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任弼时在五卅运动前后关于青年运动的战略策略思想
论任弼时在五卅运动前后关于青年运动的战略策略思想
蔡庆新
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对中国的青年运动肩负着政治领导责任。在五卅运动前后,时任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带领团中央贯彻党的战略和策略,紧密配合党的工作,使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展壮大,从单纯的小资产阶级青年运动,转到无产阶级运动方面来。本文就其间任弼时的战略策略思想作一粗略论述。
一、“培植实力以应日后长期斗争”的战略思想的确立与实施
本世纪20年代初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五卅运动前仍建筑在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基础之上,在工农群众中,几乎没有基础。团中央曾多次通告全团,要求“用种种法子使本团工人同志增加”,但这一工作一直没有大的起色。
1925年1月召开的共青团三大对此极为重视,明确提出团的组织应该扩大遍及全国,使之真正成为青年群众的团体,应特别注意青年工人,特别注意青年农民。
五卅惨案发生前后,空前的反帝运动使任弼时深切地感到青年团社会基础的弱点:工人成分甚小,人员不敷分配。他透过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看到了反帝斗争的长期性,明确地提出:“将来斗争的途径长而且远,所以我们主观实力的预备至为重要。”并指出“现在即是我们培植实力以应日后长期斗争之时”,“这次全国群众的行动中,实给我们以极好的发展机会,如果坐视过去,那就是我们极大的过错。”
在上述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任弼时领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实际斗争中,扩大组织、建设组织,为实现总的战略目标积极壮大中国无产阶级的青年运动。
共青团组织上的发展是掌握青年运动领导权的力量基础,必须大力发展无产青年。任弼时认为,五卅反帝运动是民族革命运动最扩大发展的时期,虽有各种反动势力的摧残，但这种运动仍将继续发展而扩大。在这种形势下,团的任务就是怎样尽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责任。他认为,所谓领导并不仅止于思想方面,而须使这种运动集中,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前发展。然而,由于团员不仅数量少,且三分之二以上是小资产阶级知识者,工农成分甚少,难以实现对青年群众的领导。因此,团必须图谋坚固自己的组织基础——极力扩大组织;必须改变团的成分——多吸收青年无产阶级分子。
(一)大力发展团的组织,适时调整入团标准和简化手续。五卅运动中,任弼时特别提出:“吸收新同学之条件不要太严。对于工人,更绝对不可以明白马克思主义为介绍入校之标准,只要他是诚实勇敢,能活动而服从纪律者即可。”这一标准的调整,说明任弼时对中国青年工人群体有客观的认识。中国工人阶级产生较晚,文化水平偏低,而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未能深入工农群众,即使青年工人中的比较觉悟分子,也不可能很明白马克思主义,倘若以此为入团条件,是无法建立团在青年工人中的基础的。同时,为扩大发展,他提出简化入团手续,规定各特别支部介绍新团员可由干事会先行批准,然后再呈报团中央审查;无干事会的特别支部,则由团中央批准。
(二)加强团的教育,在实际斗争中训练团员。从团三大到团三届一次扩大执委会会议召开,团组织得到迅速发展,这使团内有些同志产生发展过于迅速而无力训练的忧虑。任弼时认为:“我们的团体,是一个教育机关”,是为引导工人阶级奋斗而去训练自己的一种组织,是要在工人阶级直接谋自己利益的斗争中去训练自己,而不是先训练好再入团。他强调共青团“并不是一种学院式的研究团体”,因此,对新团员,除要向他们说明共青团组织的内容及在中国的责任外,还要解释每个团员“目前应有的责任、工作方法和校内纪律,并分配实际工作,使他们即刻到群众中间去活动”。
(三)努力于无党青年群众运动。五卅运动中,共青团通过学联指导学生运动,成为学生反帝运动的领导者。在任弼时与恽代英的指导下, 1925年6月26日至7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七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完全在我们的口号与影响之下召开”。同时,任弼时还多次签署团中央通告,指示各地团组织在可能的范围内,在乡村和城市中组织农民协会及贫苦手工业者、苦力、学徒或店员等团体,酌情发起青年团体,从事反对基督教、反对东方的礼教文化,进行平民教育等文化运动,“向他们宣传我们的主张,并领导其做改良生活反抗压迫的斗争”,扩大团的影响。
共青团员在这时期的斗争中身先青年群众而投入,不畏流血牺牲。1926年任弼时在《回顾过去的一年》中写道:“一年来共青团在斗争中组织扩大了3倍以上”,“现在在各重要城市都会里的重要工厂、作坊、学校以及其他机关内”都有了支部组织。团“不独由小团体变成了群众的组织,并且质量上也有极大的进步”。“团员中有40%以上是最有觉悟的青年工人和农民”。共青团是“实际上真正代表民众利益肯牺牲而有群众的青年组织”。事实证明,当时的共青团由于力量的壮大,成分的变化,已渐渐把握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
二、运用民主联合战线策略,牢牢把握青年运动的领导权
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是中共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奉行的重要策略原则。任弼时领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实际斗争中形成了他利用联合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社会力量,集中孤立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的思想。
（一）集中目标,缩小打击对象,最大限度联合反帝力量。任弼时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出发,分析五卅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势力状况,认为在革命民众方面有3种反映着不同阶级利益的势力:一是代表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赞助工农阶级的国民党左派;二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官僚政客利益的国民党右派;三是代表残余的封建阶级思想的客观上为帝国主义和军阀所利用的国家主义分子。
任弼时指出:国家主义分子及国民党右派是社会上两个主要的反共派别,二者尽管在根本主张上有不同之处,但在反共的行动上不仅有结合的可能,并且在上海已存在结合的事实。为了防止他们之间更大范围的结合,并设法分化已形成的结合,他提出对国家主义派,要集中对付其首领,采取“在理论上行动上加以攻击”的办法,“使成为众矢所集之公敌,以求消灭他们在群众中的作用”。而对国民党右派,则要在反帝斗争中求得革命行动的统一,“并不是在理论上及斗争的口号上求与他们妥协”,“对于他们的理论与错误并不因此而停止批评”,但是“批评他们的理论和错误时,仍须保持共同口号下联合战线之继续”。
任弼时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五卅运动是颇具民族革命倾向的反帝运动,对待大资产阶级的策略应是:既逼其进步,又警惕其妥协。他指出:“大资产阶级尚未公然背叛民族利益以前,应努力使之与民众合作”,并“须联合小商人的群众逼之节节前进,至少也要使他们不即时反动”,迫使大资产阶级趋向民众,产生应有的社会影响。同时“要时时处处留意他们的妥协性”。对待北京政府及地方政府,暂时也不要采取进攻态度,而是要通电促北京政府向外交使团抗议,以集中“全力于反帝运动”。直到北京政府“公然为帝国主义者压迫此运动并已触动民众愤怒时,那我们就要向之进攻。”
(二)建立广泛的联合战线,扩大反帝宣传,启发教育团结民众,反对包办代替。五卅运动前,中国的民族矛盾已相当尖锐,大规模的反帝运动在酝酿之中。根据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分析,任弼时签发通告指示团员,应当即邀当地党组织开一联席会,“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应设法令民校各区分部校友和我们合作;运动各地各公团开联席会议,发表宣言;可请政府向日本交涉取消其在中国开设工厂之权利。”
惨案发生后,为维护联合,防止不必要的分裂,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任弼时提出: 1.对上海以外的运动共同要求:惩凶赔款;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自由; 2.对各地租界内帝国主义企业与中国资本家所办工厂取不同斗争方式:各地租界及其他帝国主义管理的企业“皆应举行政治罢市、罢工”,但“内地概不罢市”;租界内中国资本家所办工厂“应取总请假形式,不取罢工反抗形式;不提条件”,在内地的亦“概不罢市”;3.在学生运动中要“巩固左派学生的势力,争取中立派的学生”,动员一切力量,发挥其各自作用,切不可凡事包办。为求学生运动能统一,各种学生团体执行机关的职务“须注意引导国民党左派及无党派学生代表参加”。只要应付得法,“执行机关职务的让步,不独不致于妨碍我们深入群众的工作,反足以助长我们取得群众的进行,促成联合战线的实现”。
(三)建立联合战线是手段,必须以保持我们的指导地位为前提。任弼时明确指出,为实现统一战线,我们可以作各种让步,包括在各学生团体机关中吸收国民党左派及无党派学生参加,但最低限度得“保持我们取得指导地位”。当时,国民党青年部长甘乃光想替自己造一种新的群众势力,以“国民革命中应有单独的青年运动”为由,提出要建立“孙文主义青年团”。当时广东团的同志对此意见不统一,有的认为这种组织只要共青团能够领导也是于我们有利的。于是,一边请示团中央,一边应甘乃光的请求开始帮其建立一些初步的组织。接到广东团的报告,任弼时当即付电阻止,并函告广东团,详陈反对理由,提出应付策略: 1.向甘乃光说明这一组织将来的不良后果; 2.抓住其已有组织,不使其发展并促其消灭; 3.在党与团的刊物上公开反对这种组织的产生。结果,“孙文主义青年团”因我们的反对而未能建立,广东的青年运动仍保持在共青团组织的实际领导之中。
1926年7月,任弼时主持召开的团三届二次扩大会议通过了《目前任务决议案》,其中对运用联合战线统一学生运动问题提出的三项要求之一即是“尤须防止因运用联合战线而忘掉本阶级的特殊利益的拥护与斗争”。
上述一系列策略原则的不断形成与完善,使整个大革命时期的青年运动保持了联合统一,使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青年运动中保持了实际领导地位。
三、认清反帝斗争的长期性,恰当地转变斗争策略与方式,引导青年运动逐步走向成熟
任弼时在分析五卅惨案发生原因时指出:“这次风潮是世界帝国主义者历年向中国国民进攻所引起的一种反应的爆发”,“是经济政治压迫下的自然结果”,若望五卅惨案不再重现,必须“使中国脱离帝国主义压迫”,目前就要“设法使这次上海屠杀的事实变成全国长期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必须根据斗争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各项工作的策略和方式,以达正确引导运动发展的目的。
(一)有条件的复工及为继续反帝运动而复课。运动初起,学生尚未全部发动起来时,任弼时认为此次运动“颇有民族革命倾向”,“惟因为只是上海一隅的,我们实力准备未充足”,所以把斗争策略放在“尽量扩大到全国”的基点上。于是,连续向各地团组织发出通告,号召从宣传教育民众到组织的发展;从声援并捐款支持工人罢工到明确对社会不同阶层取不同的政策态度等,引导青年运动逐步发展。
随着6月26日上海公共租界商店开市、淞沪戒严司令部布告取缔爱国团体、北京政府令各省劝止抵制英日货等形势的变化, 11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有组织有条件复工的精神,任弼时签发团中央通告,要求变更上海罢工策略,“由工会提出地方的最低要求,大部分是工人的经济要求,得此要求即可上工”,其目的在于“停止工人阶级孤军急进,守住现得的阵地,以免溃败而储战斗实力”。接着又签发团中央通告,变更学生运动策略,“主张上课”,指出继续罢课“妨害于学生群众之集中”。因“五卅案系长期争斗,不能专恃罢课手段以相恃”,复课可一方面继续学业,一方面集中力量,继续作“普遍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担负起“现在学生界应负的主要责任”。
(二)为扩大反帝运动范围而加强秘密工作。五卅运动中,共青团的势力与斗争战线日益发展,社会影响日渐扩大,引起武装军警和思想界与我们敌对的势力的注意。为保存革命力量,避免不应有的损失,任弼时认为必须改变斗争形式,为在组织上、行动上、语言上、态度上都能够不使人注意,“各地秘密工作的进行目前非常重要”。不仅如此,而且在取得政权以前,“无论何时何地都有秘密组织的必要”。但是秘密工作的意义,并非是缩小工作范围,停止团务之进行，减少公开活动的机会,而是要使我们的组织更能隐蔽。因为秘密工作做得愈好,我们能离开军警、侦探及其他一切敌人愈远,则“我们的活动范围愈能扩大,我们的指导愈能有力”。
(三)注意力开始转向军队,利用军阀间的矛盾,扩大反帝运动。1925年10月,中共四届二次扩大执委会议总结了五卅运动斗争经验和教训。面对资产阶级不愿与共产党合作这个变化,党的斗争策略开始注意军队工作,提出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决定其成员为张国焘、王一飞和任弼时,着手扩大工人自卫武装,积极开展兵运工作。根据党的斗争策略的转变,任弼时要求各地团组织多选高小文化以上的团员和国民党左派青年投考黄埔军校,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
不久,直系军阀孙传芳通电反奉。尽管任弼时非常明了这是军阀战争的开始,但因奉系军阀“为现时民族革命运动之主要障碍”,故对孙传芳向奉系军阀进攻的态度则是利用矛盾、制造舆论。他认为,无论能否达到目的,各级团组织要联名通电或分别向标榜反奉的直系军阀孙传芳请愿,劝其保护爱国运动,启封上海总工会等爱国团体,允许人民集会自由、禁止拉夫等,万勿效奉军所为。
(四)在思想领域内与敌人争夺群众。任弼时看到,五卅运动后,革命势力固然发展强大,但反动派(代表资产阶级)也因此而团结了他们的实力与革命派争斗。随之必有一个时期从实际斗争转到思想和理论上的斗争。因此必须从思想方面打倒敌人的势力,才能领导群众在我们的旗帜下达到完全的胜利。不然,机会为反动派所乘,群众有离开我们的危险。
为此,团中央决定从宣传舆论上入手。首先是团的刊物更加民众化,报道各地斗争、指导革命运动,整顿发行工作,扩大出版物的影响。对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反动思想,萧楚女、施存统、郑超麟等许多同志都曾比较系统地撰文驳斥。同时,强调为坚持统一学生运动,即使对“最反动的醒狮派”,在“痛驳”他们站在帝国主义方面的反革命表现时,在策略上也只攻击醒狮派中曾琦、陈启天等少数领袖分子及其各地挂国家主义招牌、专门压迫学生的少数教员,“万不可谩骂迷信国家主义的学生,以致影响当地学生运动的统一”。要求团员积极努力争取群众,统一革命势力及巩固各阶级群众联合战线,努力领导他们做各种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在实际行动中去“获得”群众,扩大“革命青年群众的联合战线”。
经过斗争,不但阻止了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派等腐蚀青年斗志、争夺青年运动领导权的企图,而且从思想上争取了青年群众,团结了青年群众。
历史已经证明,五卅运动中中国青年运动在反帝运动中留下了轰轰烈烈的一页,运动中的一部分中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和以任弼时为总书记的团中央的领导下取得了建团以来空前的胜利,其间任弼时的作用是卓著的。在任弼时领导下,共青团中央形成的一系列策略思想不但指导了共青团在不长的时间里组织迅速扩大,坚实地走上了青年化、群众化的道路,而且使共青团逐渐成为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力量。
（来源：《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