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的卓越导师
中国青年的卓越导师
章学新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时，斯大林曾经说：“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如果革命的政党对青年实施思想和政治教育，他们“是一种可以推动革命一日千里地前进的力量。”任弼时是我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入团后不久即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后，从事青年团的工作．他毕生对中国革命事业有多方面的贡献，其中对于青年团的建设，为青年团工作制定正确的方针，奠定基本的工作原则，按照无产阶级的原则改造和壮大团的组织，则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堪称中国青年的卓越导师。
坚持党对青年团的绝对领导
1924年秋，已有四年历史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在筹备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全国已有团员二千四百多人，组织遍于十七个省市。但是，团员的成分百分之八十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工人和农民中影响甚微。如何使团的组织“无产阶级化”，是当时团中央开始重视的问题。
1925年1月底召开的团的“三大”，是一次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会。当时，团的建设面临着三个问题：一是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已经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兴起，青年共产国际提出，在东方各国建立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独立的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中国如何实施？二是由于党的组织还幼小，在没有党的基层组织而已有团组织的地方，党通过团指导群众的政治活动；团的工作如何具有青年特点，避免成为“第二党”。三是团如何面向工农群众，改变学院式的社会主义研究团体，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青年为主体的先进群众组织。
当时，国民党和国家主义派同共产党争夺青年的斗争非常激烈。国民党的右派提出要取消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部长甘乃光则主张另建“中华孙文主义青年团”。国家主义派主张成立国家主义青年团，以实现其建立“东方伟大帝国”的梦想。他们各怀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是反对无产阶级青年运动是完全一致的。青年团究竟如何建设，这是一个方针性的问题，针对这种局面，任弼时先后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苏俄与青年》两文。指出：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为中国一班青年工人农民以及其他被压迫青年谋经济利益，做文化运动，并受共产党的指挥去作政治斗争的青年组织”；“它主张联合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力量去作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工作”；它把做国民革命运动看作是“自己的本职”，因此“极诚恳地为国民革命而加入”国民党。同时，他还介绍了十月革命后苏俄关怀青年的事实，指出；“无产阶级的国家，对于正在教育的青年群众，尤其是无产青年，须加以特别的社会教育——共产主义教育，使他们将来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经济文化组织上的真正建设者”。
与此同时，任弼时坚决反对另建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他在《团刊》上撰文，认为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运动中，大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应在国民党内部负国民革命指导工作之责”。如果另建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只会分散革命力量，而且在工农青年尚未深入发动起来的情况下，参加者“恐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多”，这样的团体，成员庞杂，政见不一，势必影响政治方向和思想基础，一旦斗争深入，“反将成为一种反对革命的青年组织”。任弼时以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锐利的政治敏感，维护了青年团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组织上的统一性。因此，团中央委任由恽代英、任弼时、张伯简、张太雷、项英、林育南和张秋人等七人为“三大”的筹备委员。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作出了《青年工作决议案》指出：“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团在政治上要绝对的受党指导，而在青年工作范围以内是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1月26日至30日，团的“三大”召开，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团的政治活动受党的监察和指挥”，在政治斗争中“与党相符应而行。”大会还提出：学习列宁主义；严守团体纪律；积极参加工作；获得青年群众的口号。这次大会，以确立党对团的绝对领导，按青年群众化的要求沿着无产阶级的方向建设团的方针，而成为青年团的史册上光辉的一页。任弼时被推选为共青团中央执行局委员，分工担任组织及训练部主任。
团的工作应当青年化群众化
团组织如何群众化?任弼时认为：接近群众；引导群众去作政治的奋斗；主张革命而不妥协。只知道几个共产主义的新名词和空洞原则，不落实际而与群众隔离的团体，“不独不能接近群众面为群众利益奋斗，反足为群众自觉与奋斗的障碍”。为了接近工农，3月初，团中央组织“青年工农运动讨论会”，一面调查、一面在工人宿舍区办平民学校，从宣传教育入手，物色积极分子发展团员，并出版了《劳动青年》旬刊。5月初，团中央总书记张太雷调离，总书记职务由任弼时代理，7月，担任总书记。
这时，上海、青岛日本纱厂的工人先后罢工，由于日本资本家的镇压，事态不断扩大，5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枪杀示威群众，酿成惨案。在这场被毛泽东称为“空前的反帝”斗争中，以任弼时为首的团中央，奋起发动青工和学生，联合各界民众积极投入斗争，在斗争中深入群众，加强团的建设：
一是从根本的民族利益出发，发动罢工罢课和罢市，通告各地示威群众，“致电北京政府向外交团抗议此次惨杀，要求惩凶赔款，并提议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6月中，任弼时撰文指出；“我们如望此种惨剧不再重现于上海及帝国主义势力所侵入之中国各地，则非使中国脱离帝国主义压迫，废除一切过去所订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及关税不可。” 6月1日，上海二十余万工人总罢工，五万学生总罢课，绝大部分商人罢市，北京、南京、长沙、广州、香港等地的工人和学生纷起响应，民族解放的声浪遍及全国。
二是在斗争中扩大团的组织。任弼时在团中央通告中写道：“我们要知道，将来斗争的途径长而且远，所以我们主观实力的预备至为重要，现在即是我们培植实力以应日后长期斗争之时”，“如果坐视过去，那就是我们极大的过错。”
三是重视在农村中发展团组织。任弼时指出：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就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也有极重大的作用。”因此，目前须极力注意在农民中作广泛的政治宣传，组织农民协会，极广泛地在农民中提出工农联合的口号，“为使我们将来在农民中能永常地继续活动，故现在在乡村中发展本校的组织，尤为重要。”
四是整顿学生组织，推动学生在斗争中与工农联合。6月26日，在团中央的指导下，全国学生联合会召开了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反帝国主义运动议决案》、《援助工人农民运动议决案》等，指出造成中国祸乱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学生占着“有力的助手或勇猛的先锋”的地位，而工农同胞“实为最强的主力军”，学生应与他们联合，结成“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援助他们得到种种的发展条件”。当时出版的《中国青年》认为，学生与工农联合，并且要求学生参加到工农群众去宣传组织，“是开学生会议案之创举，亦是此后学生运动新辟的途径这在学生运动史上有重大的意义。”
五是发展革命儿童运动，保护童工利益。当时，全国新旧工业中有工人一千零七十五万，青工占百分之四十。其中的童工有的不满六岁，十岁左右的普通常见。单是上海一地，就有童工十七万三千多，十二岁以下的共有二万二千多人。他们每日劳动十二小时以上，是受资本剥削的廉价“童奴”。1925年4月，团中央联络各个社会团体，发起“保护童工运动”，提出：禁止使用十三岁以下的童工；十六岁以下的童工每天至多劳动八小时，绝对禁止童工上夜班，厂主应出钱办学等要求。
总之，在五卅运动中，团的工作生气勃勃，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参加罢工的工人五十五万，其中半数以上是青工，团组织的规模由“三大”时的二千四百多人扩大到九千多人。上海市的一千二百多名团员中，青工占九百八十多人。共青团的组织，在政治上达到了党的要求：在青年团体中“能获得指导的地位而能指挥中国一般的青年运动”，在组织上向群众化的道路大大迈进了一步。
为了使团组织的工作具有青年特色，避免成为“青年共产党”或“第二党”的倾向，任弼时主持召开了团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贯彻党中央关于“党团分化”的指示。一方面实行年龄分化，将一批年龄较大的团的骨干输送给党。当时，部分团的干部唯恐这样一来，会削弱团的力量，妨碍团的发展。任弼时说：“我们要知道，若是党的组织不能扩大，则政治工作和工人及农民运动不能充分的发展，仍然是使团没有发展的机会；反之，如党的组织扩大，各方面工作发展，则我们持有深入青年群众的更好机会。”会议决定：将年龄超过二十岁的团员和不满二十岁的团干部介绍入党；年龄超过二十三岁的团员全部输送给党。于是，有三千名团员离开团组织，成为党的基层组织的骨干，壮大了党的队伍，使党和团的关系更加密切。团组织更加年轻化。另一方面，加强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和士兵中的工作。任弼时认为，青年化的意义，并不是减少团的政治工作，而是把政治工作进一步做到青年群众中去，协助工会发展组织，加强对青工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在经济斗争中维护青工的切身利益；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的沿途，组织工农青年，反对土豪劣绅，动摇军阀的统治。为了发动中小学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政治运动，扩大团组织的活动范围，团中央扩大会议作出了《儿童运动决议案》，制定章程，在城乡组织儿童自己的团体劳动——童子团，开创了我国革命儿童运动的先声。
革命组织越是在斗争中扩大，越是显示其政治上的能量，它必然要受到封建军阀和一切反动势力的压迫和攻击。任弼时是清醒和理智的革命者，当五卅运动遭到奉系军阀的镇压而告失败时，当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猛烈攻击无产阶级青年运动时，他及时地布置了秘密工作。1925年8月，团中央通告指出：“要知道，没有取得政权以前，无论何时何地都有秘密组织的必要，因为敌人是有武装的，他们立时可以封禁捉捕，屠杀我们。”但是，“不要误会以为进行秘密工作就等于要缩小范围，或是停止活动，要知道秘密工作做得愈好，我们能离开军警和侦探及其他一切敌人愈远，则我们的活动范围愈能扩大，我们的指导愈能有能力。”这种革命的预见，使得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团能够及时转入地下，沉着应战。
坚持正确路线，纠正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地笼罩着白色恐怖，共青团组织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在上海，共青团员由八千锐减到三千；在广东，六千团员减少了一半。在全国各地革命者正在遭受反动派的枪毙、绞杀、腰斩、火烧的严峻时刻，以任弼时为首的团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团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尽管团组织备受敌人的摧残，但是，全国还保存三万五千多人，劳动童子团十二万人。团员的社会成分：工人占百分之四十一；农民占十八；知识分子占三十八。任弼时严正的宣称：大会的召开“表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这最严重的时期，聚集自己的力量，来估计过去革命的经验，按照现在革命的要求，规定今后斗争方针”。新的方针就是：“领导工农青年群众，参加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反抗背叛民族利益的资产阶级，努力促成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亲密联合，实现其民主独裁的政权，发展农村土地革命，扩大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并建立工农自卫的武装，领导工农青年在工会、农协之内去做改良生活与待遇和反抗压迫势力的经济与政治斗争。”
但是，党中央书记陈独秀右倾投降，对团的工作加以限制和责难，不许团在北伐军中活动，甚至下令解散武汉的童子团，“CY如不听令连CY也解散”。任弼时旗帜鲜明地进行抵制和斗争，先后两次向党中央提交共青团意见书。7月15日，汪精卫步蒋介石的后尘，宣布“清共”，团组织再一次受到严重摧残，全国团员由两个月前的三万五千人，减到一万五千人。在党的八七紧急会议上，任弼时和毛泽东等一起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尖锐地指出陈独秀“毫无独立的阶级政策”，“完全不依靠群众的力量”，幻想“靠与上层领袖的谈判来解决一切问题”，并且积极主张土地革命。共青团的鲜明立场，受到会议的赞扬。在《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中指出：“青年团以及中央委员的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党应当承认青年团的工作有政治的地位，应当知道同它有密切的关系。”
大革命失败后，党和团的组织，面临两种新情况，一种是由于白色恐怖严重，有的同志感到工作没有出路，有的发生畏难情绪，甚至主张取消共青团，或者团专门去做文化工作和儿童工作，政治工作由党统一去做。任弼时批评这是脱离青年工农生活、不明了他们要求的取消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另一种是在反对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一部分团的干部错误地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团”去反对“机会主义的党”，有的甚至主张更改团的名称为青年共产党。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好的方面是勇敢地参加工农暴动，前赴后继，不顾牺牲；但因为缺乏斗争经验，往往不顾主客观条件地“无动不暴”，出现了冒险主义倾向，成为“左”倾盲动主义在团内的一种表现形式，客观上对革命带来危害，1927年11月中，任弼时在团的中央局扩大会上严肃地予以批评纠正。由瞿秋白、周恩来参加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托任弼时起草了《中央通告第十九号》(关于党团关系的)，规定了纠正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偏向的办法。接着，他又发表了《关于暴动的意见》一文，指出不顾暴动的条件，不论成败如何，贸然发动暴动，造成“民众的极大牺牲，直等于革命的罪过”，强调深入地调查群众，提出切实的要求，领导群众做大的小的斗争中，“教育他们对于政权的认识，引导他们组织真正有群众的工会和农会”，认识自己伟大的阶级力量，扩大团的组织，只有这样，团才能成为“青年工农的先锋队。”
缔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28年后，任弼时到党中央工作，但是他仍然关怀团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广泛团结各阶层青年共同抗日，党中央决定，以青年救国会为青年组织的总形式。抗战胜利后，青救会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这时，解放区拥有二千万青年，四百万青年积极分子，国民党统治区和收复区拥有大量的民主青年，如何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为战后的和平民主事业奋斗，是刻不容缓的大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任弼时深入调查研究，积极慎重地进行筹划。他责成赴东北接收的同志，重视教育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的东北广大青年，相继组织“民先”、“青年团’一类的先进青年组织；派冯文彬到重庆和上海，了解国统区和沦陷区民主青年的情况；同时，又通知山东等几个解放区青救会的领导同志，到延安汇报研究。1946年8月26日和9月13日，任弼时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座谈会和中共中央座谈会，共商建立青年团的问题，取得一致认识后，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要求各解放区认真进行试点。
在筹建青年团的过程中，任弼时注意引导青年在完成党的政治任务中，在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发挥作用。当土地改革运动在各解放区蓬勃展开时，任弼时责成土改工作队及农村党组织重视发动青年投入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在斗争中锻炼青年。解放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的女青年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下，英勇不屈为革命献身。任弼时听到汇报后心情十分激动，立刻向毛主席报告。第二天，毛主席挥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全国青年树立了光辉的革命榜样。
经过两年多的试验，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发布了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4月11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任弼时的高血压病已经很严重了，但他不顾病情，受党中央委托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他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青年团的历史经验，强调“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确的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明确提出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要领导并鼓舞全体青年团员及广大青年在各种不同的实际工作中进行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进步，以便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培养出千千万万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坚强的实际工作能力的优秀的革命后备军，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各种工作岗位去，推动革命事业前进”。
10月21日，任弼时去世前六天，他为《中国青年》创刊27周年写了纪念文章，谆谆告诫要“继承《中国青年》的革命传统，而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并发动他们积极参加中国的建设事业作为自己的任务”。
时代前进了，历史推移了，但是，中国青年的卓越导师任弼时对我们的遗教，他为青年团的工作确立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工作原理却永远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宝贵财富!
（来源：《任弼时研究文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