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

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寻求发展转向的时期，中共早期报刊向社会各界尤其是进步青年学生、工人、农民传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逐渐扩展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范围，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一、中共早期报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是多样的，如演讲、集会、讨论会、与群众交心谈天等。相比较而言，中共早期报刊的影响范围更广，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具有其他途径不可比拟的广泛性和发散性，彰显出鲜明的特点。

（一）在思想宗旨上，中共早期报刊明确表明了自身的无产阶级立场，强调报刊的阶级属性，彰显马克思主义品格。《新青年》发表文章明确提出了报纸的阶级性问题：“谈到报纸，我们先要问，这报是有产阶级的呢，还是劳动者的呢？”现实的情况则是“现在的政府、军队、报纸、学校……都是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武器”，因此“先要推倒了现在的政府、军队、报纸、学校，……再另行建筑劳动者的政府、军队、报纸、学校”。^[1]《劳动周刊》也明确宣称：“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我们这个周刊是不比得有产阶级的报纸，有产阶级的报纸，是只记得金钱，那里记得什么公道正义呢！”^[2]这些论述旗帜鲜明地批驳了报刊是公共舆论的超阶级观点，揭示了报刊的阶级属性，并表明了其自身的无产阶级立场。

（二）在内容上，中共早期报刊功能定位清晰明确，通过刊登不同类型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共早期中央报刊比较集中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等内容，注重从理论阐释上梳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廓清社会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歪曲和误解，为广泛地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青年及学生报刊则对科学社会主义、苏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作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青年学生面临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实践中的问题、指导革命实践工作。工农报刊则将对象明确地锁定在工人和农民身上，尽可能通俗地解释诸如什么是共产主义、劳动如何创造价值等问题，不仅仅将工人、农民作为研究对象，而且将工人农民作为读者和宣传对象。

（三）在栏目设置上，中共早期报刊注重编读往来，积极与读者进行思想交流和沟通。《劳动界》设置过“通信”、“读者投稿”等栏目，刊登工人撰写的报告和文章，真实地展现工人生活、思想状态，拉近与工人之间的距离。《新青年》曾设置“编辑室杂记”，将编者的思想动态和关注的问题更全面、清晰地展示给读者。另外，《新青年》还设置了“通信”栏目，通过主笔、主编、编辑与读者就社会问题或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和辩答，进一步加深广大读者对《新青年》的主张、观点的理解和认同。《向导》曾经设置过多期“读者之声”、“通信”、“缅甸通信”、“南京通信”、“长沙通信”、“香港通信”等栏目。《中国青年》则主要通过刊登读者来稿的方式，实现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这些栏目的设置为编者与读者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平台，一方面使得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编者所要传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另一方面也为编者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对读者的具体需求有了清晰的了解，促使中共早期报刊刊登的文章更有针对性、更符合读者需求。

（四）在语言风格上，中共早期报刊主张文风的多样性，针对不同层次的读者群体，使用不同的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范围。作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的《新青年》，它的阅读对象主要是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都比较高。因而它所刊发的文章，不管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篇章，还是就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等问题的探讨，都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表现在语言文字上，注重论说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严密性。而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农群众，中共早期报刊则通过通俗化的语言、口语化的文字，对理论问题或社会问题进行简练的分析，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工农群众中的传播。例如，《劳动界》刊登过这样的通俗文章：“我们再看那做东家、有钱的人，一天到黑一点事情也不做，天天睡到多时候了才起来。”“工人同他们这些不做事的东家、有钱的人比起来，已经是苦得不好说了。又还要无热无冷的一天做到黑，那自然是更要苦了。所以工人在世界上是最苦的。”^[3]采用的完全是农民、工人的日常生活用语，甚至连语序都没有变化，非常符合工农的实际水平，易于接受。

二、中共早期报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困难

中共早期报刊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产物，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既带着鲜明的特点，也遇到不少困难。

（一）中共早期报刊注重通俗性和口语化，但仍然无法完全满足群众需求。中国共产党对报刊的通俗性和口语化早有要求，如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中《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强调：“凡能与工人接触之党员当尽力运用《前锋》、《新青年》、《向导》、《社会科学讲义》等之材料，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4]要求用中共早期报刊作为宣传材料，通过口语化的表达，向广大群众传递马克思主义及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这种要求一方面可以说是重视报刊的通俗性和口语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的报刊诸如《前锋》、《新青年》、《向导》等，还存在着文字艰深，无法完全满足群众需求的问题。如《向导》的文字就非中等文化程度者不能看懂。^[5]对这一点，当时有读者指出，农民看不懂《向导》，因为“文字太深了……你们那些‘列宁’、‘马克思’、‘实际’、‘封建’、‘军阀’，他们确实看不懂”，批评《向导》与其说是给无产阶级看的东西，还不如说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东西。^[6]读者LM则建议《向导》应该用“浅显易懂”的文字，去“纵横普遍地宣传共产主义及民治主义”，用“简明而涵义广大的标语，向民众去呼号”，达到“多数人了解主义、多数人信仰主义、多数人愤恨敌人、多数人危惧被害、多数人希望将来的幸福”的宣传效果。^[8]对此《向导》一方面承认革命思想通俗化之急迫，表明将根据群众要求出版通俗的报纸另一方面又指出，“革命的理论是一回事，革命思想的通俗化又是一回事”^[[9]。袒露了兼顾革命思想通俗化和严谨性、科学性的两难处境。

《向导》遇到的问题是中共早期报刊面临的普遍问题。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创办的工人刊物《劳动界》在通俗化和口语化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但也仍然存在一些文字晦涩的文章。《共产党》月刊通俗地介绍了共产主义，但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理性问题时，也无法保持彻底的通俗化和口语化。

（二）中共早期报刊无法完全按计划出版发行，给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一定影响。1923年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报告中提到《新青年》原计划要出版两期，但实际只出了一期；《前锋》更是预备出版五期，也只出了一期；《向导》原本应该出到第四十九期，结果只出到第四十六期。1924年5月14日中央局报告中又明确提到：“宣传因人力不足，《新青年》季刊应出三期，只出二期；《前锋》月刊应出十期，只出三期；《社会科学讲义》应出五期，只出三期；《向导》尚能按期出版。铁委之《工人周刊》亦未能按期出版。”^[10]

中共早期报刊不能按时出版和发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影响最大。1922年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劳动周刊》发行至第四十一期被会审公堂封禁。1926年9月中央局报告中也指出“北方各省，现完全陷没在反赤军铁蹄之下，民众自由已摧残尽净。工会、农会、国民党等，或被解散，或被逼入地底做工，报纸言论，稍不检点，即遭封闭，记者辄被杀戮。”在这种野蛮的强制压迫之下，中共早期报刊必定无法顺利出版发行，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一些地区举步维艰，进展缓慢。

经费不足也是中共早期报刊时常延期的重要原因。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经费大都来自共产国际的支持，而且经费主要用在工农运动上，能够用到报刊上的经费十分有限。蔡和森甚至认为：“出版《向导》的全部问题，现在不在于政治上的镇压”，“问题只在于经费”。对《先驱》而言，经费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先驱》在最初16期中的损失高达700元，“弄得我们最近竟连印刷费都无着落了！”没有充足的经费作保障，中共早期报刊只能随机应变，因此原定的出版计划时常被打乱，很多报刊实际上成了不定期刊，甚至停刊。这使得中共早期报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连续性得不到保障。

三、中共早期报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

中共早期报刊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肩负着崇高使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总结其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中共早期报刊始终把握住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服务于社会变革的需求，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共早期报刊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进程，并为之服务。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时，也正是中国革命激烈狂飙之时。五四时期，中共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介绍，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此基础上，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召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纲领等成为中共早期报刊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农民以及中国社会实际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工人运动高潮；同时也促进了农民的觉醒，中国农民运动日益发展起来。中共早期报刊就是在革命实践中及时反映社会发展变化，并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第二，中共早期报刊注重理论阐释的通俗化和生活化，力求让马克思主义真正接近大众，为大众所接受。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普及，要求“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平常口语之中须时时留意宣传”。中共早期报刊也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如《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阐释是：“共产主义就是人人一样地有饭吃，一样地有工做。”还有诸如这样的比喻：“你们知道蚂蚁的生活么？蚂蚁是很小的虫豸，但是他们却很幸福。为什么？他们每人出力的做，也每人安稳的过活。他们当天气暖的时候，大家四面去寻食吃，寻来了放在家里存积，这种积蓄算是他们公共的。到冬天不能外出的时候，他们就躲在家里共享。人也可以照他们的办法。这种办法我们现在正在教着你们，便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等等。在这种简洁、形象的比喻中，马克思主义不再是高深的理论，很容易获得读者的情感认同和理论认同。

第三，中共早期报刊注重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调查，对现实生活高度重视和敏感。中共早期报刊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十分重视对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如《新青年》要求青年学生走进工农群众，在工农群众中作调查。其第七卷第六号为劳动纪念专号，刊登了《南京劳动状况》、《唐山劳动状况》、《山西劳动状况》、《江苏江都劳动调查表》等数十篇社会调查文章；第八卷第一号又专门开辟社会调查栏目，刊登各地的社会状况调查。又如《中国农民》刊登的关于农民的调查，包括《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等；《中国青年》刊登的《湖北黄陂农民生活》、《山东广饶县农民生活》、《收回后的青岛》、《被外货斥逐之广州织造界》等；《中国工人》刊登的《北京政变后的政局与工人阶级》；《工人周刊》刊登的《我们的力量》，等等。中共早期报刊正是植根于社会实践活动，并随着实践的变化发展不断地调整内容，始终保持对现实生活的高度重视和敏感，促使马克思主义不断深入工农群众生活，走进工农群众，进而实现大众化目的——理论掌握群众。

第四，中共早期报刊注重对基本理论的阐释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在中共早期报刊中，不论是中央报刊、青年及学生报刊，还是工农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阐释都是其重要内容。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内容频频出现在《新青年》、《共产党》、《前锋》、《向导》、《中国青年》、《中国工人》、《中国农民》等报刊上。在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同时，中共早期报刊也非常重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基本方法为指导，剖析中国实际，分析中国政治和经济，从而指导中国革命斗争实践。

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教训，中共早期报刊分别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领域进行深入的概括总结。如中央报刊侧重从整体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工农报刊注重总结工农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提高工人、农民的斗争策略，促进工农运动的顺利发展；青年及学生报刊则注重对学生运动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号召广大青年和学生投身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量后备力量。正是在对基本理论的阐述和对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紧密地结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而中共早期报刊也正是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第五，中共早期报刊密切联系工农群众，依靠群众办报。中共早期报刊在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重视群众实际利益，贴近群众生活。在报刊的语言风格和内容选择上，“不但语言文字要接近群众，鼓动的内容也要接近群众”，“我们的鼓动应当使群众了解，要使极落后的工人苦力都能懂得，才能有力”。而且“注意对于群众直接要求的鼓动，并且要使鼓动与宣传联系起来”；“使群众从实际经济生活与斗争的中间，认识党的政治宣传口号”。因此中共早期报刊“把报道群众工作、生活和斗争情况放在刊物的重要地位，充分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这就将工农群众作为党报党刊的宣传对象，与马克思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了。如《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等指导工人斗争、维护工人利益的报刊，从工人的实际生活出发，采用工人群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并提出“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同无产阶级实际运动相结合，结果只能是空谈”，要求理论宣传与群众实践运动相结合。《新青年》季刊宣称要“助平民劳动界实际运动之进行”。《向导》也明确声称：“本刊并不像别的报纸一样，只是发空议论，本报所发表的主张，是有数千同志依着进行的。”

由于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了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从五四运动中真切体验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因而注意发动群众力量，依靠群众办刊。如《劳动界》鼓励工人投稿，设有《工人投稿》、《通信》、《读者来信》等栏目，刊登工人的来信和议论，讨论工人的工作状况、生活状况以及对未来的设想等等，甚至直接促进工人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体现了中共早期报刊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和路线。

注释

[1]新凯:《再论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6号，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第37页。

[2]《“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

[3]《为什么要印这个报？》，《劳动界》第1册，工人出版社1958年影印本，第3页。

[4]《“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第247页。

[5]参见徐方平:《蔡和森与〈向导〉周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6]参见冬原:《豆腐涨价与向导周报》，《向导》第4集第166期，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第1678页。

[7]参见LM:《读者之声》，《向导》第1集第26期，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第245页。

[8]《答冬原先生》，《向导》第4集第166期，第1679页。

[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1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72页。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