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术成果向意识形态的及时转化增进马克思主义说服力

现代政党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都有自己明确的意识形态主张。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一方面是为人们的选政治择提供不同的观点和标示，另一方面亦是为自己的合法性和说服力确立重要依归，是为了在民众面前树起相应的旗帜和目标，实现动员民众、引领社会、凝聚人心的功能，进而能够赢得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而成为执政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会发现，执政党地位的稳固，不仅需要在实际执政过程中以加快经济发展、实现公平正义、推进社会进步的方式赢得民众最广泛的拥护和支持，而且还要根据时空的变换，调整并创新自己的意识形态，防止因意识形态的不能与时俱进而出现号召力和吸引力减退，进而陷入某种困境的问题发生。

如果与中共意识形态前苏联意识形态危机为苏共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作对比，便可对于当下中国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的紧迫意识具有前车之鉴效应。当年的苏联受控于强大的、僵化的、扭曲的斯大林模式。而斯大林模式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形成的是文化上的一元而不是多元的场景。实行的是对外思想交流封闭、对内思想高压的管制政策。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进行大批判、大整肃和“大清洗”，即肃清一切同斯大林理论相违背的思想；“灌输”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使斯大林成为思想的源泉、真理的化身、理论的权威，判断意识形态以斯大林理论为标准。这就造成了当时的苏联思想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缺少活力、缺乏创新、缺少吸引力。这既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思想的产生、发展，更与马克思主义对思想的本质要求相背离。

恩格斯曾坚定地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马克思主义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产生距今已经170多年，其影响力已是全方位的，除了人们必然看重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外，马克思主义学术意义上的价值同样深远。然而，由于革命对理论需要的功利性，当年俄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多采用的是为我所用的现实选择与取舍，再加上其他原因，致使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尽管有着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下的学习、研究和实际运用的具体成果，但实用性、片面性、表面化的问题始终存在且较为严重。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到在具体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上的准确、深刻和全面，而且也对直接受其影响的其他国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做派。尤其在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革命与建设的历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并有着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保证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充分阐释与弘扬为根本。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内在品格与现实价值的彰显需要以扎实、合理的学术成果的丰富积淀为内核，增强其厚度和力量；更需要把深化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成果及时转化到意识形态之中，成为其科学性、价值性的有力论据，不断扩大和增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吸引力、感召力。为此，及时而有效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成果及时向意识形态的转化就显得非常重要，但这又恰是目前理论创新和发展中做得很不足的一项工作。严格地说，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同样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需要重视和深化这些成果的意义和价值，将其自觉而及时地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创新内容，不仅可以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说服力，更能增进我国意识形态的广泛吸引力和强劲感召力。本文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重要研究成果为例作粗浅分析。

一、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价值与作用的认识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丰硕，毋庸置疑且摆在首位的是明确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首要的和核心的观点”。在1994年出版的由肖前任主编、黄楠森和陈宴清任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前言中鲜明地表明了这一主张：“实践的观点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个体系的核心范畴，只有立足于社会实践的观点，才能把握和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才能理解和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产生之后100多年里的生气勃勃的新发展。因此，这部教科书是力图把实践的观点作为中心线索贯穿于全书的。”但遗憾的是，这个思想并未在本教材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其逻辑结构与传统教科书框架大同小异，看不出实践观点是如何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时至今日仍未建构起能够真正显示和表达马克思主义全新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应有框架。这个重要的研究成果并未及时转变为作为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故而关注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论的价值和作用十分紧要。

其一，重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革命意义与现代价值。关于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马克思有过十分确定的说明。即费尔巴哈等的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自然也就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就人的认识而言，“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因此，旧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对于以批判现实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来说，只有坚实地立足于现实物质世界的人的活生生的实践行动，才能充分昭示其革命性、超越性的价值力量，才能明确显示自己作为现代哲学的存在特性，进而保证自身至今依然旺盛的现实生命力和问题解释力。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一方面强调了实践的存在价值与根本意义：“这种活动（指‘人们的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引者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离开了“这种活动”，“整个人类世界？？也会很快就没有了”^[3]；另一方面又强调了进行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人，把作为主体的人同实践活动的有机结合作为认识“现存世界”的逻辑理路。直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与劳动、生产以及“工业”结合在一起，发现了人类根本的实践活动及其特征。正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不仅人同自然发生一定的关系，而且人和人之间也要发生一定的关系，必然要形成一系列的社会关系，也就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超越出生物学意义的范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与现实性做出了深刻的确证。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重要特点之一是从人、主体、实践出发解释世界，其目标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类解放。而共产主义的实现既不能靠道德说教，也不能靠哲学批判，只有建立在把握并遵循历史规律的可靠的科学基础之上，依靠人自身的能动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才能完成。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观点，实践唯物主义是要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来反观“现存世界”，并以“实践”为基础原则来建构世界观，进而达到在对实践活动的全面把握中求得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把握。由此，实践唯物主义就不仅是一种实践观，更重要的是一种世界观。而且实践唯物主义关注的是“现存世界”的本质以及人类实践活动的一般规律，是要为人们改造世界并“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提供方法论，这种方法在根本上亦不过是人们对对象自身规律的自觉运用。于此，马克思的历史贡献就在于第一次把实践上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并转化为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进而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成为开启西方现代哲学走向的第一人。

其二，明确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内在关联。人自身的进化进步、发展文明已使愈来愈多的人确立一个清醒的认识：对于人类的未来前景任何人都不可能以占卜的方式而加以预判，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不外是在人类自身生产生活的现实活动中创造和生成的。人们对于整个世界提出的各种问题以及做出的各种回答，都不可能表征为一个置身于世界之外的不相干身份的发诘，而是以自身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物质活动为基础和前提的。因此，实践必然是人的生存方式的基本呈现。它既不同于黑格尔本质上的“抽象的理念活动”的实践认识，亦不是费尔巴哈“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实践定位，而是“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是人类面向未来的、敞开的生成性活动。因此，“从根本上说，实践不是回答世界本来是什么的问题，而是要回答世界对人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是对现有’存在‘的否定。实践必然面向未来，关注具有可能性的、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价值世界，实践是一个在原有价值实现的基础上，不断把理想价值转变成现实价值的长期的历史过程”^[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不仅展示了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认识的态势，以及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新形态的发展景观，而且亦对国家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发挥了思想解放和思维引领的深层作用。具体而言，肇始于1978年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大大提高了人们对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不仅对实践的涵义、属性、要素、结构、功能、类型等有了全面研究，而且拓宽了实践的领域、提升了实践的地位，尤其使实践超出了狭隘的认识论范围，成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核心的观点。这种理论研究的重大成果不仅突破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僵化”、教条化体系，更是有力地冲击了理论和实践中各式各样的“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彰显与明确，既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的突破，更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为改革开放注入了思想的活力和精神的动力，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的形成，并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完善。可以不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逻辑主线，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之首位和基本的观点。

其三，深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本质统一的现代意义。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深层意义就是更加深刻地阐释和论证了理论与实践在本质上的统一性。在古代西方哲学的实践阐释中，人类关心自己就是按照某种正确的原则行事，保持思想和行为的一致性，而认识自己的目的，是在塑造自己的伦理行为中取得某种衡量的标准。如果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做更深入的解析便会发现，马克思是在继承并扬弃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实践观，创立了一种以现实的人的活生生的生产生活为基础和指向的全新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一种赋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全新内涵的实践思维方式。在马克思思想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决不能仅限于认识论之中，而是人类世界的生存方式的重要特征。“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5]因此，作为方法论原则，人们必须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6]。同时，必须克服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问题上各种肤浅化和简单化理解。也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既不是简单的“理论图解现实”，也不是教条的“现实迁就理论”。第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不是静态的、直接的、表面化的一致，而是动态的、矛盾的、具体的统一。“在一定的历史时代，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必定是相互映显的，一个时代的理论活动的基本方式即思维方式或思维范式必定是对于实践方式的表达，反之亦然。”^[7]；第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根本上是一种“求真”与“求善”内在统一的不懈追求，是人类在现实各种矛盾的冲突与转化中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辩证统一的终极努力。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不是体系哲学，而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原则，是要从根本上解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理论与实践本质统一的原则。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对这个最基本原则的自觉意识。马克思说过：“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8]故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的哲学形态，沉淀下来的是一系列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方法、原则，是它坚持理论与实践在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统一的基本精神。

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现代性”思想理论内在蕴意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可。现代性（modernity）是兴起于西方启蒙时代的特定思想概念，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物质层面的政治架构、社会组织和各类制度体系。具体表现为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相应成型的政府机构，以及跨越国界进入全球范围流动的商品、劳动力和市场。二是作为精神层面的思想观念、文化体系和生活方式。具体呈现为由启蒙时代开启的理性精神的确立，以及由此精神支配而形成的用于认知社会历史和人的精神发展史的理性体系、文化教育体系以及极具规模的信息传播和创造机制，和逐步构建起的具有世俗功能和世俗精神的社会伦理结构。尽管从形而上的意义看，现代性是一个相对概念，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着生活在“现代”的特征，但置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背景下，即现代性的确立是从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而被开启的，其内涵蕴意应该是比较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兴起于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和西方现代理性精神的社会环境和思想背景，其现代性思想的确立是以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合理继承与批判超越为特征的。

其一，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全面而深度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代性认定的依据主要有三点：一是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更为关注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维度中的世界本质、社会本质、人的本质及相关问题，其立足和面向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发展的克服与超越；二是强烈的问题意识让马克思主义更为注重对资本主义的剖析、总结和与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不仅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高度的现代文明，而且更加注意考察和解剖资产阶级时代面临的问题，批判地指明资本主义发展必然遭遇现代性的危机；三是马克思主义对实现人类自身解放的共产主义目标的判定和预设必然基于当下的现代逻辑。也即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是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的现实框架和生动案例。因此，凸显、绽放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想蕴意既是为“论述马克思主义革命性从而阐发其当代价值的支撑性框架，又是发展各种新形态的出发点”，继而必须为解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提供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思路。

首先，对作为现代社会之基础的理性精神的确认与坚持。从本质上说，作为从对旧哲学批判改造中生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近代以来的兴起的理性精神持有十分明显的肯定态度。而且在他的所有理论创造中都是以理性精神为其基本的思维判断和思想特质的，是马克思继承的近代哲学特别是康德以降重要的哲学思想传统。这种理性精神正如康德所阐释的：对于理性理念的追求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要求，是人对自身价值和意义的肯定。也即人的主体性不仅仅表现在对自然的认识，更表现在自身对自身的规范。坚持并倡导理性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理论的关键特征。马克思在讨论悲剧产生的根源时曾揭示了前现代农业文明中的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精神生活的蒙昧主义和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是许多人类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理性精神下的人类的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和自然主义文化精神的真实写照。进而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之于克服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历史意义。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理性、理智成长扩展的过程，是民主、法治等理念和权威确立、普及的过程，是一种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自然进化原则来思考问题的态度，处理事情不冲动，不感情用事。

其次，对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之核心逻辑的资本本质的深刻剖析和批判。马克思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来审视现代性问题。马克思有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亲身体验和对其内在矛盾的独特而做的深入揭示和分析，尤其对现代性的诠释主要是围绕着对资本逻辑的分析展开的。如德里达所言，“马克思是黏附于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一天，马克思的批判就幽灵般地伴随一天”^[9]。换句话说，马克思正是借助对资本运动的深刻分析，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矛盾的剖析和批判，特别指出了资本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和动力，是现代性产生的核心和灵魂。根据马克思思想，将现代性的多方面内容统合在一起的正是资本，要把握现代性，就必须紧紧抓住资本的逻辑。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主导一切的是资本逻辑，而资本主义所有的现代性病症的总根源正是资本的逻辑。资本的内在本性表现在“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对现实社会有着“主体”般的支配和主宰作用，也由此变为主体性资本。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这种主体性资本的推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深刻指明过，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无论是经济领域的商品生产、政治领域的权力生产还是文化思想的生产、个性的生产，都服从于资本支配的工业生产及其关系，这就是现代性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10]。但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次级类型。”^[11]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地包含着难以克服的深刻矛盾，尤其是资本本身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必然要被超越，必然要产生出一种或多种新的发展形式以代替资本主义形式，也即超越了现代性的特定发展形式“资本主义现代性”，从而走向新的发展形式“社会主义现代性”或“共产主义现代性”。

最后，对世界历史现代形成之深刻蕴意的阐释与重视。世界历史特指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通过普遍交往而进入相互依存状态，使呈世界整体化的历史过程。之于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世界历史的思想是一种宏大的背景和时空坐标，人类社会借助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强力推进，即“只有这时（工业时代笔者注）私有制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12]，实现了由民族区域性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作为世界历史起点的资本主义同时也是全球化的起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和渗透中，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乃至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不断加强，导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3]关键一点还在于，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与全球化的开启同步，而由全球化显示的全球性既成为现代性发展的基本前提与条件，又成为现代性的扩展和历史结果。当代世界中资本的全球流动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容，而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所以，马克思正是运用世界历史理论诠释现代性，把现代性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肯定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开创的“世界历史”是人类进步文明的新时代，又是一个需要在批判和扬弃中被超越的时代，需要被新的、实现了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共产主义所代替。

其二，现代性的累积与转化之于当下中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顺利推进之必要性和紧迫性。必须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深刻批判恰恰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实践中必须正确理解和吸收的思想成果。对当下中国而言，全面深化改革也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健康推进也好，都必须正视中国现实社会中生产与生活的现代性不足问题。客观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包含着的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可能更多。中国目前的情况可以和马克思当年在《资本论》前言描述的德国情况类比，既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有限度地容忍某些资本主义因素，有意识地汲取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有益成果，是现阶段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偏离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判断，这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在破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完成西方资本主义四百年发展而奠定的物质基础和生产能力。必然也包括加快推动并实现整个社会和人的现代化目标。

现代性是17世纪出现在欧洲，而今已扩展到整个世界的现代社会普遍的组织和制度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必须承认，现代性蕴含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现下看，当欧美发达国家因现代性的过度发展而出现反思现代性、批判现代性、强调后现代之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健康顺利却苦于现代性的发展不足。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现代性推进之艰难，往往纠结在“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理性与情感、规则与人情的缠绕中，事实与规则、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情之间穿插了“时间的丛集”与“时代的错位”，想要实现均衡一致、和谐不悖的难度很大。许多对中国改革至今出现的矛盾问题的批判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缺少了对中国历史传统中制度性信仰体系的、多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遗症、数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形成的历史包袱等等不可或缺的视角和参照，尤其缺少对中国社会整体上的现代性不足、不够现状的深刻认识与分析。依照传统特点，特别是在中国人以血缘和地缘关系构造的社会里，人们的行为以情感为基础，缺少理性判断能力。如果问题发生而情感又没办法支配和解决时，就只好求助于圣王明君，独裁与专制的发生存在就有了稳固的心理意识基础。可以说，理性精神的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现代性已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状态，并刻画和表现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与能力。美国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提出的人的现代化理论认为，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他还特别强调，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现代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14]。这些思想对当下中国现代性的发育成长有着振聋发聩的提醒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已在经济发展和物的现代化方面成绩卓著，但众多问题的发生都是国人的现代化严重不足的症候反映。

其三，审慎对待来自“后现代”思潮和新左派对中国现代性推进的诘难。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现代性问题中国思想界集中凸显出来。应该说，这既直接缘于中国加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带来的社会转型、文化转型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西方思想、学术成果的大规模引入。在中国的思想界，新左派与后现代主义者做得最突出的工作就是质疑、解构现代性，以世界体系论、依附论、地方知识论和文化多元主义作为论说资源，对全球化话语发起冲击，对中国的现代化推进诉至怀疑，使对现代性的批判导致对启蒙合理性的否定。不幸的是，从欧式社会主义模式来衡量今日中国，从全球资本主义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从对中国经验的漠然来谈中国的现代性。这些都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者对中国发展的“误读”。

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源于对工具理性及其恶果（极权统治、核恐怖和生态恶化）的批判，是现代性相对成熟以后的产物，也即现代性是后现代主义的现实土壤，离开了现代性无法谈后现代主义。时下中国最缺少是现代性，如果不注重现代性的培育，不仅容易导向思维的幼稚性，而且也极易导致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的混乱。但近十多年在中国兴起的新左派思潮则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视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伴随的现象，主张用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来解决中国的现存社会问题。“新左派”是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的反映，他们认为中国已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各种弊端反映出中国已染上了正在走向崩溃的资本主义社会病。主张用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更令人瞠目的是，许多新左派人士认为，毛泽东当年进行“文化大革命”是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进而提出了“重新发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义与价值的骇人观点。

现代性总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是在新的时空下转换与创新的产物。但现代性亦不可能是与传统的彻底决裂或“断裂”，具有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的特点，表现为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关于现代性的内涵，有学者将其界定为“精神取向上的主体性、社会运行原则上的合理性、知识模式上的独立性”^[15]。市场经济、民主、自由、科学理性等作为“现代性”的基本元素，是西方率先从自己的“地方性”中转化出了世界性的现代化道路。而这条道路在与不同文明、文化的撞击中必然会创生并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进而构成为“现代性”在各文明系统得以展开的前提条件。面对“现代性”的总趋势，每个国家应该是立足于自身的文化传统、社会条件、生活土壤来进行主动吸纳、积极扬弃和深刻反思。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由于身处还没有完成应有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之现实，主动吸纳和发展积累现代性是中国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务。

三、重申并彰显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现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新哲学或新世界观理论的最重要理论特征在于其明确、自觉而始终坚持的批判精神。所以，对他者、对自身、对现实的深度观察与自觉批判构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重要特色。一直坚持的是批判的态度、扬弃的态度。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入持久深刻的批判，才具体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进而对现代性作出了新的诠释。值得我们学习的是，马克思在批判别人的同时具有高度的自我批判精神。正是坚持了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马克思才对自身的现代性思想不断进行完善和超越，从而使其不断得到发展和创新。

其一，批判精神之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意义。在我国，曾几何时，一提到“批判”就意味着对批判对象的“斗争”、“决裂”，是政治上决绝的表达。但在哲学中，特别在西方的哲学文化传统中，比如康德的“批判”仅仅“是为了判断一个原则或一个事实的价值而进行的检查”，是一种对理性的审视和判断，是对理性划定界限，后来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批判是辩证的否定，是反对任何“宗派主义”的态度，是“辩证的态度”，即既克服又保留，批判与超越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取自辩证法的内在本性。“辩证法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可能”16。这种批判的成长与展开是事物内在自我否定的现实逻辑与认识的思维逻辑的根本统一。具体来说：一是外部历史条件的变迁必然引发时代精神自身发生变化，二是在于思想的内在逻辑使然，也即思想、精神的必然运动本性。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跋文中深刻点明的：“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从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7]把理解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与关键就是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精神，就是坚持发展的观点，从事物包含肯定和否定的两面性，进一步发现现代性的内在悖论并实现相应的超越。马克思很早就明确强调：“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18]

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现实动力源自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超越。纵观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的基本态度，都不是简单地“拒绝”，说“不”，而是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资本主义发生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做出定位；是从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内在矛盾运动肯定和指正资本主义对于实现整体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性与不可回避；是以人的实践与认识的阶段性、暂时性、条件性等为视角阐释资本主义之于人的发展解放的不可或缺和条件性。正如马克思有关人的发展“三形态”论中所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9]同时，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存在且始终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工具性增强或“异化”现象的加剧，成为其必然走向灭亡的根本依据和内在否定力量。所以，从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矛盾出发去寻求通向未来社会的道路，便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作出深刻批判的根本缘由。

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内在价值植根于探求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生动实践。在马克思看来，必须从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矛盾出发去才能探索通向未来社会的道路。具体而言，辩证法的批判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自我否定出发，并通过现实斗争才能克服资本主义自身所无法解除的缺陷与弊病，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优越、更合理的“新世界”，即“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眼中，“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状的现实的运动。”^[20]按照辩证法的逻辑，正是事物内部的自我否定力量为其变革和超越提供了支持动力，那么思想的深刻性与根本价值就在于识别并掌握这种内在力量，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将其变为现实。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还是对共产主义的本质设定，马克思都是基于事物的矛盾本性，也即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现实逻辑，其对旧世界否定的依据和对新世界判断的标准都需要在开放的现实情境中得以生成。因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的现存事物”^[21]。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共产主义既不是对资本主义罪恶加以外在否定的道德诉求，更不是乌托邦式的“大同”社会幻想，而是把社会运动的内在否定力量与人的自觉的逻辑批判力量辩证统一的实践过程。共产主义的实践呈现为在面向打开的未来的批判否定中进行选择和确立的现实历程。

其二，批判精神之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与自我超越。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应该被视为马克思对自己哲学与其他各种哲学根本区别的深度注解，也是马克思将自己哲学定位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真谛所在。即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创立不仅在于理论上克服了传统哲学幽闭于思维与存在二元对立的困境，而且将哲学从精神的象牙之塔拉回到人间，植根于人类真实的生存情境，揭示出哲学与生活理应追求并实现一种内在的统一。当已经形成的解释世界的理论与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和人类生活发生隔阂乃至差距的时候，需要变革、调整和改进创新的不是生活与实践，而是认识以及作为认识呈现的理论。实践哲学需要在活生生的人类实践以批判的思维和勇气把变革世界与变革自己统一起来，不断实现对他者和对自己的真正超越。为此，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精神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保持生命力与解释力的精神实质。如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出版时，欧洲经济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20多年前《宣言》起草时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出版序言中特别指出，理论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宣言》中一些观点、论述“是不完全的”，有的“已经过时了”；若要重写，“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写法”^[22]。正因为自我批判精神的始终坚持，马克思恩格斯能够及时消除和超越一些理论观点上的局限性，促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强调继承和发扬的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他看来，自我批判、自我更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这种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最有活力的部分。忠实于这种批判精神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23]。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发展的自始至终都贯穿了自我批判的精神。而且事实上正是通过自我批判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也才真正实现了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从而具有了与时俱进、永葆自身的理论青春与历史魅力。从时代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和理想，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这个目标只有通过自我批判，不断克服自身的缺陷，不断变革自身，不断更好地顺应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才能切实实现。

其三，批判精神之于人类社会自觉发展和进步的不可或缺性以及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必不可少性。所谓批判就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面向广阔的未来，对历史或现实做出甄别和审视，对人或事进行分析和解剖，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中追求更好的发展。2012年11月15日是全球第十个“世界哲学日”。当时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IrinaBokova）发表声明说：教科文组织重申哲学理念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因为它首先能够帮助我们改变自己；面对不公正，哲学让我们通过反思理清愤怒的缘由；哲学让我们看清问题的本质，提出恰切的质疑；同时，捍卫思维的科学模式对于捍卫人类的尊严不可或缺。重申了哲学思想和批判性思维对改变世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具有的重要价值^[24]。

我国当今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上强有力的指导作用，其中当包括了继承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而批判性的内在要求需要积极地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双重批判与双重建构。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过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成绩与矛盾、问题、顺利与坎坷、曲折始终相伴。这就深刻地说明，人们的思想认识与现实的实践要求还有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与发展变化还有不吻合的地方，需要进行不断的批判和修正。各方面工作中的许多做法还滞后于形势发展，一些观念的转变和制度建设还不能适应实践的速度和要求。这一切也都需要通过自我批判的精神来审视所走过的路程。只有通过反思切实看到不足和偏差，才能进一步增强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意识，以批判精神的自觉性带动解放思想的常态化，真正做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在建设性批判的解放思想过程中把握时代的脉络，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面向人类实践、面向人类未来、面向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其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和历史穿透力既源于理论本身的科学合理性与现实针对性，更与理论本身的深刻性、批判性和发展性交相辉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实实在在地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张，需要抓住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质和理论精髓，更需要及时展现和展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生命力和理论说服力。而这一切的履行落实都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之后成果向意识形态的转化，继而被广大人民及时掌握，真正转变成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理论武器和精神力量。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81页。

[2][3][8][20][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502、529、192、539、52页。

[4]张未知：《哲学基本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载于《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5][6][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142页、147、51页。

[7]王南湜：《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人类学范式》，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2期。

[9]转引自张一兵，蒙木桂：《神会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9页。

[11][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14][美]A·英克尔斯、D·史密斯著，顾昕译：《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5]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6][德]E·布洛赫著：《体系的时代终结了与A.赖夫的谈话》，梦海译，载于《世界哲学》2007年第4期。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23][法]让·雅克·德里达著：《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24]《联合国强调批判性思维与反思的重要》，http://intl.ce.cn/specials/zxgjzh/201211/16/t20121116_23855776.shtml）。

（作者单位：青海省委党校哲学社会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