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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现实挑战与争论问题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以来，伴随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整体下滑趋势，一场有关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挑战及其未来的讨论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阵营乃至整个思想领域持续。这些问题的内部分歧显示，欧洲社会民主党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面临一种方向性的选择：是退回到传统道路上，还是发掘新的转型之路?梳理分析这些争议问题有助于我们厘清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方向。
一、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危机讨论的背景和趋向
(一)讨论的背景特征
有关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讨论往往是由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失利引起的。新的一轮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讨论亦是如此。它是在进入21世纪后社会民主党在一系列选举中相继失利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明显表现出整体的政治下滑趋势[1]下进行的。但本次讨论的内容和进程明显受到了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制约。
第一，此次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讨论并不是一次全新的讨论，而是过去30年的相关讨论的历史延续，只不过讨论的环境和内涵随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起伏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目前，有关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讨论实际是与从20世纪80年代即已开始的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转型密切关联的，因而它实际也是当时即已开始的那场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大讨论的历史延续。只不过，最初作为讨论主题的危机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指称的是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模式，而伴随这场讨论的是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程度不一的改革进程。90年代中后期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和政治实践是这一讨论及改革进程的最重要结果。借助于欧洲社会民主党在世纪之交政治上的神奇回归，“第三条道路”强化了一种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的转型趋势，其主张者也将其标榜为“新世纪的新政治”[2]。但社会民主党内对“第三条道路”的热情很快由于一些相关政党的选举失利而开始退却。此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在欧洲蔓延，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遭受重挫，一种更为紧迫的危机感笼罩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阵营。在此背景下，新的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讨论实际是围绕社会民主党转型的历史讨论的延续，但它变得更为复杂，既承袭了老的问题，又融入了新的问题。包括作为讨论主题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所指也变得不确定了。目前的危机究竟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问题的延续，或主要是由于“第三条道路”的失败，抑或是由新旧问题集合而演化为的一种系统性危机?不同的力量试图作出不同的解释。
第二，两种不同意义的危机，即社会民主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并存和交织也直接影响了相关讨论的内容和进程。2008年以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是与这一时期的经济危机相交织的。社会民主党应对危机的乏力直接导致了民众对其政治信任的下降及其在一系列选举中的失利；有关社会民主主义未来的讨论也更多围绕着社会民主党应对危机和后危机时代各种事务的政治纲领和行为能力。但在其中，人们所谈论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有些属于社会民主党人的理念和政治传统所固有的问题；有些则属于资本主义时代发展中的普遍性问题，如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运动对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所有主流政党的挑战，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既有民主制度危机的一种表现。多重危机因素的交织反映在了这一时期人们对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理解分歧中。
(二)讨论中的一些新趋向
在上述背景之下，2008年以后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讨论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
第一，“第三条道路”的失败一时之间成为讨论的焦点，但由此而产生的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危机以及社会民主党转型历史的认识分歧却更大。如上所述，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讨论是与欧洲社会民主党历史转型密切关联的。在2008年之前，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阵营内部虽然围绕社会民主党历史转型的分歧始终存在，但占主导的力量认同社会民主党应适应新的时代变化并对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进行改革。所以，虽然并非所有的力量和政党都认同“第三条道路”，但大多数力量并不反对其大的改革方向。
但欧洲金融危机开始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整体表现令人失望。在反思其原因时，众多的分析将之归结为“第三条道路”的失败。人们着重强调了它在两个方面对社会民主党的破坏性影响：对新自由主义的妥协导致人们对社会民主党人的信任缺失，而其中间道路战略则导致了社会民主党与其传统支持队伍的疏远。英国学者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布莱尔-施罗德的议程虽然试图回答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但却未能发展任何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议程。“第三条道路”的直接结果是致使人们失去了对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纲领的信任。以特定的“中间”选民为基础的政策导致它与大部分传统选民疏远，导致对社会民主党的政党认同的下降。更进一步地说，“第三条道路”的改良主义使社会民主党失去了其“政治外衣”，并摧毁了公众对它的信任和信心。[3]
应该说，这种分析是客观的。但基于这种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以及它们在政治上的反应却是多样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基于这种认识，一些社会民主党有意识地对此前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包括强调国家干预政策手段和在政治战略上向传统工人队伍的回归。但这种政策调整的效果既不明显，也难以判断。更重要的是，它引发了一系列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发展方向的新的问题：这种调整是一种战略性的方向调整抑或只是一种策略性的政策调整?它是否意味着“现代化”的改革方向错误?是否意味着对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模式的肯定和回归?如果不是，新的方向应该指向哪里?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人在以不同的方式诠释，而这些不同的诠释背后显示的则是社会民主党内部不同力量的博弈。传统力量要求社会民主党恢复其左翼性，但却无法提供传统的政府干预模式之外的其他手段。而对于众多的改革者来说，“第三条道路”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模式的可行，人们也并没有因为对新自由主义的谴责而支持国家的中心作用。其中主张“现代化”者虽然承认“第三条道路”的政策失误，但并不认为是改革方向的错误，更不认同能够简单回归传统；而其他一些改革的主张者则试图从“第三条道路”的失败教训中探寻出新的道路。
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交织，一个时期里，围绕“第三条道路”失败的认识分歧只是使相关的讨论尤其是有关社会民主主义未来的认识变得更为模糊而不是更为清晰了。一些政党内部的分裂趋向与这种认识分歧不无关系。
第二，严重和持续的经济危机也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整个社会民主主义“成功”历史的怀疑。在二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它同时也被人认为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黄金时代——社会民主党人自认为已经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化方式，成功地将资本主义“野兽”装进了“笼子”。但此次的危机让人们——这其中包括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长期追随者——对此产生怀疑。英国学者杰瑞米·吉尔伯特(Jeremy Gilbert)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应该从危机中得到的教训就是他们总是认为已经使资本主义驯服了，其实不然，资本主义并没有驯服，甚至也不能被驯服。资本主义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或调整了，但并没有根本的改变。[4]在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时，有人强调了它与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改良主义意识形态内在矛盾的关联，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把自身的命运与其所反对的对象联系在一起，因此使自己处于一种政治上几乎注定要失败的立场之上。基于这种分析，人们对社会民主主义所致力于的目标是否具有现实价值和可能产生了怀疑。按照这种理解，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不是局部或暂时的，而是一种长期的系统性危机。
第三，一些新的问题在有关社会民主主义未来的讨论中更为突出，其中包括欧盟问题、移民问题等。这些问题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议程中并不那么重要，但目前已经成为相关讨论中不容回避的问题。而它们往往又是与其他一些时代性的问题如全球化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明确表示，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主要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缺乏在欧洲层次上的团结和应对。法国社会党欧洲议会议员亨利·韦伯(Henry Weber)强调，欧洲是社会民主党重新回到权力中心的主要战场，而“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来自它无力对全球化的挑战作出一种欧洲的反应”。英国学者大卫·马昆德(David Marquand)也认为，这本应是一场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但面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社会民主主义阵营却保持沉默。[5]此外，随着近年来欧洲移民问题的日益突出，社会民主主义者也越来越重视移民问题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挑战。早在2006-2007年，由进步主义思想库进步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即组织欧洲近60位智囊人物、政策决策者对移民和一体化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报告。[6]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也进一步从欧洲以及各国社会既有相关制度体系的角度探讨，移民问题对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社会团结和文化观的冲击。[7]
总之，在上述背景下，社会民主党人的危机感更为强烈，内部的分化(包括党内的分化和不同国家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分化)也更为严重。
二、对社会民主主义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
围绕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认识分歧也直接反映在对危机根源的理解上。这方面存在许多不同的解释。有人将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诸多解释归为七个命题，认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1)“达伦多夫”命题，即认为随着工业时代的结束，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因此已变得多余了。(2)“窄化”命题，即认为政党光谱中允许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进行纲领性定位的空间已经被狭窄化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保守主义政党已经“软化”并占领了政治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民粹主义政党吸引了那些不满现状的民众。在这两种趋势同时存在的国家里，社会民主党已被“三明治化”了。(3)“话语支配权”命题，即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已经丧失了在大多数重要的社会议题上的话语支配权。当今占主导的话语范式是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主流话语范式。相反，进步的左翼政治路径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再能够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4)“可信度/政绩”命题，即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再被认为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其他政党正在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争夺这一角色。社会民主党的近期改革背离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因此，虽然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仍获得社会的高度赞同，但社会民主党却并不代表它们。(5)“疏离化”命题，即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已经与它们原初的劳工阶级基础疏离了。(6)“选民基础分化”命题，即社会民主党原本的选民基础已经分化为支持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两大阵营。那些感到自己在全球化世界中被冷落因而反对全球化的选民认为，社会民主党未能充分代表或表达他们的意志。而那些支持全球化的选民则认为其他政党可以更好地代表他们。社会民主党的核心选民群体因此日益萎缩。(7)“价值变迁”命题，即认为近年来社会—文化议题在欧洲问题阶序中的地位正与日俱增。这是“后68年代”伴随“享乐主义革命”所发生的社会变迁进程以及移民的不断涌入所导致社会后果的反映。在这种背景下，左翼精英的“世界主义”及文化多元主义与社会民主党核心选民(劳动队伍)的价值理念发生冲突，后者要么转而支持民粹主义运动，要么干脆放弃选举。[8]
粗略地看，这些命题中有一些是人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第三条道路”讨论中就已经耳熟能详的，但其内容显然又融入了新的变化因素。如“达伦多夫”命题、“话语支配权”命题、“选民基础分化”命题和“价值变迁”命题。“达伦多夫”命题本是20世纪80年代中右翼力量用以攻击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有力武器，因此在当时立刻引起了社会民主主义阵营的激烈反应，人们可以把“第三条道路”看做是对该命题的一种证伪实践。但当在新的危机之中人们把矛盾的焦点对准“第三条道路”的失败之时，它却似乎成了对该命题的一种新的证言。因此，不只是中右翼力量不断利用这一命题来打压社会民主党，甚至一些悲观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把它当成一个魔咒。“话语支配权”命题最初强调的是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支配权，而在新自由主义受到人们的谴责的背景下，它演化成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支配权。“选民基础分化”论最初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社会民主党传统选民队伍(即产业工人)的萎缩和新中间力量发展的挑战。现在，人们把它集中在全球化的问题上。也就是说，这些命题不过是把最初针对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模式的论证逻辑进一步延伸到了针对目前以及后危机时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另外一些命题则是着重于对过去30年欧洲社会政治新变化现实的反应。如“窄化”命题着重于过去30年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欧洲的政党格局变化对社会民主党的挑战，而“可信度/政绩”命题和“疏离化”命题则是针对社会民主党的改革尤其是“第三条道路”的失败。它们更为强调的是一些具体问题而非整体性问题。
上述命题都有其存在的一定依据，实际是在从不同的角度诠释危机，这也恰是目前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多面性的表现。但这些问题往往也是交织重叠的，很难将危机的根源归之于某一具体方面。不过，我们可以将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归结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客观变化的因素，即一系列新的社会经济变化对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价值观和政治理念的结构性约束。在历史上每一次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讨论中，这都是一个重要的论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讨论中，这种论证方式也是人们常见并容易被认可的。其中，人们经常强调以下变化对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社会民主党政治基础的侵蚀：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变化导致社会民主党传统支持结构的变化；全球化的发展对国家控制权力的侵蚀以及全球竞争的加剧对社会团结的侵蚀；社会意识的变化，尤其是个人主义的盛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挑战。众多的分析都指出，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福利国家的制度化，自由市场的主要经济支柱地位的巩固，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社会异质性的增强，这些大的环境都更有利于保守主义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
不过，强调客观的社会经济变化因素本身并不足以得出某种确定的结论，因为在不同论述中，同样的因素可能被用以导出不同的结论。在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讨论中，这些客观变化因素可以很容易地导向一种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宿命论的观点，即判定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社会民主主义失去了革新能力。但对于同样强调这些因素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者来说，强调这些因素只是为了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特别是关于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性质、国家干预市场以及公民事务的范围和程度等。[9]
其次是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战略变化所导致的恶果。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民主党新的政治定位，即中间化战略导致与其传统核心支持力量工人阶级队伍的疏远，一个重要表现是与工会之间的尴尬关系：对于许多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工会既是麻烦的制造者，也是战略伙伴，目前两者间的合作基础正在被动摇。[10]但对于奉行实用主义原则并以执政为主要追求的社会民主党来说，最尴尬的是，由于上述的社会结构变化，即使它能够维持与工会或工人阶级的战略联盟关系，也不足以赢得选举胜利。这也正是目前身处危机中的社会民主党在战略选择方面所面临的两难困境。
第三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选择，这既可以指社会民主党自身的政策选择错误，也可以指它失去了政策选择的手段和空间。讨论中，人们最为强调的是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对新自由主义的妥协，导致其失去了自己的政治特色，并因此而遭到选民的抛弃。此外，人们还强调，面对危机以及变化的环境，社会民主党拿不出替代性的纲领和政策，缺乏新的政策手段，这是其陷入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这包括福利国家改革方面的政策选择错误、缺少能够替代凯恩斯主义的其他经济政策手段以及在应对欧盟危机和移民等诸多问题方面缺少建设性主张等。荷兰著名学者勒内·库珀鲁斯(Rene Kuperus)强调，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生存危机是因为：选民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背弃了它所承诺和代表的美好社会，即平等的公民权利、团结、社会流动性、信任以及共同体意识；这一美好社会被精英主义者虚假的泛世的美好社会概念削弱和背弃了，后者主要是围绕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欧洲的统一、不断的福利国家改革、不良的移民管理、个人主义的崛起等展开的。[11]
这种论证方式中最典型的适用对象，无疑是曾经高举“第三条道路”旗帜的英国工党和“新中间”道路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如有分析强调，截至200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向并奉行的“市场社会民主主义”(market social democracy)是该党在金融危机后深陷政治危机的原因。这种“市场社会民主主义”意味着在市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一种重新组合。它不只是放弃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方式，更严重削弱了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哲学的基础。[12]
另外，2008年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与欧盟的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也有人强调社会民主党的欧盟政策因素，认为在德国默克尔政府成为欧洲紧缩政策的代表和领头人、欧洲的许多中左力量希望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能够在提供一种替代性方案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之际，德国社会民主党事实上并不能发挥这种作用。[13]
实际上，在解释目前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根源问题时，上述因素以及人们的多种论证方式是交织重叠的。论证成立与否的关键在于确定危机的性质、范围和程度：目前的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究竟是属于一种结构性的整体危机，抑或只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战略选择和政策失误而造成的局部性危机?如果强调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是一种整体性危机，那么危机的根源就属于上述三个方面因素综合性作用的结果。但在对相关的论证方式进行分析时，需要考虑到两种区别。
一是区别讨论的不同参与者所处的地位和视角。总体来看，社会民主主义的研究者们更趋向于从整体性上看待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并从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和政治理念、政治战略以及政策手段等多方面讨论问题，也更为强调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结构性紧张关系问题。而社会民主党内的政治家和职业人士更易于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把危机问题简化为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能力，因而往往更强调具体的政策选择。二是尽管人们在谈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但战后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模式，加之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目前所面对的问题也各不相同。有些面临的是系统性、结构性的危机(如希腊)，有些则是在既有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不稳定的问题。不能以简单划一的方式来代替具体的分析。
三、面向未来的挑战
在上述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讨论背景之下，被英国学者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称为“怀旧政治”(politics of nostalgia)和“绝望政治”(politics of despair)观开始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阵营蔓延。这种观念认为，从二战后到1970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作用达到了顶点。而此后，社会民主主义向新自由主义屈服，并与它没有区别。“第三条道路”时期是“浪费的”十年。但甘布尔认为，这种观念夸大了新自由主义在过去30年的成功，正如它也过分估计了二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就一样。应该承认，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应针对这种变化作出新的调整。[14]英国学者帕特里克·戴蒙德(Patrick Diamend)也认为，绝望政治和怀旧政治观的根本弱点在于它强调保持既有的观念和制度，而不是勇敢面对未来的挑战。社会民主主义必须改变以适应挑战，以便容纳既有的需求。[15]
面向未来，首先要确定并客观分析社会民主主义所要面临的挑战。2010年前后，有关社会民主主义未来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美好社会的讨论展开的。这一讨论首先是围绕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核心挑战的问题。
挑战一：欧洲与全球化。强调现代社会民主党的政策首先应该是在欧洲层次上的，它试图矫正由单一市场所造成的不平等，并确保欧洲化的失落者能够在欧盟获得一种解放的生活和尊严。必须寻找到能够在欧洲单一市场中重建公平和正义的手段。此外，还有学者强调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手段还必须要在全球意义上建立，因此要建立多层次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机制。
挑战二：不平等。近几十年，不平等在扩大，有时是在社会民主党的执政之下。有人提出要重新设计社会民主党的平等政治。首先是要恢复平等观念的合法性。平等意味着权利的观点，它应被理解为民主政体下的所有人都有接受公共服务的平等机会。而在“现代化”和“竞争性”的名义下，政府设计和执行的是非自由的政策，以控制贫困者和其他弱势者的方式威胁公民的自由权利。
挑战三：可持续性。这涉及绿色经济、气候变化。许多人强调，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坚持生态可持续的社会。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应该被看做是一种可以实现三方共赢的机会：保护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
挑战四：改良资本主义。相关的讨论中，人们谈到了公平的税收体制，有学者提出要重新平衡金融资本主义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这一讨论中涉及有关美好社会讨论中金融机构的“社会无意义”活动以及如何在未来处理该事务的问题。
挑战五：国家的作用。相关的激烈讨论主要是围绕如何更为积极地利用国家干预来服务于进步主义目标的问题。面对严重的国家债务问题，一些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对这一前景表示了担忧。该讨论还与有关真实的国际主义以及多层次的全球治理需求有关，它要求社会民主党应优先关注民族国家与欧盟的关系，应避免从欧盟内部削弱社会欧洲。必须通过新的民主的国家手段来深化欧洲一体化，以保证政治对经济的优先地位，确保文化的多样性，并使公民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潜力。
挑战六：民主和政党的组织。相关的讨论涉及加强民主与其他进步主义力量如工会和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开放新媒体以及新的政党组织形式等问题。这其中尤其被经常提到的是传统工人运动与工会联盟的冲突的问题。许多学者强调社会民主党内部许多人低估了党与工会联系的意义。这种关系也是社会民主党在“黄金时代”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人士批评这种关系在过去一个时期里遭到削弱的现实。科林·克劳奇甚至建议要加强西方国家的工会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会联合。[16]
不过，对该讨论进行研究总结的相关报告也强调，需要注意到无论是在对危机的理解还是在对美好社会的讨论中，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理解的差异，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是一个声音。不过，从将前所未有的数量和类型的有关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挑战的讨论连接在一起的意义上说，该讨论达到了目的。而讨论中所显示的多样的观点和认知也为开始新的政治行动提供了基础。
尽管社会民主党普遍意识到了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危机和未来挑战，但迄今为止，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反应能力却令人失望。“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既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的领导核心，也没有形成一种新的范式，因此缺乏一个清晰的纲领性政策导向。”[17]这方面，社会民主党受到了自身的内部问题以及欧洲新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制约。社会民主党的未来政治空间取决于它们如何正视这些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回应。
(一)社会民主党自身内部的问题
从社会民主党自身来看，内部的不统一、缺乏一致的方向以及政策转化能力下降严重制约了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在这方面，“第三条道路”失败的政治恶果尤其明显。尽管社会民主党内部围绕改革与传统的矛盾始终存在，但在此之前，改革的观念和力量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的“第三条道路”无疑也强化了这种改革趋向。但“第三条道路”的失败所导致的人们对社会民主党的信任缺失令社会民主党失去了改革的方向乃至信心。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正视改革所伴生的问题，尤其是改革所带来的不安全和不稳定。正如西班牙学者在相关讨论中所强调的，“进步主义的政治运动是与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某种情况下也是与‘不稳定’和‘不安全’联系在一起的。不断追求进步和促成积极的变化在未来还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标志性特征，但需与相应的经济、法律、社会方面的安全结合起来。”[18]这也是人们在反思“第三条道路”历史教训时应真正汲取的。
另外，缺乏将思想观念转化为政治行为的能力也是目前欧洲社会民主党面临的突出问题。从目前的讨论中不难发现，尽管社会民主党人意识到了全球化新发展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挑战，也非常清楚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还对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民主的意义不乏信心，但问题是，社会民主党似乎缺少将观念转化为政治行为和政策的能力和手段。在凯恩斯主义不再灵验的背景下，社会民主党迄今尚未找到能够真正像过去的凯恩斯主义政策那样有效服务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理念的经济政策手段。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社会民主党所主张或采取的一些手段(如反紧缩)往往是局部性的，难以与其他政策目标兼容。除经济政策外，在其他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如在欧盟的问题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2013年的大选中明显纠结于其德国与欧洲立场：他们想要“亲欧洲”，但却找不到一种能够向德国选民兜售其主张的方法，也就是说他们无法表达一种不同于“默克尔方案”的替代性主张。[19]从长远来看，这始终将是制约社会民主主义未来的一个问题。
(二)“进步”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双重挤压
经济危机爆发后，在新自由主义遭到人们一致谴责的背景下，社会民主党人令人失望的政治表现既是由于自身的问题(即此前对新自由主义的过多妥协)，也是由于欧洲的政治环境变化，即它受到了“进步”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双重挤压。
中右政治力量奉行的“进步”保守主义挤压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空间。在世纪之交的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神奇回归之势冲击之下，欧洲一些国家的中右翼政治力量也调整了政治策略，一个重要的趋向是通过一种相对温和的保守主义对中右政治议程进行了重塑，其主要代表是英国卡梅伦领导下的保守党、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以及赖因费尔特领导下的瑞典温和党。这种路线被人称为“进步”保守主义(“progressive” conservative)或“具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在减少开支和紧缩等政策方面，这种方式运用了新自由主义的手段，但在其他政策如福利、就业等政策方面，它并没有简单地以削减方式来实现政策目标。如瑞典温和党接受了瑞典的福利模式，同时运用了“工作第一政策”，它把对中低收入的减税政策与削减失业和疾病救济金结合起来了。[20]但社会民主党最初未能对这种趋向予以足够的重视，他们常常也简单地将其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式。而危机以来中右翼政党的政治表现说明，这种相对温和的保守主义方式实际上在挤压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空间的同时，也分化了其一部分传统的支持力量。
社会民主党同时也受到了来自民粹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运动的压力。欧洲社会的多样化和碎片化已经反映在了欧洲社会政治思潮的一些新变化中，其中最突出的是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运动的蔓延。欧洲持续的经济危机和围绕欧元危机及紧缩政策的一系列冲突激化了社会矛盾，民粹主义得以借机滋生和迅速发展。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主张的核心是突出民众与精英的对立。它对主流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因为其主要社会基础是那些在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中的失落者，其中相当部分来自传统的社会民主党支持队伍。这种趋向在最近两次的欧洲议会选举以及近年来欧洲各国的一系列国内选举中显示出来。这种现象在南欧表现得更为突出，已经动摇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地位，在其他地方如法国、英国，也开始对社会民主党形成威胁。不仅如此，民粹主义还进一步影响到了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内部趋向。如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如何应对挑战问题上，时任荷兰政府联合政府内阁财政部长、荷兰工党领袖沃特·博斯(Wouter Bos)提出，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变得“少一些学院气而多一些民粹气”[21]。
(三)欧洲新的政党结构限制了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空间
欧洲大多数国家实行多党制，但由于大党与小党的力量悬殊，大多数国家能够实际长期保持两党轮流执政格局，即由来自左翼和右翼的两个主流政党加一两个小党组成政府。但过去30年，这种格局逐渐改变。一方面，一些小党的力量在增长，而大党的力量在不断削弱；另一方面，一些新党崛起，其中最突出的是绿党的崛起和站在社会民主党左边的激进左翼政党的力量发展。
这样，许多国家形成了一种人们所称的“五党格局”，即站在中间的社会民主党和一个中右翼政党、站在社会民主党左侧的绿党和激进左翼和站在中右翼主流政党右边的一个自由/保守主义政党或极右翼政党。这种格局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挑战意义更大，因为过去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左翼阵营中是一党独大的，而现在，绿党和激进左翼的力量大多来自传统的社会民主党支持队伍。实际上，社会民主党传统支持结构一分为三了。所以，社会民主党要取得执政地位，越来越取决于其与绿党和激进左翼政党的关系。但由于欧洲大多数激进左翼政党有过共产主义的背景，社会民主党一直对其心存芥蒂，因此在一些国家绿党似乎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天然联合对象。
在一个可预见的将来，这种格局难以有大的改变，因此最近一个时期，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力量呼吁加强与左翼的大联合。但在一些国家，如德国，一些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制约了这种联合进程的可能性。
四、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方向与道路选择
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不同程度上作了一些政策调整。但更多的调整只是为了应对选举的压力，且主要表现为向后的退却而非向前的进一步改革。可对于知识界的众多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信仰者以及党内的改革力量来说，社会民主主义的出路只能是向前看。由此可言，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正处在一个面临方向性选择的十字路口。但改革的主张者本身又是形形色色的。迄今为止，仍没有清晰的方向和路线。
具体分析这些不同的主张，有两条道路是相对明确且对立的。一条是回归传统，另一条则是“现代化”者的激进改革。前者要求回到传统的左翼政治道路上，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发挥作用；而后者主张激进的面向全球化的改革，坚持以中间力量为主导的政治联盟。但这两种道路目前都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回归传统虽然在目前的经济危机状态下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从长远来看不合时宜，并可能导致中间队伍的分离。而在“第三条道路”失败阴影之下，目前“现代化”力量明显受挫。而且从思想特征来看，这两支力量都拒绝对传统的中左政治进行根本性的反思。
作为对这种倾向的一种纠正，近年来改革的主张者中出现了两股新的力量。他们各有其倾向性。一派被称之为新修正主义，以德国学者托马斯·迈尔等人为代表。新修正主义并不是一种一致的学说或替代性纲领，而是一种对中左思想的重新思考，即寻求理解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手段与目标宗旨之间的关系。它根植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形式，但意欲抓住一些新的问题，如认同和国家身份这些历史上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回避的问题。新修正主义的核心立场是中左政党已经疏远了其传统的工人阶级支持基础，既没有保护选区使其免受快速的经济和技术变化的影响，也没有找到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归属感。他们强调以阶级为基础的“多数人的”(majoritarian)社会民主主义。为此，他们试图突出一些在过去的改革中被忽视的一些问题，包括强调其核心的选民的经济安全和担忧，强调社会民主党人必须认识到欧盟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合作体的局限性，对教育改革促进平等主义的潜力表示怀疑，承认在后物质主义的西方社会所存在的向社会保守主义价值观和信仰转向的趋势，强调中左力量还必须处理大规模的移民和劳动市场流动性的融合问题挑战。[22]总之，新修正主义者广泛认同欧洲社会民主党普遍面临的这种结构性困境，他们试图在立足于传统中左政治的核心精神基础上，考虑和面对一些新的问题，强调面对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结构性变化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事务，承认移民导致了西方社会结构中的扭曲和紧张关系。
但对于以奥拉夫·克拉姆(Olaf Cramme)和帕特里克·戴蒙德(Patrick Diamond)为代表的另一派改革主张者来说，新修正主义的言论不过是唤起了怀旧政治，而不是直接参与到面对全球化和国内政治变化现实的改变中。[23]他们强调，社会民主主义没有一个确定的未来，只有根据变化的环境作出的战略选择。他们特别强调了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性质。从历史发展来看，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发展为与资本主义体制本身结合了。中左政党已经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依赖”。由于社会民主党的目标并不在于用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取代资本主义，而只是对其本性进行一些改良，资本主义依然是政治行为的可行性的界定性因素。因此，本质上中左政党要理解资本主义的变化背景，这是它们获取权力的背景和前提。
其次是国家的变化性质和形式。社会民主主义历史性地依赖于特定的国家权力形式，而在当代的背景下这变得越来越成问题了。国家权力的规模和复杂性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理解究竟是谁在作出抉择。抉择权越来越集中在专家的手中，这进一步抑制了现代代议和参与民主自由的形式。如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概念受到众多压力，危机将加速老龄化社会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些长期变化趋势的影响，并对当代福利国家的可承受性形成压力。
第三是关于新的文化冲突，它们削弱了欧洲的中左政党。这包括日益增加的种族非同质性、劳动的自由流动和开放的移民体制。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传统的认同、团结和共同体概念日益受到侵蚀。基于这种分析，在这种世界变化背景下，如欲保持政治行为能力和影响力，每一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必须自我更新。迫切需要在各层级的治理以及有关国家的新的方法、能力和手段。[24]总之，这一派的改革者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不应立足于旧的政治议程，而应在不断审视新的时代变化的基础上发掘新的方法。所以他们强调，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在于面对挑战的选择。“左翼并没有一个注定的未来，有的只是面对全球经济和国内政治的深刻巨变的一系列的选项和战略选择。”[25]这种模糊性和偶然性是社会民主主义选择未来战略的前提条件。
虽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从社会民主主义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立足于变化了的世界的改革才是出路。当然，这些主要还是停留于理论的层面。从实践的层面看，迫切需要的是处理好变革进程中的一系列关系平衡，包括平衡不同的思想观念、平衡党的不同构成和利益集团的诉求，以及在政治战略中平衡变革与传统的关系。
注释：
[1]这种趋向最初(2008年以前)表现为一些重要的社会民主党在各自国内选举政治中的相继失利，如法国社会党在2002年和2007年的两次大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在2005年的大选中，以及曾经的“政治常青树”瑞典社会民主党在2006年大选中的失利。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后，欧洲社会民主党出现了整体的政治下滑趋向，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社会党遭受重挫。接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相继在2009年和2013年两次大选中失利(其中2009年大选创该党战后以来的最低得票率)，英国工党相继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大选中失利，瑞典社会民主党在2010年大选中再次失利并创该党在瑞典实现普选权以来的最低得票率。最为惨淡的是，曾经的希腊第一大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因为应对危机乏力失去政权后，政治上急剧衰落，并沦为目前希腊议会中的最小党。这期间社会民主党为数不多的亮点是法国社会党在2012年大选中赢得了总统和议会选举，瑞典社会民主党在2014年大选中通过与绿党合作组成了少数政府，勉强执政。
[2]它是1998年布莱尔的著名小册子《第三条道路》的副标题。
[3][4][5][11][16]Henning Meyer and Karl-Heinz Spiegel,“What Next for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The Good Society Debate and Beyond”,in Renewal,Vol.18,No.1/2,2010.
[6]“Rethinking Im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a New Centre-Left Agenda”,see from http://119.90.25.19/www.policy-network.net/uploadedFiles/Publications/Publications/Immigration％20and％20Integration％20final.pdf.
[7]Rene Cuperus and Mark Elchardus,“Social Cohesion，Culture Politics and the Impact of Migration”,see Olaf Cramme and Patrick Diamond(eds.),After the Third Way:the Future of Social Democracy in Europe,I.B.Tauris %26 CoLtd,2012,pp.125-142.
[8][10][17][18][德]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编《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33-35页，第51页，第33页，第79页。
[9][15]Patrick Diamond,“From Fatalism to Fraternity:Governing Purpose and the Good Society”,see from Olaf Cramme and Patrick Diamond(eds.),After the Third Way:the Future of Social Democracy in Europe,I.B.Tauris %26 CoLtd,2012,pp.1-2,p.3.
[12]Oliver Nachtwey,“Market Social Democracy: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D up to 2007”,in German Politics,Vol.22,No.3,September 2013.
[13][19]Hans Kundnani,“Can Germany's Social Democrats Offer an Alternative?”,in Dissent,Fall 2013.
[14]Andrew Gamble,“The Future of Social Democracy”,in Social Europe,2010.1.11,see from https://www.socialeurope.eu/2010/01/the-future-of-social-democracy-2/.
[20]Patrick Diamond,“The New‘Progressive’Conservatism in Europe”,see from http://www.policy-network.net/pno_detail.aspx?ID=3985%26title=The+new+ ％22progressive％22+conservatism+in+Europe+.
[21]Robert Taylor,“Does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Have a Future?”,in Dissent,Summer 2008.
[22][23][24][25]Olaf Cramme and Patrick Diamond(eds.),After the Third Way:The Future of Social Democracy in Europe,I.B.Tauris %26 Co Ltd,2012,pp.12-14,p.16，pp.252-254,p.xiv.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