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关于国家政权稳定的思想探析

江泽民关于国家政权稳定的思想探析

李安增

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而政权稳定则是保持中国稳定的关键。正如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强调指出：“保证政权稳定对中国意义非同寻常。”受任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巨变和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危难之际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当代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条件下，就保持国家政权稳定问题作了大量深刻的论述，领导全党同志成功地防范和化解了一系列风险，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保证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正确发展。

一、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江泽民在总结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大党先后下台、衰亡的教训时，明确指出：“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要垮台。”（1）因此，要想巩固执政地位，保持政权的长期稳定，就必须要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而要赢得人民的支持首先就必须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执政理念是执政党全部执政的根本性问题，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政党对自身执政的价值定位，是对其一切执政活动的总体性的理论概括（2）。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执政开始，就始终强调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江泽民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爱戴的根本原因所在。”（3）他在《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党是立党为公的，在任何时候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绝不能脱离群众和凌驾于社会之上。”（4）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决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江泽民提醒全党说：“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我们党处在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党内有一些人逐渐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他们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看成是自己的所谓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用来为自己捞取不合理的、非法的私利。他们甚至把这些东西看成是谁也碰不得、动不得的私有财产，想方设法地要去维护和扩大这种所谓既得利益。这是十分危险的。”（5）如果这样就会逐渐丧失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生命力，其执政地位就不会稳固，政权就不会长治久安。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力便在于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力量便在于人民的支持。一旦失去了这些，就失去了自己最主要的力量，失去了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再强大的军队，威力再巨大的核武器，也不能挽救它，因为它不是亡于入侵的外敌，而是亡于腐败的内敌。”（6）

执政为民必须要为民谋利。江泽民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人民谋利益。这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不能挂在嘴上，不能搞‘虚功’，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为群众办事，要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人手开展工作，把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切实落实到各项工作中，落实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上。”（7）只有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会更加牢固。因此，江泽民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出发，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更好地为最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服务。”（8）

二、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夯实政权稳定的物质基础

执政为民，重在落实。没有发展，国家就不能富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就难以得到提高，执政为民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事业兴衰。江泽民在苏东剧变后不久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出路“唯有一条，就是坚定不移地全面正确贯彻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我们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搞上去。”（9）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长期不能把经济搞上去，不断增强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要巩固执政地位、保持政权的长期稳定是不可能的。为此，江泽民把发展放在执政兴国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提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著名论断。

江泽民认为：发展“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10）他多次强调：“我们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11）而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无从谈起。针对前进道路上面临的新形势，江泽民指出：“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关键在发展；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和祖国未来前途的信念与信心，最终也要靠发展。”（12）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他强调：“只有经济大大发展了，全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断改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我们的腰杆子才能更硬，我们在国际上说话才更有分量，支持我们的朋友才会更多。”（13）

发展必须要坚持和深化改革，因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要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14）。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15），同时要进行大胆的创新，因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16）正是因为我们党紧紧抓住发展这一中心任务不动摇，抓紧时间发展自己，我们才能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风浪面前安然无事，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期稳步发展；也正是因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集中精力于国家的发展，我们的国家才呈现出经济较快增长，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17）。

三、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构建政权稳定的体制依托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看，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缺乏充分的民主，或者民主法制遭到破坏，国家政权就不稳，就会出现动乱、对抗和暴力，甚至有变质的危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高度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得以稳步推进。

1、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针对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主张实行西方民主，全盘西化的言论，江泽民指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18）因为“民主是个政治概念，属于上层建筑。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民主，也没有什么绝对的民主。……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体现了广泛的人民民主，最适合中国国情，因而是最好的民主制度。”（19）“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适合中国国情，鲜明地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特点，具有自己的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削弱和丢掉这些制度，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20）

2、以基层民主为切入点，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我国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民主发展只能是逐步推进。因此，必须以基层民主为切入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21）。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22）基层群众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当家作主，这是基层民主建设的核心所在。对此，江泽民提出了“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23）。基层民主建设涉及的范围广、人数多，工作量大，为了保障这一事业顺利发展，江泽民提出了两条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法办事。抓住了这两条，基层民主“就能够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24）。

3、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高度，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提了出来。他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25）“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26）依法治国这一方略的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四、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抓住政权稳定的关键环节

苏东剧变，原因固然复杂，但从自身角度说，主要是党的建设出现严重问题，党的性质发生蜕变。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与即将组建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谈话时特别强调：“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27）邓小平还特别指出，这是他的“政治交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牢记邓小平的“政治交代”，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从而紧紧抓住了政权稳定的关键环节。

1、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科学的指导思想

旗帜问题是关系一个政党的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上任伊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必须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面临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江泽民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经过十年实践检验而为亿万人民所认识和接受的科学理论，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旗帜。”（28）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后，中国再一次面临着举什么旗、D走什么路的严峻考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再次强调：在跨世纪的新征途上，要“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29）。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五大第一次明确使用了“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并正式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的要求，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有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都要深刻认识和牢牢把握这‘三个代表’，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30）中共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防范执政风险、巩固执政安全，永葆先进性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2、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无一例外地都是这些国家的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与形势发展和人民要求不适应、不符合”（31），这就从反面告诫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至关重要和极其紧迫的重大课题。鉴于此，江泽民指出：“领导干部必须牢固坚持领导就是服务的观点，同时必须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32）同时，他特别强调指出：“我们的各项工作能否做好，我们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我们的事业最终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33）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一大批善于治党治国的领导人才。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培养出大批的优秀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党、这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对此，江泽民多次强调指出：“培养讲政治、懂全局、善于治党治国的领导人才尤为重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长盛不衰，关键看我们能不能不断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34）

3、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江泽民指出：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的政治斗争。……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决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35）“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因此，“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36）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看到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且还提出了面向新世纪的反腐败斗争基本方略，即反腐败斗争，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37）从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38）反腐败斗争推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从而进一步夯实了政权稳定的群众基础。

五、大力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筑牢政权稳定的坚固盾牌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39）“无军则无权”这是苏共丧失执政地位最沉痛的教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不断推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出解决了打得赢、不变质这两个历史性课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从而筑牢了政权稳定的坚固盾牌。

1、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始终是关系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能否长期执政的重大问题。江泽民多次强调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40）坚持这一“永远不变的军魂”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全军各项工作的首位。“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说明，我们必须把加强政治建设，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军队建设的首要任务，任何时候都要坚定不移地抓好各级党组织的建设，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队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政治上永远合格。”（41）要用革命理论武装全军，坚决批判各种危害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错误思潮。“敌对势力对我军进行思想渗透，一个重要的手法就是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妄图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改变我军性质。”（42）江泽民反复强调：“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43）

2、不断推进军队质量建设，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使构成战斗力的两个基本要素即人和武器装备在结构关系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那种以数量优势弥补质量的思路，已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争夺质量优势，已成为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44）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军队的质量建设，走精兵之路。走精兵之路，就必须控制军队规模。为此，1997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郑重宣布：“在八十年代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的基础上，我国将在今后三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五十万。”（45）但是单纯的减少数量并不意味着质量的提高，要加强质量建设，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关键是实施科技强军战略。江泽民指出：“推进军队质量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贯彻科技强军战略，不仅要发展先进武器装备，利用高科技改善现有武器装备，而且在教育训练、作战指挥和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都要努力利用科技进步的最新成果，增大高科技含量。”（46）

3、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从严治军是古今中外治军之道，依法治军是现代军队建设的一般规律。“苏军崩溃与苏军各级领导对部队管理不严，致使苏军部队无法无天，上级管不了下级，军官管不了士兵，‘老爷子’主宰军营，违法乱纪，拉帮结派，扰乱军营，严重破坏军法军纪是分不开的。”（47）因此，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要想长期执政，就必须用巨大精力去抓军队，真正做到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江泽民指出：“依法治军，把党关于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建设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党的领导同依法办事统一起来，目的是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48）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首先要强化纪律观念。江泽民指出：“纪律是军队的命脉，纪律不严，军队就会成为一盘散沙。要把加强纪律建设摆在部队管理工作的重要位置，……全军要进一步强化纪律观念，养成严守纪律、令行禁止的好作风，保证政令、军令的畅通。”（49）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关键在于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学会用法规制度教育、引导和管理部队，协调和处理内外关系和各种矛盾。”（50）

六、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优化政权稳定的外部条件

一个政权要想保持长期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对于执政者而言必须要创设良好的执政环境。如果一个政党的执政生态环境日渐恶化、异化，如苏联戈尔巴乔夫时代，那就意味着这个政党的执政生命历程将要走向终点了（51）。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积极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从而使党的执政环境不断优化。

1、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

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当今时代的潮流。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把“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作为新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又明确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52）由于我们顺应了世界潮流，高举和平的旗帜，高举发展的旗帜，在国际上树立起了维护和平和致力于共同发展的形象，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赢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2、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江泽民明确指出：“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我们主张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53）在此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了要建立新的安全观。他指出：“新的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54）

3、实施“全方位”外交战略

江泽民指出：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55）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将“不结盟”的外交战略扩展为“全方位”的外交战略。我们“始终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56），进一步发展了同他们的友好关系。中国不仅先后和西方国家恢复了正常关系，而且和所有的大国构筑了面向21世纪的合作框架。中国还积极参加了联合国及其下属几乎所有组织的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展了全方位的政党外交，以党际关系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57）截至2008年，中国共产党已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20个不同类型的政党和组织建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往。中共政党外交开创了世界政党史、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的奇迹（58）。

综上所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就保持政权稳定问题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新世纪新阶段认真学习和领会这一思想，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政权的长久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12）（13）（14）（15）（20）（44）（48）（49）（50）（53）（54）（56）《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42、93、90、213、215、301、457、474、470、475、536、540～541、551页。

（2）赵晓呼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3）（28）《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6、69页。

（4）（5）《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6、1558～1559页。

（6）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264页。

（7）（22）（25）（26）（45）（55）（57）《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5、30、28～29、29、36、41、41页。

（8）《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页。

（9）江泽民：《在接见湖北部队师以上干部和军以上离休干部时的讲话》，1994年10月19日。

（10）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11）《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4页。

（16）（30）（36）（40）（52）《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7、2～3、573、563、566页。

（17）（21）刘起军：《江泽民执政安全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129、186页。

（18）《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941页。

（19）（32）（33）（34）（35）（37）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488、484、517、226、463页。

（23）（24）《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2、533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29）《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6页。

（31）（38）王真：《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历史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

（3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41）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42）江泽民：《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讨论会上的讲话》，2001年3月9日。

（43）江泽民：《在接见广州郊区机关师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93年9月26日。

（46）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

（47）唐鸣、俞良早主编：《共产党执政与社会主义建设》，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53页。

（51）李忠杰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新体系》，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5页。

（58）孔根红：《政党外交：新的起点》，《当代世界》2009年第4期。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6期）

来源：中央文献研究室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