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同志对中国青年运动的伟大贡献
任弼时同志对中国青年运动的伟大贡献
蒋南翔
今年4月30日，是敬爱的任弼时同志诞辰八十周年。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由于他终身为中华民族解放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忘我斗争，在建团、建党、建军、建国中所作的巨大贡献，还由于他在一生革命斗争中所表现的崇高的党性，因而他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和革命青年的衷心爱戴。1950年10月30日刘少奇同志在首都各界追悼任弼时同志的大会上说：“任弼时同志是一个模范的职业革命家，模范的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领导者之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任弼时同志三十年努力工作和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是分不开的。”这是我们党对任弼时同志一生的合乎实际的崇高评价。
任弼时同志和中国青年运动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本文着重介绍他对中国青年运动的伟大贡献。
一、任弼时同志十六岁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任弼时同志于1920年十六岁时，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未创立，社会主义思想在祖国的大地上还处于萌芽状态。1921年，十七岁的任弼时同志和萧劲光、任作民等同志一同去前苏联学习。那时前苏联远东边疆地区，还在紧张地进行着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白卫分子的国内战争。当他通过赤白交界地带时，曾受到白卫分子的严厉的检查和拘留，经过许多困难波折，才到达莫斯科，入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初，弼时同志在东方大学入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当时他还不足十八岁。我们可以看到，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弼时同志就勇敢坚毅，敢于闯新路，向十月革命开辟的新世界寻找革命真理，无所畏惧地迎接新时代的曙光！
任弼时同志在东方大学三年，收获很大。他刻苦学习，精通了俄语，坚实地打下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并且经风雨，见世面，开阔了他的政治眼界。他曾参加列宁逝世后的追悼活动，并代表中国留学生为伟大的列宁守灵。他曾亲身参加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东方大学进行的关于列宁主义的辩论大会。很明显，这些经历为他以后的工作和斗争，提供了很好的思想、理论准备。后来他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的政治见解和坚定的原则精神，都不是偶然的。
1924年秋，任弼时同志回到上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担任团的江、浙、皖区区委委员。1925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根据党中央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青年团中央委员，担任团中央的组织部长，和张太雷、恽代英等同志一起领导青年团中央的工作。1925年春张太雷同志调广东工作，弼时同志即担任青年团代理书记。同年7月任书记。1927年5月在武汉召开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任弼时同志继续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并当选为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从回国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开始，就表现了理论联系实际、深入群众、埋头苦干的优良作风。他积极从事青年团的宣传工作，曾用弼时、辟世、P．S．等笔名，在《中国青年》发表许多文章，向青年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如《马克思主义概略》、《列宁主义要义》；介绍青年工作的情况和经验，如《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怎样青年群众化》、《列宁与青年》，等等。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到初出茅庐、二十岁刚出头的弼时同志，已经具有相当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弼时同志还很重视教育培训基层干部的工作。他以“平民学校”为掩护，在上海成立了三十多个训练班，还亲自到曹家渡纯善里的“五十二号训练班”按时讲课。经过半年培训，这些训练班的学员，后来大多成了党和团的骨干。由于弼时同志不是浮在面上，做表面文章；而是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扎扎实实地工作，兼有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和基层实际工作的经验，所以他能很胜任地担负起团中央组织部长、团中央书记的领导工作。
二、任弼时同志在大革命时期，对青年运动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在大革命时期，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主要领导者的任弼时同志，对于青年运动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一)领导上海广大工人、学生和各界青年积极参加震动全国的五卅革命运动。1925年5月中旬，上海发生了日本纱厂资本家无理开枪打死青年工人顾正红事件，帝国主义的巡捕还逮捕了声援工人的学生多人，激起上海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慨。党中央于5月28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首先在上海发动反帝的示威运动。负责团中央工作的任弼时同志马上召开团中央会议，迅速发动上海各界青年积极参加这场斗争。5月30日，上海学生二千多人，走上南京路街头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和示威游行。任弼时同志和恽代英、萧楚女等同志也都参加了示威游行的行列。接着一万多名工人、市民等各界群众也潮涌而来，表示声援。租界巡捕竟对演讲的学生行凶逮捕，并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数十人，从而造成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党中央和团中央都召开了会议，研究斗争的策略，决定发动各界人民，组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号召上海人民以罢工、罢课、罢市的行动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上海很快就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三罢”运动，有二十余万工人实行罢工，五万余学生实行罢课，绝大部分商人也在工人、学生的影响推动下举行了罢市；全国纷纷起来响应，北京、南京、汉口、广州、长沙，天津、重庆、海丰、陆丰等几百个城镇纷纷起来举行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以及通电、捐款等表示坚决支持，全国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帝怒潮。五卅运动不但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促进了广东的革命化，推动了北伐战争和我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发展，同时还很好地锻炼和发展了青年团的组织。任弼时同志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过去的一年》一文中说：“青年团在中国虽有六年的历史，但他在五卅运动以前，并没有很广大的组织，他的影响也未能深入群众。及五卅运动爆发以后，便是他取得群众、领导斗争的绝好时机，他的组织也因此而扩大了三倍以上；在上海、天津、广东和其他工业区域的产业工人中，广东、湖南、湖北、河南一带农民中，都已浸入了他的势力，现在在各重要城市都会里的重要工厂、作坊、学校以及其他机关内，都有他的支部组织”，“这一年来，他不独由小团体变成了群众的组织，并且质量上也有极大的进步”
在伟大的五卅运动中，共产主义青年团配合党的部署，英勇斗争，成为党的很得力的助手；而任弼时同志始终站在斗争前列，领导广大青年群众勇敢前进，对于中国人民伟大的反帝斗争和革命青年运动，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二)领导青年团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原则斗争。1927年上半年，一方面是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南方革命形势持续高涨，两湖农民运动迅猛发展，两省农会会员达到七百多万人，声势浩大；一方面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党的许多著名领导者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等先后牺牲。在此革命与反革命面临生死搏斗的关头，当时身为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自动放弃革命领导权，不敢斗争，不敢胜利，对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步步退让；而在党内却专横跋扈，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行家长统治，不顾人民、革命的前途，一意孤行。
4月底，在武汉召开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曾正式提出，迅速深入开展农民斗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等挽救革命的重要建议。但在陈独秀操纵之下，大会根本拒绝讨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建议，并对他压制打击，把他排斥于大会领导之外。
经过五卅运动激烈斗争锻炼的任弼时同志，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毫不含糊地反对陈独秀专横的家长统治和对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的无原则退让。在党的“五大”刚一结束，他立即主持召开了共青团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明确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弼时同志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大会的意义》一文中，对会议作了如下的介绍：
“当大会开幕的时候，正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断然脱离民族革命联合战线，屠杀工农领袖和共产主义者，帝国主义积极准备武装干涉，经济封锁武汉，军阀向革命民众示威，绞死李守常等二十余人的时期。换言之，就是帝国主义军阀反动资产阶级联合向革命民众进攻的时期。
“虽然大会的四周充满了反动的空气，会议时，每天得到各地电信，报告我们最勇敢忠实的同志被新旧军阀张作霖、张宗昌、蒋介石、李济深枪毙、腰斩、火烧的消息，但是这不仅没有引起大会的恐慌心理，反而使各地代表在悲愤之后更加团集精神解决各种重要议程。所以这次大会第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表示中国共产青年团当这最严重时期，聚集自己的力量，来估计过去革命经验，按照现在革命的要求，规定今后斗争方针，为的是要继续已死同志完成未竟的事业，以答复新旧军阀的白色恐怖和帝国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武装干涉！”
这次大会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应争得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而达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指出团的任务是应领导工农青年群众，参加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反对背叛民族利益的资产阶级，努力促成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亲密联合，实现其民主专政的政权，发展农村土地革命，扩大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并建立工农自卫的武装，领导青年工农在工会、农协之内，去做改良生活与待遇和反抗压迫势力的经济与政治斗争。
现在看来，弼时同志的上述意见，明确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发展农村土地革命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和革命斗争的需要，是完全正确的。在1927年6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任弼时同志当场宣读了青年团中央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意见书。陈独秀依仗党的总书记的声威，又大耍家长作风，暴跳如雷，大声斥责任弼时同志，并把团中央的意见书撕毁踏在脚下。弼时同志在陈独秀的咆哮怒吼下，仍然冷静而坚定地向会议作了口头报告。任弼时同志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实质上是代表工农劳动者的革命需要、马列主义的科学真理同害怕革命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封建家长统治的斗争。革命实践早已作了验证：真理不属于陈独秀，而属于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任弼时同志。任弼时同志青年时代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斗争所表现出来的理论勇气和原则精神，对于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都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三)纠正青年团内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的偏向。1927年的“八七”会议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活动都被迫转入地下，工作遭到很大的困难。在这种背景下，在青年团内产生了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
1927年11月，在任弼时同志主持下，召开了团中央扩大会议，集中地批判和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
取消主义，就是主张取消团的独立组织，只在党内设青年部，或者降低青年团的年龄界限，让团员做儿童工作、文化工作。这实际上是要改变青年团的性质，把战斗的青年团变成单纯的文化组织。很明显，取消团组织的独立存在，将只会带来大大削弱青年团的政治影响和革命作用。任弼时同志正确地指出，如果这样做，将要“削弱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阻碍革命的发展’。
先锋主义，是由于不了解列宁的建党、建团学说，过高估计青年团的地位和作用，主张以团代党。“八七”会议后，有的团委主张把青年团改名为“青年共产党”，要单独领导一切斗争，代替党的领导。这种错误倾向由于当时在团内很有市场，其危害更值得严重注意。弼时同志对于先锋主义产生的历史、社会根源曾作过如下的详尽而深刻的分析：“1920年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是先于中国共产党而诞生的，它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从1920年直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青年团在中国人民中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大的影响，恽代英、萧楚女等同志负责编辑的《中国青年》周刊，在中国学生智识界和各大城市的一部分青年工人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在介绍共产主义思想，在与反动的国家主义派(即现在的青年党)作思想斗争中起过重大作用。在各种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和北伐战争中，以及在广东和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中，青年团员也都是积极的参加者。但由于青年团先于党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大革命末期，青年团在反陈独秀机会主义斗争中产生出的对党不够尊重，形成了青年团的先锋主义的第二党的偏向。”
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对于党和团的关系处理得不正确，违背列宁的建党学说(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和建团的理论原则(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是一支能够支援多种工作、处处都表现积极主动的突击队)，都有害于团的建设和党的工作；但在团的工作实践中，却不时会发生这种或那种错误倾向，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时表现为“第二党”的偏向，有时表现为忘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大方向，或者要把团变成一个单纯的文化组织，或者要把团变成单纯的经济组织。在我国青年运动史上，这些都是实际发生过的问题。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其表现形式似乎不同，但是在实际上，正如任弼时同志深刻指出的：“这两种倾向的结果，都是根本消灭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存在”。由此可见，克服团内的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对于保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任弼时同志对于青年团内刚出现的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的偏向，就敏锐地洞察其错误和危害，迅速召开团中央扩大会议加以认真解决，在这里，表现了弼时同志很高的理论素养和领导艺术。
三、任弼时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拨正了陕甘宁边区的青年运动的方向
在抗日战争时期，从1940年起，任弼时同志就代表党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党的工作。他领导召开了1943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解决了西北党的历史问题和当时在全国范围内都需要解决的如何建设根据地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在1943年以后的大生产运动和各项建设工作，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任弼时同志领导陕甘宁边区工作的重大贡献：是党内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应当指出，弼时同志在指导整个边区工作的过程中，对于边区的青年运动，也曾作了宝贵的贡献，此事也值得大书一笔。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我从重庆南方局青委调到延安中央青委工作，开始认识任弼时同志。那时弼时同志在中央书记处工作，要操心全党的大事。但他仍然挤出时间来关心和指导中央青委的工作。
在1942年整风运动以前，陕甘宁边区的青年运动中曾经发生过一些偏向。首先是忽视了边区革命根据地和反动统治下旧中国社会的区别。在旧中国反动统治下的青年运动(如五四运动等)，是以反抗一切旧制度作为奋斗方向，着重对于旧的破坏；在陕甘宁边区的青年运动，则应热烈拥护并积极参加革命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一定要破坏旧世界，一定要建设新社会。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和工作方向，也是显而易见的实际情况。但在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工作中，曾有一段时间忘记了这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一般地提出“独立自主的全体全面的青年运动”、“保护青年利益、反对家庭压迫”等口号。在这种方针下，青年工作在各方面都独树一帜，自成系统，不能正确地在边区党政指导下配合工作，并且常常使青年和成年对立，子女和父母摩擦，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这样，对于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就在客观上起了一些干扰和消极作用。
边区青年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偏向，是忽视从边区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套用一般城市学生所习用的做法，脱离群众，不受欢迎。陕甘宁边区是地广人稀，经济、文化都较落后的农村环境，交通很不方便，社会分工也不发达，青年很早就下地干庄稼活，成家立业。他们的要求和兴趣，同外面脱离生产的青年学生有很大差异，而和本地成年人的分界反而不明显。这也本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在边区青年工作中，也有一段时间忽略了这种不同，忘记了自己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大力号召建立“民主的青年的活跃的青救会”，派遣了下乡工作团专门“推动”工作，硬把忙着耕地锄草的青年农民，拉出来开会上操，唱歌游戏，名之日“青年化”。但生活在分散落后的乡村中的青年农民，和来自城市、脱离生产的学生大异其趣，他们迫切需要的是发展生产，改善经济生活，而不是与实际生活隔离的唱歌游戏的“青年化”，因而对此种做法很反感，每见到工作团下乡时，他们就奔走相告：“搞青年化的来了！”纷纷逃开。弼时同志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深知这些弊端。
1943年上半年，中央青委的整风运动告一段落，机关实行精简，工、青、妇委合组成为中央民众运动委员会。当时，弼时同志就指示青委要首先对边区青年运动的方针作一调查研究。他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认为大城市的学生腔，不适合边区分散、地广人稀的农村环境。根据弼时同志指示，我搬到边区青救会去蹲点调查，和当时边区青救会的主席李瑞山同志一起，先后分片召集边区各县青救会的干部开调查会，具体了解各县青年工作的实际情况，总结经验教训。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写了一份检讨边区青年运动的方针的文件，报告少奇、弼时、邓发三位同志。报告的中心思想是改变过去不合农村实际、不受群众欢迎的做法，明确提出把教育问题作为边区青年工作的中心任务。弼时同志很赞成这个思想，并要青委把这个精神写成一篇专论：《边区青年运动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这篇专论后在1944年5月5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作为社论发表。社论中有一段话，对于陕甘宁边区青年运动的任务，作了如下的概括：“因此，边区青年工作的中心任务，基本上是一个教育问题。我们要在帮助而不是妨害生产运动与建设的前提下，解决边区青年的教育问题，首先是切实有效的改造和发展国民教育，使在边区生长起来的青年后代，都能受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都能为边区的建设作最好的服务。而小学、夜校、冬学、半日校、识字组、读报组等各种教育组织，也即是边区青年的基本组织形式。边区的青年运动就是要通过这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逐渐将边区的青年和儿童组织起来，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这段文字，实际上是反映了弼时同志对于边区青年运动的指导思想。(社论中指出边区国民教育缺乏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是反映了少奇同志的意见——作者注)
根据弼时同志的指示，陕甘宁边区的青年运动走上了新的道路，改变了脱离生产劳动、不适合农村特点的“学生腔”，而转到深入群众的实际教育工作中去，配合边区的文教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这过程中，青委在延安西郊创办的两所民办小学校，曾对边区广泛兴起的民办学校热潮，起了促进作用，受到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的表扬。现在时间过了整整四十年，在农村办一个只有几十名儿童入学的简易民办小学，似乎太不足道了；但是回顾弼时同志那种从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至今对我们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四、任弼时同志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主要缔造者
任弼时同志经常关心中国青年运动发展的情况，在四十年代曾多次和中央青委的同志研究要不要重新建立青年团的问题。因为在1935年11月，为了适应广大青年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党中央决定将群众基础不够广泛、存在着第二党色彩的共产主义青年团解散，将合乎党员条件的青年团员吸收入党，暂时不合党员条件的则转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民先”和武汉青年救国团、蚁社三团体遭到国民党政府取缔禁止，从此就没有全国统一的革命青年组织。1941年上半年，党中央曾召集中央青委的同志开会研究是否重建青年团的问题，当时因条件不成熟而暂时作罢。
1945年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以后，9月上旬弼时同志在百忙之中，召集我们中央青委的几位同志去谈话，责成中央青委迅速组织青年工作队，到东北地区去开辟工作。他作了这样指示：“东北青年在伪满统治下十四年，他们有强烈的爱国心，但过去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象黑屋子里的人骤然跑到阳光下面，一时不容易认清自己的方向，因此我们很迫切地需要到东北去做团结和教育东北青年的工作，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东北这个地方很重要，东北革命的胜利将会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过程。”他还说；“过去我们是在乡村，这回到东北，有可能进入一些城市，可以相机组织‘民先’、‘青年团’一类的先进青年组织。”根据弼时同志的这一指示，我和宋一平同志等一同率领了一支包括九十多人的中央青委的工作队，10月11日从延安徒步出发，经过三个多月的跋涉，来到冰天雪地和战火纷飞的东北。
根据弼时同志在延安所指示的精神，我们对哈尔滨市大中学校学生，采取了团结教育的方针，进行“从民族到阶级”、“九一八到解放战争”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发展史的教育，很快地打破了东北青年中的盲目正统观念，于1946年8月在哈尔滨市建立了东北民主青年联盟，这是八一五以后在东北最早建立起来的革命青年组织。这个组织以后就转化为东北地区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过程中，民主青年联盟盟员积极参加了劳军、战地服务、移民、土改、遣送日侨、清查户口等工作；在工厂、街道、农村建团后，团员在发展生产、动员参军、支援前线等方面，都作出了可喜的贡献，成为党和人民政府的忠实助手。另外，1947年创办了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为哈尔滨和东北各地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和建团骨干。这对团结、争取东北广大青年起了很显著的作用。弼时同志最初关于开展东北青年运动的正确指示，为青年运动的历史实践所完全证实。
在任弼时同志的积极倡导下，中共中央于1946年11月发出《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的通知，开始了青年团的试办工作。经过两年多的试点实践，中共中央于1949年元旦，正式发表《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并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当时解放战争还在激烈地进行，建立全国性的青年组织很不容易，任弼时同志亲自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主任，有力地推动建团的筹备工作。那时弼时同志的健康情况已经不佳，但他抱病工作，一丝不苟。中央的建团决议和团章草案，他亲自认真地审查、研究、修改。党中央搬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以后，他指导中央青委创办了中央团校和复刊《中国青年》。他还仔细审阅了《中国青年》复刊的编辑方针和第一期全部稿件，包括一些小文章、短通讯在内。
1949年4月在北京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弼时同志抱病参加了筹备委员会的几次重要讨论，为大会审阅和修改主要的文件，特别是亲自出席，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制定了总的方针。在这次团代表大会上，代表们一致推选敬爱的任弼时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誉主席。任弼时同志在向团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时，已没有力气把自己的长篇报告读完，只读了一半，其余的一半由另外的同志代他读。由于他在团代大会期间过度操劳，大会闭幕以后，他就不得不停止工作，完全休养了。
任弼时同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是给全体青年团员和全国广大青年留下的最宝贵的箴言。这个报告深刻总结了我国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透彻地阐明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绝对必要性，对于我国青年团的建设，具有最根本的指导意义。
在全国进入四化建设、努力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今天，我们重温弼时同志三十多年前在团代大会报告中所表达的某些重要思想，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很有教益。他说：“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确的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过去三十年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最好的领导者和保护者。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历次伟大的青年运动，所以获得光辉的成绩，都是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如果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者当中国共产党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发生某些偏差时，那么那里的青年运动也就会随之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失。”
弼时同志特别指出：“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必须“保证全体团员及广大青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完全信任。”这一意见，现在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更加值得我们重视。引导青年增加对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信任，还是增加他们的离心倾向，这是鉴别青年运动的方向正确或错误的试金石。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需要若干代人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代代相传地接力完成。如果我们的青年后代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丧失信任，其后果何堪设想?
任弼时同志不但在全国团代大会的政治报告中阐明了建团的基本方针和正确的政治方向，并且在建团初期，指导团中央端正了建团的组织方针。在建团之初，在团的组织工作中，曾发生某些值得注意的缺点。缺点之一是关门主义的现象，把入团的条件规定得过于严格，甚至以入党的条件作为入团的标准，妨碍了团的广泛发展，丧失了团的群众性：另一严重缺点是形式主义现象，对入团条件降格以求，认为要反对关门主义，就应“打开大门，来者不拒”，不惜滥竽充数，组织涣散无力，丧失了团的先进性。1950年3月，团中央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了如何正确地发展团的组织的问题。弼时同志一向重视保持青年团组织应有的良好素质，他从前苏联疗养回国后，刚开始恢复部分工作，就非常认真地字斟句酌地审核了会议报告《论青年团的组织工作》。他明确肯定了整个报告内容，并批示将报告印发全团。遵照他的批示，这一报告在1950年10月《中国青年》全文发表，从而有力地改进了青年团的组织工作。这是弼时同志生前为青年团认真审阅的最后一个文件，不久他就与世长辞了。他为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而抱病工作和鞠躬尽瘁的精神，令人感动。
弼时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我们至今还深深怀念他。他的伟大的革命实践和重要的理论贡献，他的崇高的献身精神，都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中国青年运动的导师任弼时同志永远活在中国青年的心中！
（来源：《任弼时同志八十诞辰纪念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