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发布时间：2012-07-12
分享到 ：
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陈述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布置研究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探索两者相结合的具体化的路子，并支持进行资本市场（股份制）的试点。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江泽民积极推动党内思想统一，明确表示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并在十四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江泽民主持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表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已经具体化。
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体制？这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难以突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等思想，突破了国内外理论界长期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的观点。在十四大上，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方面的理论成果，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本文将初步梳理江泽民在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过程中的卓越贡献。
一、深入研究经济体制，为实现新突破、确立新体制作准备
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前，江泽民先后在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担任领导工作。他积极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参与了经济特区的创建。特别是在上海工作期间，他从全局出发思考问题，推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和上海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使上海现代化建设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标志着“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7页。】开始履行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全面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职责。
（一）布置研究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探索两者相结合的具体化的路子
1989年政治风波后，是否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党内和国内理论界存在着重大分歧。市场经济和市场取向的改革一度成为某些理论家批评和批判的对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认为应对改革的方向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并对此进行部署，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为决策作充分的准备。
199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邀请搞经济工作的负责同志研究经济问题。从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江泽民主持了7月4日的经济形势座谈会，邀请搞经济工作的老同志余秋里、吕东、袁宝华、康世恩、宋劭文等参加。7月16日，江泽民再次主持经济工作座谈会专门讨论经济问题。9月13日至19日，江泽民又一次主持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负责同志以及省、直辖市、自治区负责同志参加的经济工作座谈会，他要求与会人员“大家要齐心协力找到一条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具体化的路子”【《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中），新华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年版，第837页。】。这可以看出江泽民在着重研究计划与市场的问题。就是说，在有人还在思考怎样对待市场经济的思想认识阶段，甚至批判市场经济时，江泽民不但认为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且在为计划与市场寻求一条相结合的路子。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邀请国内知名经济学家研究经济体制问题。《20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一书中写道：“1990年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和对策，出席会议的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有林、袁木、许毅、吴敬琏等十多人。座谈会一开始，就在改革应当‘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1991年10月到12月间，中央领导邀请一些经济学家讨论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从10月17日到12月14日，一共开了十次会。”【张卓元等主编《20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7页。】与会的大部分经济学家在发言中不约而同地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强调了改革的市场方向。
在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十分重视研究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背景下，据1990年8月出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陈锦华说，他布置体改委的研究人员整理了两份材料，一个是国内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争论资料，一个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综合资料。其中国家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江春泽9月30日提供的一篇题为《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的材料，扼要地介绍了从190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开始，西方学术界对是以中央计划机关还是以市场作为未来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进行长达一个世纪争论的情况。这个材料表明，最先提出用中央计划机关取代市场来配置资源的学者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帕累托，他和他的追随者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共产党员，而是西方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学者。在这个问题的争论初期，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诞生，主张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同坚持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没有关联。“材料清楚地表明，计划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产’，市场也不应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资本主义可以用计划，社会主义应当用市场。”陈锦华把这个材料“立即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据他回忆：“江泽民看了以后特地给我来电话说：‘材料很好，我看了两遍，并批示印发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李鹏还指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1990年12月在北京、1991年2月在上海，邓小平继续阐述“计划和市场都得要”和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但是，这并没有平息一些理论家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可见当时争论的激烈程度，说明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向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前进的阻力还相当大。
这种争论不仅仅限于党内和国内理论界。1991年9月，江泽民会见到中国访问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双方谈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时，“撒切尔夫人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能兼容，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必须私有化”【陈锦华：《国事忆述》，第247页。】。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是以推行私有化著称的，她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西方的主流思想。江泽民不同意撒切尔夫人的观点，并同她进行了讨论。从中可以了解到要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还要敢于突破西方经济学的框框。
从以上情况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虽然只是在布置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进行研究，但对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倾向还是明显的。
（二）明确支持进行资本市场（股份制）的试点
邓小平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28页。】资本市场是金融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89年到1990年，上海和深圳进行了股票制试点，带来了大陆股票市场的空前火爆，来自全国各地的资金大量涌向股票市场。这种情况引起各方关注，也导致不少争论。股票市场还要不要继续办下去是当时争论的焦点。“当时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346期发了题为‘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文章，报送中央。有五位领导同志分别作了批示。有的讲，应该立即关掉；有的则讲，应该制止不规范的股票集资。这些情况反映了当时理论上的禁区和认识上的障碍还没有突破，股票市场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产物。”【魏礼群主编《改革开放三十年见证与回顾》，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年版，第391页。】这表明，这项重要的市场化改革有夭折的危险。
1990年11月，江泽民在参加深圳、珠海特区建立10周年庆祝活动回京途中，在飞机上同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参加谈话的还有田纪云、温家宝等。在这次谈话最后，江泽民明确表示：“可以把上海、深圳这两个实验点保留下来，继续试验不能撤。但是暂不扩大，谨慎进行，摸索经验。”【魏礼群主编《改革开放三十年见证与回顾》，第393页。】随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实行股份制改革并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决策。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建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出现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敲响了试营业的钟声，标志着这项市场化的改革在争论中坚持下来。1992年1月15日至18日，江泽民在上海考察工作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再次对这项改革表示支持。从这里可以看到江泽民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敢于试敢于闯的精神。
二、推动党内思想统一，明确表示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再次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邓小平还没有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会议传达邓小平的谈话。【参见《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中），第904页。】邓小平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将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共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3月9日、10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等重大问题，并强调要特别注意抓住改革和建设中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思想和政策主张，并认真组织实施。
1992年4月1日晚上11点钟，江泽民打电话找陈锦华，说：“现在改革开放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都在等待，也有点着急，体改委好好研究下，向中央提出建议。”【陈锦华：《国事忆述》，第207页。】4月15日，陈锦华邀请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四川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到北京用三个半天专门座谈下一步改革的设想，主要议题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五省与会人员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锦华：《国事忆述》，第208页。】会后，陈锦华写出一份报告直接交江泽民和李鹏。
199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提出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要前进一步，这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5月2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在十四大上要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作出新的论述，并决定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干部会议。之后，江泽民找经济学家刘国光谈了一次话。他说个人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并问刘国光的意见。刘国光说赞成，但同时又说，不提“有计划”，这方面容易被人忽略，而“有计划”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江泽民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头脑里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上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魏礼群主编《改革开放三十年见证与回顾》，第74页。】这表明江泽民的态度更加明确。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作《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这个讲话谈了九个重大问题，其中引经据典地阐述计划与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引起党内外的高度关注。在这个讲话中，对建立新经济体制讨论中提出的“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等意见，江泽民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6月12日，江泽民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表示：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他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到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还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7—1348页。】随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先后征求30个省区市和中央及国务院各部门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这标志着党内思想趋于统一。
三、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理论
经过精心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2年10月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对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会议的一个重大的标志性贡献是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在十四大上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江泽民代表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向十四大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指出，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的重要谈话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江泽民强调：“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26页。】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江泽民又进一步阐述了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我们要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的作用，并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这个报告集中了全党智慧，反映了客观规律，全面、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积极作用，标志着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全党的共识和意志。
1993年3月15日至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同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进《宪法》修正案的第七条中，这标志着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二）主持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为贯彻十四大精神，1993年5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决定，下半年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专题讨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5月底组成25人的文件起草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工作。经过五个多月的辛勤调研、起草、讨论、征求意见，形成讨论稿。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讨论，再通过征求中央各部门、各省区市、各大军区的意见，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同意并决定将修改后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交十四届三中全会讨论。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召开了十四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还制定了总体实施规划。《决定》指出：“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20—521页。】以上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表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已经具体化。
四、几点重要启示
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经济体制，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十四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启示我们：
第一，要跟上世界潮流，把解放思想、创立新的理论以指导实践作为最重要的责任。江泽民是一位具有高度政治责任感和战略眼光的领导人，他善于从政治和战略高度思考问题，把解放思想、理论创新作为自己的责任。他说：“我现在的责任，也可以说我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带头解放思想，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中央一再强调要进行理论创新，为什么？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要使党和国家的发展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则一切新的发展都谈不上。”“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6、335页。】可以说，江泽民带头解放思想，创立新的理论以指导实践，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指导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二，要尊重规律、尊重实践，不用本本去框实践。如果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上看，他们没有说过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他们一贯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生产力标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没有为个别结论所束缚。这就是江泽民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道理，就是不能用本本去框实践，而只能用实践去发展本本。如果一切都要先看本本上有没有，老祖宗讲过没有，就很难在实践中迈开步子”【《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338页。】。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坚持其立场观点方法，尊重规律、尊重实践，“不能用本本去框实践”而束缚自己的手脚。
第三，兼容并蓄，处理好学习借鉴外国经验与中国实际的关系，坚持市场机制和国家宏观调控的结合。学习外国搞市场经济的经验，不能教条主义。中国搞市场经济，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坚持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两手都要硬。正如江泽民所强调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两者缺一不可。”【《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67页。】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不应该把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对立起来，而是“既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政府和社会监管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两手都要硬，两手同时发挥作用，才能实现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也才能使资源配置合理、协调、公平、可持续”【温家宝：《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人民日报》2009年2月4日。】。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领域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改革。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实事求是的探索和创新精神，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陈述，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北京100091〕
（来源：《党的文献》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