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批判抑或离弃?

一、思潮的源起与演变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在欧美学术界兴起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潮。该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任教英国的加拿大哲学家柯亨(Gerald A．Cohen)及挪威政治学家埃尔斯特(Jon Elster)。1978年柯亨出版专著《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埃尔斯特亦出版了《逻辑与社会》。这两部著作的问世标志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诞生。1979年，美国哲学家威廉姆·H·肖(William H．Shaw)出版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加入到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中来。埃尔斯特后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开设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课程，于1981年首次公开使用了这个特定称呼。^［1］

埃尔斯特于1978至1979年期间与柯亨共同进行了对剥削概念的研究。他注意到欧洲各国若干研究剥削问题的学者，于是组织了12个对采用分析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共同兴趣的学者，1979年9月与1980年9月在伦敦分别召开了两次围绕马克思剥削概念进行的学术会议。从1981年9月起，“九月小组”正式在伦敦诞生。该小组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但讨论的主题不再局限于剥削概念，而是以分析的风格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1］他们为自己能清晰地阐明论点并采用公开的批评和争论方式而自豪，尽量避免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模糊策略，乃至称呼自己的小组为“非胡说的马克思主义(Non-bullshit Marxism)”。^［2］九月小组的成员包括巴德汉(Pranab Bardhan)、鲍尔斯(Samuel Bowles)、布伦纳(Robert Brenner)、罗默(JohnRoemer)、埃尔斯特(Jon Elster)、普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G·A·柯亨(G．A．Cohen)、乔舒亚·柯亨(Joshua Cohen)、范帕里斯(PhlipVanParijs)、斯坦纳(Hillel Steiner)、范德文(RobertVanderVeen)和赖特(Eric O．Wright)。其中G·A·柯亨已于2009年去世，埃尔斯特和普泽沃斯基则于1993年退出九月小组。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肖(William H．Shaw)、伍德(Ellen M．Wood)和卡岭(Alan Carling)，他们从来就不是九月小组的成员。

20世纪80年代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鼎盛时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发表了大量论文，并出版了一系列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如罗默于1982年出版了《剥削与阶级总理论》(General Theoryof Exploitationand Class)，埃尔斯特于1985年出版了《理解马克思》(Making Senseof Marx)，普泽沃斯基于1986年出版了《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Capitalismand Social Democracy)，赖特在1985年出版了《阶级》(Class)，G·A·柯亨则在1988年出版了《历史，劳动与自由》(History，Labour，and Freedom)。然而，到90年代以后，当初那些有影响的代表性学者的研究兴趣都转向了其他领域:G·A·柯亨90年代以后主要研究写作规范理论、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埃尔斯特90年代以后主要转向社会科学、政治学领域;威廉姆·H·肖则转向了商业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的研究。如今九月小组的会议主题范围比较灵活，主要集中在当前社会现实中的问题，如:第三世界问题、国家帮助儿童的责任问题、平等问题、分配公正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等。^［1］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理论的主要原则并没有一个共同的态度，他们各自的学术见解甚至包含重大分歧。例如G·A·柯亨和肖等学者虽然对马克思的理论有所重构，但他们基本是赞同马克思的主要理论原则的;罗默则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既有批评也有赞同;而埃尔斯特基本上是否定马克思的主要理论原则的。^［3］有的九月小组成员(如范帕里斯)从未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范帕里斯提出运用“普遍的基本的收入”使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而不是经过社会主义阶段。^［2］

这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学说与信念上相异，但是他们的研究仍因为两个共同之处而被统称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第一个共同特征是他们对主流科学方法论的信奉，对分析哲学的技术方法和实证主义的技术方法的运用。^［4］如柯亨主要利用了哲学的分析方法，罗默主要运用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埃尔斯特主要利用了理性选择理论方法。^［5］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推崇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反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他们把个人视为极其重要的分析单位，认为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必需最终通过作为个人的人的特性，如人的动机的形成、价值观、感情、能力、洞察力及知识等来说明。^［6］

二、辩护、批判抑或离弃:以G·A·柯亨为例

作为一个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G·A·柯亨的研究道路颇为周折。当1978年柯亨出版他的第一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专著《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时，他是站在非常坚定的立场上厘清与辩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但是他的诸多观点与论证无论是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内部或是外部，都引起了巨大的纷争。如柯亨试图重新厘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他把生产关系解释为人们对生产力拥有的权力，而将上层建筑视为一组非经济的制度，主要是国家与法律制度。我国学者吴英对此有所批判，认为柯亨对“上层建筑”的解析过于狭隘，有意将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排斥在外，限制了唯物史观的解释范围。类似的，卡特批评柯亨低估了法律与政治上层建筑在塑造经济基础性质上所起到的作用。^［8］

在柯亨为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辩护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发展命题”。^［6］柯亨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贯穿整个人类历史是因为人类所处的历史环境里生活资料匮乏，由于人类是理性的创造物，有克服稀缺的强烈动机，因此社会生产力具有自律而且普遍的发展趋势。我国学者段忠桥与吴英都肯定柯亨关于发展命题的认识。^{［6］［7］}但是吴英认为生产能力为什么增长的问题不能像柯亨那样仅做简单解释，他对这个发展命题的证明过于草率。^［7］而即便在九月小组内部，赖特也不是完全支持柯亨对发展命题的论证。他在一篇与Levine共同撰写的文章中批评柯亨过分强调生产能力的首要性，忽视了阶级成员在生产模式转变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9］在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发展命题暗含着超历史的理性解释，这种解释被看作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2］根据科亨的理论，新社会关系的更有效性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然而在Bertram看来这是极不可能的。^［2］

柯亨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首要性命题太过模糊，没有阐明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如何决定上层建筑，也没有阐明生产关系如何反作用于生产力以及上层建筑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于是他援用功能解释，认为正是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的特性具有支持生产力(或经济基础)发展的功能，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才具有这种特性。^［7］柯亨把生物学中常用的功能解释套用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上，遭到了埃尔斯特的强烈抨击，认为柯亨的这种牵强附会不仅无助于化解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西方学者中遭到的冷遇，反而会使情况更糟糕。埃尔斯特1980年撰文批判柯亨的功能解释模式，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中没有发现由更多规则和要素组成的“反馈环” (feedbackloop)提供的说明，必须放弃用功能解释来阐释唯物史观。^［10］科学哲学家亨普尔也对功能解释提出批判，乃至否认功能解释的合法性。吴英剖析了柯亨对于功能解释的错误运用，认为他的错误在于片面强调了被解释项的作用和影响，而忽略了解释项对被解释项的因果决定作用，与马克思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终极原因的因果解释相悖。^［7］

在柯亨1988年的著作《历史，劳动与自由》中，柯亨承认并接受了一部分来自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内外的各种批评。到了晚年，他甚至开始怀疑他的成名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所为之辩护的唯物史观是否正确，自称并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否错误，但对如何知道它是否正确却没有把握。^［11］38290年代后，柯亨的注意力转向了社会正义和平等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包括1995年出版的《自我拥有、自由与平等》(Self-ownership，Freedom and Equality)以及2000年出版的《如果你是个平等主义者，你怎么这么有钱?》(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ComeYou’re So Rich?)柯亨在转向后的研究中比其转向前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强烈的批判。^［1］

三、对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流变的反思

如上文所诉，G．A．柯亨的研究有一部分为众人所诟病，成为学者批判的对象。但是他对生产力等唯物史观概念所作的厘清以及他对历史发展阶段所作的四阶段划分(即前阶级社会、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后阶级社会)等研究成果还是非常具有可借鉴之处的。而且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正是由于他的一系列既具有创新意义又结合主流分析方法的研究，才对欧美国家的哲学、政治学、史学等研究领域造成了巨大冲击。由于他以及一整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努力，英语世界国家才转变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排斥和冷漠态度。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从一开始就不掩盖对彼此理论的批判和怀疑态度，他们也不绝对信奉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论点。借助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方法，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他们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和社会学等各个侧面入手，汇聚各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和学术观点，以科学化的方式来澄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通过与其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思想交锋，他们中的许多人创造出了许多别具特色、思想深刻的理论，如赖特的“中间阶级” 理论和罗默的“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都深受好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可以说是英美哲学家研究马克思理论的最重要品牌和标志，仍是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和理论资源。^［3］

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仍得以存活，是当今西方世界除“后马克思主义” 研究之外唯一的马克思理论研究主流。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描绘可能不再是吸引这批学者从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理由，但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的批判仍然是推动他们研究的重要动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随时愿意对自己的论证进行“必要的修正和现代化”，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最佳体现。

我国学者曹玉涛批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只重分析，不重综合，说他们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地看待马克思的思想，有时甚至忽略了文本中的修辞手法，陷入了“文本实用主义”的陷阱。^［12］在笔者看来，这些批评有一定道理，但又有苛责之嫌。曹玉涛文章中举的例子多为伍德的研究，并没有结合其他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进行具体的例证。考虑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内部本身就有很多分歧，各个学者的研究领域、论证方式都有所不同，仅以伍德一人的过失笼统地批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恐怕有失偏颇。至于文章中所重点批判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主义态度，看似也像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通病，即“把马克思的文本当做一个孤立、静态思想载体……在引用时根本不管马克思文本的原始语境和心路历程”。^［12］

纵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自创立以来30多年的曲折发展以及G·A·柯亨等学者的学术道路转向，我们不得不感慨欧美学者治学之开放性与严谨性的良好结合。秉承马克思深刻的批判和怀疑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并没有从隐性的“凡是”话语出发，而是开放而包容地接受来自于阵营内外的理论挑战。他们既追求马克思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理想，也坚持科学分析的治学理念。分析的马克思主义30多年来结出累累硕果，曾经的谬误亦被修正或抛弃，当年它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如“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我们想要这样的社会主义?”“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仍激励着许多学者进行深刻的思考和讨论。倘若这样一个思潮在胸怀理想的同时又紧跟时代步伐，将自己的理论创新与生活实践紧密结合，那么它没有理由不继续茁壮成长。

当下或许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放下教条主义乃至思辩地独断虚构的时候。历史进入21世纪，世界交往和现代化工业大发展的宏伟画卷正在我们这一代学者眼前展开。倘若我们也多一些实用主义，把马克思经典理论与活生生的世界交往、生产实践相结合;倘若我们也多一些开放和包容精神，鼓励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而不惧怕被批判;倘若我们投注更多的学习热忱，把语言分析、逻辑分析、实证检验等手段引入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那么下一个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或学派应该是诞生在中国，这个当前世界上少有的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付诸政治实践的国家。

参考文献:

［1］陈伟．“九月小组”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J］．阴山学刊，2008，21(4)．

［2］Bertram，Chris．剖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J］.刘斌，译．现代哲学，2003，(4).

［3］威廉姆·H·肖，沈亚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8，(5)．

［4］Callinicos，Alex．MarxistTheory［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9．

［5］孟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科学化［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4(4)．

［6］段忠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及其三个代表性成果［J］．教学与研究，2001，(12)．

［7］吴英．柯亨为马克思历史理论辩护述评［J］．山东社会科学，2010，(4)．

［8］Carter，A．Marx:ARadicalCritique［M］．Boulder:WestviewPress，1980.

［9］Levine，A．andWright，E．O．RationalityandClassStruggle［J］.NewLeftReview，1980，(123)．

［10］Elster，Jon．CohenonMarx’sTheoryofHistory［J］.PoliticalStudies，28(1)．

［11］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M］.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2］曹玉涛．文本实用主义的陷阱——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分析法批判［J］．教学与研究，2009，(9)．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