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与中国革命的几个基本问题

任弼时与中国革命的几个基本问题

张静如

任弼时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在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从中国革命的几个基本问题的角度,对任弼时的思想、观点做些分析。

一、革命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取得胜利,这已被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所证明。任弼时是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他在参与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理论的学习和宣传。比如,在大革命时期,他翻译过列宁的《中国的战争》,发表过《马克思概略》、《列宁主义的要义》。在文章中,他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他强调:“马克思的宇宙观,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的科学柱石,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是研究无产阶级胜利方法和条件之科学。”“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去研究一切学问,方才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解答。”不仅如此,他在1925年4月发表的《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一文中,还提出了“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的命题。当然,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必须结合实际的思想,并不是任弼时首先提出来的,在此之前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早已有过类似的表述,不过,任弼时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很具体,使人看后容易明白。他指出,有许多同志满足于做一个“模仿主义者”。他们往往会说,某个国家那样做,我们不妨照例去做;或者说,马克思和列宁教导的,不会错,照做就可以了;在和党外人士辩论时,别人说到中国的情况,就无辞可答。这些都是只顾原则,不管实际的表现。任弼时强调,尤其在同敌对思潮进行斗争的时候,只讲原则不讲实际是无法战胜的。“要求反对之有力量,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庶可得到思想上的胜利”。

不做“模仿主义者”,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道理上讲明白容易,做起来则很难。任弼时在道理上明白这件事不算晚，可在实践上却一度出现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情况。1931年4月,任弼时到达中央苏区。11月1日,他参加了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起草了《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其中,批评了“狭隘经验论”,说它是一种“反理论的倾向”,这显然是针对毛泽东的。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任弼时的批评是错误的,因为毛泽东并没有反对学习理论,而是反对脱离实际。毛泽东说得明白:“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可惜,任弼时没有看出来,反而认为是一种错误。

然而,任弼时毕竟是力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对苏区实际、全国实际和毛泽东本人的进一步了解,逐渐改变了看法,提高了认识。此后,任弼时与毛泽东在工作上相互配合,十分默契,特别是毛泽东负责领导全党工作之后,任弼时成为毛泽东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在整风运动中,任弼时还不断检讨早已过去的错误,反映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真理面前的严肃认真态度。也是在整风运动中,任弼时通过学习,通过对历史问题的反思,思想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他在1943年写的《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中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从这些学习中能够得到方法,得到经验,去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这就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二十二年来,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就是用这种方法创造了一套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并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增添新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只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这些话很有分量,确实是发自肺腑之言。

因为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

二、革命的领导党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任弼时一贯重视党的自身建设,把它看作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保障。早在1933年,他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就特别注意抓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他多次领导党的自身建设工作。在工作中,任弼时对扩大党的组织、增强党员和干部的党性修养、改进领导作风、扩大党内民主、反对宗派主义等问题,都有很深刻的分析,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尤其强调革命的领导党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翻开《任弼时选集》,可以看到有多处使用“实事求是”这个概念,反映任弼时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非常重视的。在任弼时看来,只有在党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才能取得好的成绩,才能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比如,任弼时在论述边区生产建设问题时,提出要“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去解决生产建设中的许多具体问题”。他说,延安地区在解决移民开荒、劳动互助、妇女纺织、合作社等问题中,能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结果人口增加了，生活富裕了。如果边区的党政机关都能像延安一样,“那么全边区的人口会比今天更加增多,边区人民的生活会比今天更加富裕”。他还举机关办工厂的例子说,办工厂总是先赔本,后才获利,因为人们没有经验,不了解客观经济规律。所用的办法,不符合客观实际,也就是不能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我们往往用建设军队或建设机关的方式来建设工厂,用了一大堆不从事生产的工作人员,如厂长、副厂长、指导员、管理员、采买员、勤务员等等一大套,应有尽有,比直接参加生产的人还要多。或者是把都市中大工厂的设备应用到我们小规模生产里来,致使成本过大。或者是强调自觉遵守纪律,反对严格管理,致使劳动纪律松弛。赔了本,受了教训,才会想方法改进,逐渐使其走向正轨。”任弼时特别指出,搞经济建设就要制定计划,而制定计划不能凭主观臆想。他说:“我们不应当以主观的态度去从事工作,制订计划;就是要我们在订计划、写决议的时候,必须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按照实际可能的条件,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经验去决定我们的政策和方法。”任弼时强调,订了计划,就要执行,在执行中一定要随时检查,“只有经过经常的实际的审查,才能够发现我们原订的计划是否有主观主义的成分,是否真正是从实际情形出发的”。这就是说,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又如,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任弼时提出要用历史观点看问题。这就是说,“不能够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历史问题”,而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分析。这样,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问题,正确地符合实际地总结出经验。任弼时举例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总结过去的历史,就不能拿抗日战争的情况来要求过去。他说:“今天我们是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与大资产阶级共同抗日。我们不能够拿这个尺度来要求过去,来看过去,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具备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合作的条件。”任弼时认为,不仅在整体上要用历史观点看待过去,而且在具体总结经验时也要贯彻历史观点,即实事求是地分析经验教训。他说:“我们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看出错误并研究犯这些错误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哪些地方有成绩。我们不是否定一切的态度。”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必须反对主观主义。任弼时说:“主观主义者不根据具体情况,不根据群众的需要和经验而提出的‘空想式’的‘一意孤行’的主张,是不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见的。”为了反对主观主义,任弼时在谈到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时,特别向党员提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他说:“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就是说,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不要不顾实际的情况,只唱高调,套公式。不要变成公式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任弼时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要求,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深刻地论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态度,另方面则是任弼时一贯重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一贯反对做“模仿主义者”。

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

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现代化,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对此，在任弼时的思想中是一贯的。他不止一次强调,革命是为了建设。他说:“我们要告诉党员特别是干部,使他们懂得: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为着中国的解放与建设。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

能够弄明白这个道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战争年代,打仗是第一位的,这就容易忘记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于这种不正确的认识,毛泽东曾经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对于不正确的认识,任弼时也进行了解释。他在1944年4月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复述了上引毛泽东的话并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要用战争手段不惜巨大流血牺牲去破坏旧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呢?就是因为在这种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下面,生产力不能发展,以致社会经济凋敝,人民生活痛苦。而旧的统治阶级又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用他们手中的武力维护旧的统治,所以人们就不惜代价用暴力去推翻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过幸福生活。

为了加深党员特别是干部对这个道理的理解,任弼时还反复强调,如果共产党人只会用暴力破坏旧的制度不会建设新的制度,那么,即使革命取得了胜利,也会导致失败。他说:“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只会破坏旧的,而不会建设新的,如果它不能建设起新的,确实使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比以前在旧社会里要过得好一些的生活,那人民会由不满而反对它的,而它终于要走向失败。”

民主革命时期虽然以解放生产力为主,但也不是说没有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根据地内就有建设的任务。对此,任弼时十分清楚。他多次强调,在抗日根据地内,要重视建设,特别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说:“我们陕甘宁边区,今天处在相对和平环境,而且大部分地区是经过了土地革命的,没有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也比较彻底地实行了减租减息。在没有战争直接威胁的条件之下(自然我们要随时准备战争),建设边区的最基本的、最中心的而且是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动员全党领导所有的人民和部队来进行经济建设的各方面的工作。”根据地建设包括很多方面,为什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任弼时认为:“只有在经济建设有成就的基础上,文化建设事业才更利于发展,军事才更有力量,政权的民主建设内容才更能充实。”

任弼时不仅在宏观上牢牢把握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大的方向,而且在微观上参与制定党的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并努力向党员特别是干部讲解,使他们在理论上掌握好,在实践中运用好。比如,他讲我们的干部要学会经商,就强调这是一门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学问,不是一个门外汉能够很容易精通的。他引用列宁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时讲的一段话,指出要学会做生意,就要从做生意的ABC学起。任弼时的努力,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的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明确了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

四、革命胜利的关键是争取中间势力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发展全过程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使大多数中国人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使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拥护和支持革命。因此,革命胜利的关键在于争取中间势力。所谓中间势力,就是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而处于中间状态的势力,这种势力的数量在全国总人口中占90%以上。从阶级分析来看,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可靠的同盟军,但是就具体人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处于中间状态,所以,中国共产党要以极大的力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对于革命胜利的关键是争取中间势力,任弼时有明确的认识,反复向党员干部讲明道理,交待政策,并督促党员干部努力在实践中贯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并不等于工人阶级都会自觉地跟着共产党走。对于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共产党人也要努力争取,使他们懂得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才能使他们愿意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任弼时很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无论在革命困难时期,还是在革命胜利时期,他都强调党员特别是干部要到工人中去做工作,团结和依靠工人群众把工作搞好。比如, 1928年7月26日,任弼时在留守中央时写的《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提出了“建立工人群众统一战线”的策略,并把黄色工会分成四类,解剖其构成,说明争取和团结工人群众的可能。文件强调:“我们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根本意义,是统一各派工人群众斗争的行动,在斗争中去获得工会的群众。”实践证明,任弼时提出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是有利于壮大革命队伍的。可惜却遭到当时的中共中央的批评而取消。

在民主革命时期,团结和争取农民的问题,始终是任弼时极为重视的问题。他明确提出:“乡村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主要是占据着乡村,乡村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就容易搞好。所谓乡村工作,就是如何团结和争取农民的工作。做好团结和争取农民的工作是多方面的,诸如在农村中如何正确划分阶级、如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如何解决贫雇农与中农之间的矛盾、如何带领广大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如何对农民进行教育,等等。其中,正确划分阶级是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因为把阶级成分划错了,阵营就乱了。在这个问题上,任弼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进行的土地改革中遇到了如何掌握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问题。由于标准掌握不好,有些地方发生错误,搞乱了阵营,问题十分严重。为了纠正这种错误,中共中央重新印发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任弼时对此作了说明,他明确指出:“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任弼时的说明是非常正确的,完全符合列宁的阶级定义。划分阶级与阶级分析不同,前者只能根据对生产资料占有情况来划分,不能掺入别的因素,而后者则要考察政治态度等因素。任弼时强调,一定要根据正确标准划分阶级,凡是定错了的,就要立即改正。他说:“已经定错的,必须重定。要向他们说明过去是因为没有学会分析阶级弄错了的。”对于农村中的其他问题,任弼时也非常重视。比如,他强调要团结中农,不要侵犯中农的利益；他强调要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生活好起来。总之,一切都是为了团结和争取广大农民。只有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才会取得胜利。

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是发展民主革命的突出问题。作为中间势力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而要使民族资产阶级倒向中国共产党一边,在根据地、解放区接受共产党领导,在国民党统治区保持中立,关键在于要有正确的政策。对此,任弼时看得很准。他说:“在解放区经济建设上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如何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合作,来与外国资本或中国官僚资本进行严重的斗争。我们必须采取恰当的政策,主要是保障私人资本企业在解放区能够获得不少于国民党区私人企业所得的利润,使国民党区域被压迫而趋于破产的民族资本家乐于利用解放区原料、市场、劳动力和政府扶助等条件,而移置其资金机器到我们区域来开办各种企业,繁荣解放区的经济。”对于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应该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害怕私人资本发展,因而加以不适当的限制,是不对的,错误的。所以,一定要防止执行过左的政策。针对有些地方采用对地主清算的方法来对待厂方或店方,任弼时指出:这种过左错误必须及时纠正,否则必将招致解放区经济的破坏。

团结和争取青年学生以及各类知识分子,是扩大和加强革命队伍,夺取革命胜利,建设新社会的重要环节。任弼时长期负责青年工作,对青年学生的特点非常了解。他强调青年学生绝大部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是不满的,是要求民主的;他们对于反封建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也是拥护的,因为他们认识到土地改革是他们要求的民主的一个基本部分;加上“青年人热忱有朝气,容易吸收新的思想和作风”,因此,青年学生是能够被争取到革命一边来的。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努力工作的前提下,无论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在根据地、解放区,广大青年学生对革命和建设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对各类知识分子的团结和争取,任弼时也是非常重视的。任弼时认为,对于知识分子要有一个基本的看法。他说:教授、教员、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等,他们大多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们自己干的事业,是一种脑力劳动,就是说,他们靠着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谋生活,而不是剥削者。在国民党统治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经济上过着很困难的生活,政治上也很不自由,至于在科学上创造发明的机会就更少了,所以,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很不满,而对革命抱着同情或中立态度,因此,这些人是可能争取的。同时,从革命事业的发展来说,团结和争取各类知识分子也是非常需要的,特别是一旦革命在全国胜利,全面建设人民的国家,更需要大批知识分子参与。因此“必须放手争取和使用中国原有知识分子专家来替人民办事”。任弼时强调,在团结和争取知识分子工作中,一定要防止“左”的冒险政策,“那对人民的事业是有害的”。

因为把握住了争取中间势力这个关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革命才取得了胜利。

任弼时的一生,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他在参与领导过程中,由于准确地、出色地把握住上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颇有建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原载《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