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任弼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若干思考与实践

浅析任弼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若干思考与实践

胡启良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革命和建设领袖集团中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他在30年的革命生涯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若干思考，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后继的各层领导者，提供了关于科学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可贵的精神财富。

一、关于改善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思考

（一）正确认识党的领导作用。任弼时根据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原理①[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版，第197页。]，指出：党是无产阶级之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其领导机关是由无产阶级里面最先进和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并且以先进的马列主义理论所武装起来的最优秀的分子所组成的。党有责任并且有一切可能来领导阶级的和其他一切革命组织。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党的主张是代表人民的意见与要求的，是与人民解放的利益一致的。党在解放区实行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党通过政权和群众团体去实现自己的主张，执行自己的政策。党通过自己组织里的党员活动达到革命工作目的。①[①《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58－262页。]要在党内反对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同错误倾向作斗争。党要维护自身的团结统一。
（二）加强党支部工作与提高党员素质。1933年，任弼时在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时，就明确指出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是党与群众的连环。党的一切决议，必须经过支部执行”，“建立健全的支部工作，是党在组织工作中最中心的战斗任务”②[②《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61页。]。为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注重提高党员骨干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在湘鄂川黔根据地他主持创办省委党校，主张“开办支部流动训练班”培训第一线的党员，以小组为单位，5至15人组成一班，以当时省委翻印的《新党员训练大纲》及苏维埃各种类法令、文件等做教材。同时，他提出“主要是分配党员到实际工作去训练”，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从基层起锻炼培养干部。
（三）创造机会，发扬党内民主。1933年3月，任弼时在中央苏区从事党务工作时，就坚持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发扬党内民主的建党原则。他注意坚持在自己的工作职责范围内发扬党内民主，倾听同志意见，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毫不留情地指出“个人包办的手工业式的家长制度的领导”，“毫无疑义的是不能有健强的领导力量，完全不能适合斗争环境的”。任弼时认为“民主作风是要靠长期培养的，党内民主必须……大会上自由结组讨论……打破开会的封建秩序”，“必须先有党内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③[③《任弼时选集》，第460－461页。]在1948年5月至6月写的《对晋绥土改整党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在整党过程中，领导机关所要注意的，不应该是很多很重地处分党员，而应该是发扬民主，正确利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达到原则上的分清是非”，“要创造机会让一切对党有意见的同志充分发表他们的意见，甚至有牢骚也让其发泄出来。要把发表意见、发点牢骚与对党反攻加以区别，不应随便加人以反攻帽子来抑制党内的民主”。①[①《任弼时选集》，第453页。]众所周知，尔后的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任弼时的论断是正确的。
（四）注重党性修养。在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中，任弼时考虑到党是在部分地区执政的党，除了阐述一般马列主义原理之外，侧重突出执政党的干部、党员需要更加注重增强党性修养问题。他在所作关于整党的报告中，分析了党的队伍的大多数、整体和主流，有针对性地批判了党内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以及与党闹独立性的错误思想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指出了错误倾向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任弼时提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任弼时提出了五个方面的修养内容：（1）深刻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利益是我党的最高利益；（2）在领悟马列主义理论方面培植、坚定和提高自己；（3）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党的团结统一而斗争；（4）做到自觉遵守党的统一纪律，自己克服无组织性与散漫性等不良倾向；（5）与群众建立真正密切的联系，这是党的伟大力量所在。这五个方面的修养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主要标志②[②《缅怀与研究》，第355－357页。]。
（五）加强组织整顿。任弼时指出“党内存在着许多严重不纯的情况”，“党内思想作风与成分不纯、自私自利、不能正确执行政策等现象之产生，不能只由下层组织来负责，上级领导机关是有重大责任的，而且主要地应由高级领导机关来负责。”①[①《任弼时选集》，第450页。]任弼时揭示了农村党员中存在问题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现实根源后，检讨了党组织的缺陷是“疏于教育和防范”，领导上官僚主义作风不甚了解下情，检查工作不够，对下指导工作不具体不及时，提出“领导机关首先要努力纠正、补救本身领导上的这些缺点，才能保障以后党内成分作风和思想的纯洁性”；其次，“要按个别党员的具体情况去作具体的决定”。②[②《任弼时选集》，第451－453页。]在定出具体区别对待的教育防范措施后，于1948年9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进一步强调加强纪律性是“发扬有条件、有系统的积极性”，要把组织整顿“结合着其他的中心工作来进行”，“思想教育必须与执行纪律相结合”。③[③《任弼时选集》，第461页。]

二、关于领导人民军队的思考

（一）兵运策略与工农斗争配合。1925年9月，中共中央北京会议曾决定成立军委（后改称军事部），任弼时是军委三名成员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任弼时为中央起草的《兵运策略》④[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493页。]提出：目前“须注意士兵运动与工农斗争配合适应的发展，仅在工农兵的争斗联系起来才能推动革命运动更迅速的向前发展与扩大”。留守中央1928年5月下旬制定的《兵运策略》、《城市农村工作指南》通告中所规定的农村游击队建设的分散性、普遍性、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等，反映了任弼时和留守中央对领导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思想。它和7月9日“六大”给国内的指示电中“必须扩大苏维埃的根据地，加紧组织红军”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也反映了全党对军事运动认识的新水平。①[①《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62－167页。]
（二）险恶环境下，汇集红军力量，灵活机动打开局面。1934年10月，任弼时领导的红六军团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当务之急是确定两军部署与行动方向。任弼时不盲从当时不明情况的中革军委要求“分兵出击”的指令，从实际出发，不去乾城、凤凰地区，而是集中两军团兵力，向湘西北进军。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中，与前来“围剿”的敌人争斗，共击溃歼灭敌军近20个团，开辟了2.5万平方公里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吸引敌人86个团于自己周围，同10倍于自己的强敌苦战，击败敌军70余团，毙伤俘敌2万，扩充红军8000余人。②[②《任弼时的非常之路》第七章，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以后摆脱敌人“围剿”，策应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任弼时将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后以少胜多、声东击西、围城打援、突出奇兵、楔入纵深歼敌的军事斗争经验归纳为三条：其一，在游击区域集结主力，选择时机，歼击敌有生力量，冲破围剿；其二，以小部分主力肃清新区地主武装，发动群众斗争，分配土地，迷惑分散敌主力，配合我方主力决战；其三，为长久巩固胜利，不固守死拼，而采取不利条件下的主动退却，移动主力寻找新的机动。③[③《任弼时选集》，第101－108页。]

三、关于领导经济建设的思考

任弼时担当中央秘书长重任后，抓陕甘宁边区经济的整顿发展，为解放区军民渡过抗战难关，迎接新中国诞生，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提出边区社会经济发展方略。当时的情况是：一系列数据表明，1940年后，边区经济发展成就惊人，然而财政经济却出现紊乱，什么原因呢？任弼时花了三个月时间深入细致调查研究并作出分析。1944年4月，他代表中共中央作《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地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长篇报告，分析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的两大特点：其一，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其二，在私有制基础上逐渐由分散的个体经济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一种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当时国民党用经济封锁、贸易操纵、金融捣乱等办法造成边区经济困难。任弼时提出：我们既要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又要善于作尖锐的斗争，制定主动、独立的方针政策。任弼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三条切实的财政、金融、贸易基本方针：（1）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2）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3）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条条都有具体阐述细则。并且，提示大家警觉：“要使全党努力做好财经工作”；懂得“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一切只能够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是要失败的。”①[①《任弼时选集》，第341、343、344页。]
（二）从革命发展的战略高度上认识根据地经济建设问题。为了统一各级干部的思想，任弼时在一系列讲话报告文件中，阐述了把领导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作为执政党的最基本、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务的思想：（1）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2）为着革命战争事业的需要，为着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3）在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下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而拥护我们，参加革命奋斗，也需要我们作出建设的榜样给他们看，才能做得到；（4）必须要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算完全的独立自主，单有军事上、政治上的条件，没有经济上的条件，没有工业的发展，要想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三）发展力量，由战争转向城市经济建设。在党的“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上，任弼时分别强调指出“发展力量”和由战争转向“城市建设事业”的重要问题。他说，“世界上的事都取决于力量之大小”，“力量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毛泽东学说中的基本一点，就在于懂得搞力量”，而“经济力量之培植非常重要”，“我们要有由战争破坏转到和平建设之思想准备”，“人民政权建立的开始就必须有建设”，“全党必须认识建设的重要，特别在我们进到大城市后，如果不能在这方面表示我们的能干，必定失去国内国际上的许多同情”。“建设需要经验，需要科学知识。因此，当我们进入大城市后，要善于争取和利用旧的技术干部，如工程师、技师、教员等，加以优待和改造”，同时“也要从工人青年和农民青年中培养可靠的技术干部作中坚骨干”。①[①《任弼时选集》，第388、389、390－392页。]

四、关于领导全局的政策策略思考

任弼时是一位高度清醒、精明的革命领导者。他善于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配合中央领导集体，恰到好处地实行各个特定时期的政策策略。
（一）可行性是政策、策略运行的惟一途径。在任中央秘书长期间他特别讲究政策策略的可行性。1940年3月底，任弼时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受命协助毛泽东筹备召开党的七大，处理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从1941年1月成立政策委员会到1941年4月先后主持了九次政策委员会会议，对边区的文化政策、锄奸政策、劳工政策、经济政策等，他根据变化着的社会现状，提出新思路，补充实际内容，为党的七大准备了丰富的政策和策略材料。在中央政治局1941年9月至10月的整风会议中，任弼时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提出：20年来党的历史说明“根本的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如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中的一打一拉策略，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针对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倾向，任弼时指出：因为闹宗派，闹独立，闹本位的，多是负责干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是有军队的，如果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不好，他们拿到枪闹宗派闹独立，这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是很大的。在1943年1月闭幕的西北高干会上，任弼时语重心长地提出：“陕甘宁边区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来说，是处于一种领袖的地位”；“在决定我们的政策时，应该是很仔细的，很慎重的”。他要求高级干部在全国站在“中央发言人地位”胜利地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二）纠偏性地完善土地改革政策。20世纪40年代后期，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了一股“左”倾错误倾向。其源头在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的土改试点。康生所在的临县，据121个行政村统计，被定为地主富农的占总户数的16.3%；陈伯达在后木栏杆村，为查三代历史，竟派人去查看墓碑，全村53户，竟有地主、富农21户，占总农户数的40%，远远超过了地主、富农占总农户8%的正确估计。为了纠错，在任弼时汇总分析、调查研究、掌握数十个村子的土改基本情况后，中央于1947年11月将《怎样分析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略加删节，经新华社电告各地，以纠正划分阶级中的混乱现象。特别是他于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①[①《任弼时选集》，第413－437页。]的长篇讲演，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意义上阐明分析阶级的标准，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正确地对待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以及反对乱打乱杀等六个方面问题的政策原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关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深刻内涵，对于当时土改纠“左”，起到了举足轻重之作用。

五、关于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思考

1943年1月，延安整风中任弼时在西北高干会上作著名的长篇报告《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②[②《任弼时选集》，第277－300页。]，对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作了重点论述，其间的许多重要思想无论对于全党当时、现在还是将来的全局性革命与建设的领导工作改进，都具有极大的指导价值。
（一）党的干部要适应新环境特点转变领导方法和作风。任弼时从临时性、经常性工作及群众情绪问题，逻辑地引证出干部要善于抓中心工作的论题，阐述了五个要点：1.分析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客观环境的两个特点（面临战争，经常处于戒备状况；相对区域性、局部性和平环境），决定了全党“只有抓紧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环节，才能使人民丰衣足食，更加富裕起来；才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几万脱离生产人员的生活问题；才能给我们以物质的保障来完成教育与培训大批干部的重大任务，以准备迎接行将到来的胜利开展的局面”。2.提出发展生产是边区全部工作的中心一环。提出问题——寻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规律。3.总结建设工作的方针，“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工作的方法也要随着任务的改变而改变”。“和平建设工作与战争时期工作有其不同的内容，办法也就应有不同的一套，不能是照老样办事。”4.“要转变领导方法，建立新的工作作风，就必需富于创造能力，发扬干部和党员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5.打破公式主义，尽量用群众习惯的方式，很好地组织起人民的力量。“能够从群众利益出发，大胆并细心地在生产事业中发挥大家的创造性，那就可以逐渐培养出一种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
（二）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倾向，建立正确的领导。1.分析批判了官僚主义的四种形态。开宗明义地指出，党的正确政策不能百分之百贯彻的终极原因是：思想歧异、文化太低和官僚主义。2.提出一个认识问题：没有领导作风上的转变，则中心任务的规定是空洞的，是不能保证去完成的。3.每个正确决定通过以后，须慎重地挑选和配备干部。“因为干部的才力和品质对于一种事业的成败，是起着决定的作用的。”4.注意审查工作及其方式方法：要从审查工作中去发现了解干部的品质；发现官僚主义作风表现；发现主观主义成分，然后有针对性地从经常性工作中发出具体的补充指示，解决具体问题，并且善于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5.“改去粗枝大叶的毛病，培养领导艺术。”把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看作是一种很细致很精巧的工作艺术，需要在领导工作上更加有计划性、组织性和经常性。
（三）发扬民主，开展自我批评。1.让“群众的批评和监督”，成为“一种重要武器”。“要扩大党内的民主，要扩大人民的民主，并运用这种平等的民主精神，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进行反对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倾向以及贪污腐化的斗争。”2.发扬高干会精神，民主讨论，在纠正错误认识的同时改进自己的作风。3.发动下面的群众来检查领导机关的工作和进行批评，上级不但不会丧失威信而只会巩固威信。
（四）使组织工作适合于当前的任务。1.抓紧地方经济建设工作和配备坚强的干部，因为“干部决定一切”。2.警惕和克服“政府、军队和党的系统中的贪污、腐化和堕落的严重倾向”，清除异己分子。3.转变工作作风，提倡雷厉风行、说做就做的工作作风。反对遇事拖拖拉拉、得过且过的不关心群众利益与要求的坏作风，“更加保障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
1943年6月，任弼时撰写《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进一步完善了他对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问题的思考。
任弼时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功勋卓著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的有关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思想，不仅在当时的实践指导中产生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就是指导当今及未来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也正在产生着和将要产生出更大的社会成就。

（作者系湖南省汨罗市科学技术协会研究员、中共汨罗市委党校原副校长）

（来源：《任弼时百周年纪念——全国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