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对巩固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独特贡献

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对巩固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独特贡献

王春明

任弼时在其3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特别是1938年3月至1940年2月，任弼时在出使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为转变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抗战政策的认识，为宣传中共中央制定的正确的抗战路线，为加强和巩固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袖地位，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开创抗日战争的新局面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正如江泽民《在<任弼时传>、<任弼时年谱>出版发行暨任弼时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当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推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时，任弼时同志受中央委托，到共产国际去系统地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阐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取得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不久，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错误，这和任弼时同志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分不开的。”①[①《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页。]

一、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的背景是：
第一，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制定了一条与国民党片面抗战针锋相对的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并明确强调必须坚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原则；强调一定要实行党对抗战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面抗战，反对片面抗战。规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纲领、基本任务和各项政策，从而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
但是，由于联系渠道不畅通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不实汇报，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缺乏了解，甚至有些误解。而且，由于在处理西安事变过程中，中共中央没有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党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曾多次开会讨论和研究中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此时，苏联正面临德国法西斯来自西面严重的威胁，而且又十分担心日本帝国主义来自东面的进攻。为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忧虑日益加重。他们过高估计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的力量，生怕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因关系破裂而导致统一战线夭折。因此，共产国际在1937年10月10日的会议上，决定派王明回国，并用决议的形式规定了王明等回国的使命。
第二，王明回国后，以“钦差大臣”自居，极力推行右倾错误主张。
王明回国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分别同他谈了话。11月11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王明等人时，“要求中国共产党全力以赴地坚定国民党蒋介石长期抗战的决心”①[①《王稼祥传》，施昌旺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季米特洛夫于11月13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办公室为王明等送行时提醒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②[②《王稼祥年谱》，徐则浩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
1937年11月29日，王明等人乘坐的苏联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冒着大雪到机场迎接来自莫斯科的“神仙”。
然而，王明根本没有把斯大林的指示、季米特洛夫的提醒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厚望当回事。他不顾国内抗战的具体情况，机械地照搬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处处以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领袖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对中共中央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在王明的强烈要求下，中共中央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在会上，王明不仅多次不点名地严厉指责和批评毛泽东，而且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系统的右倾错误主张。因为，当时王明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并以“国际路线”代表自居，打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旗号，又加上他熟悉很多马列主义的词句，演讲时引经据典、口若悬河，所以，他的错误主张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煽动性和蛊惑性，一度模糊了党内同志对毛泽东正确主张的认识，造成了思想上的很大混乱，使毛泽东几乎陷入孤立的境地。
对于王明不可一世的表现，毛泽东“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没有多说话，但还是坚持了他原来的正确主张”①[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而且对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进行了坚决而巧妙的斗争和抵制。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极力排除王明右倾错误主张的干扰，仍然按照原来的方针领导八路军和抗日游击战争。
在十二月会议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王明的右倾主张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占了上风，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形成了严重挑战。毛泽东曾气愤地对前去看望他的李维汉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②[②《回忆与思考》（上），李维汉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页。]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谈到这次会议时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又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③[③《毛泽东传（1893－1949）》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08－509页。]
根据上述情况，在1938年召开的三月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派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向共产国际全面汇报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工作情况。
当时，随着国民党中右翼势力反共活动的抬头、反共事件的增多，王明的右倾主张到处碰壁。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即三月会议），讨论抗日战争形势和党的工作问题。会上，王明继续坚持和发挥自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毛泽东还是采取了同十二月会议基本相同的策略，对王明的错误主张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王明提议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要想把中共全党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路线方针上来，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必须派人到共产国际说明与宣传，以争取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的理解与支持。为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受了王明的提议，任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出使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材”①[①《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69页。]等问题。
历史说明，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是中共中央的正确选择。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虽然是王明提议的，但是这一提议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赞同。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选择是合适的、正确的。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任弼时同共产国际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任弼时1921年7月至1924年7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关系。“在国内工作时，他与共产国际驻华人员有联系，如1927年3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领导起义的特委就决定任弼时每天与国际代表‘接谈一次’。……1928年共产国际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指名要任弼时同周恩来、瞿秋白等一起去莫斯科筹备‘六大’，并要任弼时在会上作关于共青团的报告。”②[②力平：《重视实际大智大勇——简述任弼时与共产国际》，《缅怀与研究》，第299－300页。]“任弼时本人，与国际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为国际了解和信任。这样，有利于纠正共产国际原来的一些设想以及王明按照国际构想回国后推行的错误做法。”①[①《缅怀与研究》，第307页。]这些其他人无法比拟的客观优势，为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其次，任弼时虽然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但他与那些教条主义者有很大区别。他不是“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尽管他接受过三年的苏俄式教育，可他“在革命的初期，就是不满意教条式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是注重实际情况、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②[②力平：《重视实际大智大勇——简述任弼时与共产国际》，《缅怀与研究》，第300页。]后来，任弼时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过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的影响，也曾在1930年5月的赣南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狭隘经验论”，但他却也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排斥的对象。任弼时在延安整风时曾说，在中央苏区时，自己虽然执行了“左”倾路线，但“不是极端的‘左’，极左的往往感觉我是右的”。而且他还因为批评临时中央推行的“单纯军事进攻路线”，被作为“拥毛干部”，受到极左路线的打击和排挤。因此，他对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顾问的“左”倾错误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并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加以抵制。1934年8月以后，作为党中央代表和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弼时曾抵制李德要他率领红六军团到湘桂边和广西打仗的命令，而是率领部队转往贵州，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避免了被敌军全部消灭的危险。红六军团同红二军团会合后，李德又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分开，任弼时还是没有执行。
第三，任弼时具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具有很强的原则性。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高超的领导艺术。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在洛川会议上提出“两党的合作是代表不同阶级”的合作，“且在斗争着”，要争到“两党的合作”还要经过斗争①[①《任弼时年谱》，第345页。]等正确主张。从1937年9月下旬作为红军主要领导人随朱德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到回延安参加三月会议，任弼时亲身经历了残酷的抗日斗争，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日政策有了清醒的认识，对全国的抗日形势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从而更加深了对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的理解。就在这次三月会议上，任弼时还不指名地批评了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这些无疑增强了毛泽东等同志对任弼时的高度信任。

二、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期间的独特贡献

第一，为赢得共产国际、斯大林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可和支持，为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做出了卓越贡献。
1.实事求是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正确方针。
任弼时是1938年3月底到达莫斯科的。4月14日，任弼时在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时，代表中共中央向主席团提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长达1.5万字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任弼时又将4月14日的书面报告大纲作了更为全面更为详细的口头说明和补充。
从收入《任弼时选集》中这个报告大纲的口头说明和补充可以看出，任弼时主要汇报了四个方面的情况：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及其最近状况，群众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任弼时在汇报中，虽然没有直接说毛泽东怎么高明、怎么正确，甚至连毛泽东的名字也只提到过一次，但从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汇报始终贯穿着毛泽东的思想，全面反映了毛泽东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任弼时在汇报中热情洋溢地向各国共产党代表宣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详细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八路军发展壮大的情况、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和国共合作的状况。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是国民党或其他政党根本无法替代的；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实际上就是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心内容是壮大自己力量的问题；游击战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作战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着模范先进作用，它们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是正确的，毛泽东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正是执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正确路线，中国革命才得以巩固和发展……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任弼时的汇报非常重视，经过认真讨论后，于6月11日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内部的）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公开的）。《决议案》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①[①《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531页。]《决议案》表示赞同中共继续大力开展敌后游击运动，坚持统一战线中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2.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客观公正地向共产国际反映王明同中央争权的真实情况。
共产国际对由于王明回国后引起的中共党内矛盾也略知一些。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首先向任弼时提出有关王明的三个问题：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意见的倾向？王明是否总是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周围？王明与毛泽东是否处不好关系？在此情况下，具有坚强党性和高度原则性的任弼时不得不将王明回国后的表现，特别是向中央争权及闹意见分歧的真实情况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作了较为详细的汇报。季米特洛夫听了任弼时的介绍后，明确说他对王明印象一直不好，“这个人总有些滑头的样子”。他还将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时的表现和其他工作人员对他的看法告诉了任弼时，说王明在一些地方不很诚实，总好出风头，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中国领袖。①[①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8页。]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根据任弼时的介绍和他们掌握的情况，经过慎重考虑，对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表示了明确意见。7月初，王稼祥启程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在同王稼祥、任弼时谈话时明确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②[②参见《任弼时年谱》，第372页。]
任弼时向共产国际客观地准确地汇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同蒋介石血战十年的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实行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经有所怀疑，对中共中央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又缺乏基本认识的话，那么，任弼时的报告沟通了情况，阐明了团结斗争的真实状况，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原有的认识。如果说，六月十一日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案从政治上肯定和支持了中共中央，那么，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和王稼祥、任弼时的重要谈话，则从组织上支持了毛泽东。”①[①《任弼时传》，第532页。]
3.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明确表态，对于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对于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38年9月14日，不久前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王稼祥在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时首先说明：“我的报告是根据弼时在国际的报告、在国际的讨论的主要内容。”②[②《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极为重要：首先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其次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党的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9月至11月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在会上再次详细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和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这对全会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起了决定性作用。全会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指出：“全会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央政治局自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之间的工作以及关于目前抗战形势及中华民族当前紧急任务的报告以后，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①[①《任弼时年谱》，第374页。]全会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主张的干扰，充分肯定了独立自主、放手发动人民抗日武装的方针，从而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继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党历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遵义会议上确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毛泽东，经过三年多革命战争实践的历练和考验，不仅得到了全党的公认和爱戴，而且赢得了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经过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终于得到巩固和加强。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开始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六届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②[②《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第二，为使共产国际、各国的兄弟党和苏联人民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任弼时在同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建立广泛联系、不断加强沟通和交流的同时，还经常以撰写文章和作报告、讲演以及会晤等方式，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
在远离延安的日子里，任弼时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既是中共中央派驻共产国际的宣传员，又是中共中央了解世界政治风云的前哨员和参谋长。
首先，任弼时同在共产国际任执委会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各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些同志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西班牙的伊巴露丽、德国的皮克、芬兰的库西宁、意大利的陶里亚蒂、法国的马尔梯、苏联的曼奴伊尔斯基。特别是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和秘书长哥特瓦尔德等来往较多，关系自然更密切一些。这些良好的人际关系，为任弼时开展各项工作创造了必要的外部环境。
其次，任弼时经常撰写文章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的思想。从1938年5月开始，任弼时先后在《真理报》、《共产国际》等报刊上发表《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发展》、《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同时，任弼时还亲自翻译或组织翻译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等重要著作和文章。这些都起到了非常明显的宣传作用。①[①《任弼时年谱》，第371－378页。]
特别是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国际舆论、甚至共产国际的许多工作人员都不理解。任弼时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不久，毛泽东以同新华日报记者谈话的形式就《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重要意义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①[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580页。]
1939年12月，周恩来到莫斯科治伤时，把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带到了共产国际。任弼时立即交给秘书师哲译成俄文，并由共产国际再译成德文、法文等各种文字后，在共产国际广泛传阅。毛泽东的谈话震动了共产国际，许多欧洲共产党人敬佩毛泽东的真知灼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安东尼斯库曾赞叹说：“毛泽东比我们高明很多。我们在莫斯科对条约都不能理解，毛泽东远在延安，却理解得这样透彻。”②[②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1939年底，周恩来伤愈出院开始工作后，任弼时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协助周恩来工作。1940年1月，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关于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报告。这个报告经压缩后曾以《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机和目前任务》为题发表在1940年4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报告，专门作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
周恩来还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了中共内部和领导层的团结问题。听到周恩来汇报说“甚至有一个时期，王明跑到武汉，企图另外组织自己的班底”时，季米特洛夫气愤地说：“王明回国前，我们曾再三告诫他，不要以为自己是国际执行委员，又是书记之一，就可以翘尾巴，不听话，把自己凌驾于中央、毛泽东之上。须知，毛泽东是在人民群众中、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才是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党的真正领袖，而不是别人……”①[①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141－142页。]“季米特洛夫还向周恩来表示：希望王明放下架子，服从党的统一领导。”②[②《任弼时传》，第546－547页。]
季米特洛夫的这些重要谈话，在任弼时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41年10月，中国共产党面临国内处于抗日战争的非常困难境地、国民党蒋介石因苏联战局吃紧而猖狂反共，国际上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又对中共施加强大压力等严重局面时，别有用心的王明便乘机提出许多原则问题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难，企图推翻六届六中全会不点名地批判他右倾错误路线的结论。针对王明的反攻倒算，忍无可忍的任弼时在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义正词严地驳斥王明：“我与恩来在莫时，季米特洛夫与我们谈话说到王明一些缺点，要我们告诉毛泽东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只对毛说过，对王明也没有说，因为感觉不好对他说。……今天书记处会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对我说的问题谈出来，帮助王明来了解问题。”③[③《任弼时传》，第580－581页。]于是，任弼时又将共产国际领导季米特洛夫等人对王明的看法和批评作了详细的介绍。这对王明无疑是沉重一击，也在关键时刻旗帜鲜明地捍卫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第三，任弼时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自觉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坚决抵制和纠正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的“左”倾错误。
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里存在两种奇怪的现象，“一是许多场合竟悬挂着王明的像……康生到处鼓吹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甚至串联一些人上书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二是竭力奉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利用清党、‘肃托’的机会，排除异己，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对他不满的干部，对一些同志既不让回国，又不安排工作，长期把他们放到基层进行劳动惩罚。……”①[①《任弼时传》（修订本），第537页。]任弼时透过这些现象看到了问题本质的严重性。他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征得共产国际的同意，果断采取措施，很快便把挂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办公室里的王明的画像换成了毛泽东的画像。同时，任弼时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和多方努力，为长期遭受王明一伙打击、迫害的陈郁、师哲、吉合等同志平反了冤假错案，为党保护了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这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在远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莫斯科，任弼时的这些举动，既充分说明了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又表现出他坚决维护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坦荡襟怀。
1940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安排，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使者，任弼时结束了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岁月，随周恩来回到阔别两年的延安，并立即投身到更加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之中。
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的时光虽然是短暂的，但他为巩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为中国革命所建立的功勋却是彪炳千秋、永载史册的。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

（来源：《任弼时百周年纪念——全国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