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化马克思主义：一种比较分析

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一直是我国理论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文章著述大量涌现学术含量日益提升，成就是非常大的。然而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俄国化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则依然较少有人涉足。我们对俄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仍主要停留在苏联时代官方理论对列宁主义所作的概括与解释上，而缺乏宏观的和学术性的分析。这也与我们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缺乏一种明晰的把握有关。本文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充实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也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比照。

一

　 要准确把握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涵义。长期以来，我们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一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即倾向于将它看作是一种具有单一内涵的、前后一贯的、不存在内在矛盾与冲突的理论体系。然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始终存在着两种涵义。一种涵义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相一致的、主要从道德原则出发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另一种涵义则是力求超越空想社会主义的、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强调。

纵观世界发展的历史，我们看到，发端于世纪的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叶以前，整体上仍处于自己发展的初级阶段。英国作为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只是在19世纪上半叶才完成了工业革命，无产阶级相对占了全体人口的多数，但整个社会结构仍然不稳定，君主制的残余还存在，贵族阶级仍保留了重要的特权，普选权这一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性标志之一，尚未得到实现。只是到了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英国才可以说成为了一个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作为欧洲大陆的一个重要国家，与英国比起来，要落后近一个世纪。直到19世纪后期，它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其工业化的基本实现是19世纪末期的事情，而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完全稳定，则是在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大陆的另一个重要国家——德国，只是在19世纪后期才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尽管它后来居上在工业化方面速度很快并且在许多技术领域内领先，但这主要是依靠了专制国家的力量。由于没有经过充分的自由竞争的阶段，它的社会结构远未发育成熟，市民社会还没有成为一种制约专制国家的强大力量。在农村，资本主义发展是沿着自上而下的普鲁士农业现代化道路进行的，保留了浓重的地主经济残余，成为了专制制度和军国主义的重要支柱。德国的政治现代化是在战争失败的冲击下，借助于外力在二战之后完成的。在意大利、奥匈帝国、俄国等重要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能说刚刚起步。而在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国家仍然处在前资本主义的、甚至是前封建主义的发展阶段。

“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1](p608）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形成于世纪中前期，毋庸讳言，它也没有摆脱这一由客观历史条件造成的局限性。

同空想社会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也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控诉。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争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p275）。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2](p279)。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看到，马恩对资本主义的灭亡一直充满了期待，将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与资本主义的崩溃联系起来，不断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就要发生。与此同时，为了尽快消灭资本主义，他们还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一系列的理论与策略。比如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实行暴力革命建立工农联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落后国家须进行不间断的革命等。马恩甚至希望当时落后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世纪70年代初，尽管认为巴黎公社革命不可能成功，马恩还是给予它高度的赞扬，赋予它崇高的历史意义。19世纪后期，马恩还提出如果俄国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能引起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话，那么俄国在胜利了的西方革命的帮助下，其农村公社也能够成为走向共产主义的起点。在晚年，马克思包括恩格斯，都没有完全放弃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最终决战的期盼。

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也始终存在着一种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对取代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的强调。在这一点上，马恩是大大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并以此使自己的理论学说表现出了一种开放性，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沿着一种更加理性、务实的道路向前发展提供了合法性资源。

马恩在1840年代就形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脉络，力图将自己的理论学说建立在一种科学认识之上，以摆脱单纯从道德诉求出发造成的局限性。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对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作用给予了大力的肯定。到了世纪50年代，随着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恩对唯物史观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因而也作出了更具体、清晰的阐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p33)在1863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重申了这样一种思想：“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1](p102）19世纪70年代，当俄国民粹派谋求在极端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恩格斯对他们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

在晚年，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马恩不断矫正先前的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理论观点，不断进行自我批评。他们首先对西欧资本主义的成熟程度和适应能力，有了一种更加理性的认识。在谈到早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的英国的情况时，恩格斯说：“本书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4](p419)“英国现在已经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而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4](p422）“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特别是青年时的热情使我大胆作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4](p424）之后，他更是坦率地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4](p512）与此相联系，马恩对暴力革命、议会道路、普选权等问题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还在1872年，马克思就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地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5](p179)到1890年代，恩格斯更是明确指出“旧式的起义，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4](p517）。19世纪50年代，马恩就曾谈到过普选权对于英国的意义：“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6](p390—3910)}1892年恩格斯告诉法国同志说：“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四十年来，只要善于利用，普选权在法国是多么好的武器！这要比号召革命缓慢而枯燥，但是要可靠十倍。”^[7](p513）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政党取得的成就，恩格斯更是给予了大力的颂扬：“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的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8](p603）“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一直在按照恩格斯晚年观察到的趋势向前发展，现实修正理论的过程也一直在持续。西欧社会民主党人逐渐抛弃马恩理论学说中尤其是早期理论学说中那些不符合现实的成分，是合乎逻辑的。整个世纪，在人类具有了更丰富的实践经验后，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中哪些是空想的，哪些是科学的，看得就更清楚了。

二

　 19世纪80－90年代，俄国出现了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的俄国仍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封建军事帝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才刚刚起步。马恩在世时，对俄国的看法是坚守唯物史观的底线的认为在俄国根本谈不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其长期历史任务只能是学习西方，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那么，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看待本国国情、如何理解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呢？

　 乍看起来，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现实与前途的看法是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强调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列宁在与民粹派进行论战的时候曾说：“俄国中世纪的半农奴制度的残余还异常强而有力（比西欧），它像一幅沉重的枷锁套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身上，阻碍着一切等级和一切阶级的政治思想的发展……”^[9](p255）“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会有这样的情况：在对拥有20000工人的将近9000个小作坊的调查中，会发现生产者如此惊人的分散和落后共有财产的事例只有几十个， 3-5个小业主联合起来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的事例还不到10个这种分散性也许会成为可悲的、经济上和文化上停滞不前的最可靠的保证，……”^[10](p319）他批判民粹派说：“民粹派还异想天开地打算阻止目前的经济发展，妨碍资本主义的进步，援助在同大生产战斗中已经疲惫不堪的小生产。他们维护那些限制土地转移自由、限制流动自由、保持农民等级制闭塞状态等等的法令和制度。试问，是否有什么合理的根据来阻止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的发展呢？”

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此一时期的著作，我们会发现，在他们的思想意识深处，资本主义并不具有足够的合法性。还在与民粹派论战时，列宁就曾这样谈论资产阶级和市场经济：“资产阶级，……靠别人劳动过活的人。”^[11](p123）“各个现代国家人民的贫困，是因为劳动者制造的一切物品都为了出卖、为了市场。厂主和手工业者，地主和富裕农民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饲养牲畜，播种和收获粮食，都是为了出卖为了进款。现在，金钱在任何地方都成了支配力量。人的劳动的一切产品都可以换成钱。用钱可以买到一切想得到的东西。”^[11](p121）“要消灭人民的贫穷，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改变全国的现存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说：剥夺大土地占有者的田产、厂主的工厂、银行家的货币资本，消灭他们的私有财产并把它转交给全国劳动人民。”^{[11](p122－123）}在他看来，富人对于穷人完全是一种异己的、需要打倒的阶级：“富人愈来愈强大，他们对贫苦农民和中等农民的压迫愈来愈厉害。只要富人还是富人，只要他们还掌握着大部分土地、牲畜、农具和金钱，那么不但贫苦农民，就是中等农民也永远摆脱不了贫困。……要使全体中等农民都能变富，就得打倒富人，而要打倒富人，只有城市工人同贫苦农民结盟才行。”

由于以上原因，我们看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承认更多地是出于一种理论的需要，而非真正的目标诉求。换言之，他们肯定和捍卫资本主义，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本身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而是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公式，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阶和不可缺少的环节，不发展资本主义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早年曾清楚地表达过这一思想逻辑：“我们完全不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坚决相信资本主义越是有力地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越是大大地尖锐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越会临近。”^[12](p172）尽快消灭资本主义才是他们追求的真正目标。“在强调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的进步历史作用时，我们丝毫没有忘记这种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也没有忘记它固有的深刻的社会矛盾。”^[13](p284）“要时时刻刻使工人阶级记住：反对这一切制度的斗争，只是作为促进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手段才是必要的；工人需要实现一般民主主义要求，只是为了扫清道路，以便战胜劳动者的主要敌人即资本。”

以上情况也决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学说的理解，说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说明了雇用工人、购买劳动力怎样掩盖着一小撮资本家、土地占有者、厂主、矿山主等等对千百万贫苦人民的奴役”^[14](p273）。在这里，列宁显然突出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中与空想社会主义相联系的、从道德上否定资本主义的内容。而当有人认为俄国人民遭受的剥削和压迫主要来自于地主官僚机构而非新兴的资本主义因素时，列宁反驳道：“既然我们俄国劳动者遭受剥削根本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组织，而是由于缺少土地、税款过重和受行政机关压迫，那么，向工人解释剩余价值形式、资产阶级制度的实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又有什么意思呢？”

为尽快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竭力从马恩的早期理论学说中寻求支持，而对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晚年的战略思考则很少顾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几乎所有主要之点上，都将马恩早期提出的理论与策略推向了极端。（1）暴力革命原则。这一原则是马恩早期提出和强调的，后期基本放弃了。实践证明，这的确不符合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现实。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复活了它，而且还将其上升到普遍规律的高度，成为判定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标尺。（2）不断革命论。这主要是马恩年革命时期的思想。不断革命论意即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无产阶级要立即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随着晚年对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和对暴力革命的放弃，马恩实际上不再提不断革命论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事隔五十余年后复活和大大强化了这一理论。（3）工农联盟理论。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资本主义在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已经消灭了小农，社会简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将占到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真的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那也基本上与农民无关。不过马恩早期谋求尽快推翻资本主义，也产生过从农民方面给无产阶级寻找同盟军的想法。在19世纪末无产阶级将议会选举作为主要斗争手段的情况下，工农联盟概念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极力从革命的立场出发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甚至将俄国农民看作是民主主义者。（4）关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如上所述，马恩后期已经放弃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想法，认为它是可以通过改造而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十月革命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重复了马恩早期的说法，将资本主义国家只看成是压迫性的，否认资本主义民主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将议会等国家机构看成是纯粹骗人的东西，主张彻底予以废除。关于世界革命理论。这涉及到对资本主义作用与前途的估计。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资本无国界，因而工人阶级也无祖国，主张各国无产阶级共同起来革命。在这里，他们淡化了民族性的因素，事实证明这仅仅是一种愿望。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强化了这一思想，而且还将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基础之上。

总之，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内涵，而远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革命，只能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实践，结果就像恩格斯所指出过的那样，建立起的只能是兵营式的、粗陋的共产主义，而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无缘。

三

　 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内涵上之所以能够发生从空想性向科学性的转换，主要原因在于它与西方工人阶级运动之间存在一种紧密的互动关系。马恩提出自己的理论学说，主旨在于谋求工人阶级的解放。但他们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是他们提出理论学说来诉诸工人阶级。但现实的工人阶级终究是选择理论学说的主体一种理论学说能否被接受，还要看它是否能真正反映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就整体而言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自身的利益有一种现实的判断和看法。它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激进的理论学说，未必适合它自身的需要。与革命比起来，无产阶级更需要的是改良，是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是在社会的整体进步中谋取自己的利益。它不相信什么乌托邦的设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是以无产阶级为载体的，最终必需适应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和诉求并接受来自无产阶级的塑造。19世纪末发生的正是这样的过程。

俄国化马克思主义复活革命空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受到了两个因素的推动：一是俄罗斯民族根深蒂固的反资本主义传统和与此相关的“跨越”冲动；二是弥赛亚意识和与西方进行心理政治斗争的需要。

俄国的社会意识很早就形成了反资本主义、反西方的传统。这除与宗教因素有关外，彼得改革也起了很突出的作用。进入19世纪后，人民大众的悲惨处境首先在贵族知识分子中激发起了强烈的反资本主义情绪。他们渴望将人民大众从悲惨处境中解救出来，很早就转向了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主张趁俄国还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因素的侵袭时就依靠俄国的农民村社实现社会主义。19世纪中后期，越来越多的平民知识分子登上了俄国的思想政治舞台。他们不仅强烈地反对资本主义，而且追求行动，主张革命。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在两个先进的西欧国家中，在业已开始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战斗中，已经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在法国是巴黎街头的六月会战，在英国是宪章党人的四月大游行。两次战斗都发生在年，两次都失败了。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纪还将有新的战斗，——我们将会看到它们将取得怎样的成功。”^[15](p46）他表达了强烈的“跨越”思想认为俄国的落后恰恰成了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优势：“有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开始得比其他国家较迟，但却能够远为迅速地通过发展的全程。也可以说，它能够跳跃过整个的时期，所以俄国也就可能越过资本主义时期而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时期。”

俄国越是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快速演变，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跳跃”思想就越强烈。“有人对我们说：你们等一等吧。什么话！在我们面前有着用血泪写在史册上的一些事例，我们应该等待吗？难道我们应该等待村社解体，以便说还应该保存村社吗？应该等待所有的国有土地和工厂都转入私人手中，集中到小私有者手中，以便说俄国工厂主的利益不是俄国人民的利益吗我们的罪过不在于我们没有等待。相反，我们的罪过在于我们‘唾弃’得不够。”^[17](p231）“俄国迫切需要革命，而且恰恰是在目前需要革命；我们不允许任何耽误、任何延宕。如果现在不干，那就要等很久才能干，也许永远也干不成！　”

有趣的是，民粹派很早就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中寻找反资本主义的思想资源。《资本论》出版后，他们很快将其译成俄文，积极传播其否定资本主义方面的内容。以至于有人评论说：“俄罗斯人是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不大喜欢俄国人，但他又很惊奇：俄国人总是比西方人更早地成为他的继承者。马克思没有预见到他将在俄国所起的作用。”

俄罗斯民族强烈的弥赛亚意识和俄欧间持久的地缘政治冲突，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激烈反对资本主义的外部动因。俄罗斯民族形成之初从拜占庭接受了东正教。东正教自称是基督教的正统，视西方的天主教、东方的伊斯兰教等为异端东正教徒负有拯救异教徒的使命。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东正教的中心转移到了莫斯科公国，俄罗斯民族因而有了将自己看作是上帝优选的民族和俄罗斯国家是世界中心的意识。19世纪上半期，俄国在战胜拿破仑法国后，版图空前扩大，权倾欧洲大陆，其弥赛亚意识和与西方的对立关系也发展到顶峰。然而，俄国在社会发展水平上却一直落后于西方。一方面是辉煌的国际权势和奇高的心理政治定位，另方面是在器物方面的日益落伍和在军事较量中不断败北，由此造成的反差导致了俄罗斯民族心理的极大扭曲。在器物层面不及西方的情况下，就试图找出乃至放大西方社会的弱点，从道德上否定它制度的先进性、优越性。因此，19世纪中期在俄国知识分子中就流行着这样的看法：“西欧呈现出一种奇怪的、令人悲哀的景象，各种见解、各种权利、各国君主互相纷争不息科学、艺术和宗教，社会生活的三种原动力，已经失去了力量。我们可以大胆作出断言……西欧正在崩溃。”^[19](p161）“西方发生的事含义很清楚，西方正在毁灭，西方的谎言正在露馅，很清楚，他们所选择的道路把他们带到了什么样的病态之中。难道到现在俄罗斯还想保持与西方的联系吗不，俄国大众与西方的所有联系都应当切断。”^{[20](p155—156）}与此相联系的是对斯拉夫民族的颂扬：“斯拉夫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仍在人类的命运中起重要作用，在斯拉夫人身上，你永远不会看到德国人的市侩气、法国人的浅薄、英国人的自私、意大利人的浮躁。”^[21](p136）“对于人类而言，斯拉夫世界如果不是包含着新世界的萌芽，那也是包含着使世界得到更新的可能性。”^[22](p14）19世纪末期，俄国更加落后，甚至败在了后起的东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手下，致使其民族心理更加失衡，对从精神上否定西方制度优越性的需要也就更加迫切。在西方诸多的社会思潮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不仅最坚决地否定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而且还主张用革命手段立即消灭它，为此提出了具体的策略步骤，从而最大限度地适合了俄罗斯民族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9]列宁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
　 [10]列宁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
　 [11]列宁全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
[12]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 [M] 1 北京: 三联书店,1964.
　 [13]列宁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
　 [14]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15]瓦洛京. 俄罗斯的乌托邦社会主义[M]. 莫斯科: 1985.
[16]波克罗夫斯基. 俄国历史概要(上册)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
　 [17]中央编译局. 俄国民粹派文选[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18]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思想[M]. 北京:三联书店, 2004.
　 [19]赫克1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M].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20]奇姆巴耶夫. 斯拉夫主义[M]. 莫斯科: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86.
　 [21]潘京,等. 俄罗斯的革命传统(1783 - 1883) [M]. 莫斯科:莫斯科思想出版社, 1986.
　 [22]比拉日科娃. 革命民主主义者论斯拉夫主义和斯拉夫主义出版物[M]. 莫斯科:莫斯科大学出版社, 1984.

(李述森 山东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