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与西方“马克思学”的神话破灭

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学者可能都知道，科拉科夫斯基的理论生涯迄今为止大致经历了苏东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或是“告别马克思”之后）三个不同的阶段。在本文中，笔者想借探讨科氏理论转变的机会，回溯上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历史际遇，重考“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新马克思主义”（Neo Marxism）和西方“马克思学”（Marxology）的历史命运。^①以史为鉴，笔者希望这一历史回顾能够对当前的国内学界有所触动。因为，科氏独特的理论身份和学术经历向我们展现了一幅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曲折画卷。其中最醒目的，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由兴盛到衰亡的历史，二是西方“马克思学”科学神话的破灭。在此意义上，科氏的学术生涯和理论命运将为国内马克思主义者认真对待学术史、反省自身的理论形态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科拉科夫斯基究竟是谁？

提起科拉科夫斯基，相信国内学者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上世纪八十年代，莱斯采克·科拉科夫斯基与亚当·沙夫等人就已经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被介绍到中国学界；此后，围绕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等主题的论著中也对科拉科夫斯基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同时我们会看到，市面上还曾出现了多种科拉科夫斯基著作的中译本。^②二十多年以来，科拉科夫斯基的身影总是间或出现在不同的讨论中，可以说，他是一位为国内不同领域的学者所熟悉的学者。

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言，“熟知非真知”，中国学界对科拉科夫斯基的很多理解还有待进一步斟酌。最明显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和宗教学三个不同学科中都会讨论到这位首届“克鲁格人文与社科终身成就奖”（2003年）获得者。实际上，这已距离他第一次登陆中国学界时所带有的理论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最早是作为东欧、中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被介绍到国内的。但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话语内部，他也具有多重理论形象：他既是修正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意识形态批判专家，又是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反马克思主义者。这就首先提出了一个基础性的学术问题：科拉科夫斯基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学者，其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到底是什么？当然，这一方面固然与我们的研究视角有关，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科氏本人曲折的学术生涯和多变的理论形象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迷惑和困扰。

科拉科夫斯基（1927-2009）生于波兰，生前任教于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Soul）。早年受的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在华沙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担任亚当·沙夫的助手，并接受波兰共产党的安排专事天主教哲学批判。在1956年之前科氏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曾批判亚当·沙夫的人道主义理论倾向。但波兰“十月革命”之后，其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并运用宗教研究的成果反思、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期间发表了多篇文章，并于1959年辑录出版，是为《马克思主义及其超越》（以下简称《超越》）（Marxism and Beyond）。该书为其在欧洲左派学者，尤其是英国新左派中赢得了声誉。因为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想倾向，科拉科夫斯基在波兰国内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并于1968年之后被驱逐出国，后辗转到达英国牛津任教。

相悖于英国左派理论家的期待，在到达西方世界之后，科拉科夫斯基并未向那些昔日的战友示好，而是径直转变立场，于70年代末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Main Currents of Marxism以下简称《主流》）。该书共分三卷：“创立者”、“黄金时代”、“崩溃”，并被看作是他告别马克思主义的标志。严格地说，此后的科拉科夫斯基已经淡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圈，只是2004年，因为获奖的缘故，他又出版了一本自己编选的文集《我的观点》（My Correct Viewson Everything）其中对自己早年的经历进行了回顾和辩解。简单说来，与我们的讨论密切相关的是1956年到1978年间的科拉科夫斯基，即科氏作为修正主义（或是人道主义）者和“马克思学“学者的两个思想阶段，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超越》和《主流》。

正如《超越》的另一书名“通向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那样，该书讨论的主题与人道主义密切相关。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其理论意义更是显著。1956年苏共二十大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东欧这块处于夹缝中的土地上直接结出了现实的“恶之花”：受匈牙利事件影响，波兰也发生了号称“十月革命”的思想波动。随后，人道主义理论思潮急剧散播开来，催生了科拉科夫斯基的这部著作。

针对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统治及理论上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科拉科夫斯基借用自己此前在从事天主教批判工作时所接触的术语，将前者比作神甫的理论，而自称为小丑，从事思想上的异端活动；^［1］9-38并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成为真正的左派学者；^［1］67-85他还提出，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以未来的共产主义为借口，取消了当下的个人在历史中的使命，因而必须为现实社会的道德败坏负责；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必须接受的原理或体系，而是一种促使我们站在人类的立场上看待世界的哲学激情；^{［1］188-211}在此基础上，他反对决定论，高度赞扬理论上的非一致性，并将其视为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1］211-220}

可以说，该书所持的理论观点代表了当时东欧人道主义思潮的一般特点，即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强调“人类”立场和批判精神；也正基于此，作为修正主义的科拉科夫斯基才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学界获得了高度关注，并普遍被新左派学者视为理论上的“远亲”和“战友”^［2］303。正如张一兵教授所指出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逻辑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的一种理论回响。^［3］179这一点在此时的科拉科夫斯基身上同样有所体现：反对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青年马克思所持的人道主义立场，恢复马克思从主体出发的批判精神。该书在为科氏带来巨大声誉的同时，也引起了波兰当局的关注，结果是，他被禁止发表任何作品，并于1968年被迫离开波兰。

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主流》宣告了科拉科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这一说法本无可厚非，但是据此将科拉科夫斯基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阶段界定为1978年就不准确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在到达英国之后不多久，即1974年，科拉科夫斯基便不再坚持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4］23-24换言之，作为科拉科夫斯基思想发展中的“修正主义”，即新马克思主义阶段在这部作品开始写作之前已告终结，《主流》只是科拉科夫斯基站在西方主流学术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作的一种理论叙述，是一部典型的西方“马克思学”著作。

在该书的理论态度和结论中，这一理论特征得到了集中的展现：首先，科拉科夫斯基写作该书的目的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自己的看法而已，而非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对那段历史进行回顾；进一步说，该著作只是一种“客观”的学术史探索，而非在剖析历史的基础上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或发展。其次，从该书三卷的标题——“创立者”、“黄金时代”、“崩溃”——和最后的结语来看，科拉科夫斯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幻象，一种对未来的浪漫主义假想，其荒唐之处在于这种假想采取了一种科学的外观，即斯大林主义的决定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来源之一的共产主义已经失败，马克思的理论也已不再适应于发达工业社会的现实。

在此意义上，作为《主流》作者的科拉科夫斯基已经放弃了自己先前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充其量只是一位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术专家。与他的前一部作品在左翼学者中反响巨大相反，《主流》在西方学界受到了热捧，甚至有学者认为该书“将产生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更大的影响”^［5］9。然而1973年之后，西方的，特别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期待他“回心转意”之外，更多是批评他背叛社会主义运动的行径，对《主流》则较少关注。

简而言之，科拉科夫斯基因为1956年之后的“修正主义”倾向而声名鹊起，而后却又因为告别马克思主义而蜚声西方。这样一位理论上缺乏一贯性的学者，他本身的思想或许有值得玩味的地方，但是对于我们自身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而言，科拉科夫斯基学术生涯的两次转变，以及它们背后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具有更加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正如国内学者的研究所普遍关注的那样，“修正主义”阶段的科拉科夫斯基在学术史上产生的影响达到了顶峰；“时势造英雄”，从“正统”到“修正”再到“背离”的两次转变实际也见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兴衰。

“新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

正如科拉科夫斯基的曲折经历所揭示的那样，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呈现出跌宕起伏的样态。在各种国外左派理论思潮中，最具典型性和影响力的则莫过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上世纪后半叶，这一思潮由盛到衰的历史命运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尽管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科拉科夫斯基本人视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就其“修正主义”阶段的思想倾向和理论特征来说，我们把其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是完全适合的。

“新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布展的过程中，上世纪50、60年代在东欧这片特殊的土地上所产生的理论回响。这一理论思潮的兴起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具有相同的历史背景，并且在理论形态的探索中受到了后者的直接影响。但是由于东欧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所以“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立场和观点上，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其中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直接任务不是批判发达资本主义，而是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旗帜，对现实社会主义展开批判。^［3］180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新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推进和现实影响也呈现出某种内在的纠结。

同样，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论和东欧现实的社会历史背景，也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扭结在科拉科夫斯基这一阶段的作品中，特别是那部具有强烈政治评论色彩的《超越》。当科拉科夫斯基在《主流》中宣告“马克思主义”崩溃的时候，也就同时关闭了这种“通向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大门。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意味着“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逻辑上的终结，究其原因，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背离，二是特殊的社会政治土壤所孕育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橘”在柏林墙以西却生而为“枳”。

就西方左派的编年史来说，1956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且不谈那些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仅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现实影响中的扩展而言，这一年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随着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发生，蓄势已久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喷薄而出，并将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人道主义等理论思潮推向历史舞台的前端。

二十多年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汤普森还对那段历史津津乐道，并将自己与科拉科夫斯基等人并称为“1956年共产主义修正主义的喉舌”^［2］303。在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所谓的“修正主义”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对于科拉科夫斯基而言则是“新马克思主义”。二者具有相同的理论背景：它们共同指向了第二国际以来，在苏联，特别是斯大林体系下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它以经济决定论为特征并因其“集权主义”色彩而广受诟病。众所周知，以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产生之初就将“正统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竞争的对手，并从对立面的角度强调了从主题出发的总体性视角；20世纪30年代以来，《1844年经济学手稿》等马克思早期文献的发表又为人本主义的勃兴提供了契机；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理论思潮在50年代之前便已经初见端倪，1956年事件的出现，则进一步扩大了这一思潮的影响。而“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便可以看作这种影响扩大的标志，这是因为：首先，在理论逻辑上，后者与前者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它们都强调反对历史阐释中的决定论倾向、强调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观点的重要性、强调一种反对现实异化的彻底的批判精神；其次，“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大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密切的学术关联，如科拉科夫斯基就明确表示自己受到了卢卡奇和科尔施的影响^［6］6，布达佩斯学派的成员，如赫勒、费赫尔等人甚至可以直接算作卢卡奇的学生。

也其于此，“新马克思主义”作为西马人本主义在东欧的延伸，便注定必然要遭遇后者的逻辑困境——夹缝性存在。甚至可以说，由于东欧的社会主义性质，“新马克思主义”较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上个世纪20年代发轫于西欧的一种左派理论思潮，经过以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酝酿。到二战前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为一种以新人本主义为特征的系统理论思潮，并且在以法兰克福学派为核心的批判理论中获得了主题的深化。然而，回顾这段学术史，齐泽克已经尖锐地指出，这种理论逻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来的传统之间存在一个彻底的断裂”^［7］108，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成为一种没有出路的探索。这一方面指认了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左派发展所遭遇的特殊的历史尴尬，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琢磨的问题，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走向？对此，国内学界尚存有异议^③，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左派理论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是不争的事实。

具体而言，这一理论转向主要表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的逻辑终结。就外在现象而言，西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风光不再，一大批左派学者纷纷转向右倾——其中也包括科拉科夫斯基。究其内理，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是以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理论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对人本主义的批判。尽管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科学相区分的观点还有颇多值得商榷之处，但它的确不失为一针理论上清醒剂。第二，是在批判理论内部，由《启蒙辩证法》所开启的、以《否定的辩证法》为代表的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以主体为基础的总体性逻辑，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人本主义的根基，并开启了后现代思潮的潘多拉魔盒。尽管在外观上存在许多差异，但二者实际上都体现了对“主体”的哲学省思。在这两重冲击下，西马人本主义逻辑的崩溃在所难免——换言之，这也注定了持人本主义衣钵的“新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

然而，由于东欧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象较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单一而直接，即对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式的教条化理解。正是这个特殊的原因，使得人们往往更加关注在现实政治层面上的动荡对“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忽视了其理论逻辑内在流变。换言之，就“新马克思主义”而言，由于其身处的历史环境更加特殊，所以它的产生和发展更多与政治的变迁结合在一起。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新马克思主义”也患上了严重的“先天不足之症”：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多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评，其人本主义话语背后的现实指向，更多是那些恰恰表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优势的内容，如抽象的民主、自由等等。

在此意义上，尽管“新马克思主义”在因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理论基因，但在贫瘠的夹缝中扎根，便注定无法生长为参天大树，一旦被移植到资本主义的花房中，便只能作为“以畸为美”的盆景接受带有异域审美情调的观赏。这也便是“新马克思主义者”科拉科夫斯基的历史命运。^④

在三卷本巨著《主流》中，科拉科夫斯基宣判了马克思主义的“崩溃”；但在笔者看来，充满戏剧性的是，这一宣判的受刑者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新马克思主义”抑或“西马人本主义思潮”本身，也就是说《主流》的作者实际上批评的是二十年前的自己！因为，《主流》的第一卷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并非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马克思基于“普罗米修斯式的”、“启蒙理性的”和“浪漫主义的”动机而创立的批判性学说。^{［6］408-416}就马克思的思想起源而言，这一判断不可谓不精彩，但问题是以这三种动机来概括马克思毕生的理论贡献无疑显得单薄，因为它忽视了在实现两个伟大发现的探索中，马克思的理论在不同阶段上所具有的质性差别。斯大林主义的目的论阐释不同，科拉科夫斯基强调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观念在其终生的理论探索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这种从“青年马克思” 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在西方并不罕见，但真正对近一百五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进行历史性的梳理，并将马克思主义指认为一种崩溃了的“幻象”，却产生了强烈的理论震撼。可是，这种资产阶级为之额手称庆的宣判背后却是苍白的理论基础，按照阿尔都塞的话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对马克思思想的“意识形态”式的理解：将马克思打扮为一位“人本主义”思想家无疑于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将其简单混同于一种抽象的资产阶级观念。

随着《主流》的出版，在理论层面上，科氏虽然表面上批判了斯大林主义，但实质上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退化为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实践层面上，由于东欧特殊的夹缝性存在，科拉科夫斯基抵达西方伊始便投向了自由主义的怀抱——较之后现代思潮的羞羞答答要更加直接而迫切。

西方“马克思学”是科学吗？

科拉科夫斯基在《主流》中所宣判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还是继承了西马人本主义逻辑的“新马克思主义”，都无碍于揭示这样一个事实：他已经“告别”了马克思。换言之，《主流》一书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对于这一点，学界已有定论，并且集中展现为以西方“马克思学”作为科拉科夫斯基这一阶段学术生涯的理论定位。^⑤单从外观来看，科拉科夫斯基在《主流》中的研究便具有这种一般的特征：一位走出斯大林主义思想钳制的东欧学者，对于意识形态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并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审视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与其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在展开这一问题的讨论之前首先需要对西方“马克思学”概念做一个一般界定。

迄今为止，对“马克思学”这一概念的理解尚未统一，在持不同理论观点和立场的学者那里，它自然地也获得了不同的理解。如苏东学者便将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所有以马克思思想为对象的研究都笼统地称为西方“马克思学”；还有学者将“马克思学”作了最宽泛的理解，即关于马克思的研究都可以称为“马克思学”（“马克思研究”）；再就是专指上世纪中叶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中兴起的一股研究马克思的热潮——1959年由吕贝尔创办的《马克思学研究》杂志的问世，是这一理论思潮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回顾二十多年来国内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历程，不难发现，最后一种理解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普遍认可，以之为基础形成了对西方“马克思学”基本特征的判断：主体是西方学院化的资产阶级学者、立场是“坚持价值中立”、方法是“客观的实证主义方法”。^⑥

从西方“马克思学”这一特定理论思潮的兴起和产生来看，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从来就不能脱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变迁和西方左派理论思潮的发展。如上所述，西方“马克思学”作为一个相对确定的概念在西方被普遍接受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然而，这一思潮的孕育却是经过了此前近半个世纪的风云激荡。可以说，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巨大的理论影响，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变迁，在西方学术界中以“应激”的方式造就了这样一批持“中立”立场的、以研究“马克思”为业的“经院”式学者。其代表人物包括吕贝尔、费切尔、李希特海姆、古尔德纳等。实际上，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变迁，特别是西方左派在40年代和70年代的两次大规模右转，都直接或间接推动了这一思潮的产生和发展——科拉科夫斯基的转变便直接印证了后者。同样，在苏东剧变发生之后，西方“马克思学”也因为相当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立场转变而获得了新的发展。

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其发展的势头便自然而然地水涨船高，其个中原委同样也可以在西方“马克思学”本身存在的特征中发现：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镜像式存在，西方“马克思学”才获得了自身直接的理论意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不再受人重视的时候，西方“马克思学”走势的低迷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剧变之后，西方“马克思学”的发展便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特征，而这也为我们从今天的学术话语出发看清西方“马克思学”的本质造成了不小的困难。

通过上述讨论不难发现：科拉科夫斯基与大多数西方“马克思学”者有着相近的学术经历和理论立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他看做西方“马克思学”历史命运的一个缩影。即在现实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背景中，以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分析马克思的思想，并借由某种异质性观点而在一段时间内备受关注，然而最终难逃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并且，正是在揭示马克思学意识形态本质的意义上，科拉科夫斯基的《主流》对于我们而言才有可能在今天的学术讨论中正式出场。实际上，尽管该书的很多部分已经在被翻译成中文并散落、发表于不同的文献资料之中，但该书在国内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实际上，作为“马克思学”学者，科拉科夫斯基在《主流》中所提供的创建，并非学术史研究的真正推进，而是一种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方法及其理论上的自白。更进一步，《主流》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哲学史著作，而就是一部政治著作，其中透过庞杂的哲学史梳理，折射出来的是西方“马克思学”或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在对苏联马克思主义阐释的仇视和诋毁中植入自由主义的立场和实证主义的方法，同时却自诩为对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

在这种隐藏起来的意识形态中，包括着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马克思的思想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在这里被看做是一种完成了的、也就是死去了的理论体系，而不是批判性的分析社会历史现实的科学方法，因此，马克思学的研究截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探索；第二，也就是第一个层面自然的理论反映，既然马克思学的对象是一具躺在解剖台上的“尸体”，那么表面看来，这种研究必定与解剖者的主观价值立场无关，而其方法也必须依循归纳出来的实证方法；第三，如果说斯大林主义是为了理论上的需要而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框架来架构马克思的思想，那么在这种去意识形态的过程中，“马克思学”却躲进了另外一头“大鲸”的口腹，^⑦这是一种由资本主义所提供的更加隐蔽的意识形态：一种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上的，由单个人抽象的直观和物化所构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支撑的忘却了历史本质的实证方法。

因此，西方“马克思学”这种所谓的“科学”，才是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营造出来的一个虚假“幻象”。科拉科夫斯基的理论生涯，特别是创作《主流》前后的理论和实践经历，已经揭示了一种学术潮流的意识形态本质。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学”并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隐藏得更深的意识形态。但也必须承认，很多西方“马克思学” 研究在文献研究、特别是版本研究等诸多方面的严谨性，在研究结论等方面的新颖性，也使得这种思潮在学术上获得了一定的吸引力，对照斯大林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也更加容易为人所接受，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西方“马克思学”科学神话背后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这一概念的背后所含有的特定政治、理论立场——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

简短的结论

尽管科拉科夫斯基教授直到2007年仍活跃在牛津的教坛上，但无论如何，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科拉科夫斯基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如上文所述，这位“克鲁格奖”的得主在其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之后便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圈，国内学者也往往是在资料收集的意义上才关注到科氏的只言片语。但是，随着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新形态建设的推进，特别是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等理论模式的研究深化，科拉科夫斯基却又值得我们再次关注，并非是科氏的理论具有多少创见，而在于他本人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太多启发。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夹缝中存在的哲学，其理论逻辑和实践效应已经随着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客观的变化，今天，当我们面对这种理论逻辑时，如果不能对其进行清晰的界划，何谈科学的借鉴和反思？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的确出现了这样一些理论思潮（如西方“马克思学”），它们的理论特征旗帜鲜明而富有吸引力，并且因某种历史机遇确曾获得某种发展，但对这些学术潮流的兴起和变迁我们需要的是认真的回顾，而非简单的挪用。因为在其背后，有可能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的意识形态陷阱。在我看来，这就是科拉科夫斯基获得“人文诺贝尔奖”的最大启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学”，这段历史正在向我们展现。

注释：

①本文无意涉及这些概念本身的争论，仅是力图以这些不同的概念指称那些在学术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特定理论、学术思潮，并在此基础上界定科拉科夫斯基理论生涯的不同阶段。大体来说，本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解基本认同张一兵、胡大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中所作的界定，参见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②科拉克夫斯基作品的中译本情况是：《宗教：如果没有上帝》和《形而上学的恐怖》已经由三联出版社出版，《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中个别部分已经译为中文，并零散收入《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等刊物中。对科拉克夫斯基思想和生平的杰出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东欧马克思主义的两部著作中，即衣俊卿的《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和黄继锋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并见于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专著，在此恕不赘述。

③随着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走向问题已经成为当前讨论的一个焦点话题。上一次争论是在复旦大学汪行福教授和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之间进行的，相关文章发表在《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上。

④请注意，这里并非是要否定科拉克夫斯基在哲学史和宗教哲学等研究领域中的贡献，而仅是就其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密切相关的那段经历，才可以做出这种不太尊敬的判断。然而，这也并非本文的首创，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上个世纪70年代便已因此对他提出了批评。参见爱德华·汤普森：《致科拉克夫斯基的公开信》，收入The Poverty of Theory %26 Other Essays。

⑤相关研究包括叶卫平先生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和孙伯鍨先生的《西方“马克思学”》等。

⑥对西方“马克思学”的这一界定，南京大学张亮教授已经作了充分的工作。实际上，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正如米尔斯早就指出的那样，所谓西方“马克思学”的中立立场和客观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参见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2005年。

⑦语出E.P.Thompson，Out of the Whale。意在用鲸鱼肥厚的琼脂隐喻以北约和苏联为两极的两种意识形态阵营，显然，马克思学这一特定的学术潮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大鲸”腹中之物。参见The Poverty of Theory %26 Other Essays，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 1978.

参考文献：

［1］Leszek Kolakowski，Toward a Marxist Humanism ：Essays on the Left Today，Grove Press，Inc. New York，1961.

［2］E. P. 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26 Other Essays，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1978.

［3］张一兵，胡大平.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Leszek Kolakowski，My Correct Views on Everything，St. Augustine’s Press，South Bend，Indiana 2005.

［5］C. Tyler，“Gospel of Marxism brought to earth by enemy of the party”，Financial Times，London（UK），Oct 9，1999.

［6］Leszek 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ume Ⅰ The Founders，Clarendon Press，Oxford，1978.

［7］Slavoj Zizek，“From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o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and Back”，New German Critique，No. 81，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Autumn，2000）.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