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的同情还是理论的建构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是学术界长久以来一直关注的问题。在这种持久的关注当中，有一种观点值得进一步商榷。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关注是出于一种同情，其理论的立足点建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东方社会问题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尤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印度和俄国的关注为最，因为马克思在考察东方社会问题时始终以这三个国家为蓝本，就像他考察西方社会的发展始终是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蓝本一样。但是，笔者在认真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3年到1862年之间撰写的有关中国问题和印度问题的十几篇文章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阅读感受与这种持同情论的观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正是这种分歧成为本文写作的契机。虽然本文的写作同样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中国、印度和俄国问题撰写的一系列文献为基础，但是笔者思考这一问题的聚焦点却是放在马克思思考东方社会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论，正是从方法论这一角度出发，笔者将得出如下思考。其一，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并不仅仅是马克思晚年才提出的，而是在其早期思想中就有所流露。其二，早期东方社会理论和晚期东方社会理论在理论内容上有所不同，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在于早期和晚期使用的方法不同。其三，依据早期和晚期所使用的方法不同，笔者进一步得出无论是早期东方社会理论还是晚期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对东方社会问题的关注均是理论建构大于理解的同情。

一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只是马克思在晚年才提出来的。我认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不仅有前期和后期之分而且理论内容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前期的东方社会理论在马克思早年的思想文本中就有所流露，这主要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一些相关文献的论述中。

早期的东方社会理论认为，东方社会在未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像西欧一样必然要经历资本主义这个高度发达的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那么这个时候马克思为什么会认为东方社会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一定也像西欧一样也要经历资本主义这个必经环节才能进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思考。

首先，这和马克思恩格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观点有关。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取代资本主义的那个社会，是资本主义灭亡之后的那个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1]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才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称作是科学社会主义。但在有些人看来，他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否具有合法性值得怀疑，因为他们认为科学与社会主义具有不同的指向维度，无法用科学来修饰或限定社会主义。其实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我们没有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究竟是指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反杜林论》中就曾经做过说明。我们知道《反杜林论》分为哲学篇、政治经济学篇和科学社会主义篇这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恩格斯将《反杜林论》中的第三篇即科学社会主义篇单独拿出来以题为“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予以单独发表。正是在这里，恩格斯以非常详细的手法和优美的语言分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的历程，并着重强调了为什么将马克思和他的社会主义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他指出，这里的科学性就在于我们为社会主义的诞生找到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那就是资本主义。也正是在认为社会主义的产生必然要经历资本主义这个环节，而且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胜利决不能局限于狭小的地域，而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人们普遍交往的基础上才可以。因此，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就特别注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非常革命的作用。在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就曾经说过，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上，而这种物质前提目前在英国和法国发展的比较充分，因此，共产主义在德国实行起来就比较困难，最容易最快的应该是英国。正是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关注，使马克思充分注意到英国资本主义为了寻求资本所能追逐的利润而进一步关注到了英国的殖民侵略。正是在这个时候，作为英国殖民侵略对象的中国和印度的社会状况以及在这些侵略中所遭受的一切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关注。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3年到1862年之间，特别是在1856年底至1860年初就集中撰写了16篇有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以及两篇关于印度问题的文章。

尽管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对中国和印度所遭受的资本主义侵略表示了一种同情，他说“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2]尽管从这段话中确实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印度所遭受的殖民主义侵略表现了一种同情，但我认为这种同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马克思毕生的追求是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那么他对任何人遭受奴役表示同情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就在马克思对印度所遭受的殖民侵略表示同情的同时，他紧接着又说道，“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顺的猎获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3]从这大段的说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在对中国和印度遭受英国殖民侵略表示了一种同情的同时更是保持了一种理性的思考，所以他最后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4]紧接着他就借歌德的诗句来表达他对英国殖民侵略的看法，他说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么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苦恼呢，所以我们应该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对中国和印度遭受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所进行的这种分析正好应证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5]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对东方社会所遭受的苦难表示一份道德义愤的同时更多的是保持了一种理性的思考。

这就是马克思早期关于东方社会理论的思考，即认为东方社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必定要像西欧那样经历资本主义这个必经环节才能进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东方必定从属于西方。在这个时期东方社会问题是由于马克思始终关注西方社会的发展才映入马克思的眼帘，因为这一时期马克思思考未来社会发展的立足点始终是西欧，特别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是马克思始终关注的重点而且其产生的途径始终是马克思所希望的那种资本主义产生的理想类型，也正是出于此种考虑，马克思才将《资本论》的写作分析放在英国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马克思对中国问题和印度问题的关注正是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高度关注的副产品或者说从属物。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目前的东方社会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6]而英国的干涉在马克思看来破坏了这种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从而不久就能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那么马克思在早期为什么会对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其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构建自己的东方社会理论时所运用的方法论基础，这种方法论主要是受黑格尔影响的辩证法。马克思不仅把黑格尔看做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7]而且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其神秘外壳中解放出来并将其表达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8]《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怎样从封建主义内部产生的一章就是马克思辩证方法的优秀例证。而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怎样从资本主义内部各要素之间进行相互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出来也是遵循了同样的辨证方法。正是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引下，马克思才能对东方社会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示一种同情的同时更多的是保持了一种理性的思考，因为这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社会的侵略实际上是为东方社会在未来真正走向社会解放奠定强大的物质前提。

二

马克思在思考东方社会未来的发展道路时始终是以中国、印度和俄国为蓝本。中国和印度始终是其早期东方社会理论分析的重点，而晚期东方社会理论则是以俄国作为分析的典型。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明白当时在俄国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促使马克思提出了不同于早期的东方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

在争论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上，当时在俄国出现了一个名叫米海洛夫斯基的自由民粹主义者，他鼓吹俄国在未来社会的发展道路上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将马克思在早期所探讨的西欧式的发展道路运用于一切地方。为此，马克思就此事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如果“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9]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马克思分析了俄国当时的社会状况，这种社会状况既包括当时俄国的国内情况又包括俄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大环境。

对俄国国内情况的分析仍然是以当时存在于俄国国内的农村土地公社所有制为基础，就像他在早期东方社会理论中分析印度的时候也同样以印度的村社制度为基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在早期的东方社会理论中分析印度的村社制度的时候看到的是村社制度在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阻碍，也就是说看到的是村社制度的落后性，对这种落后性的说明我在前文的引述中已经做了详细的说明。但是在分析俄国的农村土地公社所有制的时候看到的却是这种农村土地公社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各种可能性，也就是说看到是这种所有制形式的优越性。

在对俄国国内的具体情况作了分析以后，马克思还对当时俄国所处的国际大环境也做了分析。他认为俄国一方面保存了较为完整的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另一方面俄国又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处于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联系之中。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俄国完全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不便走俄国1861年改革所开始走的道路，而是能够让俄国的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直接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并且能够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肯定的成果而不用遭受资本主义的苦难，否则俄国就要走它1861年改革所要走的道路，这样俄国就会失去当时的历史给一个民族提供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正是在对俄国的国内情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进行深入分析的情况下，马克思才提出了俄国在未来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这个“卡夫丁大峡谷”直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的晚期东方社会理论。

从晚期的东方社会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想把俄国农村土地公社所有制的优点即它的公有制的优越性与资本主义的先进性即强大的物质生产力相结合从而构建出晚期的东方社会理论。在这种构建的过程中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马克思似乎偏离了构建早期东方社会理论时运用的方法论即受黑格尔影响的辩证法而陷入了一种他曾经在自己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过的法国小资产阶级蒲鲁东的倾向。蒲鲁东曾经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去分析诸如分工问题，他将分工简单地看做是由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构成的一个结合体，他把分工的好的一面看做是实现条件上和智能上的平等的方法，分工的坏的一面是它变成了贫困的源泉，那么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蒲鲁东提出的方法是找寻一种新的结合，以便消除分工的有害方面而保存其有益的作用，最终找寻到的是引入机器来消灭分工坏的一面而保留其有益的一面。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在运用黑格尔的辨证法去分析分工问题以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滥用，陷入了一种机械性的倾向。马克思认为不仅机器的引入无法消灭分工的坏处反而引起了更大规模的分工。而马克思构建的晚期东方社会理论似乎也出现了这样的倾向，因为他想让俄国农村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的有益的一面相结合，从而跨越资本主义这个阶段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马克思这样做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早期东方社会理论到晚期东方社会理论之间，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特别是其弊端暴露的越来越多。为此，马克思说如果俄国“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10]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就是在享用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切先进性的同时也必然要遭受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苦难。因此，马克思是想让俄国既能够保留农村土地公社公有制又能够享用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好处而不遭受其带来的各种苦难。正是这样的一种构想使得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晚期东方社会理论同样是出于一种同情的考虑。但笔者认为未必是这样，其原因在于马克思在构建晚期东方社会理论的时候不仅所掌握的有关东方社会的材料更加充分和详实而且对东方社会的了解较早期也更加深刻，这从马克思晚年给俄国女革命家查书利奇的复信和他晚年撰写的人类学笔记中对东方社会的分析中可以明显的看出他对东方社会的思考是深思熟虑的，此其一。其二，马克思特别强调了俄国要想实现这样的跨越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是必须在俄国和西欧爆发革命。这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讲到，“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1]

但是，事实的发展恰恰与马克思的构想有出入。首先是俄国农村土地公社所有制并没有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相反却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中不断地遭到破坏和瓦解。特别是克里木战争的失败使俄国充分认识到只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能使俄国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另外的一个前提条件即必须爆发革命也没有实现，一方面是俄国国内没有爆发革命来挽救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另一方面是西欧自从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再也没有爆发过马克思恩格斯所希望的那种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俄国后来的发展是继续沿着1861年改革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只不过发展的程度不及英法而已。

在马克思对俄国问题进行思考的同时恩格斯也在关注这一问题。1875年恩格斯撰写了题为“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在此文中恩格斯批判的对象已经不是马克思曾经批判的自由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而是另外一个名叫特卡乔夫的人。特卡乔夫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在某些地方非常相似，甚至认为俄国的农民就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天然选民，俄国完全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实现过渡。为此，恩格斯专门就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说：“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12]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俄国由农村土地公社所有制直接向高级阶段的过渡表示怀疑。当然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并没有把话说死，即俄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实现直接过渡，而是认为如果要实现直接过渡必须要有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他和马克思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中曾经提到过。这个前提条件我在上文的分析中已经谈到，在此不再赘述。所以从1875年到1882年之间恩格斯对俄国能不能直接实现过渡始终没有马克思那么肯定。更让我们能够确定恩格斯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的是在马克思逝世将近11年的时间，即1894年恩格斯又撰写了题为“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此文的主要内容与1875年撰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在思想内容上基本保持一致，但又更注重从俄国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来分析俄国问题。这个社会现实就是在马克思逝世11年后，资本主义在这期间经历了各种变化，逐步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对于俄国而言最大的现实就是克里木战争的失败使俄国认识到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工业才能使俄国立于不败之地。而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就需要解放农民，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土地公有制迅速灭亡的时代。所以这个时候恩格斯这样说“这种公社是否还能得到挽救，以致在一定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同西欧的转变相配合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个问题我不能予以回答。”^[13]如果说恩格斯对俄国能否实现直接过渡一直不是那么确定，那么1894年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恩格斯的态度已经明确了，即不能实现直接过渡，同时修正了他和马克思之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所以恩格斯在1894年再次谈论俄国社会问题时又回到了马克思运用辩证法思考的早年东方社会理论的道路上来了。也就是在恩格斯看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建立的物质前提。

尽管有些学者认为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是马克思晚期东方社会理论的成功实践。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是马克思晚期的东方社会理论在列宁领导俄国社会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受到重视，另一方面是列宁领导俄国革命的时候，俄国已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只不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不及英法而已。更重要的是列宁领导俄国革命成功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在弥补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足这一环节。这种在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较薄弱的基础上建成的苏联社会主义在现实发展中经历的各种状况曾经让汤因比作出这样的预言，“我们看见今天在俄罗斯正在举行拔河，一头是列宁的理想，另一头是福特的办法，我们认为将来很可能是西方文明逐步战胜俄罗斯文明的怪论。”^[14]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不幸被汤因比言中了，俄罗斯重新返回去继续走1861年改革所开辟的道路。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以及改革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似乎也从实践中进一步证明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似乎不如其早期的东方社会理论更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在我看来早期的东方社会理论之所以更具有说服力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马克思思考问题时运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辩证法，而晚期马克思在思考东方社会问题时似乎偏离了这一方法出现了一种机械性的倾向，正是这种机械性的倾向使得晚期东方社会理论表现出了极强的理论建构性。尽管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但在思考东方社会问题时还是打上了他看待德国哲学的烙印，即“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16]

注释：

[1][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450页。

[2][3][4][5][6][11][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765-766、766、4、764、251、61页。

[7][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9][1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42、341、272-273页。

[14]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社会科学教学部思想与传播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