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任弼时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党建工作的历史贡献

论任弼时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党建工作的历史贡献

侯先祥　廖建

一、恢复和发展各级党组织

任弼时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1934年8月，根据中央书记处及中革军委的指示，命任弼时以党中央代表和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率领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遣探路。他在率领红六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后，共同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转移。①[①蔡庆新：《历史的选择——任弼时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背景初探》，《人民日报》，1999年4月27日，第11版。]他作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党的最高领导人主持党建工作期间，从理论和实践上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党建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研究。本文对此试作浅析。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建前，红三军的党组织建设正从完全瘫痪状态初步过渡到恢复期，在与红六军团会师后，他们开始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且在以任弼时为核心的湘鄂川黔省委领导下，恢复和健全红二军团（红三军会师后改称）党组织的工作完全步入正轨，并立即着手发展和壮大根据地各级地方党组织，掀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历史篇章。
1.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建前的党组织状况
从1931年起，夏曦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的身份，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执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制定了一套极左方针和政策。在军队和地方实行“清党”和四次“肃反”，解散了党组织和停止党的一切活动，结果造成了只剩下他自己和贺龙、关向应、卢冬生4个党员①[①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一切党的基层组织都陷于解体的局面。因而导致红三军在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中失利，被迫从洪湖突围转移，丧失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33年，红三军游击湘鄂川黔边时，由于不断的“肃反”，从过去的15000人骤降至3000余人。直到1934年6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贵州枫香溪召开会议，才决定开始恢复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
1934年10月贺龙与任弼时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师时，红二军团（红三军改称）迫切“希望会师解决路线问题，党的领导问题”②[②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因为此时的红二军团党的组织还没有得到完全恢复，“部队中的党团员还不到十分之一，在连队还没有党的支部，有的两个连成立一个支部，多数支部只有几个党团员，也没有划分小组，只有一个支部书记。……指导员缺少一大部分，政治工作系统还未建立，部队中肃反的恐惧仍然存在”。③[③《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65页。]全军党员、团员总计只有213名，远远落后于革命形势的要求。
2.大力恢复和健全红军党组织
任弼时十分重视在红二、红六军团和地方武装中加强党的领导，开展党的组织建设。他借鉴毛泽东“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党思想，强调在红军中“特别要用最大的力量去健全连队和支部的工作”，“要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关，加强连队中支部工作的领导，来建立经常的健强的系统的政治工作”，以“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骨干和加强党的领导”。①[①《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第245－246页。]
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经中央批准，确定以中央代表任弼时为首的党的领导，兼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红二、红六军团虽然未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关，但由于任弼时是中央代表、原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原是南昌起义的代总指挥、红二军团军团长，在军内的威望又很高，关向应是六届中央委员、红三军政委，实际上已形成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为核心的集体领导。虽然此前红二军团已开始恢复被湘鄂西中央分局执行“左”倾路线而解散了的党组织和各级政治机关，但进展较缓慢。为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任弼时从大局出发，经向中央请示后，决定将原红六军团政治部改为红二军团政治部，红六军团成立新的政治部；又从红六军团抽调40多名有经验的政治工作干部，充实红二军团师团政治机关，使红二军团各级政治机关和各种政治工作制度逐步健全起来。同时，把红二军团原来被无端关押的干部解放出来，重新担任各级军政干部。经过登记党员，发展新党员，建立各级党的组织，营以上有党委，连有党支部，班有党小组。到1935年1月下旬止，红二军团“除十一、十七两团外，有党员七百零三名，团员四百一十三名，三个月中增加了四倍。现在各个伙食单位都有了党的支部组织”。①[①《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92页。]到1935年12月，仅红二军团就有党员2058人。
任弼时也重视对地方武装的党组织建设。他主张在各县独立团、营和游击队中，必须加派政委，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支部委员会要依照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建立支部的系统工作。支委每月要向当地上级党组织与政治机关报告工作。要求各县、区委和当地红军政治机关加强领导，派遣优秀党员到游击队中担任政委或指导员。各区、乡游击队中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得到了发展壮大。
3.发展和壮大地方各级党组织
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形成后，为了加强党对根据地的领导，根据中央书记处的电示，1934年11月26日，在大庸县城永定镇（今张家界市永定区），成立中共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作为根据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代表任弼时任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张子意等人为省委委员。根据中革军委电示，同时成立湘鄂川黔省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任弼时。省委成员作了内部分工，贺龙、关向应、萧克等率红军主力与敌作战，任弼时、王震、张子意等负责根据地各项建设，特别是党的建设工作。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迅猛发展，必须尽快发展党员，建立县、区、乡、村各级地方党组织，以加强党在根据地各项工作中的领导。同年12月，任弼时指出：“党必须以最大的决心，用布尔什维克的工作速度”，去大胆吸引工人、雇农、贫农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并提出“迅速在每个工厂、作坊、街道和每个乡村、每个武装部队的连队和游击队中建立党的堡垒——支部。”②[②《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第177页。]把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提到十分重要的高度来认识。任弼时在发展党员的问题上，主张“党应大开其门，让志愿者来加入队伍”的原则。同时，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反对任何不相信群众的右倾观点与‘左’的关门主义”，对志愿者必须“经过详细审查，严格防止地主、富农、投机分子混进到党内来”。对建立支部的问题，任弼时针对城镇和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要求，“在永定等大的城市中应成立以产业为原则的支部……在小的城镇中亦应划分党的各小组”；在广大农村“必须随着发展党的运动中扩大支部委员会的组织，划分支分部和小组支委会……并选择几个中心乡建立中心支部与模范支部”。关于党在新区和游击区与边境区的组织形式问题，任弼时考虑到新区革命战争的频繁与新区不稳定的特殊性，新区党的组织应保持秘密或半秘密的状态，只有一定的干部可以完全公开（如支书、乡苏工作委员、军事委员等），以便于转入秘密环境时能继续领导斗争。在游击区和边境作战地区的党组织，“应遵守秘密党的条件，小组不能超过五人以上，但游击队中党的支部应完全公开”。①[①《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第188－189页。]
任弼时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为了迅速建立地方各级党组织，任弼时主张组建红军工作队协助地方党建工作，从红军中先后抽调1000多人组成工作队，分头到苏区各县建立县、区、乡党组织。红军工作队按照先发展党员，后建乡党支部、区委、县委的步骤进行。1934年11月，十万坪大捷后，任弼时指示红军工作队首先在永顺县龙家寨乡发展一批党员，建立根据地第一个地方党支部——中共龙家寨乡党支部，并物色铁匠出身的土家族青年田玉祥任党支部书记。周围的杉木、新寨、碑立等乡也陆续建立了党支部，在此基础上便建立了龙家寨区委。不久，建立塔卧、颗砂、官坝区委，随即成立了中共永顺县委，刘亚球任县委书记。1934年底，省委把永顺县划为永保（即永顺县的大部和保靖县的普戎、洛梯等乡）、郭亮（即永顺县东北部）两个县，分别成立两县县委，同时，先后成立了桑植、大庸、龙山、龙桑、慈桑、湖北宣恩等县县委。此外，还先后建立过黔东特委，永（顺）沅（陵）中心县委，大庸中心县委，以及鄂川边工作委员会等。
各级地方党组织建立后，着手大力发展党员，队伍不断壮大。“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三五年三月，桑植县党员由五六十名发展到五六百名，永保县由几十名发展到三百多名，大庸县发展了一百多名，郭亮县也发展了六十多名。”①[①《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64页。]

二、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在根据地各级党组织逐步建立健全的同时，任弼时认为，党的思想建设，应成为党建工作的中心环节，必须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致力于解决广大党员思想上完全入党的问题。任弼时之所以把党的思想建设作为重点，是针对根据地新党员多、党内思想复杂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他认为只有深入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纠正“左”的错误，明确党指挥枪的思想，加强党员队伍的教育和培训，才能抓好党的思想建设，也才能巩固党组织和改进党的作风，使全党思想认识实现高度统一，制定和实施好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1.坚持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原则，统一全党思想
任弼时在开展党内思想斗争问题上，主张揭发批判错误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提倡“耐烦的细心原则的解释，同志关系的批评”，①[①《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第243页。]反对一切不经过教育和解释的惩办制度，改变了王明路线时期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做法。根据这个原则，处理历史问题，不重个人的责任，而重分析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的办法，达到既弄清思想根源又团结同志的目的。这和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基本一致。
任弼时对犯错误的新干部，一贯采取批评教育，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而不是动辄撤职。如大庸游击支队的负责同志在土地斗争中有一些错误做法；桑植游击队的负责同志不积极消灭地主武装；以及其他一些新干部有忽视敌人进攻、放松战争动员的错误倾向等。任弼时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通过对他们的批评教育，帮助他们认识并改正错误，达到爱护党的干部，使之更好地为党工作的目的。
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任弼时以高度的党性原则，利用战争频繁的间隙，领导党和军队开展纠正原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所犯“左”倾错误的重大斗争。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先后在四川酉阳南腰界、永顺天主堂、大庸丁家溶三次开会，批评了夏曦；三次会议，逐步深入，对夏曦所犯错误的性质、原因、后果作了系统的清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在批评“左”倾错误的同时摆脱“左”的影响。一方面在实践上纠正了夏曦的错误，比如在红二军团中进一步恢复与健全党组织，解放大批干部，开展党员、团员的登记工作；另一方面在对夏曦的处理上，不免带有“左”的影响，不恰当地撤销夏曦的全部领导职务。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于1935年3月底给任弼时和省委做出了指示，肯定了批评夏曦在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是应该的，强调反倾向斗争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教育犯错误的同志以及全党同志。任弼时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安排夏曦担任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副主席和军委分会委员，后来又任命他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让他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这充分体现了任弼时的实事求是精神。
通过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纠正夏曦的“左”倾错误，为我党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起到了澄清是非、统一思想、消除顾虑、增强党内团结的作用；也有利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促进两军团的团结，尤其是红二军团内部的团结；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推动根据地各项建设，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加强党员教育，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吸收了成百上千的先进分子加入到党内来，以补充新鲜血液。“无数的群众领袖和积极先进觉悟的分子似潮水一样的涌进到党内来，这就加重了我们教育新党员的任务。”①[①《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第255页。]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必然会把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党的思想建设面临重大考验。任弼时基于这一认识，针对根据地新党员多、老党员少的实际情况，集中精力抓党员教育工作，努力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首先，注重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培养党员，要求各级党组织，“对于加入党的新党员应有计划的进行教育工作。培养大批干部应成为党当前极端重要的任务之一，这必须大胆吸引积极党员，参加党的政权、群众组织”工作，通过革命斗争的锻炼，以达到“从实际工作中来训练”①[①《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第177页。]提高的目的。其次，举办各种形式的党员训练班。县委、区委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通过工作委员会来加强党员的教育工作，并开办经常性的短期训练班，对基层支部中的党员进行培训。培训教材为《中央五中全会决议》、《省委创造新区决议》、《新党员训练大纲》、《怎样分析阶级》、《苏维埃的土地法》等。培训班对党员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和根据地的革命实际，提高党员的无产阶级觉悟，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从训练班毕业的优秀学员回到原支部，负责举办支部中的流动训练班，进行本支部党员的政治理论教育工作。为此，1935年1月31日，省委宣传部根据任弼时的指示专门印发了《怎样开办支部流动训练班》的通知，提出“支部流动训练是支部教育党员、培养干部最主要的方法”，并具体规定了训练班的组织领导和学习方法。再次，开办党校和红军学校，培养党员干部。1934年12月，在永顺塔卧先后创办了党校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分校，为根据地和红军培养了上千名优秀党员。此外，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开办政治常识班，加强列宁室工作的领导，还明确规定了党员平时政治学习的内容和方法。
采取上述措施，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加强对广大党员的教育，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大多数党员能够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并联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使他们不仅在组织上入了党，而且在思想上也真正入了党。
3.明确党指挥枪的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任弼时认为在军队中进行党的思想建设，最重要的是必须明确党指挥枪思想，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地位。过去由于受“左”的思想危害较深，部分党员的思想上淡化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在他们头脑中存在单纯军事观点，究其根源，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带入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
要纠正单纯军事观点，就必须明确党指挥枪的思想。任弼时主张红军只能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决不能把党看作是红军的附属品，要在红军党内进行广泛的思想教育，认真批判单纯军事观点，正确处理党同军队的关系，明确党指挥枪的思想。任弼时一再强调要加强党对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领导，“特别注意防止军事机关超越党，不把重要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讨论，只是通知一下党，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①[①《任弼时选集》，第91页。]
阐明了党对红军和地方武装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如果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便不能发挥其英勇伟大的作用，来担负其在土地斗争与革命战争中的光荣任务”。并且规定了“游击队中党的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党和苏维埃政策的执行，保证游击队绝对在党的领导之下行动”。②[②《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第192－193页。]从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他的主张在实践中证明无疑是正确的。

三、大力推进党的作风建设

任弼时十分重视党的作风建设，认为党的作风好坏与党的正确路线的制定和执行关系极大，并且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作用能否实现的大问题。在任弼时领导下，根据地的党风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是给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既是党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更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之一。任弼时曾留学苏俄，专门研究了几年马列主义理论，并系统学习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他在创建根据地问题上，能够把马列主义理论与湘鄂川黔边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建党、建政、建军、群众工作、土地革命等方面形成了有独到见解的理论，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他在指导创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根据地理论联系实际的范例。
他要求根据地各级党组织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必须“了解群众中一些实际问题而给以适当的及时的处置，满足群众的要求”。他提出反对官僚主义，认为“党和政府要经常检查下面的工作，如果只管发决议，下命令，不去检查，这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对于我们是最有害的”。①[①《任弼时选集》，第90页。]因此，特别强调要经常检查下面的工作，总结各地的经验，以指导并推动今后的工作。
他在领导土地革命中，提出保护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强调“特别要防止把富裕中农判作富农，弄错了的要立刻纠正，并赔偿他的损失。把富农当地主打，消灭富农的个别错误也必须纠正和防止。因为这样的事情也是可以引起中农动摇的”。②[②《任弼时选集》，第88页。]这些政策和他在湘赣苏区时期相比较，更加稳妥，特别是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的政策，和一年后中央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基本精神是一致的。③[③《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69页。]
在任弼时的正确领导和影响下，省委和军委分会的负责人贺龙、萧克、关向应、王震等能够正确理解中革军委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在决战防御的总方针指导下，领导红二、红六军团采用运动战术，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先后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芭蕉坨等重大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人两次重兵“围剿”的阴谋。这是湘鄂川黔根据地在革命战争中，理论联系实际的又一典范。
2.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任弼时十分注意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认为党的宗旨是为人民谋利益，而这也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他强调“党必须反对以少数工作人员代替广大群众斗争的包办主义，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与委派制度”。要求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做“艰苦的深入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彻底的解决群众切身问题，使群众得到实际利益”。“党必须倾听大多数群众的呼声，征求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到群众中去学习一切新的伟大的革命事业。”在工作作风上要求“少说空话，多做实际工作，少空谈，多做些改善群众生活的日常事业，应当在实际工作中执行起来”。①[①《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第191页。]
在实际工作中，他是密切联系群众的表率。1934年12月，他在领导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土地革命中，经常下到永顺县的塔卧、龙家寨等区、乡检查指导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总结基层工作经验，以指导土地革命全面开展。在既是雷厉风行又是严格注意政策的分田突击运动中，湘鄂川黔苏区迅速完成了分田工作，广大的贫雇农获得土地，中农和工商户情绪稳定。②[②《任弼时传》（修订本），第369页。]
3.艰苦奋斗的作风
艰苦奋斗是党的优良作风。任弼时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生活一样，与普通群众同吃一锅饭，同穿一种衣。他的穿着朴素，总是上身穿制服，下身穿短裤，脚穿草鞋，与普通战士一样；他十分注意节俭，一个信封翻来覆去要用四次。
任弼时注意对新干部进行艰苦朴素的教育。新担任永保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贫苦农民田玉祥，把打土豪得来的皮大衣穿在身上，来塔卧参加省委召开的五县苏维埃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开会期间他专门看望了任弼时。任弼时见他这副模样，向他进行了艰苦朴素的教育，希望他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还给田玉祥两本书，希望他多读书，多懂点革命道理，田玉祥深受教育。再次来开会时，他恢复了湘西农民的穿戴。
由于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能克勤克俭，经受住了艰苦岁月的考验。正如任弼时总结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与红军指战员不怕艰苦、英勇奋斗的牺牲精神是分不开的，有时“因为遇到粮食的绝大困难，在作战中每天只能得到一二餐稀饭，个别的部队甚至两天只吃一餐饭，还是不疲倦地同敌人顽强作战”。①[①《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第299页。]
4.加强党纪教育，开展反贪污腐败斗争
任弼时在维护党的纪律，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问题上，注意加强党纪教育，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他要求各级党组织“主要的是依靠于党的教育工作的加强，使每个党团员从政治上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强调“对于革命纪律和苏维埃的法律，‘党员比非党员的工农更要严格的负责’”。所以对于违犯党纪的同志，首先予以批评教育，促其改正错误，但是，“对于经过党的斗争教育批评还不改正的错误的分子，必须执行党的纪律”①[①《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第190页。]，问题严重的则绳之以法，毫不留情。
任弼时主张在党内开展反贪污腐败斗争，通过惩治贪污腐败分子，教育广大党员。并亲自派专人查处了郭亮县龙家寨区的重大贪污案。龙家寨区委书记萧恢先利用职权，贪污胜利果实价值450银元，并和土豪劣绅王卜山的女儿姘居，造成极坏影响。省委在塔卧召开各县、区、乡代表参加的公审公判大会，萧恢先被判处死刑，极大地震慑了贪污腐败分子。此后，在各县、区、乡广泛开展了反贪污腐败斗争，一些罪恶严重的贪污腐败分子纷纷伏法。通过反贪污腐败斗争，清除了党内的一些贪污腐败分子，严肃了党纪和苏维埃法律，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的热烈拥护。
综上所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时，在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被敌人四面围困的艰难环境中不断发展和壮大，孕育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与任弼时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党建工作的历史贡献是分不开的。任弼时在这一时期开展党建工作的经验，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做出了贡献。总结任弼时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党建工作的历史贡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湘鄂西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反复证明，如果削弱党的领导，破坏党的建设，就会导致革命事业失败；只有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革命事业才会蓬勃发展。从这一点来讲，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展党建工作的经验，仍然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总之，我们必须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积极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不懈的努力。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湖南省吉首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来源：《任弼时百周年纪念——全国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