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逻辑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现代西方科技文化与民主文化融合的产物，现代化、全球化、科技化和民主化是其显著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耕文化和官僚集权为特征的精英文化，内在地蕴含着封闭和保守的基因。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时起就始终肩负着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神圣历史使命，在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科技与人文、大众与精英、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尖锐激烈的两极对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开创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主体意志合法化逻辑

从哲学上讲，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关于主体的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科学理论，其中“自由”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1]96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和人文理想，是马克思主义一切理论活动的目的之所在；解放则是马克思主义走向自由的现实途径与科学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境中，具体说来，解放就是要通过变革现实的自然环境、改造既定的社会关系、重构传统的思想文化，最终使全人类完全、彻底地摆脱来自自然、社会和精神等领域中的三重奴役，在消灭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再现一种自由和本真的人。

第一，自由首先是以人类摆脱自然界奴役作为前提和基础的，是一种同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与技术变革直接相关的实践活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稀缺的人文资源。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一种主客体相统一的自由观，“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恩格斯曾讲得非常明确：“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2]455从这种意义上讲，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为己任的科学技术无疑应当是人类通往自由的必由之路及其相应的方式、方法与手段。在现代世界，科学技术已成为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自由程度的重要标志^[3]295。倘若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优先发展作为一个前提和基础，人们则根本无法想象当代中国人已经获得的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自由。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自由理想作为指导科学地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这一自然历史过程演变的客观规律，并逐渐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没有毛泽东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特征的正确认识，及其对于世界革命战争演化规律的准确把握，人们也无法想象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没有邓小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入反思，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与准确把握，也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人们迄今为止获得的全部自由，都是在探索和顺应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过程中实现的。

第二，自由还必须以人类彻底摆脱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奴役作为必要条件。人类为了摆脱自然界的奴役彼此联合形成社会，然而，社会在协助人类摆脱自然界奴役的同时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奴役。在自然界面前原本并无本质差别的人，在人类社会中却逐渐产生了形形色色越来越大的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等，普遍地存在于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之中。人类追求自由的人文理想在自己所结成的社会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正是社会对于人的自由本性的另一种形式的奴役和异化。它必须通过不断变革现存社会制度、改造既定社会关系才能够获得根本的改观。马克思不仅发现了人类社会这一自然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建立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而且全面、深入、系统地解剖了他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现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剩余价值及其来源，揭示了资产阶级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博爱背后隐藏的阶级压迫实质，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人类追求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主体意志是绝不可能为某一阶级的私利所遮蔽、抑制和泯灭的。中国本是一个伦理本位主义大国^[3]43，“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具有异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历代农民起义也都有一种诸如“等贵贱，均贫富”的原始朴素的平等理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终极价值和人文追求得以中国化的社会基础，无疑也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自由不仅存在着来自于外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形形色色外在奴役的制约，而且存在着来自于人的精神世界内部形形色色内化了的传统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无意识思想文化内在奴役的束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经满怀豪情地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决裂：“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4]293中国革命是以农民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十分严重。早在古田会议时期，毛泽东就已经明确提出了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样一个事关中国革命终极成败的重大现实问题。在他的眼里，“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5]123。在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并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并多次强调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深层次理论问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地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6]19～20。从某种意义上讲，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彻底解放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奴役，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灵魂。

二、社会发展合理性逻辑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关于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终极人文价值和理想追求，而且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是社会科学真理与现代人文追求的统一。抽象的人文理想必须建立在具体的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地变成现实。许多人拘泥于文本分析，无法理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内在关联，把马克思前期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人文批判与其后期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科学分析人为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各执一端，争论不休，使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同人文的马克思主义相互批判，这不仅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与歪曲，而且是对于人类文明的无知与反动。因为一切关于自然规律的科学探索从来都是人类走向自由和解放的途径和手段，而不可能作为终极目的。

第一，人类社会发展是以人类的意志作为前提和基础的。倘若没有一个个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也就没有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的人文起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中的每一个意志都具有不同的强度和指向，但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则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根据恩格斯的经典描述：“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个人的意志虽然难以实现，“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7]697。恩格斯著名的历史合力论明确清晰地阐明了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换句话说，主体意志合法性并不否定社会发展合理性，在人类主体层面上，社会规律就是主体意志。

第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的社会活动虽然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但是这种活动的前提和结果则是任何人都无法选择的。人们必须无条件在前人活动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活动，必须无条件接受客观规律所提供的任何结果。既然社会规律就是主体意志，人们认识和把握社会规律就必须超越形形色色的自我意志，回归人类主体中。马克思发现，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各种不同形态发展演变的根本原因，而每一代人所遇到的生产力，也都是历史所遗留下来的。对于特定的生产力，也只能是建立一种与其相应的特定的生产关系。列宁也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问题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并把这种生产关系看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而且也“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8]6。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也已表明，无论多么崇高的理想和顽强的意志，必须以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为前提，理性不可抗拒。

第三，人类社会发展的“卡夫丁峡谷”不可逾越。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9]33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来是欧洲出现的新型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发展的产物，然而，人类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首先出现在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的俄国。一个贫穷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国家能否超越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列宁当年曾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10]576。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同样不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不是生产力发展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内在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了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社会，自觉和自主地进行艰难的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一条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人类全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同俄国一样，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都充分证明：超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背离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只有大胆地调整生产关系，使其尽可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才能够真正地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法

从哲学认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主客体之间持续不断地相互作用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广大人民大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具有异乎寻常的顽强生命力，它在同中国传统文化与前现代社会尖锐激烈的矛盾碰撞中不断地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客体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大众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体，无论是党内，还是人民大众内部，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客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之间则更是存在着大众与精英、科技与人文、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等一系列巨大时空、阶级、知识、社会和思想文化背景差异。依靠这些具有不同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的人，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客体之间来寻求结合，自然是千差万别、千奇百怪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只能是在理论与实践、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合法化的主体逻辑与合理性的客体逻辑、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等两极对立的格局中加以展开。形形色色的社会势力与思想文化都带着自己本身固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自觉不自觉地渗透进来。它们既要直接和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同时还要想方设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不同程度地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从而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呈现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从这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然是一个各种不同质的思想文化因子兼容并包的、开放的主客体矛盾统一体。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内部各种具有不同社会身份与地位的个体之间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早在中国革命初期，毛泽东就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详细地论述了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明确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工农联盟是中国革命的阶级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公有制与私有制同时并存，江泽民同志根据当代中国新的社会历史条件适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极大丰富了人民概念的思想内涵，拓宽了它的外延。当前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异常复杂，主体内部分歧越来越大。由此涉及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领域里更多和更深层次的分歧，这是在社会分层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价值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事实上是一个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矛盾的辩证统一体。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客体内部，尤其是二者之间，依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形形色色，从大的方面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人文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两大对立的思潮。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自然历史过程的客观性与经济规律的至上性，而人文的马克思主义则呼吁人道主义，把人的自由和解放作为历史进化的目的，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中国传统文化三教九流，儒、释、道之间盘根错节，儒家内部也常常众说纷纭。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各有其信徒和追随者，还可以和平共处，然而作为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则必须严肃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开始进入中国社会，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它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中国传统文化有本质的不同。有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片面地认为儒学才是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其根本原则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冲突，主张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这种极端的思想应当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警觉。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及其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它是一个包含大众与精英、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本质上异质的、更为复杂、深刻的两极对立的矛盾统一体。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本身，同样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来，社会中的不同阶级、阶层与思想文化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与动机，竞相阐释，由此生产出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和理论文本。早期马克思主义大多是从日本、俄国等地引进的，而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在大规模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著作之后才开始出现的。近年来所谓走近马克思、还原马克思、回归马克思等学术思潮也同样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历史上不仅有先秦、两汉、唐宋、明清等阶段的划分，现代新儒学也有所谓“四期”的说法。至于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更是形形色色，而且中国社会始终处在不断地发展与变革中。在这种持续变动的主客体关系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实践经验，不断地加以总结和概括，便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等，都是在广泛吸取各种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其中尤其包括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实上是一个包含各种不同思想文化相互作用的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开放和动态的历史过程。从这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客体之间的统一自然不可能一劳永逸，它只能是一种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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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军械工程学院科学技术与人文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