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任弼时对党性理论的贡献
论任弼时对党性理论的贡献
高瑞兰
2004年4月30日是任弼时诞辰百周年。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在党内长期担任领导工作，在党的建设方面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善于进行理论概括，对党的建设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只谈他对党性理论方面的贡献。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论述任弼时对党性理论的贡献时，会涉及到党性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状况与其他同志的一些观点，以从党性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和与其他同志观点的比较中，正确评价其对党性理论的贡献。
党性概念，列宁于1895年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书中首次使用。他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其含义是指个人或组织，包括政党、社会集团等观察与处理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政治立场和与之相应的世界观、方法论。此后，列宁多次使用党性概念。目的是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巩固扫除思想障碍。但列宁当时并未对党性概念作出准确的界定，党性的内容也不够丰富，尚不具备形成系统理论的基本条件。
我们党最早使用党性概念是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在这之后包括任弼时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陈云等都多次使用党性概念，并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党性的内容。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纪念建党20周年时，专门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不仅对党性概念作了科学界定，而且使党性有了一系列相互联系又具稳定性的基本内容与丰富的具体内容，确立了衡量党性强弱的标准和进行党性教育与锻炼的基本途径。党性的理论体系初步形成。
任弼时对党性理论的贡献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对党性概念的进一步阐释
在我们党内，最早对党性概念作出界定的是刘少奇。1941年6月他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对人的阶级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党性，就是人们这种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所以人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党性：有封建阶级的党性，资产阶级的党性，无产阶级的党性等。……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这一概括不仅科学，而且符合列宁使用党性概念的原意，并获得了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的认同。如何使抽象概念具体化，使人们便于理解、掌握并自觉用其指导自己的行动，还需要对抽象的概念作进一步的阐释。任弼时在同年的10月至12月，为宣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以下简称《报告大纲》)。1942年7月，延安整风期间，他又为中央党校的学员作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长篇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和《报告大纲》集中反映了他对党性问题的基本观点。
他在《报告大纲》中对共产党员的党性作了进一步阐释，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
觉悟，按词义是醒悟，即指对事物发展规律性的认识由迷惑到明白，由模糊到清晰。所谓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就是对无产阶级的地位、作用、利益和实现阶级解放的方向、道路的认识由盲目转向自觉的过程，是阶级意识自觉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任弼时在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前面加上“最高度”，这就把对共产党员与普通群众在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上的要求区别开来了。任弼时在《报告大纲》中解释“最高度”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的内涵时，指出：应深刻认识“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我党的最高利益，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这个利益服务”，并强调“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且丝毫不受任何所谓‘要尽的义务’所驱使，所催迫，所束缚”。在《报告大纲》中还指出：“缺乏阶级觉悟、阶级意识的人，决不会表现出真正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如果党员不能培养出自己对党的利益的忠实性和坚定性，那他的所谓阶级觉悟、阶级意识，也一样会变为泡影的。”
可见，任弼时认为，共产党员的党性，是指党员对本阶级的地位、作用、阶级利益及实现自身解放规律性的认识不仅深刻，并且有为实现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最高度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所以是自觉的而不是被迫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靠外力推动的。正如《共产党宣言》讲到共产党人先进性时所说的“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党员懂得客观规律只能顺应而不能违背。这是党性表现出的自觉性和靠法律制度约束的强制性的根本不同。因此，任弼时说：“阶级觉悟、阶级意识是慢慢地教育成的、培养成的和锻炼成的。”作为党的组织，要负责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帮助其培养出高度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而党员自己则要自觉进行党性锻炼。
二、对党性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系统化的理论概括
对无产阶级党性应当包括的基本内容，任弼时最先作了系统的理论概括。他在《报告大纲》中把党性基本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并根据当时的实际，要求党员、干部从这些方面人手增强党性：
第一，“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我党的最高利益，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这个利益服务，并且要使得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这一条要求党员明确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从而自觉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第二，“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以及党的政策和策略”。任弼时认为，对马列主义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亦即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实性和坚定性。马列主义所揭示的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客观规律，即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党员要自觉为整个阶级的利益奋斗，就必须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及根据这一理论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的方针政策。这是对党员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的要求。
第三，“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活动。……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要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这反映了无产阶级胸怀全局、目光远大的优秀品质，是党员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的体现。
第四，“要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我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的各个组织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这对于任何一个党员都是毫无例外的。”无产阶级与大生产相联系，在生产中培养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团结互助精神与集体主义精神。这也是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和思想意识的集中体现。
第五，“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党是为无产阶级、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是领导广大群众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党。”这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
任弼时上述的理论概括为党性基本内容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作为理论，最基本的条件是必须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观点所构成的理论框架，而党性的基本内容则是党性理论体系的框架与核心，它是党性概念的具体化，它决定衡量党性强弱的标准和党性教育与党性锻炼的基本途径。
任弼时概括的五条基本内容是怎样相互联系的呢?从上述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党性的最高原则是实现和维护党的即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此，首先要求党员要忠诚于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共产主义事业，并自觉地为之奋斗。这是党性基本内容的核心。怎样才能使这种奋斗卓有成效，真正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实现和维护呢?应有以下几个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一是要深刻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科学理论是无产阶级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须掌握的思想武器，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条件；路线方针政策则是如何改造客观世界的行动方案，没有它或者是制定的不正确，无产阶级利益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二是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前途的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实现其自身的彻底解放，它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这种一致性，培养了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这种优秀品质也是实现其自身解放不可缺少的条件。三是必须密切联系群众。这既是实现本阶级利益的必然要求又是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四是必须遵守党的纪律。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阶级利益的实现就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完全落空。这四个方面的基本条件是实现和维护阶级利益的根本保证，也是党的奋斗目标、指导思想、宗旨、组织原则的必然要求，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的具体表现，是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的重要保证。
党性的基本内容不同于具体内容。基本内容决定具体内容，具体内容则是基本内容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具体体现。党性的具体内容非常丰富且不断变化，它与每个时期、每个阶段为实现和维护阶级利益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密切有关。如，抗日战争时期党性的具体内容就是有利于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抗日战争胜利了，主要矛盾转移了，党性的具体内容就要随之变化。任弼时同志概括的五条属于长期起作用的基本内容，具有稳定性，这就使党性理论体系的框架初步确立起来了。
三、使衡量党性强弱的依据更加明确和具体
对衡量党性强弱的标准，张闻天1940年8月在他撰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一文中作过论述。当时一些同志有“左”倾思想，对“阶级立场”、“党性”、“忠实可靠”、“清白纯洁”等方面要求的理解上，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想。针对这些问题，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我党在中国目前历史时期内的基本政策。谁能在实际上坚决执行这一政策，正确的执行这一政策，使抗战建国得到最后胜利，谁就是最有阶级立场、最有党性”。可见，张闻天认为，衡量党员党性强弱的标准是看其对待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的态度、表现及在执行中取得的实际成效。
任弼时对此标准又作了补充。他在《报告大纲》中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那么，怎样来测量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呢?他从四个方面作了具体阐释：一是“要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马列主义是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是实现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武器。只有正确理解和掌握它，才能实现和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为此，必须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斗争。否则，就很难说明这个党员是真正理解和掌握了马列主义，并以实际行动自觉维护阶级的利益。二是“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这是党员阶级意识、政治立场的具体表现。只有这样做，才能有利于实现和维护阶级的利益。三是“遵守纪律、服从组织”。这是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立场在行动中的表现。只有表现在行动上，才能证明思想意识、政治立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才能保证阶级利益得到最终实现。四是“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群众信赖我们的党，为我党的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争的精神”。党的事业即人民的事业，密切联系群众，使群众认识党的事业与自己切身利益的关系，信赖党、拥护党，积极参加到这一事业中来，使党的事业不断获得成功，最终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没有他们的积极参加，不管党领导的事业多么的伟大都将一事无成。任弼时概括的测量党性强弱的依据，结合当时的实际，明确、具体和容易把握。
上述三个方面，是党性理论形成和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说在党性理论形成和发展中，任弼时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
增强党性，提高党员党性修养水平从来是党的各项任务胜利完成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1942年延安整风时，任弼时在回答中央党校学员“为什么党性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提出”时，他在《报告》中概括了三点：首先，我党处在与民族敌人进行残酷斗争的抗日战争环境，又是处在同资产阶级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环境。这种环境使党发展壮大，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决定因素。因而，党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更需要防止敌人利用各种机会和间隙破坏党的团结。其次，党迅速扩大，由抗日战争初期的四五万人的党，扩大到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党。人数众多，成分复杂。个人主义、独立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在党内滋生蔓延，更需要通过增强党性来解决。第三，党内还存在一些弱点，像张国焘叛党这样的事件等。总之，环境艰苦，任务繁重，党迅速发展壮大又要巩固提高，这些都要求把党性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提出来。其必要性，已被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及新中国建立的事实所证明。
现在，我们党已成为一个拥有六千多万党员的大党，党的发展壮大是好事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党担负着领导人民建设小康社会和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任；还要经受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些新问题、新挑战的考验。研究任弼时对党性理论的贡献，进而在全党广泛开展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使党员深刻、准确地把握党性的内涵、内容和衡量党性强弱的标准，掌握增强党性的基本途径与方法，不断增强党性锻炼的自觉性。这有利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增强全党的团结，提高全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以便为小康社会的建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来源：《任弼时百周年纪念——全国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