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概念世界与事物世界

施蒂纳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完全继承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并进一步幽化了黑格尔的精神世界与概念世界，其中特别多次提及中国民族性和中国人用以论证其观点。对此，马克思展开了一场驱魔运动：“从施蒂纳的历史观中得出的十分合乎逻辑的并经他多次重复的结论如下：‘概念应该处处起决定作用，概念应该调节生活，概念应该统治。这是黑格尔曾经系统地表述过的宗教世界’(第126页)，而我们的这位善良的笨汉却如此深信这个世界就是现实世界，他竟在下一页(第127页)上郑重其事地说：‘现在只有精神在世界上统治着’。”^[1](P207)

马克思对施蒂纳概念世界统治现实世界的驱逐，不仅彻底清算了德国哲学的魔幻传统，让哲学回到人间，更在于通过对中国习惯、中国道德、中国精神、中国行动的直面阐述，得出完全不同于施蒂纳关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素描。追踪于施蒂纳，马克思对中国人和中国民族精神性的分析，不仅对于理解封建社会的中国道路，而且对于今天和今后的“中国道路”的理解都将是思想的重典。

　　一、跳蚤的跳跃与道德实现的中国人

黑格尔在其著名的《历史哲学》里说：“中国并没有独立的各阶层要维护它们自己的利益。一切都是由上面来指导和监督。”^[2](P119)在黑格尔“中国人先天独立性缺失”的理论基础上，施蒂纳对中国人的理解有了新的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专门针对施蒂纳关于中国人的民族性观点作了这样的阐述：

“道德的最初形式表现为习惯”，——所以它以人的姿态出现；但它立刻又变为空间：“按照本国的风俗习惯行动，在这里〈即在道德的领域内〉就叫作有道德”。“因此，〈因为这发生在作为习惯的道德领域内〉，纯粹的有道德的行动最真实地在……中国实现了！”

圣麦克斯在举例方面并不走远。在第116页上，他以同样的手法把“诚实的宗教”悄悄塞给北美洲人。他认为世界上最会恶作剧的两个民族，宗法的骗子中国人和文明的骗子美国佬，是“心地纯洁的”、“有道德的”和“诚实的”。只要他看一看自己的夹带，就会发现：“历史哲学”第81页上的北美洲人和第130页上的中国人，都被作为骗子来归类的。^[1](P176)

先看一下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的原话：“在我们蒙古人时代一切变化只不过是改革或改良性的，而并非是破坏、消耗或毁灭性的。实体、客体依然存在着。我们的一切勤勉只是蚂蚁的活动和跳蚤的跳跃，在客体不动的绳索之上的杂耍技艺，在不变或‘永恒’统治之下的劳役。”^[3](P72)即在施蒂纳看来，中国人在实体之上忙碌地爬来爬去，仅仅“只是蚂蚁的奔忙和跳蚤的跳跃……是在客观实物的绳索上”微不足道地“耍杂技”，没有任何对世界历史变革的贡献。施蒂纳把中国看成没有任何“本质的东西”和“实体的东西”的变化，中国人永远都是围绕他们“古老”和“祖先”的遗物打转，绝不会成为世界历史的领跑者。

施蒂纳把中国人看作是最实在的人民，因为中国人整个淹没在法规之中。黑格尔说中国人是“宗法的骗子”，施蒂纳把“宗法的骗子”变为“宗法的实在人”。尽管施蒂纳说中国人是“道德的最真实的实现者”，但施蒂纳把中国人的道德看作是习惯，即中国人按照风俗习惯行事就称为道德。“因此，一个纯粹的道德行为、一个地道的、一个不掺假、最实实在在的道德在中国实行着；人们保留着古老习惯和风俗并像憎恶该当死罪的罪行那样憎恨任何革新。因为革新是传统、古老事物、固执的死敌。”^[3](P72)因此说，黑格尔的“宗法的骗子”和施蒂纳“道德的最真实的实现者”都表现为：蒙古人的性质，即中国人的民族性就是对传统的偏执；中国人天生具有一道屏障，拒绝任何外来事物对古老实体的侵袭。或者说，中国人的命运就是蚂蚁和跳蚤的命运，中国道路就是蚂蚁和跳蚤的杂耍与爬行道路，永远不会出现像欧洲人那样作为人能够独立行走的道路。

这是施蒂纳为中国总结的过去世界，也是他为中国规划的未来世界；既是他的概念世界，也是他期待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的事物世界。

为什么凡是按照黑格尔那样理解历史的人，到最后都不得不达到作为全部以往历史的结果的、在思辨哲学中才完成和就绪的诸精神王国呢，“施蒂纳”可以毫不费事地在黑格尔那里找到谜底。为了得到这种结果，“就必须把精神的概念作为基础，然后指出历史是精神本身的过程”(“哲学史”第3卷第91页)。^[1](P181)

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关系表现在语言里只能是概念。相信概念是神秘力量乃是这些概念所表现出来的现实关系获得独立存在后的结果。施蒂纳把16世纪以来的全部历史看作精神的信仰史，分工的结果使政治家和法学家注定要崇拜概念，并认为一切实际的财产关系的真实基础不是生产关系，而是这些概念。施蒂纳对概念的信仰，是通过把德国思辨哲学的全部幻想当作真理，只有愈来愈思辨，愈来愈抽象，愈来愈概念，才是对历史的超越。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已经成为德国所有思想投机者和各种体系创建者的指南。在施蒂纳那里，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概念与思辨的超越史。

马克思批判施蒂纳把中国历史只看作道德概念的产物。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对经验世界的统治，思想家对世俗世界的统治被施蒂纳描绘成当前中国历史的现实关系。黑格尔的“精神世界”“消灭”“事物世界”在施蒂纳这里演变为“思想世界”“统治”“事物世界”。这样，施蒂纳的思想世界从最初对中国事物世界的统治也必然转化为思想者对中国事物世界的统治，也就是思辨哲学家对中国事物世界的统治，即施蒂纳在克服其他思想家后最终成为对中国事物世界、中国历史和中国道路的所有者。

“德国哲学是从意识开始，因此，就不得不以道德哲学告终，于是各色英雄好汉都在道德哲学中为了真正的道德各显神通。”^[1](P424)

马克思指出了费尔巴哈是为了人而爱人，布鲁诺是因为人“值得”爱而爱人，施蒂纳则是用利己主义原理去爱“每一个人”。施蒂纳只会把社会关系抽象为一些道德教训，并用一些道德公设否定这些关系。施蒂纳用道德概括了全部历史的全部过去，也预见了中国的全部未来，那就是通过道德的实现在自我的传统里圆满，这种圆满不会再有任何的破缺，沉睡的中国也永远不会醒来。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永远不会惊动中国人的道德习惯，诚实的中国人已经习惯守护封建宗法，施蒂纳预见的未来的中国道路就是围绕奴隶的与封建的古老中国世袭。今天，施蒂纳的精神世界并没有支配实现世界，但仍然支配西方哲学家和政治家。他们是施蒂纳的后裔，他们永远不能理解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历史和中国历史所介入的世界历史，他们按照施蒂纳的道德实现和习惯论来为“中国道路”与中国人立法。西方哲学家的精神世界不过是中国现实世界的曲折反映。

　　二、人的真正故乡与没有“非人”的天国

施蒂纳认为中国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建立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民族的精神世界，具有自己的精神本质，一个尘世彼岸的世界。“人通过反对事物，反对尘世侵蚀的习惯得以自我保障并建立一个自我的世界，只有在那里，人才感到像在家里一样，也就是说，为自己建立一个天国。这在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3](P72-73)施蒂纳把中国人的天国规定为：不再有外来的东西规定和统治人，不再有尘世的影响异化人自身。在中国人的天国里，没有尘世的渣滓，与尘世的斗争已经结束，没有陌生，没有敌对，人不再遭到拒绝，人在天国中自由享受。

对此，马克思作了析正：

“建立自己的世界”，恰巧是“施蒂纳”目前所需要的世界，

“仅仅在这个世界中感到像在家乡和家里一样”，——“仅仅”，当他由于“习惯”而感到处在现存“世界”中就“像在家乡一样”——

“也就是说，给自己创立天国”之后，——因为中国称为天朝。

“要知道天国除了它是人的真正故乡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但实际上天国的意义刚刚相反，它是人的真正故乡在想像中的非真正形态——

“在那里就不再有任何异物支配他了”，——这就是说，在那里自己的东西作为异物支配他了。这一切都是老调。^[1](P177)

在马克思看来，施蒂纳从中国人的天朝概念中给自己创立了作为家乡的天国，并通过排斥世俗的历史事实把地狱变成了天国。世界和物是施蒂纳的地狱，在地狱中一切都作为异物统治他。在施蒂纳的天国世界尽头里，没有任何斗争，是真正“人”的世界。施蒂纳特别推崇的是，中国人从地狱向天国的全部转变过程仅仅由于习惯。施蒂纳说天国除了故乡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故乡的没有尘世就是施蒂纳的全部意义，他拒绝尘世的实际。施蒂纳要用中国的天朝概念统治世界。事实上，他还是说出了他的天国的尘世意义和实际意义。

受到中国天国自由世界概念的启示，施蒂纳认为，到目前为止，人们总是先给自己制定人的概念，然后取得自由，而自由的程度取决于实现这个概念的需要和他们关于人类理想相应的观念。同时，每个人身上保持一种与这种理想不相符合的残余，这种残余的“非人的东西”还没有得到解放，而这种残余如果违反人的意志就会得到解放。

在施蒂纳看来，在一个真正人的社会中，每一个真正的人应该被理解为不是非人所得到的待遇。所谓非人，他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说：“直截了当地说，回答何谓非人正好是不困难的：与人的概念不相符的人即是非人；这正如非人的东西是与人的东西的概念不相符的人的东西那样。逻辑学称这是‘自相矛盾的判断’。”^[3](P190)在施蒂纳看来，由于人的概念与人的存在的割裂，人的本质与人的现象分离，使得尘世中的人既是人又是非人。施蒂纳认为，尽管国家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但非人和非人的东西不应包括在内。尽管非人还是人，非人的东西还仍然是人的某种东西，但国家应该摒弃它，把它监禁起来。在施蒂纳看来，这就是国家的最高概念，天国就是国家最高的概念，即在施蒂纳看来，“非人”向“人”的转变在于国家概念向天国概念的完善。

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在过去这种有限的生产力范围内，人的发展只能呈现这样的形式：一部分人通过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部分少数人获得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大部分人因为被迫要满足别人的需要而失去了自己的发展可能性。这不过是少部分统治阶级以“非人”的方式统治大部分被统治者来发展自己，但同时，由于这种发展方式的狭窄使得统治阶级也成为“非人”。“当然，实际上，事情是这样的：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1](P507)

在马克思看来，在我们的时代里，甚至某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所具有的天赋也是社会的产物，并且在实现时一定又表现为一种特权。所以，这种“非人的东西”是针对所有人，是现代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现代社会关系的对立面和否定物，是对建立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统治关系的反抗。就像“人的东西”与现存统治关系相适应，“非人的东西”与对现存统治关系加以否定相适应。而施蒂纳却把人的生理的、智力的和社会的缺陷归结为人的个性和独自性。

如何消灭存在“非人”的尘世的国家，施蒂纳说：“国家建立在对劳动的奴役基础之上。如果劳动自由了，那么，国家就将消失。”^[3](P124)而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国家，即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建立在劳动自由之上，劳动的自由是工人间的自由竞争。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解放劳动，而在于消灭这种自由的劳动。

在消灭国家幻想失去现实意义之后，施蒂纳又将现存社会关系的一切罪恶归于市民和工人相信金钱，马克思批判施蒂纳两眼朝天，无视世俗的世界，以为会有朝一日市民和工人突然不再相信“金钱的真理了”，他(施蒂纳)不知道货币是一定的生产和交往关系的必然产物。施蒂纳不是考察由工业和科学所决定的人与尘世世界的现实关系，而是宣布人与尘世世界的幻想关系。

当代与未来的“中国道路”不是中国天朝的“习惯”延续，也不是“天国”概念的外化。它所建立的世界与国家，不是没有尘世的家乡。如果作为“人的家乡”，也不是通过道德的完善，而是通过改变现实关系世界。它所蕴含的自由和“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是与生产力水平和国家中的现实关系相适应的。“中国道路”的概念是开放的，它不是从概念世界到事物世界的道路。天国是不需要改革的，不是天国的“中国道路”也不是黑格尔和施蒂纳国家概念的自我完善。当代中国两极分化与特权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市场经济的劳动自由，更不能幻想依靠与“社会主义公平”的概念相符的意志进入共同富裕的天国。

　　三、预定一切与应该如何行动的中国人

马克思注意到，黑格尔写历史是从中国开始的，因为黑格尔说“中国人不会失去常态”，施蒂纳与黑格尔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把中国人的常态称作天国。施蒂纳总结中国人的民族性特点为：中国人养成了一种可以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件，并能够应对一切事件的发生，这种应对无需考虑当时的现实情况。“在道德上习以为常和熟悉了的中国人不会惊奇诧异：他对待一切都是无所谓的，亦即有着同样的勇气和气质，因为他的气质为他的传统风俗的预见所保护，而不致丧失自制。”^[3](P73)因此，施蒂纳的理念是：作为人类的代表，中国已经通过习惯在文明的阶梯上登上了第一级，这是人类通过想象攀登上了文明的天国，这是人类的第二天性。对于施蒂纳关于中国“历史的反思”与“天性”论，马克思作了溯源与拆解：

施蒂纳在第90页上以为：

“在中国，一切都是预定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中国人总是知道他们应该如何行动，并且他们也用不着顺应环境；任何意外的事都不会把他们从他们的安静的天国推下来。”

英国人的轰击也不会把他们推下来，——中国人确切地知道“他们应该如何行动”，特别是对待他们所不熟悉的轮船和榴霰弹。

这是圣麦克斯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第118页和第127页中抄来的，但为了编造自己的上述的反思，他自然不得不加添某些唯一的东西。^[1](P178)

在马克思看来，施蒂纳所说的中国人的习惯，不过是他自己的习惯，因为，在英国入侵中国口岸的时候，中国人没有按照施蒂纳所规定的习惯一直端坐在天国上，而是下降在尘世里，根据战场的环境，与英军进行了被施蒂纳称为不文明的对抗。中国人知道如何行动，但不是施蒂纳之中国人概念中的一切都是预定的，安静地守候在没有敌对、没有斗争的天国上坐以待毙的那种行动。中国人呈现了施蒂纳想象不到的第二天性。马克思的“中国人知道如何行动”不是施蒂纳所谓的“中国人知道如何行动”，也不是全部中国人的一致行动。天朝的皇帝与天朝的农民行动自然是不一样的。

对于如何克服施蒂纳的概念世界对事物世界的统治，马克思指出：“近来自由主义者和资产者被等同起来，这一点没有为我们的这位教书匠所忽略。但由于圣麦克斯把资产者和善良的市民、德国的小市民等同起来，所以他不理解他仅仅从别人口中得知的那些词句的真正意思，不理解一切权威作家所说出的那些词句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理解自由主义的词句是资产阶级的现实利益的唯心的表达，反而认为资产者的最终目的是要成为完善的自由主义者，国家的公民。在麦克斯看来，并非bourgeois[资产者]是citoyen[公民]的真理，相反地，citoyen是bourgeois的真理。”^[1](P216)

马克思批评施蒂纳相信自由主义是热衷于理性的人，没有认识到资产者以完善的自由主义者和国家的公民概念掩盖资产者事实的真实目的。施蒂纳以为，把资产者说成公民，不是“资产者”的事物世界改变“公民”的概念世界，而是“公民”的概念世界会改变“资产者”的事物世界。可以推论，在运行资本逻辑的现代性推动下，“顾客是上帝”在施蒂纳看来，顾客真的成了上帝，而不是上帝成了顾客；权势者称自己“领导就是公仆”在施蒂纳那里则意味着领导真的成了公仆，“公仆”的概念世界改变了“领导”的特权事物世界的真理。在施蒂纳的逻辑里，概念到哪，事物就到哪，改变世界的途径就是改变概念。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特权是公仆的真理”表达了对施蒂纳概念世界与事物世界关系的颠倒，即“领导就是公仆”的表述，意味着领导所具有的特权的事实统治和改变了“公仆”的概念。这样，“公仆”就意味着特权，因为并不是人人都有权利拥有“公仆”这个概念。马克思对施蒂纳概念世界的批判深刻地观照我们如何在“中国道路”进程中克服官本位文化和反现代性技巧的思想进路与行动策略。

而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平等与权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特别指出：

“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这个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因为这个原理是仅就狭义的消费而言——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上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1](P637-638)}

一些反动的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劳动上差别会引起价值和幸福(或者消费、工资、欢乐)的差别，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劳动决定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在马克思看来，是一切宗教和世俗权势的教条，是一切伪善地掩饰起来的享乐欲望的神秘外壳，是对一切卑鄙行为的装饰，也是一切丑行恶事的根源。尽管后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按劳分配”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得不实行的资产阶级法权，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架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按照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它还是要以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家庭负担不同的不平等为前提。“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4](P305)

马克思在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的肯定价值中确立了否定的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就是要消灭这种“按劳分配”的平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不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之一，而是包含在马克思共产主义概念之中，即《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更准确地说，是“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目前“中国道路”的“公平”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相适应的，但我们更要确立共产主义“不公平”的政治价值，在向符合人的本性和共产主义本质的“消灭权利”的原则上迈进。这才是中国人“知道自己如何行动”的方向和“中国道路”的事物世界。

结语

马克思与施蒂纳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命运的论争，既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历史哲学，也是关于“中国道路”的政治哲学。马克思批判施蒂纳继承了黑格尔的理论和方法，把德国思辨哲学发挥到了极致，成为没有历史知识的历史哲学和没有政治介入的政治哲学。“如果人们要像黑格尔那样第一次为全部历史和现代世界创造一个全面的结构，那末没有广泛的实证知识，没有对经验历史的探究(哪怕是一些片段的探究)，没有巨大的精力和远见，是不可能的。反之，如果只满足于利用和改造现成的结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用个别的例子(例如黑人和蒙古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法国革命等等)来说明‘自己的’这种观点，那就完全不要求有任何历史知识；而我们的这位与圣物搏斗的战士(施蒂纳——编者注)正是如此行动的。”^[4](P190)

尽管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对于施蒂纳批判的远见，但施蒂纳关于中国人因循守旧、在传统的精神世界里爬行的思想，尽管是德国哲学形而上学的一贯传统，但对于我们仍然具有现实的警示意义。施蒂纳概念世界统治事物世界的方法论在当代“中国道路”的进程中并没有完全消失。马克思逆转施蒂纳“中国人知道如何行动”在今天仍有广阔的拓展空间。“中国道路”没有预定一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3]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M].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