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主体与阶级意识：《共产党宣言》的有关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对社会主义革命主体和工人阶级阶级意识问题作了许多深刻而精彩的论述。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和不断发展，使得人们关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及其主体问题的探讨变得不合时宜。近两年来，随着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一些西方学者开始重新思考这一问题。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沃尔夫指出，只要资本主义根本制度不改变，它的阶级结构都会系统地、周期性地加剧资本主义的危机。因此，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不可能医治经济危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由一个阶级结构过渡到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阶级结构，是有效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要求。”^[1]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温《宣言》的有关论断，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工人运动的关系。

一

马克思在《宣言》等著作中强调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并为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2]工人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3]。可见，工人阶级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主体，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然而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一些西方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卢森堡学者霍夫曼认为，现在必须重新寻找主体，因为“这个‘工人阶级’已不存在。工薪者的人数固然增长了，但传统产业工人的人数却急剧萎缩。劳动条件、生活方式、‘雇员’的需求都发生了分化和个体化”。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重新考虑“谁是社会解放的承担者”^[4]。要想对霍夫曼的结论进行评判，首先必须分析他得出结论的依据，即：与《宣言》的时代相比，当今西方社会的工人阶级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和生活状况与以前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简单说来，这种变化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雇佣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现代化、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农业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工人阶级数量相应扩大。以美国和日本为例，20世纪初，美国农业劳动者占其人口总数的40%，现在已降至3%左右；日本也由原先的降至现在的9%。在数量不断扩大的同时，工人阶级的质量也不断得到提高。这主要表现为工人受教育的平均时间不断增加，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工人中有近90%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在日本的工厂企业中，有34%的职工受过高等教育，另有58%的职工为高中毕业。在职前学历教育程度提高的同时，在职工人接受新的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的现象相当普遍。工人阶级的质量尤其是科学文化素质较之《宣言》时代有了显著的提高。

第二，内部构成日益复杂，呈现多层次化。这主要表现为：传统工业部门的工人减少，新兴工业部门的工人增加；第一、二产业的工人减少，第三产业的工人增加。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第三产业的工人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已超过60%；白领工人的比重迅速上升，蓝领工人的比重则相应下降。到1984年，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白领工人占全部就业人口的56.9%，蓝领工人只占，其中美国的白领工人占68%，蓝领工人只占32%。另有资料表明，1999年美国的白领工人已占工人总数的75%左右。进入21世纪，白领工人所占比重似乎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第三，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得到了较大改善，收入也有明显提高。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已摆脱了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和肮脏简陋的劳动环境，劳动时间逐渐缩短，一些国家的工人每年可享受带薪假期。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在分配关系上也进行了调整，工人的工资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一些福利国家则给国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通过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等形式给工人在生、老、病、死、伤残和失业问题上予以帮助。此外，由于一些西方国家的企业较普遍地推行“职工参与决策制”、“职工自我管理制”，以实现“管理民主化”，甚至通过向工人发行小额股票等措施推行所谓“资本人民化”，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关系有所缓和。当然，目前经济危机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而言之，与《宣言》时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结构和生活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中，传统产业工人比重的下降，削弱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复杂以及在受教育程度、职业、工资待遇等方面的差别，会造成工人阶级的内部矛盾；白领工人的增加、工人在工资福利上的提高，弱化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种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断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已不再具备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革命性、否定性。在一定意义上，霍夫曼也是基于这种判断才提出“寻找主体”、“谁是社会解放的承担者”这一问题的。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他用“雇员”一词来替代“工人阶级”，因为在他看来，原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已不存在，工人阶级已不是社会革命的主体。霍夫曼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法国学者米·博德也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已经失去自身存在的基础。在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主要力量。这个基础已经随着产业结构的改变而发生改变^[5]。

二

毫无疑问，上述学者正确注意到了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但是，仅仅根据这些变化就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已不是革命主体似乎有些草率。要回答工人阶级还是不是革命主体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要回答工人阶级在阶级结构和生活状况等方面的变化是不是实质性的变化，它给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带来了什么影响。

首先，就阶级结构的变化而言，关键的问题就要搞清白领阶层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白领阶层是随着白领工人的出现和增多而形成的一个介乎于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的阶层。这些人一般没有多少生产资料，只是凭借其拥有的知识和管理才能受雇于公司或政府机构，但他们的收入又高于普通产业工人，过着较为宽裕的生活。那么，他们到底属不属于工人阶级呢？美国学者约翰·卡西迪说：“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分界线位于那些拥有用于生产商品的机器和工厂的人（‘资产阶级’）和唯一可用来交换的资产是其劳动力的人（‘无产阶级’）之间。这种划分过于呆板——它并没有把自雇者、公共部门的雇员、在其雇主的公司拥有股份的工人考虑在内。”^[6]卡西迪提出阶级的划分要把中间阶层考虑进去，这无疑是合理的，但是他对马克思的阶级划分的批评却是非历史的，我们不可能要求马克思对其100多年以后的阶级结构具体变化给出明确的规定。即便如此，《宣言》关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定义仍然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原则依据。

恩格斯在1888年《宣言》英文版注释中写道：“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7]我们不能笼统地将白领阶层统统划归到工人阶级中，但是就大多数白领来说，他们依然主要是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只不过劳动力中体力的因素减少，智力的因素增多而已。而雇佣劳动者在待遇上的变化，并不能改变雇佣劳动者的这一地位。因此，仍应将白领中的大多数视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当然，白领中的少数人可能会由管理者上升为资产者，成为公司的大股东，那时他们自然应归为资产阶级之列了。对大多数白领来说，则是不大可能实现这种转变的。白领阶层的出现，减少了传统产业工人，但并没有削减工人阶级的队伍，而是丰富了工人阶级的内涵。正如沃尔夫指出：“当工人阶级的概念是指所有劳动者或者挣工资者时，工人阶级当然既包括产业工人，也包括非产业工人。”“没有直接从事生产的非产业工人是‘促成者’——他们的劳动为产业工人创造剩余价值提供条件……例如，经理、主管、文员、采购员和通常由产业资本家雇用的销售员，他们共同为由产业工人生产却被产业资本家拿去出售的商品在市场上的顺利售卖创造条件。”^[8]也正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尔曼指出：“工人阶级由那些只有靠出卖劳动力才能生存下去的人组成……所有这些，既适用于蓝领，也适用于白领，仅仅在形式上稍有不同。”^[9]

其次，就整个工人阶级而言，他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改变了他们的贫困化地位从而改变其历史使命呢？对此，当代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伊·沃勒斯坦的话耐人寻味。他说：“长期以来，贫困化的论题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理由是至少一个世纪以来，工业化国家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一直在增长。他们得出结论说，没有绝对的两极分化，而且即使是相对的两极分化，也由于福利国家的再分配而几近衰退，因此，据说马克思大错特错了。”他反对这种观点，认为“人们只要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看作一个分析单元，马上就会发现两件事情：第一，按照世界经济的水平，贫困化一直未停，不仅是相对贫困（连世界银行都接受这一观点）而且绝对贫困也是如此……第二，关于工业化国家工人阶级实际收入不断增长的言论被一种过于狭隘的观点所扭曲……如果我们用一个更有用的定义——主要依靠当前收入为生的人们正在两极分化，就会发现马克思是非常正确的”^[10]。如果说沃勒斯坦是侧重于宏观的定性分析得出以上结论的话，约翰·卡西迪则以确凿的数据告诉人们同样的事实：“1980-1996年，这个国家（美国）最富裕的5%的家庭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5.3%上升到，而最贫困的60%家庭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则从34.2%下降到30%。”他还援引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沃尔夫的话说，美国金融总资产的一半被人口中最富有的1%的人所拥有，金融总资产的3/4被最富有的10%的人所拥有。美国每个家庭中有6个不拥有任何股票，而大多数确实拥有股票的家庭，其所有的股票的价值都不超过美元。卡西迪得出结论说：“这些数字表明马克思最有争议的观点——贫困化理论——可能在东山再起。”另一位美国学者莱斯特·瑟罗也以美国为例指出：“事实很清楚，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到处都在上升。大多数人的实际工资在下降，生产性经济不想要的流氓无产者的数量在增加，中产阶级与整体国家美国之间的社会契约已经破裂。过去一百年医治不平等现象的主要办法社会福利国家正在溃退。”

沃勒斯坦、卡西迪、瑟罗等人都是西方的知名学者，尽管其所持立场与我们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在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工人阶级的地位和生活状况问题上，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其分析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

依据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新变化，对照《宣言》所揭示的有关原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尽管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工人阶级并未因此而消失。白领阶层的出现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科学文化素质，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主要的对立的阶级。正如沃尔夫指出：当前经济危机深刻表明，“实际工资的长期停滞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上升，意味着工人劳动力价值的下降。由工人创造的产品总价值在不断增加，却被资本家以剩余价值的形式据为己有。广大的工人得到的越来越少，而少数的资本家得到的越来越多；资本家所得到的，正是工人们所失去的”。可见，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宣言》的这一结论直到今天仍然是正确的。

第二，尽管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相对于资本家而言，他们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就当前美国经济危机而言，“剥削率的不断攀升使工人首先陷入债务危机，接着导致违约，那么，一种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或者部分解决方案）显示如下：消除阶级剥削。遵循这种解决方案，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主张就既有别于今日的凯恩斯主义也有别于昔日的新古典主义”。这表明：如果不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宣言》的这一结论直到今天也依然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随着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调整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工人当中出现了“政治冷淡”现象，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主体意识有淡化倾向。奥尔曼以美国大学中青年学生为例分析道：“绝大多数学生，要么现在就是工人，要么来自工人家庭，要么毕业之后会成为工人。然而，由于已经习惯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活，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把自己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能够弄清楚阶级含义的人则更少。”可见，“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宣言》提出的这一任务在今天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简言之，工人阶级仍是西方社会革命的承担者，革命的主体不用再寻找，应该寻找的是增强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的办法和途径。

三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非常重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他们一再强调，工人阶级政党要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使其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他们将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和增强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条件，为了促成这一条件以推动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他们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列宁后来评价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中国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思想的正确性。这些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工人阶级就人数而言并不占优势，它们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除了特定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了群众，充分唤醒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寄予了厚望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人阶级人数普遍占优势并曾经出现过革命的客观形势比较有利的情况下，大多数国家至今没有发生工人阶级革命，少数国家发生的工人阶级的起义也很快都失败了，这不能不令人深思。究其原因，除了资产阶级统治力量强大以外，也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强有关。对此，卢卡奇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探讨，并得出了至今仍不失其深刻性的结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非是客观必然性自身在脱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外而自发实现的，并非是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所认定的客观经济进化的自然结果，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决定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前提甚至是关键性因素。“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深受卢卡奇阶级意识理论的影响，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弱化及其原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例如，马尔库塞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无对立面的社会”，在生产劳动方式、物质利益、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方面，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一体化，因而他们不可能起来反对资产阶级。马尔库塞显然夸大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其结论过于悲观。但是，他看到了工人阶级革命意识弱化的趋势，这无疑是深刻的。

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而要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首先必须使其成为一个阶级，必须唤醒和增强他们的阶级意识。要唤醒和增强西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需要西方各国工人阶级政党长期不懈的努力。从现实看来，努力的结果和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西方各国共产党能否真正崛起并扩大其对工人阶级影响力。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也给西方工人运动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西方各国共产党受到重大冲击，共产党员的数量锐减。当然，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党员的数量，而是党的理论水平和战斗力。“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西方各国的共产党能否发挥领导工人运动、增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作用，首先取决于它们能否达到《宣言》提出的以上要求。《宣言》为它们指出了不断努力的方向。

第二，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并提出合乎实际的政策与策略。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经过几次调整，仍显示出一定的生命力，资产阶级的统治也很稳固。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各国共产党不能只是高喊革命的口号，而应将帮助工人阶级争取到更好的经济待遇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围绕这个任务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与策略，逐渐确立和巩固其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当然，也不应忘记政治斗争、理论斗争的重要性，同时，要善于团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同情力量、友好力量，在此过程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

第三，能否正确看待工人阶级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并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的优势。当代西方工人阶级队伍中蓝领工人比例下降、白领工人比例上升，应该说，这对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影响是双重的：蓝领工人的减少使得工人阶级对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认识淡化，革命的积极性、主动性削弱，这是不利的一方面；白领工人的增多及其带动的工人阶级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为促进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更加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提供了可能，这是有利的一方面。西方各国共产党应该辩证地看待工人阶级阶级结构的变化，并提出因应之策。

唤醒并增强西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主要依靠西方各国共产党及工人阶级自己的努力，但是也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搞好本国经济社会建设，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外部条件，对增强西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社会主义的国际形象，不断推进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也是对西方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鼓舞和支持。当然，西方工人阶级阶级意识、革命意识的唤醒与增强，需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和人类社会解放的道路将是漫长的，但一切真正关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人却不能不想到这个问题。正如奥尔曼教授指出：“虽然这种变化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是它正在发生。马克思主义者的作用就是尽其所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通过教育、组织和政治活动来推动这个过程。”

注释：

[1]［美］斯蒂芬·雷斯尼克、理查德·沃尔夫：《经济危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孙来斌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9期。

[2][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252、272、273、306、285、285页。

[4]［卢森堡］安·霍夫曼：《告别社会主义模式》，参见《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页。

[5]［法］米·博德：《资本主义和货币关系的普遍化——世界的转折》，转引自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

[6]［美］约翰·卡西迪：《马克思的回归》，参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8-9页。

[8]［美］理查德·沃尔夫：《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美国的新解读》，孙来斌等译校，载《经济思想史评论》2010年第6辑。

[9]本刊特约记者：《市场经济、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前途——奥尔曼教授访谈录》，《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9期。

[10]［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苏联东欧剧变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参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3页。

（作者单位：谢成宇《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执行主编；孙来斌，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