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选集》编辑记事
《任弼时选集》编辑记事
之一
章学新 肖华光 蔡庆新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他从1920年投身革命到1950年病逝，毕生奋斗30年，不仅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思想理论方面留下了许多宝贵财富，成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编入《任弼时选集》的47篇文稿，是从我们广泛收集到的文电、记录中，经过反复研究后选定的。其中2/3未公开发表过，共32件。
选编党的领导人的文集，是极其严肃的工作，要求我们尊重历史，精选精编，严细考核；准确而有重点，全面而不重复。这里，将我们在选编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和编辑的办法，向读者汇报，与同行交流。
(一)由五个通告到三个通告
《关于共青团工作的三个通告》(1925年7月至11月)一文，初选为5个通告，定稿时抽去2件，保留了3件。
五卅运动后，以任弼时为首的团中央，为发展革命实力，壮大共青团的组织，反对戴季陶主义，维护学生组织的团结和统一等，先后发出了一系列通告。我们收集到由任弼时签署的共12件，初选5件。这些通告均找不到手稿，其中的3件由任弼时单独签名发出。另两件是：通告第95号，内容为加强宣传工作，反对戴季陶主义，由任弼时与宣传部主任恽代英联名签发；通告第109号，内容为争取学生组织的团结和统一，与学生部主任林育南联名签发。当时团中央明文规定，各项通告信件均由各部委员、书记负责签名方生效。
联名的文稿应否编入个人的文集，看法不一，出版界各陈利弊。如有作者的手稿，或有其他材料足以证明起草人，据此入选是顺理成章的。但别无他据而收入其中一人的文集，是欠妥的。
《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对其中的一个重要原理尚且郑重声明：“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其严谨的态度令人敬仰。联名文稿若考查不清，不能轻易归属个人著作。“掠人之美”，断非作者所愿，编入《选集》，自当更加慎重。所以在《任弼时选集》最后定稿时，我们抽掉了2个联名通告，入选3个通告。
(二)代拟的文件，选必有据
我党的许多领导同志，有亲自动手起草文电的优良传统。有的文电是对本人主持的工作的意见，有的是秉承组织委托草拟。此类文稿，以组织名义发布，收入个人文集，必须有作者起草的手稿，或查清起草的情况，有充分理由判定起草人。既无手稿，起草过程又不甚清楚的，均不宜作为个人著作收入文集。《任弼时选集》中，由他起草而以组织名义发布的文稿有4篇，均未找到手稿，但查有实据，故收入选集。
《纠正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一文，是党中央和团中央的联合通告(党中央通告第19号，团中央通告第6号)，1927年12月6日以“CP中央保和、CY中央宗钰”的代号签署发出。当时，正是党的八七会议之后不久。团的部分干部因大革命失败后开展工作困难，以及在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斗争中方法不当，滋长了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的错误观念。11月，任弼时主持召开团中央扩大会议，迅速加以纠正。11月27日，他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汇报了会议情况，12月6日，中常会记录中，任弼时说：“我写的通告大家都看过”，并对草稿内容作了说明。接着，参加会议的瞿秋白、周恩来、陆定一、李维汉等发言。最后，主持会议的瞿秋白说：“总起来可以加几点”，主要是要对先锋主义的历史根源稍作分析，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时，团要站在党的立场，团的工作要进一步群众化，防止冒险主义。会议决定，通告“由秋修改”。据此，当可断定通告为任弼时起草。收入《任选》时，我们在题解中说明经瞿秋白修改定稿。
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期间，中央决定由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三人留守在国内，主持党中央的工作。从4月底到9月，任弼时代中央起草了一系列通告和信件，编入《任选》的有3件。
《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和秘密工作》是中央通告第47号，5月16日第33次中央常委会记录：“组织通告(弼起草)”，并决定仍“交弼修改”。5月18日定稿发出。
《对黄色工会的策略》是中央给江西省委的复信，5月18日中央常委会决定“由弼复回信”，22日决定“修改通过”。
《城市农村工作指南》，是6月26日第44次中常委会议决定“由弼起草”，7月6日决定增加内容“交弼增成小册子”，7月26日通过。
这4篇代中央起草的通告和复信，虽未找到原稿，但会议记录档案完备，入选有据。
(三)保持会议记录的原貌
《任选》中，根据会议记录编辑成文的共有10篇。这类文稿，有的有数份记录可以对照，有的有作者发言提纲或亲自核阅过的记录，有的只有单份记录。我们在编辑记录文稿时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尽量保持原貌，力求存真。
由于记录详简不一，有的记录稿没有标点断句。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编辑的责任主要是辨清字迹，标点断句，核实人名、地名、数字，统一体例，补全简称略记，删削重复的字句，这是必要的，但决不增加和改动观点。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1949年3月13日)，档案中保存了会议指定的师哲、廖鲁言、曾山等3人的记录，又找到了作者的发言提纲。经过比较，我们以其中的一份记录为基础，和作者的提纲及其他两份记录，逐句对照，补必有据。
《提议建立青年团的两次讲话》(1946年8—9月)，由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提供了列席会议的李云洁的原始笔记，及后来他的3次整理稿。为了找到更多的依据，我们再请档案馆查找中央保存的记录，终于获得。我们仔细对照，发现各具特色。李云洁的整理稿是以列席会议的数位青年工作干部的笔记为依据，互相核对后整理而成，文字比较详细，且从行文中可以看出当时青年工作干部迫切希望建立团组织的愿望。而中央保存的记录，虽较轭要，但提纲挈领较全面而有分寸。我们便以两稿互补，编辑而成。
记录稿是通过记录人的听觉和理解形成文字，和作者的手稿、原作有所不同，语言风格也不一定能充分反映发言人的特色，但它毕竟是现场实录，接近原义。党的领导人在正式会议上的讲话，工作总结和指示，是当时工作的依据，言出行随，已成历史。我们在编辑时，力求保持记录原貌，就是尊重历史，维护文稿的政治严肃性。
(四)一份手稿的查考
《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5年)是任弼时的一份手稿，从内容看，像是他在党的七大会议上的发言稿。我们查阅七大的日程，任弼时除了在主持开幕式时有一讲话外，并无大会发言；再查小组会议记录，也未见有手稿中的内容；访问与会的老同志，均不记得有这个发言。
政治家的文稿，是他政治活动的记录。一份没有发言的发言稿，作为研究任弼时思想的材料是非常可贵的，但作为正式文稿编入选集，还应进一步查核清楚，不应轻率断定。为此，我们向中央档案馆查询，得悉这份手稿已归入党的七大档案第37卷，卷内同时存有毛泽东的开幕词，任弼时和邓发等同志的发言稿3份，材料2份。这个事实说明，任弼时的这份手稿，不是酝酿思考过程的笔记，而是作为正式意见提交了大会，是一份表明他的政治见解的文稿。据此我们将其收入了《任弼时选集》。
(五)“名篇”哪里去了?
朱德在《悼念任弼时同志》一文中提到，任弼时有4篇影响较大的著作，其中之一是《关于整党问题给晋绥分局的信》，冯文彬的纪念文章中也提到了这封信，但中央档案馆久查未得。函询在中央工作的有关同志和当时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李井泉，均无结果。我们函请山西省档案馆查找，又专程派人去四川查找，均未找到。
“影响较大”的著作哪里去了呢?我们扩大查找范围，请中央档案馆及有关单位提供中央和晋绥分局1948年关于整党问题的来往文电。1984年7月，中央组织部提供了8件。其中有1948年5月8日和6月28日《中央关于晋绥整党工作的指示》两件。我们仔细阅读并和任弼时同一时期的调查笔记相对照，发现《指示》和笔记对晋绥地区党的基层组织的估计和有关工作的意见是一致的，文字风格和习惯性的用语和任弼时有许多相同和相似之处。
任弼时当时的秘书丁农看了5月8日的《指示》复印件后，答称：“据我判断，是弼时同志起草的可能性极大。现由有三：(一)当时弼时同志分管组织部(整党)的工作；(二)指示中一些重要观点我曾听到弼时同志谈论过；(三)从文章的风格看，也很像弼时同志手笔。”“6月28日的指示，我判断亦是弼时同志起草的。”
当时中央机要室的秘书李智盛认为“两个指示都是任弼时同志起草的”，理由是“弼时同志当时在书记处分管土地改革工作，在一段时间内，中央有关这方面的信、电，多半是弼时同志起草的”。
冯文彬则答复说：“这封信我是肯定看到过，当时是什么形式我就记不清了，我的印象是以中央名义发的。”并说：“这两个指示内容，写法都很象是弼时同志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文风，弼时同志写问题是一个一个分开写，一层一层分析很细。”
《指示》中提到，“代县县委书记郝德青同志认为一般的超过党支部去进行土改的办法并不见得要比经过支部为好。”我们访问郝德青，了解上述意见是否是他直接向任弼时汇报的?郝德青回忆说：“大概是(1948年4月)4号早起……我在县委后院散步，碰到了弼时同志，就在那坡上，坐在石头上聊起来了，聊了一个多钟头”，“当时就是我向任弼时同志谈的，秘书在旁边站着。”
根据上述访询，我们认为基本上可以判定这两个指示是任弼时起草的。
为了排除由别人起草的可能，我们又从档案中查到了两个《指示》的誊清稿。5月8日《指示》的誊清稿上，有任弼时修改的字迹，由毛主席核定发出；6月28日的稿上，除有任弼时修改字迹外，还有刘少奇的批语：“弼时同志，此件又看了一遍，只有一点还需要□□望很快发出。”
至此，我们和李智盛、丁农两同志共同鉴别誊清稿。他们都说：“这两个指示的修改稿是我们两人誊写的，是根据任弼时同志的手稿誊抄的，抄好后送给中央几位领导人修改。”
为核实名篇的作者，我们历时一年多，先后访问了13位同志，终于查清了“影响较大”的著作就是任弼时为中央起草对晋绥整党工作指示的两个文件。
(六)尊重历史，瑕不掩瑜
选编领导人的文集，主要是反映他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建树，入选的文稿，应是经过历史检验正确的内容。但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曲折性，作者认识的局限性，有的文稿常常带有错误路线时期的某些提法，这是正常的。问题在于通观全人全文，区别树木和森林。《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1928年1月)和《城市农村工作指南》(1928年7月)两文，都成于八七会议之后，党的六大决议传达之前，当时全党对大革命失败后策略上需要有秩序的退却，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正在认识和转变过程中，因此，文中对形势的估量援引了盲动主义时期的提法：“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和“召集工人飞行集会”，“推动全省总暴动”等不适当的做法，但通观全文中的基本思想，则是反对“无动不暴”的冒险主义，强调深入发动群众，注意暴动的群众基础。文稿对于纠正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是有历史作用的。为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保留这些历史的痕迹，是瑕不掩瑜的。
《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和《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两文中，任弼时对三次“左”倾错误时期所受的影响，严格要求自己，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我们保留这些内容，既是尊重历史，也是反映出作者在政治原则问题上的郑重态度。丝毫不会损害作者的形象。
之二
编辑整理已故党的领导人的文稿，既是史的范畴，又是政治理论工作范畴的严肃工作。《任弼时选集》中，最早的文稿成于1925年，距今已53年，文例词例已有一定差别，文中涉及的人物、事件和某些观点，也随历史的推移有所发展。特别是保存下来的文稿，有的是在白色恐怖下或戎马倥偬中仓促写成的，其可珍贵处在此，难免的粗疏也在此。要使编辑工作科学化，编辑人员须具有较多的理论知识和党史、近代史知识，较好的辞章修养，并且还要有一点校勘、版本、考证方面的常识。更重要的是要有严谨不苟的政治责任心和足够的耐心、耐力。我们编辑小组是在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中完成编辑任务的。现将一虑之得、一孔之见举例纪事如下，请读者和同行匡正。
(一)“反郭拥胡”的投机倾向何所指
《怎样布尔什维克化》(1925年)一文中，任弼时指出，许多同志自以为明白主义，一旦遇到实际问题，便作出违反主义的行为，文中举例说：“近来南京同志反郭拥胡的投机倾向”，“都是在主义上缺乏正确认识的表现”。郭、胡何许人，“反郭拥胡”为什么是“投机倾向”?就文论义，一时难于理解。后来，仔细阅读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的一系列文章，查阅《民国大事日志》及《民国人物小传》，才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
郭指郭秉文，原任南京东南大学校长，恽代英批评他是阿附军阀齐燮元，反对学生过问政治的人。胡指胡敦复，原上海大同大学校长，是“只要读书不要国家社会的‘学者’”，孙中山逝世时，“独有他的大同大学连这种追悼会也被禁止”。1924年11月，军阀段祺瑞上台后，先后罢免京兆、四川、江苏、察哈尔、山东、浙江等省的教育厅长，1925年1月6日，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也因后台齐燮元下台而被段祺瑞下令免职。拥郭的东南大学校董会及部分教职员强烈抵制。3月9日，段祺瑞聘胡敦复为东南大学校长，被学生殴打出校。4月20日，段祺瑞修改《国立大学条例》，正式任命胡为校长，并将部分拥郭排胡的教授停职，一时酿成严重风潮。
在东大易长事件中，一部分学生拥郭排胡，另部分则反郭拥胡，两派公开辩论，互相争执，造成学生内部分裂。事实上郭、胡各有后台，他们的进退，纯属军阀、官僚、政客内部之争，党团组织不问背景，不把学生组织起来，参与校务，为学生权利奋斗，而卷入派系，为郭为胡奔走呼号，所以，任弼时批评是不明白主义的“投机倾向”。查清文稿中提到的人物、事件及其背景，是文献编辑工作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望文生义，或把问题遗留给读者，都是粗枝大叶不负责任的表现。
(二)一个不合逻辑的刊期的订正
《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一文发表于1925年第81期《中国青年》，原刊未标明成文日期。刊物的发行日期标为“中华民国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这显然是错的，因为惨案发生于5月30日，文章不可能写在事件发生之前!后来《五卅运动史料》一书的编者改为6月23日。
当时的《中国青年》是周刊，正常情况下，第81期应是5月23日发行。但据编者在第87期《敬告读者》称，“从81期起，一切印刷发行与经济事项概由本社自理，与上海书店无涉”。从此以后，发行期就不规则了：82期7月18日发行，与81期相隔55天，83期与82期相隔5天，84期与83期只相隔2天。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印刷困难，这是难免的，但断定第81期为6月23日发行，没有确凿的根据。
我们无法判定文章的写作日期和第81期《中国青年》的具体发行日期，只能判断月份。
5月可以排除，因为事件刚于30日发生，各界抗议活动方起，抗议的条件尚来不及提出。6月是有根据的，因为中共中央告民众书发布于6月6日，团中央的告全国青年书和告全世界工人书发布于6月13日。但必须排除7月发行的可能性，才能断定6月。
我们细读文稿，再作分析。文中几次提到五卅惨案后，上海各界实行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这是5月30日晚党团中央分别号召的抗议行动。6月1日，上海工人10余万人罢工，5万学生罢课，绝大部分商人罢市。至6月23日，上海商人单独宣布复市，退出“三罢”，6月23日后，就不存在“三罢”了。文中还提到“最近半年的上海、青岛、武汉之罢工”，但没有提到6月19日香港25万工人的大罢工，也没有提到6月23日英法等国武装镇压省港工人酿成的“沙基惨案”。如果任的文章成于6月23日后或7月，则不可能不提到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根据以上史实分析，我们断定文章成于上海商界尚未退出“三罢”，“沙基惨案”尚未发生之前，上限为6月1日，下限为6月23日。由于具体日子尚无根据断定，所以《任选》中标为：1925年6月。
(三)《列宁全集》以外的一条引文
《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发表于1928年1月《无产青年》第4期，文章在阐述组织暴动必须审时度势，掌握时机时，援引了列宁在决定彼得堡武装暴动的日期时的一段话：
“十一月六日太早，我们应当有一个全国的基础才来暴动，六日大会的代表不能到齐(七日是全国苏维埃大会期)；另一方面十一月八日又太迟，那个时候大会已组织好了，很难有一个很大的有组织的群众采取最敏捷坚决的行动。我们应当在十一月七日发动，那天大会将开会，我们可以对大会说，你们有了政权怎么做?”
我们查阅《列宁全集》，未找到这段话。后来在《无产青年》第5期《列宁在十月革命中主张和言论的一致》一文中，找到了含义一致但译文不同的这段话，作者附言：“此篇取材于美国雷·约翰著的《惊天动地之十日》一书。”我们循此线索，找到了1957年和1980年的两个中译本，书名为《震撼世界的十天》，是根据1934年纽约国际出版公司和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的版本翻译的。作者约翰·里德，美国记者，十月革命后在苏联采访，1919年3月，在美国出版此书。9月重去苏联，年底，列宁为此书写了序言，列宁写道：“我以极大的兴趣和不懈的注意力读完了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我衷心地把这部著作推荐给各国工人。”并赞扬作者“对于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事件，作了真实的、异常生动的描述”。这篇序言后来收入《列宁全集》(第36卷第542页，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
鉴于列宁“以不懈的注意力”读完了这本书，并热情地加以赞扬，任弼时文章中的引文，虽然未见于《列宁全集》，但是，这段话的根据是确凿的，列宁也是认同的。任弼时是懂俄文的，而我们又没有找到解放前的中译本对照，既然文义是一致的，为保持历史文献的原貌，除了统一文字体例外，我们不作改动，以新的译文作为注释，以资对照，并加说明。
(四)版本互校，增删有据
《山西抗战的回忆》(1938年1月2日)一文，有6个版本，1938年1月13日至16日，汉口的《新华日报》最先连载。《新华日报》当时是中共长江局领导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蒋管区办的唯一公开的日报。1月28日，延安的《解放》杂志，和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在西安办的《前线》杂志同时刊登。此外，还有3个版本。
我们将6个版本互校，并与作者手稿核对，发现文字上有两处出入：
一是文中阐述日寇进攻娘子关时，八路军派主力协同友军作战，原文“但在部队尚未到达预定地区以前，娘子关、旧关已被敌突破”，《前线》杂志在中间增加了“虽经友军猛烈抵抗”一句，《新华日报》、《解放》杂志没有此句。
二是在阐述抗战军队应正确处理统一指挥和见机而动的关系时，指出高级指挥机关对前线指挥员“稍有过失，则不应责之过甚”。《新华日报》删去了这句，《解放》和《前线》维持作者手稿的原貌，没有删。
3种报刊均是有代表性的公开出版物，个别文句有增删，应以哪个版本为据呢?
我们先查核史实。对娘子关、旧关失守的情况，延安时事研究会编的《抗战中的中国军事》载：10月“14日西进至苇泽、旧关之敌均为我击退”，18日至22日入侵旧关之敌“被我全部包围，其给养弹药，均赖飞机输送，除大部为我歼灭之外，小部得以解围，相持至25日，几度将敌击破”。《日军侵华史实录》载：第一军团孙连仲部队扼守娘子关正面，旧关“血战三昼夜，全军伤亡殆尽，最后把直属部队工兵教导团，辎重营也都拼光了”，后几经争夺，因“娘子关侧背暴露”，增援部队“未能适时到达”，遂于10月26日失守。以上事实说明，娘子关、旧关一线友军曾与日寇争夺半月余。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领导下的《前线》杂志在文章中特加上“虽经友军猛烈抵抗”一句，是反映了公认的事实。《新华日报》和《解放》杂志是依据手稿排印，故均没有这一句。
至于“稍有过失，则不应责之过甚”一句，《新华日报》虽然删掉了，但《解放》和《前线》均照手稿原貌，未删此句。因此，我们依据《前线》的版本编入《任选》。
(五)怎样理解西班牙的“国土大若山西”
《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1938年1月22日)一文中，任弼时以西班牙人民英勇保卫首都马德里，不到一年建立起50万近代化装备的军队和军事工业为例，写道：“以国土大若山西，人口比山西只多二三百万之西班牙，而能创造如许强大之国防力量”，来论证中国扩大军事力量之可能。
查《世界地图集》，西班牙的领土面积为50.3万平方公里(包括巴利阿里及卡内里二岛)；山西省的面积则为161842平方公里，相当于西班牙的31%。战前西班牙人口为2504.3万人(1937年)，1936年山西省为1147.2万人，两者相差1357.1万人。文稿中“国土大若山西，人口比山西只多二三百万”如何理解?
据《西班牙史纲(1918—1972)》(〔苏〕伊·米·马依斯基主编)载：“到1937年底，国家疆土已有百分之六十落在法西斯分子手中”，这就是说，当时政府军控制的疆土只有全国面积的40%，约为20万平方公里，稍大于山西。《史纲》又说到1939年2月，“共和国只剩下约占全国领土四分之一，人口约一千万(其中约二百万是从佛朗哥分子占领区逃出来的难民)的中南部地区了”。至此，我们理解了任弼时文中所说之西班牙“国土”面积和人口均指当时政府军实际控制部分而言，并非西班牙全国情况。“大若山西”之说也就可以成立。
(六)重在查核，切忌轻断
有同志告诫我们，整理历史文献是“深不见底”的工作，切不可大意。这确是经验之谈。选编一篇政治文稿，编者不但应该弄清它的历史背景、理论观点，而且对文中的史实、数字、引文、字句等均应认真考订和斟酌，慎重处理，稍一疏忽，就可能出现差错。
《为彻底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斗争》(1940年7月16日)一文，我们收集到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和《八路军军政杂志》两个版本，并有原作的誊清稿，三者互校，均未发现问题。文中援引了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的若干文句。我们与《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的原文核对，发现作者在批评国民党当局“公然违反抗战建国纲领所指‘捐弃成见’、‘破除界域’的方针”，制造国共两党摩擦时，所引“破除界域”的“界”字，《抗战建国纲领》的原文为“畛”字，即“破除畛域”。《小尔雅》云：畛，界也。望文生义，似亦可通，但《现代汉语词典》、《辞海》中均无“界域”条，只有“畛域”条，解为“范围、界限”。可见原来誊抄的底稿就有差错，当年的编辑也没有校出。我们如果望文生义，也可能滑过去了。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49年4月12日)一文中，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的著名讲演。《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发表任弼时这个报告时都说毛泽东的讲演是“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四周年大会上的讲演”，即是1943年的讲演。我们遍查1943年延安的报刊，均未见毛泽东有此讲演，再查毛泽东的文档，亦未得。于是再查作者手稿，原来手稿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的讲演”，显然是《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排校时产生的错误。若不反复查核，几乎又将以讹传讹了。
(七)“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提法改不改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1944年4月)一文中，在分析解放区农村互助合作经济时指出：合作经济“是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并非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
1944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也使用“新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说，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也不是老资本主义的，是新资本主义或者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提法后来有变化。因为有人写文章称：新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方向和内容。这就曲解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的内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按照“节制资本”的方向规定：“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等等。针对有人曲解，1948年9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新资本主义的提法，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量上是较小，但它起决定的作用。他主张名称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
“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的提法，既然后来有变化，编辑《任选》时是否应保留呢?我们请教了有关的专家和熟悉情况的老同志。据任弼时当时的秘书王发武回忆，这个提法是讨论过的，因为“惟恐有的同志将在私有基础上的合作经济错误地理解为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弼时同志在这里特别指出它的性质，引以为戒”，“以免引起对战略阶段认识上‘左’的混乱”。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自1848年2月在伦敦出版后曾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到1893年译成意大利文出版时，恩格斯先后写过7次序言，尽管有些认识发展了，但他没有改动原文，两次在序言中声明：“《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革命导师的严谨态度给我们极大的启示，因此，我们决定保留任弼时文中新资本主义的提法，既尊重历史事实，也可从中看出认识的发展。
(八)有“数”必核
准确的数字是分析和说明问题的依据。旧中国统计工作落后，基本数据往往不准确。战争年代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规定在公布战绩时“一律不准扩大”，以免造成虚假作风，对敌人引起轻视，对外界引起怀疑。核实政治文稿中的数字，是使文稿精确、科学的重要一环。
数字有两类：一类是约计数，用来对客观事物作估量，如“解放区的人口已达二万万以上，在包括一万万人口以上的地区之内，已经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它不是精确的绝对数，只要符合情况即可；另一类是用作定量分析的绝对数和相对数，必须认真查对、检核。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1944年4月)一文，既是一篇阐明方针政策的重要讲话，又是一篇定量分析的科学论文，分析事理言必有数据。文中列表格7张，既有绝对数，又有相对数。其中的表4、表5，为农户蓝凤城1941—1943年收支对照和1942、1943两年总支出的情况。作者剖析典型，说明边区农民收入的增加，生活必需品的自给程度，以及向边区内和边区以外购买消费品比重的变化，表格中许多数字相互关联并交错运用。但仔细核对，数据有若干矛盾。我们第一步是核查绝对数，包括总数和分项数之和，重新计算百分比；第二步是以绝对数检验百分数，以百分数复核绝对数；第三步是分析引起数字矛盾的可能性。终于发现产生误差的原因：一是数字错位，如4.359误作为4.395；7.314误作7.341。二是誊写错误，如1.576误作1.676。三是百分比计算不准确。据此，一一加以调整。核实过程中，我们认为作者提供的绝对数是基础，没有可靠的依据不得随意改动；百分比是根据绝对数计算得出的，发生误差，是属于技术性的，绝对数核准了，百分比的误差是应当加以修正的。
其他文稿中的数据，如抗战前全国棉田亩数，华北棉田数，美棉进口数，日寇在东北经济掠夺数等，均参照大陆和台湾省的出版物，国民党当局的官方公报一一核对。各历史阶段的党员数，党员中青年、妇女、工人的比重，则依据中央组织部的统计数加以核定。
(来源：《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