大的发言，指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主要表现在土地革命、国民党和工农武装三个问题上，并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由北伐到武汉反动时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时期，但因党始终是退让，没有独立的阶级政策，不信赖群众力量，不坚决领导土地革命斗争，以致不能取得小资产阶级群众。蒋介石反动，使中国革命受一次大的打击；武汉反动，更铸成革命部分的失败。”任弼时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批判和总结，对于我党确定土地革命时期的工作总方针，对于抗战时期在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都是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的。

从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统治，转变为实行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第二次历史性转折。《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和国共合作的前途》一文，是任弼时在1937年3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他分析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引起的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动，以及我党提出建立统一战线后的影响，指出基本趋势是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他又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还在引诱南京政府，民族资产阶级害怕真正的革命，亲日派还未受到严厉的打击，拥有实力的蒋介石还未脱离中间立场，因此要巩固国民党表示的接受我党主张的转变，并使之向前发展。他指出，在这种形势下建立的国共合作的前途，有两种：第一种是好的前途，即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我们占优势；另一种情况是在实现抗日后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而排挤我们，那前途是不好的。而要想取得好的前途，主要靠斗争，靠巩固我们的武装，争得民主权利。他预见到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艰苦复杂的，国民党一定要到处限制我们发展。任弼时的分析，对于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是有原则意义的。抗战开始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党内发生严重分歧时，他始终坚持上述观点，并以中共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的身份，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他用丰富的材料，有力地说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抗战方针是正确的，获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这对我党能够胜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是很重要的。

抗战胜利的前夜，面临着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和平与战争之抉择的重要关头。任弼时在七大期间写的发言稿《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一文，以两种可能、两手准备和一个手段的指导思想，明确地回答了这个尖锐问题。他指出我党建立24年，抗战8年，奋斗目标就是要实现新民主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毛泽东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是一种决胜负前的过渡局面。如能避免内战，用和平民主的方法建立新中国，对人民是有利的。但是国民党反动集团要坚持它的独裁统治，目前实行积极准备内战的方针，英美的政策也鼓动蒋介石打内战。因此他指出，“我们必须有充分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以应付和平或战争的两种可能。但无论是争取和平，或者以战争制止内战，都决定于我们力量之更加增强，力量中最主要的是军事力量。“有力量，再加上政策正确灵活，就能战胜敌人，维持和平，说话有人听，办法能实现。”局势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全党顺利地转入解放战争时期，并很快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1949年3月，我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时，又面临新的历史转折，即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任务已经到来。任弼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着重阐明他一贯强调的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基本意思是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首先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但是为了发展工业，不仅不能放松而且还要加快发展农业生产。他说：“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独立自主”，“单有军事上、政治上的条件，没有经济上的条件，没有工业的发展，要想转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过去‘左’倾错误也在此”。任弼时的这些分析论断，今天读来还是很有启发的。可惜的是，他没有能够参加这一历史性任务转变的具体实践。

三

任弼时的革命实践活动是多方面的。《任选》主要反映了他对青年工作、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指导土改、整党工作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建树。

任弼时是我国青年运动的早期领导人，青年团工作的奠基者。《任选》开卷篇《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一文中，对共青团的建设提出了三条最基本的原则：一是团的组织要能联系群众，二是团员对共产主义要有正确的认识，三是团的工作要按实际情形运用经验和理论。不久，他又强调团的工作必须青年化群众化。在这些正确思想指导下，共青团很快由偏重研究性的小团体发展成能领导群众进行政治斗争的组织，在五卅运动和大革命中发挥了积极带头和桥梁作用。在党组织弱小的地方，团实际上领导了群众的政治斗争。共青团还将大批优秀团员输送给党，这在当时，对发展革命运动、壮大党的组织和增强党的领导力量，是有重大贡献的。《提议建立青年团的两次讲话》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两文，对30年的中国青年运动和建团以来青年工作的历史经验作了基本总结，主要的是：团的性质是政治性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保证党对团的正确领导，是青年运动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团的基本任务是团结教育整个青年一代，为实现党在各个时期的历史使命而奋斗；在团内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学习是所有不同职业青年的共同的特殊重要任务和中心活动；团必须研究青年的特点和时代特征，采用一套适合青年特点的工作方法，否则团就不会有发展前途。任弼时对青年工作的这些经验总结，今天仍然是团的工作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1934年8月，任弼时身负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率部先遣西征。与贺龙率领的部队会合后，又任红二军团政委。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为组建红二方面军奠定了基础。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对实现三个方面军大会合，胜利结束长征，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目前湘鄂川黔边区的战争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和《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与教训》两文，详细记叙了1935年1月至8月红二、六军团反“围剿”斗争从动员到取得胜利的经过，并根据遵义会议确定的新的作战方针总结了经验教训。《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是一篇很有史料价值的手稿。阅读这三篇著作，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红军指战员的智慧才能和英雄气概。《红二军团当前的建设任务》一文，批评和纠正了原湘鄂西分局轻视政治工作的错误，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要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提高指战员的素质，为红二、六军团建设提出了正确方向。

任弼时曾长期分工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是我党较早研究经济建设的领导人之一。《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一文，是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著名党内演讲。他阐发了“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陕甘宁边区现在已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党和政府就应该把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他根据边区生产力水平和以个体农业生产为主的特点，以及需要继续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政策作斗争的形势，提出把经济建设的重点首先放在发展农业生产上，要求达到完全的自力更生；把公私兼顾、互助合作规定为一条基本方针，在管理中推行包干分红的办法，以促进公私企业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提倡节约，备战备荒，指出节约不是减少必需的消费，而是要克服浪费，特点是要避免由于政策错误而产生的巨大浪费。他强调贸易、金融、财政工作是组织好整个社会经济的重要环节，在这些方面的政策错误会引起社会经济的紊乱。他在《时局的发展和边区的任务》和《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两文中指出，政权的民主建设是与经济建设紧密联系的，民主建设的进程和完善程度，有赖于经济建设的发展水平，党和政府领导人民改善和提高经济文化生活，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使民主政治的内容更加丰富。《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一文，阐明了发展解放区经济实力的重大意义和应循的基本方针，提出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可以吸引国民党区域的民族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来解放区经营工商业。他用自己的深入调查研究的行动，对制定财经工作的政策方针必须从实际出发作了示范。

任弼时正确指导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和整党工作，坚决纠正“左”的错误倾向，是声誉卓著的。早在1947年11月，他在《关于解放区政权和新富农政策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中，就提出对新富农的选举权和土改中的土地财产的处理，与旧式富农应有所区别。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和党中央的采纳。《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和《对晋绥土改整党工作的意见》是两篇名著，体现了任弼时的在革命越是胜利进展时越是要注意政策的光辉思想。他全面分析了当时土改和整党中“左”的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提出了纠正错误的政策界限，阐明了我党正确对待敌友我三方面的策略思想，即：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打击对象缩小到最少限度，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以迎接胜利的到来。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永远牢记的。

任弼时是我党的组织家，在各个时期都关注着党的组织建设，从思想上、组织上，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上论述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和秘密工作》和《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中心工作》两文，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著作。前者解决大革命失败后城市党在组织形式上如何适应斗争的需要，其中提出的一些秘密工作原则，如支部分小、单线联系、利用合法、争取群众等，在白区党的工作中是长期适用的。后者是解决在建立了政权的革命根据地条件下党支部的工作规程，以及如何加强对政府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工作。延安整风运动中，任弼时是毛泽东的重要助手，对党的建设有多篇论著。《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一文，阐明了党性的锻炼和修养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指出每个党员要从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方面自觉地进行党性锻炼和修养，这对建设一个坚强团结统一的党是有长远意义的。在《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一文中，针对当时党处于分散的独立作战的情况下，容易产生分散主义和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阐明了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必要性，要求全党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同时，他也明确指出，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是靠党直接向各组织下这个命令那个命令，更不是包办代替，事事干涉，而是要靠党的主张的正确性，靠党员的积极性和模范带头所产生的领导作用。任弼时在《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等文中，十分强调扩大党内民主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党内民主扩大了，才能推动和扩大人民民主，让党员群众和劳动人民批评监督领导机关，才能克服官僚主义的坏作风。任弼时对党的建设的这些论述，在党内曾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

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任选》反映出了他的这一发展过程。《任选》的开卷篇作于1925年，说明任弼时当时已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但1928年的《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一文中，对当时革命形势的总估量，引述了党中央决议上的“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的错误观点，并认为这种估量是“非常的正确”；在《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要求各级党委“以多量的精力去创造城市工作的基础”，在宣传鼓动上要求“组织飞行集会”，要湘鄂赣粤四省“推进全省总暴动的布置”等，这些观点、要求和方法，历史已证明是不正确的。但瑕不掩瑜，总观全文，前文的重点是批评“无动不暴”的错误观点，后文的重点是纠正城市农村具体工作中的盲动主义错误，两者都指出暴动是要有群众条件的，要求首先做好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因此两文对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都起了好的作用。《任选》中的这些历史痕迹，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党对革命形势是高潮还是低潮，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对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发展不平衡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还都处在认识过程中。

即使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具体实践中也难免有失误，问题在于对错误有没有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这是衡量一个革命家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一文中，任弼时承担了他主持湘赣工作期间曾执行某些“左”的错误政策的责任；在《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一文中，他严格要求自己，说：“在过去党内领导犯三次‘左’倾错误时期中，我都参与成为积极的执行者，错误的性质都是偏‘左’”。《任选》中的这些自我批评，不仅无损于任弼时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加正确、全面和深刻地了解任弼时，认识历史的真实；有助于我们唯物辩证地学习历史文献，了解革命史，学习毛泽东思想。

《任弼时选集》内容很丰富，是我党的一份重要历史文献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思想理论方面的贡献，是我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任选》的出版，能够帮助广大读者特别是中青年干部和党员，学习老一辈革命家在寻找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中的求实精神和创造性实践，懂得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成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这对于我们今天参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进行各项改革，是很需要的。

(原载《人民日报》1987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