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走出去”战略的形成及其重要意义
发布时间：2012-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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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走出去”战略的形成及其重要意义
陈扬勇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对外开放思想的重大发展。这一战略思想是江泽民首先提出来的，并被写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
一、“走出去”战略的形成
一、“走出去”战略的形成
江泽民的“走出去”战略，从思想形成发展的脉络看，大致经历了萌芽酝酿、正式提出、丰富发展三个阶段。
“走出去”战略提出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是如何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外资源，弥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市场和资源的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出去”战略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党的十四大。1992年，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更多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引进先进技术”。①（注①《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231页。）这里，“对外贸易多元化”、“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等一些“走出去”战略的核心概念就提出来了，成为“走出去”战略思想的萌芽。
“走出去”战略思想首次明确提出是在1996年。这年7月26日，刚刚结束非洲六国访问回来的江泽民在河北唐山考察工作时提出：要加紧研究国有企业如何有重点有组织地走出去，做好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这篇大文章。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十分广阔，发展潜力很大。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些，应着眼于未来、着眼于长远，努力加强同这些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包括利用这些国家的市场和资源搞一些合资、合作经营的项目。这是江泽民首次明确提出“走出去”的思想。
1997年12月24日，江泽民在接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时，首次把“走出去”作为一个重要战略提出来，并把它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他说：“我们不仅要积极吸引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办厂，也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在努力扩大商品出口的同时，必须下大气力研究和部署如何走出去搞经济技术合作。‘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这个指导思想一定要明确。”“有步骤地组织和支持一批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走出去，形成开拓国外投资市场的初步规模。这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①（注①：《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此后，江泽民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抓紧研究实施“走出去”战略。1998年5月，他在一次讲话中呼吁：“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加快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非洲、中东、中亚、南美等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很大，资源丰富，我们应该抓紧时机打进去。要组织一批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出去投资办厂。”②（注②：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85页。）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新的形势。江泽民对“走出去”战略的论述也渐趋全面深入。2000年1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泽民把抓紧实施“走出去”战略作为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抓紧解决的七个重大问题之一加以论述。
首先，他分析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客观条件：“这20年，我们是以引进来为主，把外国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等引进来，这是完全必要的。不先引进来，我们的产品、技术、管理水平就难以提高。你想走出去也出不去。现在情况与20年前不同了，我们的经济水平已大为提高，应该而且也有条件走出去了。”③（注③：《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569页。）
其次，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国家的长远发展和安全等方面，深入论述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江泽民说：“只有大胆地积极地走出去，才能弥补我们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才能把我们的技术、设备、产品带出去，我们也才更有条件引进更新的技术，发展新的产业；才能由小到大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以利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也才能更好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增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力量。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要从我国现在的实际出发，还要着眼于国家长远的发展和安全。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考虑，加强对外合作都是一个大战略，应该不失时机地抓紧部署和实施。”“这同西部大开发一样，也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④（注④《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569页。）
其三，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要贯彻多元化方针。“无论是开拓国际市场还是利用国外资源，都要贯彻多元化的方针。”“要继续不断提高我们的产品质量，努力开拓欧美市场。同时，要继续努力开拓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我国的产品和技术对他们还是比较适用的，何况那里市场广阔、资源丰富。应该精心组织我们的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到这些国家去开拓市场，发展贸易，开展经济技术合作。”⑤（注⑤：《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569—570页。）
2000年3月7日，江泽民在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的全体会议时，对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功能和意义又有新的阐述。他说，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这是我们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的必由之路。这样做，有利于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从而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⑥（注⑥：《江泽民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增创新优势赢得新发展》，《人民日报》2000年3月8日。）
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另一方面也会为我们实施“走出去”战略带来更多的机遇。抓紧实施“走出去”战略，条件更成熟了，要求也更为迫切了。为此，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究班上发表讲话，从“为我国的未来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考虑”的高度，论述了我国在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面临的国际竞争更趋激烈的新形势下抓紧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紧迫性：“在新的条件下扩大对外开放，必须更好地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同时并举、相互促进的开放战略，努力在‘走出去’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把对外开放推向新阶段的重大举措，是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必然选择，是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的重要途径。”①（注①：《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6—457页。）
几个月之后，“走出去”战略写进了党的十六大报告。报告指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②（注②：《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51页。）
从以上对“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发展脉络的梳理中，可以得到这样两点认识：一是“走出去”战略从开始提出到写入十六大报告，经历了一个逐步明确、不断发展丰富的过程；二是“走出去”的基本内涵，就是组织我国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办厂，开拓国外投资市场，其主体是企业、跨国公司，其战略价值取向，是要弥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竞争，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二、“走出去”战略形成的实践基础
为什么在1996年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诸多深刻变化。我国国民经济总体上继续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但同时也遇到了新问题新矛盾，从国内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主要产品产量基本满足市场需要，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经过近2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过去长期商品短缺的状况已基本改变，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生产能力过剩、供大于求的情况，出现了阶段性、结构性剩余。1993—1996年的宏观调控，使一度过热的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但同时又出现了通货紧缩趋势。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加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我国产品出口的国际市场空间受到较大挤压。这就造成了当时国民经济运行中急需解决的一个焦点问题，如何积极开拓市场，扩大有效需求。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一方面确立扩大内需的方针，另一方面也把眼光投向了国际市场的进一步开拓。
第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日益突出，造成大量产品积压，影响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的提高。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普遍存在“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商品短缺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暂时被掩盖。90年代中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企业自负盈亏，不能再吃“大锅饭”，大多数商品出现买方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企业面临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地区经济结构雷同，不少行业生产能力明显供过于求，产品严重积压。不少企业经济素质和效益低下，缺乏市场竞争力，生产经营困难。在这个时候，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迅猛发展，高技术产品在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大大提高了它们抢占市场、垄断技术、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因此，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江泽民在199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大力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这方面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下大气力认真解决好‘大而全’、‘小而全’和盲目投资、分散重复建设的问题。”①（注①：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330、332、331页。）那么，怎么调整经济结构？江泽民把眼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国际空间，他多次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
第三，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大，区域性生态环境形势严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正处于迅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经济高速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不断加大，加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比较落后，污染物排放量不断增加，资源、环境、生态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1996年7月，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就是在这样一种压力背景下召开的。江泽民在会上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②（注②：《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532页。）
在上述几方面问题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在1996年显现一定程度的“疲态”。面对这种“疲态”，在199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提出了“积极培育和扶持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问题。他说：“现在不着手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整个经济发展就会缺乏后劲。”③（注③：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330、331页。）如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呢？他认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同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结合起来。从国内市场看，当前要大力开拓农村市场，同时进一步拓展城市市场。从国际市场看，要在继续保持和拓展西欧、北美、日本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非洲、拉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市场。”④（注④：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331页。）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是基于我国经济运行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并着眼于解决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扩大有效需求；二是从国外获取资源，缓解国内经济运行中日趋严重的资源、环境、生态压力；三是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
“走出去”战略的提出，还有一个重要的国际背景，那就是日趋激烈的经济全球化背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趋势，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日趋发展。江泽民以敏锐的世界眼光，较早地注意到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1998年8月，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他专门就经济全球化出现的原因、现阶段的表现、对我国的利弊以及我们的对策等作了全面论述。此后，在不同场合又多次专门论述过该问题。他认为：“当今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趋势，应该引起我们密切关注。”“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⑤（注⑤《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19、201页。）同时，经济全球化又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既要积极参与又要防范风险，趋利避害，掌握主动。
应当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急需扩大国际市场、利用国外资源、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无疑是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虽然有风险、有挑战，但机遇大于挑战。我们应当怎样去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竞争，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呢？“走出去”是一条重要的渠道。这也是江泽民提出“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勇于和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充分利用好国外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必须不失时机地‘走出去’，让我们的企业到国际经济舞台上去施展身手。”①（注①：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519、520页。）他一再强调，只有尽快地实施“走出去”，才能由小到大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以利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
江泽民提出“走出去”战略，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触发契机。1996年，江泽民完成了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首次非洲之行，访问非洲六国后又先后访问了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独联体国家，访问了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亚洲发展中国家，亲身感受到这些国家具有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且同中国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他在访问非洲时曾说：“非洲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有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特别要推动有一定实力的中国企业、公司到非洲开展不同规模、领域广泛、形式多样的互利合作。”②（注②《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526、529页。）后来，他一再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十分广阔，发展潜力很大，要大力开拓非洲、拉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市场。这是他实地考察后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他提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实践依据。
提出“走出去”战略，与江泽民宽广敏锐的国际眼光和战略思维能力是分不开的。在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进程中，江泽民处处体现出这种眼光和能力。当经济全球化开始影响世界经济时，他就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工作中，“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有新的知识结构，必须有开阔的国际眼光”③（注③：《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19页。）。当1996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处于青萍之末时，他就提出要做好经济发展风险的防范工作，强调“我们要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避免临渴掘井”④（注④：《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544页。）。他非常注重领导干部国际视野的拓展和战略思维能力的提升，强调“要大力拓宽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视野”，“大力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使他们善于观察世界大势和正确把握时代要求。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对重大实际问题不进行战略性思考和研讨，是很难做好领导工作的，而且是很危险的。”“历史上，不看世界发展的大势，固步自封，作茧自缚，导致国家和民族衰亡的例子比比皆是。”⑤（注⑤：《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48、49页。）
由上可见，“走出去”战略思想是江泽民深刻分析和准确把握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新形势，从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出发提出来的。提出并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面临国际国内新的经济形势下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必然选择，是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提高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大意义
综观江泽民的论述，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对我国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市场、战略资源，提高技术开发和自主创新能力，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长远战略意义。
首先，实施“走出去”，有利于我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能源资源，在国际能源资源分配中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战略态势。
能源资源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努力实施全球资源战略，鼓励本国公司到海外勘探开发矿产。其实质是以国家支持为后盾，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开拓地缘区位优势，优化资源配置，以获取质优价廉的矿产资源，保证本国资源需求。
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较少。我国主要能源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煤炭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9％，耕地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水的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天然气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5％，石油的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1％。①（注①：参见江泽民：《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能源需求不断增加，加上我国能源生产和使用仍然粗放，一些高耗能行业发展过快，能源利用效率较低，能源供需矛盾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21世纪，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各种能源资源的消耗量将进一步增长，我国将面临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双重压力，能源资源形势将更为严峻。在这方面，除了坚持节约高效、科技先行、多元发展等之外，积极地“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加强国际能源资源合作，使我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能源资源，在国际能源资源分配中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战略态势，应当成为我国能源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实施“走出去”的重要战略意图。
对于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这种意义，江泽民多有论述。他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只有大胆地积极地‘走出去’，才能弥补我们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②（注：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520页。）2000年3月，他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为了确保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我们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必须充分运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必须加大利用国外资源的工作力度。这是关系我国长远发展和子孙后代的大计，一定要不失时机地加以推进。”“利用国外资源，要采取多种方式，贸易与勘察开发并举；要以我国短缺的资源为重点，兼顾其他资源；要以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为重点，兼顾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实行多元化经营利用战略。”“这项工作很紧迫，过去我们的认识不够，应加紧部署和实施。”③（注③：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526页。）
其次，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各种跨国公司，使我国获得重要的国际市场份额，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个世界性的社会化大生产网络已经形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主要载体，是全球化时代配置资源的主体，是各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主力部队。它利用对核心技术、品牌、国际营销网络等垄断性资源的控制，在全球市场获取利益。江泽民在1998年的一次讲话中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全球现有五万三千多家跨国公司，“它们控制了全世界生产的40%，贸易的50%至60%，技术贸易的60%至70%，对外直接投资的70%，技术专利的80%”④（注④《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198—199页。）。这种发展趋势表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表现为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越来越集中体现在跨国公司的实力和竞争力上。正是因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化时代的巨大竞争优势，在企业层面上，实现国际化经营日益成为企业的战略选择；在国家层面，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发展基于本国的跨国公司的重要性。
相对于跨国公司和跨国投资的迅猛发展趋势，我国在90年代中期的跨国公司寥若晨星，对外投资与引进国外投资的数量和规模相比也很不相称。为此，江泽民说：“从长远看，要更有力地开展国际竞争，我们必须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竞争的风浪中，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是经济上的航空母舰，具有强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我们应该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下，抓住一切机遇，通过走出去投资办厂和开展各种各样的经济技术合作，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努力形成和发展壮大一批中国式的跨国公司。这是我们扩大对外开放，增强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经受住经济全球化的各种挑战和考验，使我国真正成为经济强国的迫切需要。”①（注①：《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453页。）江泽民反复强调只有积极地“走出去”，才能由小到大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以利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其战略意义就在于此。
其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提高技术开发和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我国主动地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理论研究者认识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所转移的并不是他们的先进技术，而是已经标准化的或即将淘汰的技术，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增强其垄断优势。中国几十年引进外资的实践，也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吸引外资，在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企业技术素质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也有一个事实不能忘记，那就是发达国家的对华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很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对华投资一直倾向于采用独资方式，技术保密措施极为严格。正如江泽民所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有些最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②（注②：《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32页。）
相比之下，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更为有效的途径。我们通过自己的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研究机构聚集区进行研究与开发性投资，设立境外企业，既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科技人才资源，又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发达国家技术聚集区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同时还能将大量技术信息和产业信息及时传递回国内。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我国企业及时了解世界前沿技术动态，增强研究开发与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扩大对外投资两个轮子，主动地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向产业链高增值环节迈进，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无疑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选择。
江泽民曾经说过：“‘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必须同时转动起来。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主要是为我国的未来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考虑的。”③（注③：《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457页。）这句话语重心长，内涵丰富，值得我们深思和体会。
〔作者陈扬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