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楷模
党性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楷模
秦浩
任弼时是我党的一位组织家，他对党的建设，对党的后备军青年团的建设，对党赖以进行长期武装斗争的人民军队的建设，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增强党性和进行党性教育方面，他不仅科学地阐明了关于党性的基本理论观点，而且在实际斗争和党的生活中以身作则，模范实行。在党性问题上，他堪称我党历史上一位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言行一致的楷模。
我党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极为深刻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党性教育。任弼时同志参与领导了延安整风，协助毛泽东指导了这个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巨大推进力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他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写作于全党普遍整风运动前夕，对整风运动起到了动员和指导作用。整风运动普遍开展后，他在中央党校所作的报告《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反对宗派主义》两文，回答了整风学习中提出的问题，提出了整风运动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后不久，针对当时党的建设中的问题，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理论联系实际地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讲演：内容包括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等。整风运动后期，全党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任弼时又作了《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对如何处理党的历史上的问题，提出了正确的、系统的原则。在上述一系列的文章和报告中，他提出的关于增强党性，加强党性锻炼和党性教育等基本理论观点和教育思想，对于整顿“三风”，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的觉悟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今天，在崭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正在进行全面改革，做好“四化”建设工作，认真重温任弼时在党性问题上的理论著作，仍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增强党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全体党员党性的问题，始终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同时又是具体地与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斗争环境和党组织状况紧密相联系着的。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到延安整风运动的二十年中，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有过伟大的胜利和发展，也发生过严重的错误和挫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党的肌体存在着许多弱点和严重问题。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党纠正了王明的错误，但以他为代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错误思想作风，还在继续发生影响。抗日战争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大量增加，带来了不少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正如后来毛泽东指出的，许多共产党员组织上虽然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而又艰难的历史任务；为了使党达到纲领的、策略的和组织上的统一，能够领导中国的革命斗争，加强自身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的任务，便历史地提到了全党的面前。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展开的，增强党性教育和锻炼的问题，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环节。1941年7月1日，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任弼时的一系列文章和报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释了这个《决定》体现了党中央在加强党的建设，指导党员进行党性锻炼和修养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要求。
要增强全体党员的党性，首先要使广大党员对党性有一个科学的理解。延安整风时，我党虽然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但从建党起就致力于十分紧张的、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来不及也没有条件对全党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有不少党员特别是广大基层党员，对什么是党性还很不清楚。有的认为“服从上级”就是党性强的全部表现，还有的则认为“按时到会”、“缴了党费”就是有了党性，等等。针对这些对党性理解得很狭隘、很片面的情况，《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党员的党性是“教育成的、培养成的和锻炼成的”。任弼时的这些关于党性的基本观点，对于澄清当时的一些错误观念和糊涂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共产党员进行党性锻炼和修养所必须把握住的。
《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对《决定》中指出的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违反党性原则的不良倾向和表现，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发生的原因，指出：我们党生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实社会中，深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我们党的成员大多数是来源于农民和知识分子，即使是工人出身的党员，他们还是和农村经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不可避免地把小资产阶级思想甚至资产阶级意识带进党内来；由于我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要求，党还需要与资产阶级合作，这就为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侵蚀我们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任弼时的这些分析是很深刻的，它指出了党在指导革命斗争中犯右的和“左”的错误的社会根源，说明了当时党内还存在“三风”不正的重要内在根据，强调了“全党党员加紧锻炼党性，提高党性，培养党性，增强党性”的迫切性，为党的建设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提出了理论依据。
更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的是，《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总结了二十年来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在党性教育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全党要从五个方面进行党性锻炼和修养，这就是：一、要“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党的利益，即无产阶级利益服务，并使这种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二、要“充分地掌握住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三、要“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四、要“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五、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联系”。任弼时提出的这五个方面的要求，概括了我们党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的基本内容，指明了全党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努力目标。全面地理解这五个方面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付之实行，对我们共产党员来说，无论今天的历史任务和客观环境有怎样的变动，仍然是进行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最基本的要求。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把“充分地掌握住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作为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提出来，并加以辩证的阐述，这是党性教育中的一大发展，是我党重视思想理论教育，把思想领导放在全党各项工作的第一位的具体表现，在我党的建设史上有重大的意义。
党性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基础和前提，这个科学命题首先是毛泽东指出来的。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之后，在《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更明确地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任弼时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用辩证分析的方法，阐明了毛泽东的这一科学命题。他说：“要在领悟马列主义理论方面修养自己，培植自己，坚定自己。不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所谓阶级觉悟、阶级意识也能化为乌有。”并指出，如果党员为党的利益斗争不是出于觉悟性和启动性，也就是不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就要成为盲从者，而“盲从者的忠实性和坚定性都是相对的东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任弼时又强调指出：“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就是说，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不要不顾实际的情况，只唱高调，套公式。不要变成公式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任弼时在这里既批评了忽视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也批评了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但批评的主要锋芒，是扫除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主观主义者在党内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教条主义者满口革命词藻，不顾实际情况，硬套书本公式，推行他们的“左”倾错误动辄给有不同意见者扣上“机会主义动摇”的大帽子，以表示他们的“革命性高”、“党性强”。而一些缺乏理论修养的同志，往往被教条主义者的空洞说教所迷惑、所俘虏、所吓住，并以为“服从上级”就是党性强，虽然眼看到革命利益遭受损失，但还是去执行教条主义者的那一套做法。因此，毛泽东提出的没有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态度就是没有党性的命题，是我党多少年来血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这个科学命题一提出来，在全党立即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深刻的反响，既教育了忽视理论学习的同志，又使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头脑大为清醒，也使全党把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任弼时当时在回顾自己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时曾说：从莫斯科回国后，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著作，又看到毛泽东同志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处理国共关系和掌握各种政策，使他对毛泽东同志非常敬佩，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过去所以正确，是基于坚定的立场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延安整风运动紧紧抓住并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关于党性的科学命题，因而也就抓住了整好风的中心环节，抓住了党的建设和党性教育的根本问题。任弼时等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也都全力注意解决这个问题，这对于整风运动能够取得伟大胜利是有决定性作用的。
党性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有组织觉悟，能自觉地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为党的统一团结而对一切错误倾向作斗争。关于这一方面，任弼时同志在《反对宗派主义》、《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等著作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对我党组织上的统一、巩固和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党从建立时起，就一直按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建立党内生活，要求党员服从组织决定，执行组织决议，遵守党的统一纪律。但是在党的发展过程中涌进大量新党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发生路线分歧时，或者在形势急剧转变时，常常容易出现党员忽视和违反纪律，闹独立性，甚至发展到危害党的分裂行动。为了纠正和防止这些错误倾向，党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根本组织原则和必须遵守的全党统一纪律。党中央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又特别重申了这一原则和纪律。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教训，又是针对当时在组织问题上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如宗派主义，闹独立性等，要求全党为保证党的统一、集中、巩固、团结而努力。
但是，要求全体党员自觉地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绝不是靠单纯的下命令或用组织惩罚的手段所能达到的。有鉴于过去的历史教训，任弼时在回答决议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时说：“就决议本身来说，是组织问题，又是思想问题。”这就是说，决议所要解决的是组织问题，但是解决的办法首先是从思想教育入手，让同志们从思想上明白“今天党内团结的特别重要”。延安整风运动这样做了，党员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党性增强了，组织上的统一集中和巩固团结就得到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有效地纠正违反党性原则的宗派主义、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独立主义等错误倾向，任弼时对全党党员，特别是干部党员，要求摆正三个关系，即：摆正个人与党的关系，摆正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摆正下级和上级的关系。任弼时在辩证地分析了在这三个关系后指出，这三个关系摆正了，组织觉悟就有了思想的基础，就能自觉地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为维护党的统一团结而斗争。
任弼时不仅在思想理论上对增强党性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更可贵的是，他自己在革命实践活动中身体力行，言行一致，表现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应有的坚强党性，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任弼时的坚强党性，首先表现为他有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任弼时是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领头人之一。他曾向党中央提交过团中央的两次政治意见书，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都被陈独秀压制而未发生作用。即使如此，他顾及到党的威信，未将团中央与党中央的意见冲突向下层团部传达。八七会议后，青年团中的某些干部，由于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看不起党，再加上当时找不到解决工作困难的方法产生了“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错误倾向，任弼时对这种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进行了及时的严肃的斗争。这些原则性的斗争，对于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制定土地革命时期的总政策总方针，渡过困难时期，是很重要的。
在长征途中与叛徒张国焘的斗争，是一次最有代表性的成功的党内斗争，充分表现出任弼时既有坚定的政治原则，又有灵活的斗争艺术。当时党的处境很困难，情况又非常复杂，但任弼时坚信遵义会议所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他和朱德、贺龙、刘伯承等同志一起，对张国焘的右倾逃跑和分裂党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与此同时，又耐心地开展说服工作，使一部分受张国焘蒙蔽的同志觉悟起来。他在这一斗争中，首先肯定四方面军1936年1月下旬决定继续北上的方案是正确的，因而与陕北同志在“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这就取得了斗争的主动权，否定了张国焘反对北上的任何借口。对当时已经处于分裂状态的党和红军，他能够与朱德等同志一起说服张国焘同意向中央建议，在三个方面军靠近时召开会议，解决党和红军的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问题，这既稳住了张国焘，又反映了二、四方面军广大干部的意愿，因而也就推动了两个方面军迅速共同北上。他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并不简单地看成是一次喜庆式的大团圆，而是清醒地看到由于张国焘过去的分裂活动，以及思想政治工作上的不足，尚有潜在的困难和危机，因此他强调要做好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准备，要求“消除一切成见和不好印象”，要有“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他深切地意识到二方面军在促成三个方面军顺利会合上负有重大责任，因此对一、四方面军1935年会合时发生的党内争论持慎重的态度，要求保持平静和客观，并总是把注意力引向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紧急任务上。他在斗争中采取这样的立场、态度和方法，始终是为了达到红军北上、党内团结的总目标。他这种既勇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做到了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和正确的斗争方法相统一，确定不移的奋斗目标和耐心的说服教育相统一，终于使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一起成功地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任弼时在长征过程中，曾经历了三次红军会合：第一次是1934年10月，他率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合后称二军团)会合；第二次是1936年7月，他率二、六军团(会合后组成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第三次是1936年10月，他率二方面军实现三个方面军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合。由于任弼时的政治目标明确，党性坚强，态度冷静公允，方法正确得当，因而在三次会合中的团结工作做得都很成功，为胜利完成长征这一艰难斗争历程，确是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任弼时的坚强党性，还表现在他注重调查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上。最好的例证就是他在1948年所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为了正确解决当时解放区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从详细阅读有关资料和各解放区送来的书面报告，到亲自找各级干部直至村农会主席谈话，他认真听取各种意见，边记边问，细致分析一个县一个村的典型材料。经过这样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才形成了上述著名的报告。这个报告对于土地改革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解决得具体、正确，把土地改革问题在理论上推进了一步，对各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任弼时的坚强党性，还表现在他能正确地分析对待历史问题，有严格要求自己的自我批评。他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有一段时间曾经执行了某些“左”的错误政策，给革命和人民造成了损失。延安整风运动后期，他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科学地分析了湘赣苏区的历史之后，实事求是地指出：总的来说，湘赣新旧省委都执行了“左”的错误路线，在土改、思想斗争、动员群众、肃反和军事方面，都执行了一些错误政策，他负主要责任的新省委比旧省委在思想上、政策上表现得要更“左”。但在执行了错误路线的情况下，湘赣的工作是否还有成绩呢？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指出湘赣新旧省委时期都还有几个显著的成绩，表现在统一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扩大苏区和组织长征等方面；而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由于实行了土地革命，由于广大党员和干部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对错误路线有所抵制。作为湘赣新省委的书记，任弼时对产生的错误承担了领导责任。他在为党的七大准备的发言稿《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严格要求自己，说：“在过去党内领导犯三次‘左’倾错误时期中，我都参与成为积极的执行者，错误的性质都是偏‘左’。”任弼时对历史问题采取尊重事实的科学的分析态度，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严格的自我批评的态度，不仅无损于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而且真实地表现出一个可敬的共产党人所应有的党性原则，值得我们称颂和学习。
任弼时的各方面的坚强党性，集中表现为无限忠诚于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崇高品德。他从十六岁起参加革命活动，三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努力奋斗，胜不骄，败不馁，百折不挠，埋头苦干，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叶剑英在任弼时逝世后，著文赞扬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任弼时同志的这种“骆驼”精神，是共产党员党性修养和锻炼的最本质的内容，是我们每个党员都要努力学习做到的。
任弼时在协助毛泽东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整风，做了很多有成效的工作，集中地形成了一批有关党性的理论著作，并且以身作则，联系实际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切，在对毛泽东思想关于寻常偿说的形成和发展方面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来源：《任弼时研究文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