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功实践和经验
发布时间：2012-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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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功实践和经验
王德蓉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国际上有学者甚至把它和苏联解体并称为20世纪末全世界的两件大事。这场危机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陡然加速后第一次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的金融危机。面对危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成功应对了这一来自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未雨绸缪，部署经济风险防范工作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陡然加速。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征，金融全球化也得以迅猛发展。金融全球化在急剧提升金融对经济的资源配置作用的同时，也迅速积累和增加了其自身的系统性风险。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几年问，从日本到欧洲再到墨西哥，金融动荡频繁发生，破坏性也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自1992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也出现了经济过热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中央指出，要认真汲取一些国家金融危机的教训，未雨绸缪，重视防范和化解我国金融风险。为此，中央迅速作出了一系列部署=
1993年6月24目，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16条政策措施，其中有12条直接或间接与解决金融问题相关。1993年底，国务院作出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促进我国金融体制逐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1994、1995年，中央又进一步出台了多项金融改革举措，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并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运用利率杠杆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有效遏制了经济过热的局面，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这为我们从容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奠定了良好基础。在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开放进程中，我国采取了既积极又谨慎的方式，强调金融对外开放必须与我国金融现状相适应。尤其是在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像有些国家那样过早、过快地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正如李鹏指出的：“金融保险业对外开放的步伐不能太快，我们有几道防线，不能轻易放弃，像金融市场的开放，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都是必须十分慎重的。”【中国人民银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融工作文献选编(1978—2005)．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第279页。】后来的事实证明，明确资本账户的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以及严格管理外国资本的流人流出，是抵御国际游资冲击的一道必要屏障。
1996年8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江泽民专门听取防范经济风险的汇报，并就我国的经济风险防范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要充分认识经济发展风险预测和对策研究的重要性，认真研究和防范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经济风险问题。在谈到金融风险时他明确指出：“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重大金融危机事件迭出，很值得我们警觉。必须进一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努力振兴国家财政，防止金融领域出现大的风险。”【《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处版社2006年版，第541页。】他还对如何做好经济发展风险防范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加强经济发展风险的监测和预测，二是抓紧制定化解和抗御经济风险的对策，三是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四是分工负责，通力合作。他强调今后要重视中长期经济发展趋势的研究工作，把研究、决策、执行很好地结合起来。
这次会议后，中央又在金融风险防范问题上作出了很多有针对性的部署。比如，1996年11月18日，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整顿金融秩序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的报告》，强调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风险，采取有效措施，整顿金融秩序，控制货币投放，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金融工作文献选编 1978一2005)》，第246页。】。1997年5月21日，针对证券市场波动加剧的情况，国务院批转了国务院证券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经贸委《关于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作股票的规定》，在不允许金融机构参与证券炒作之后，又明确规定不允许国有企业参与证券炒作。
中央还十分重视金融知识普及和金融知识培训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金融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金融知识的普及程度不高，不少领导干部的金融知识还比较缺乏。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金融领域出现的一些大案要案，很多与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薄弱、风险防范意识不足有关。1997年2月19日，江泽民在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时，提醒大家高度关注金融风险，并决定年内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要为领导干部配备一本关于金融知识的小册子，并数次过问这本书的编辑出版情况。1997年10月6日，他亲自为这本书写了批语：“我希望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广大企业领导干部，都要学一些金融基本知识。通过学习，加深对金融工作、金融法规和金融政策的了解，提高运用和驾驭金融手段的本领，增强维护金融秩序的自觉性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金融系统干部也要了解经济全局和掌握企业生产经营知识。我相信，懂得金融的领导干部和企业领导干部多了，我们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水平就会有新的提高。”【《金融工作文献选编 1978一2005)》，第259页。】《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读本》一书于1997年11月出版，发行量达100多万册，对在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领导干部中间普及金融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事实证明，这些部署对我们有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果断决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
1997年7月泰国最先爆发金融危机，中央意识到一场大规模的金融风暴即将来临，因此及时成立了调查小组，密切跟踪研究危机走向。据时任国家计委副秘书长的白和金回忆，当年8月中央领导集体在北戴河夏季办公时，就讨论了东南亚金融动荡的问题。李鹏在1997年8月7日的日记中曾写道：“上午，在北戴河主持召开总理办公会议，讨论基本生活费保障制度、三峡工程截流方案、医药品检验制度，最后讨论泰国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我们出15亿美金，由基金出面。经讨论，我们援助泰国，要直接打交道。”【《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下)，新华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6页。】这反映出中央不仅重视这个问题，还以对本国、本地区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危机发生国采取援助行动。
1997年下半年危机爆发并肆虐东南亚时，我国尚未受到危机的正面冲击。然而中央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应对危机的决策和部署，其中的重要标志是对宏观调控政策适时作出调整。1997年初中央决定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党的十五大决定在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时，要“注意掌握调控力度”。同年11月19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就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江泽民在会上强调要密切观察危机的发展，做好应对事态进一步严峻化的准备。12月10日，中央又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的影响情况的汇报，为下一步的决策提供参考。
1998年初，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出11增速出现大幅下滑，外需明显受到抑制。经过前一阶段的综合分析，2月底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提出要努力扩大内需，发挥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会上江泽民强调要用两点论来分析和认识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提出了“坚定信心，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沉着应付，埋头苦干，趋利避害”的危机应对总方针。
在扩大内需的现实需要下，中央进一步调整宏观调控政策。1998年中央3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指导方针和若干重大政策措施。从1998年开始改变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转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的货币政策以及稳健的汇率政策。
在财政政策上，通过综合运用预算、税收、贴息、减费、增支、投资等手段，达到短期内迅速刺激经济增长的目标。例如在投资方面，1998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主要用于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此举对基本实现年初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99年根据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长期国债发行规模在原定500亿元的基础上，又增发600亿元国债。两年增发长期国债2100亿元，安排了5000多个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22000多亿元，投入力度之大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同时，还采取提高出口退税率、调整部分税种的税率等手段进行调控。
在货币政策上，1998年连续三次采取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1999年又再次降低上述利率。其中贷款一年期利率由1997年底的8．64％降至1999年6月的5．85％。存款利率从1997年底的5．67％降至1999年6月的2．25％。法定准备金存款利率从1997年底的7．56％降至1999年6月的2．07％。利率这一经济杠杆在1998年以来被如此频繁使用，在此前是罕见的。1998年通过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我国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1520亿元，增长14％，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5．3％。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在汇率政策上，实行稳健连续的汇率政策，保持人民币不贬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人民币贬值尽管可以刺激我国出口，但将进一步加剧东南亚地区乃至全世界的金融动荡局面，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1997年12月，江泽民在参加首次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时，代表中国政府作出庄严承诺，为了尽快恢复地区金融秩序，中国不仅不会使人民币贬值，还将尽可能为东盟国家提供援助。1998年4月，朱镕基在出席第二届亚欧会议时也指出，要“尽我们的所能来帮助解决亚洲金融危机”【《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6页。】。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重大决策，以及向泰国、印尼等国提供数十亿美元的金融和物质援助，为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恢复地区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危机中与东南亚国家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表现，在国际上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在上述宏观调控政策的综合作用下，我国国民经济没有出现大的波动。199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7．8％，1999年为7．1％。【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在国民经济实现较为稳定增长的同时，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经济结构有所调整，经济效益明显改善。比如，1999年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202亿元，比上年增长52％，创造了近五年来的最高水平。金融平稳运行，货币供应和信贷总量继续增长。外贸出口从7月份开始大幅度回升，全年达到194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1％。人民币汇率稳定，国家外汇储备年底达到1547亿美元。【参见《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6一1167页。】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国经济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来之不易。
三、高瞻远瞩，谋划长远发展战略
亚洲金融危机危害之烈、影响之大，出乎很多人意料。据估计，危机发生国的货币平均贬值约50％，股票价格下跌近70％，房地产价格下跌40％一60％，东盟国家在这场危机中损失GDP达3万亿美元。【参见刘克：《金融全球化——批判性反思》，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受危机影响，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还发生了政局动荡。这个严峻事实给中央以极大触动，中央强调要及时深刻总结这场危机的教训，谋划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战略。
首先，将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作为增强我国经济抵御风险能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普遍通过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而实现了经济腾飞。尽管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使一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态势，但过度依赖外部市场、外国投资的发展方式是不利于一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的。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冲击，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中央在深刻总结亚洲金融危机教训的基础上，开始从战略高度认识内需的重要性，认为把扩大内需作为增强我国经济抵御风险能力的一个重要的长期战略方针，可以扩展我们在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的回旋余地。江泽民指出：“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基础上。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带根本性的方针。”【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页】他还进一步指出：“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实质上就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把发展作为主题。”【《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册，第1461页。】针对一些人认为的扩大内需意味着对外贸易从此变得不那么重要的错误倾向，江泽民强调要将扩大内需与扩大开放并重：“强调扩大内需，并不是说对外贸易不重要。实行对外开放，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必须长期坚持。”【《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416页。】为配合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的战略需要，实现我国经济的长期稳步发展，中央在世纪之交作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
其次，将加快科技创新、从战略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增强我国经济抵御风险能力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宏观经济运行大起大落往往是金融危机的诱因，而投资失调、结构失衡是导致经济剧烈波动的深层原因。因此，防范风险、抵御危机的最有效方式是调整经济结构、加快经济转型。亚洲金融危机充分表明，在经历长期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不但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及时转变，而且长期高速增长后积累的大量结构性问题也迫切需要及时调整。江泽民对此有着深刻认识，他指出：“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合理的经济结构之上，必须有自己强大的基础产业，否则经不起困难和风险的冲击。”【《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江泽民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变化趋势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认为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他指出：“如果仅仅靠利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消耗自然资源、依赖外国现成的技术产品来发展经济，而不是努力提高本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和本国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能力，那就会在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中处于被动和依附的地位，就必然进一步拉大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330页。】在信息科技迅猛发展的带动下，许多国家都在进行结构性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传统产业发生巨大变革。亚洲金融危机更是凸显了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许多国家开始着手调整经济结构。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我们不适时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就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对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认识早、调整快，就主动；见事迟、调整慢，就被动。”【《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带着这种紧迫感，江泽民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党的十六大将这个发展思路概括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45页。】
再次，要增强我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由于金融在市场配置中起核心作用，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就成为比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江泽民认为，为了抵御金融风险，必须积极主动地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金融体制。朱镕基也指出：“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促使我们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再不能犹疑了。”【《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中国正是从这次危机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并开始下大力气建设健康完善的金融体系。199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就强调指出：“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大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显著提高金融业经营管理水平，基本实现全国金融秩序明显好转，化解金融风险，增强防范和抗御金融风险能力，为进一步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金融工作文献选编(1978—2005)》，第282页。】此后，建立金融机构体系、培育金融市场体系和建立健全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其中，对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我国对金融体制的根本性改革和制度创新。在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央也极为重视金融法制建设，将金融法制建设提到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在亚洲金融危机对各国实体经济的影响逐渐加深的情况下，1998年5月12日，中央专门举办了“金融安全与法制建设”讲座，江泽民主持讲座并作重要讲话，指出要认真研究亚洲金融危机的症结，引以为鉴，搞好金融监管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要加强金融法制建设。1998年后，为推进金融法律制度建设，我国先后出台或修订了《证券法》、《公司法》、《企业破产法》、《反洗钱法》等法律及相关规章制度，为规范市场管理、维护市场秩序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我国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通过这一成功实践，党和政府不仅深化了对金融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了经济风险防范意识，更为重要的是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今后的经济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首先，应对危机，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自身实力。在危机发生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危机发生国“落井下石”的做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我国之所以能从容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从根本上来说，在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江泽民对此有着明确认识，他说：“国际上不可测的因素很多，发生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风险不足为怪。关键在于我们自身是否具有足够的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次金融风波的冲击，我们顶住了。这证明改革开放二十年形成的基础使我们具有相当的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但是，必须看到，我们还有许多弱点，这种能力还不够强。”【《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105—106页。】“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面对这场危机，最根本的是要做好国内的经济工作，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如果自己搞不好，一旦国际上再起什么大的风浪，那就会经受不起，就会有发生危机甚至垮掉的危险。”【《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172页。】我国在应对各种经济风险和危机时，无论是短期策略还是长期战略、应急部署还是主动调整，都应以做好国内经济工作、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为根本出发点。
其次，应对危机，要重视制度建设。所谓制度建设，既需要各领域的制度化建设作为依托，也需要建立健全危机应急处理机制。一方面，相关领域的制度化建设可以为国家长远的经济社会稳定起到“保护”和“减震”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为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发展而进行的最重要的制度化建设。另一方面，适当的危机应急处理机制是防范危机、减少危机损失的重要保障。处理和解决突发事件，既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具有一定的驾驭复杂局面的素质、能力和本领，又需要科学合理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以进一步提高应对突发事件、驾驭复杂局面的综合能力。这不仅是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及时作出反应。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领导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发挥重要作用，辅之以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行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为迅速扭转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形成冲击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最后，应对危机，要具备前瞻性思维和战略眼光。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趋势下，各国各地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影响越来越大，一国既要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发展自己，又要清醒认识和及时防范其中可能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和风险。为此，决策者和管理者是否具备前瞻性思维和战略眼光显得特别重要。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党中央就意识到防范经济风险的问题，并及时作出了部署，使得我们牢牢把握了应对危机的主动权。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策略方针上，我们也运用了极具前瞻陛的思维方式：既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了短期的应对措施，也主动部署了长远的战略规划，将短期应对措施与长期战略规划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相得益彰。正如江泽民所说的那样：“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分析和认识这场金融危机及其影响时，要坚持两点论，既要看到它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同时又要看到它可能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某种机遇。不利和有利两个方面都看到了，才能采取正确的对策。”【《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100—101页。】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从容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为我国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发展谋划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作者王德蓉，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