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异化观的转变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作者:陶庭马    发布时间:2011-09-05   
分享到 :

马克思并不天生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并不就是马克思主义,他的不同时期的著作并不具有同质性,马克思是在他的思想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本文试图通过比较马克思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部著作中的两种异化观来凸显马克思的异化观由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并提出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异化观而不是人本主义异化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观,从而正确理解异化问题。

一、马克思异化观的历史发展

马克思的异化观经历了一个转变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最初的异化观是受黑格尔的影响,带有明显的黑格尔主义色彩。黑格尔是第一个在哲学意义上系统使用“异化”概念的哲学家,他在《精神现象学》中系统地阐述了“异化”概念,认为异化就是作为主体的绝对观念分裂出与自己本性不符的对象。青年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异化观的影响。1842年,年仅岁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马克思到《莱茵报》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满腔热血地投身社会实践活动。向往新世界的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对封建专制统治进行批判,论证、呼吁人的自由、独立和解放。马克思说:“国家应该是政治和法的理性的实现。”[1]P14“当一个国家离开了国家的观念时,世界历史就要决定其是否还值得继续保存的问题。”[1]P184但是,为时不久,至1842年底,马克思便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一难事使马克思很“苦恼”。“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就一下子消除了这个矛盾……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2]P222

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异化观,他指出:黑格尔的异化是把人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人的异化的各种形式都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而不是真正的人的本质的异化。费尔巴哈认为,上帝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只要人们认识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上帝的本质是人,宗教异化就能消除,人就能成为人。可见,费尔巴哈的异化观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异化观。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在1843年初至1844年底,马克思的异化观也表现为人本主义的异化观,这种人本主义的异化观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18452月,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来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马克思重新阅读了费尔巴哈的著作,认识到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的根本缺陷,开始批判费尔巴哈,并逐步摆脱了费尔巴哈的影响。这时,马克思对异化不再作人本主义的理解,而是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从而实现了异化观的变革。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异化观集中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观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人本主义异化观的集中体现。在《手稿》中,马克思重点研究了经济领域中的异化问题,考察了劳动异化,这是马克思超出费尔巴哈的一个重要进步,因为费尔巴哈只考察了宗教异化。但是,马克思在异化观上并没有根本超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这种异化观仍然具有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性质。和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以对人的“类本质”的抽象理解为前提的。费尔巴哈从自然主义出发,假定了人有一种自然存在的或先在具有的使人作为人而存在的“类本质”,在宗教观念的影响下,人把自己的本质给了上帝,自己成为上帝的奴仆,这就是人在宗教中的自我异化。只要消除宗教观念,就能把人的类本质还给人自己,人就能真正成为人。同样,马克思认为,人有人之为人的“类生活”、“类本质”,马克思把它称为“自由自觉的劳动”。人本来是应当具有这种类本质的,但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人在劳动中异化了,劳动不再是人的类生活,人失去了自己的类本质,现实的人不再是人,这就是劳动的自我异化。由此可见,马克思此时对异化的理解,是以理想的人的本质即“类本质”为参照系的,而不是像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样,以人的现实物质生活条件为参照。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的分离,这是马克思此时对异化本质的理解。基于这种理解,马克思在《手稿》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人本主义异化观,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什么是异化劳动。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指人的存在脱离自己的类本质的劳动。他在《手稿》中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概括为四种规定性。

第一,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P51这与人的本质的要求是大相径庭的。作为产品的创造者,工人理应跟自己的产品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仅产品不属于作为其创造者的工人支配,而且工人反过来还要受制于产品,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事实上处于异化的状态之中。

第二,工人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关系,决定了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之间的关系也必然是异化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3]P54-55

第三,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所谓人的“类本质”,是指人之为人的根本特质。在我们这个大千世界中,每个物种都有其独特的本质,树要进行光合作用,猫要吃老鼠,这是它们这个物种的根本特质。而人呢?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就是要劳动,要自由自觉地劳动。就像不准猫吃老鼠是违反猫的类本质的一样,不允许人进行自由自觉的劳动,这是违反人的类本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情况恰恰就发生了。“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3]P58,人的“类生活”被扭曲为仅仅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人的“类本质”异化为与人相对立的异己的存在。

第四,人同人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的规定是从前三个规定推论出来的。马克思说:“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3]P59这种异化,马克思又称为“人的自我异化”。他指出:“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3]P60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的人不是人,不仅工人不是人,资本家也不是人,所有的人都是跟合乎人的类本质的真正的人相异化的。

2.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关系。

马克思为什么要考察异化劳动?我们知道,《手稿》时期,马克思在政治立场上已经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作为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必然要否定私有制的神圣性、永恒性,论证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必然性,这是马克思考察异化劳动的动因。但是,如果私有制是神圣的、永恒的,那么,论证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必然性就缺乏逻辑前提。所以,马克思在考察了异化劳动的规定性之后,必然要考察异化劳动与私有制之间的关系。那么,异化劳动与私有制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马克思认为,不是私有制产生异化劳动,而是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制,尽管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二者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但在二者的关系上,异化劳动是更为根本的。他说:“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人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因此,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3]P61“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3]P61“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3]P61

3.异化劳动的根源。

说明了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和结果,还不能证明私有制的非永恒性。因为,如果异化劳动是永恒的,那么作为异化劳动的产物和结果的私有制也必然是永恒的。所以,马克思必然要提出“异化劳动的根源”问题。那么,异化劳动的真正根源是什么呢?由于手稿的中断,我们看不到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马克思说:“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3]P63这就是说,私有财产是“人之外的东西”,不能成为异化劳动这一属于“人本身”的东西的根源,异化劳动的根源在“人本身”,在于“人的发展的本质”。而人本身存在一个矛盾,即人的存在与人的类本质之间的矛盾;人的发展则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人的存在与人的类本质本来是统一的,但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人的存在与人的类本质分离了,人失去了自己的类本质,这就是异化,是第一次否定。然后人的发展经过异化,又必然地达到对人性的复归,这就是异化的克服,是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可见,马克思实际上是把人与其类本质的关系的发展看作是异化劳动的根源。

4.异化劳动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如前所说,马克思考察异化劳动的目的是为了否定私有制的神圣性、永恒性,论证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必然性。他达到了这个目的:既然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产物,而异化劳动必将随着人的自我异化的克服而消除,所以私有制就不是神圣的、永恒的,它必将随着人的自我异化的克服而得到消除。这样,马克思就可以论证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了。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3]P81

总之,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观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对异化的理解上,把异化理解为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的分离;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上,把“自由自觉的劳动”理解为人的“类本质”;在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关系上,认为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和结果;在异化劳动的根源问题上,把人与其类本质的关系的发展看作是异化劳动的根源;在对异化的态度上,以理想的人的本质即“类本质”为参照系,对一切与人的“类本质”不符合的异化现象均给予批判和否定。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异化观

1845年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写下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式诞生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这个“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2]P213中,马克思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阐明了自己的“新唯物主义”与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即直观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以及新世界观的一些基本原则。1845年秋至1846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一部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新世界观理论。随着新世界观的确立,马克思在异化观上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马克思异化观的根本转变,是建立在他对人的本质科学揭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能到各种观念中去寻找,而必须到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到人的物质生活,到实践中去寻找。有意识虽然也是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但不是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4]P67人的本质也不能到人的自然存在中去寻找。人当然也是自然存在物,但自然存在不是人和动物的区别,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是社会存在物,在于人能劳动。马克思恩格斯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4]P67-68可见,人的本质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没有抽象不变的人性,人性、人的本质是历史地发展的。

在对人的本质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后,马克思的异化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如前所说,马克思在《手稿》中曾有过人本主义的异化观。这种异化观从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出发理解异化问题,把异化理解为人的存在与人的类本质的分离,现实的人是非人,是异化了的人。1845年以后,特别是在《形态》中,马克思不再从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出发理解异化问题,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理解异化问题,尖锐地批判了人本主义的异化观,从而使其异化观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什么是异化。

我们知道,“异化劳动”是《手稿》的核心概念,马克思从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出发理解异化,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概括为四种规定性: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在《形态》中,马克思极少使用“异化”概念,唯一一次比较明确地使用“异化”概念的地方,还加上了“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4]P86这一略带嘲弄的限定语,但是,这并不表明马克思在《形态》中没有谈异化问题。事实上,马克思在《手稿》中概括的“异化劳动”四个规定中的一、二、四规定所揭示的内容在《形态》中仍然保留着,只不过马克思已不再从“人性”的观点来理解异化,而是从实践、从现实生活条件来理解异化,把异化理解为这样一种事实:人们活动的结果转化为一种人们不能驾驭反而受其控制的异己的力量。

第一,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在这里将其归结为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世界市场(或价值规律)的盲目作用,其本质是供求关系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说:“用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种关系就像古典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遨游于寰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把幸福和灾难分配给人们,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衰亡;但随着基础即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己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4](p87)

第二,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马克思在这里将其归结为自发形成的社会分工的结果,其本质是人的特定活动范围固定化。马克思恩格斯就此写道:“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4](p87)

第三,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在这里则将其归结为以国家形式出现的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其本质是统治阶级的专政。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随着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利益的分化和斗争日趋尖锐,“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4]P84。就是说,借此以转移和弱化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冲突。“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4](p84)

2.异化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认为,异化产生于自发形成的强制性分工。马克思恩格斯说:“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4](p85)

3.异化与私有制的关系。

异化产生于自发形成的强制性分工,而“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4]P84

因此,异化与私有制的关系是:异化产生于私有制,异化是私有制的产物和结果。

4.异化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既然异化的客观根源在于强制性的分工,在于私有制,在于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分裂,而这一切又是与生产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所以异化就不是永恒的社会现象,随着生产力的极大提高,随着强制性分工和私有制的消灭,异化也将被消灭。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人们的关系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关系,每个人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他们活动的唯一目的,因而他们必然自觉控制着自己的活动及其结果,人们活动的结果对人们来说不再是一种异己的力量了。在这里,马克思不再借助费尔巴哈的“类”解放一类抽象的提法来论证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此,我们在《形态》中再也看不到“异化劳动”概念中关于“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内容了。

总之,马克思在《形态》中的异化观较之《手稿》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由于唯物史观的创立,异化问题得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例如,在对异化的理解上,马克思不再把异化理解为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的分离,而是理解为“人们活动的结果转化为一种人们不能驾驭反而受其控制的异己的力量”这样一种事实;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上,马克思不再把“自由自觉的劳动”理解为人的“类本质”,而是从人们现实的社会关系去理解人的本质;在异化与私有制的关系上,马克思不是把私有制看作是异化的产物和结果,而是认为异化是私有制的产物和结果;在异化的根源问题上,马克思不再把人与其类本质的关系的发展看作是异化的根源,而是认为异化的根源在于分工和私有制;在对异化的态度上,马克思也不再是单纯的批判和否定,而是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来理解异化的历史作用。

当然,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观和《形态》中的异化观也有一些共同的内容,例如,两者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即共产主义立场;都表现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都肯定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消灭私有制和异化;都肯定共产主义是对私有制的合理扬弃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共同点就把马克思的这两种异化观混为一谈,甚至用《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观来取代《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异化观。如果用人本主义异化观考察现实生活,当然可以说生活在社会主义特别是在它的初级阶段的人还是异化的人,人还没有实现向自己的类本质的复归,现实的人还不是人。但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形态》中的异化观与《手稿》中的异化观有本质的区别,在《形态》中,马克思在历史观上已超越人本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相应地,马克思的异化观也已超越人本主义异化观而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异化观。我们应该以《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异化观而不是《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观,从历史唯物主义异化观而不是人本主义异化观出发理解异化问题,从而正确分析异化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消灭异化的历史条件,对现实生活中的异化现象采取正确的态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单位:皖南医学院社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