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探析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许多新变化,社会阶级结构呈现出新的特征。面对这些新情况,有的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已经过时了,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正在消失;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总体框架仍然是正确的,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需要加以修改和创新;还有的学者认为,一切所谓“修改”和“完善”都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背离等等。本文旨在对当代(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观点加以梳理和概括,并给予简要的分析与评价。
一、以罗默和赖特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末继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后在西方国家,主要是在英国和美国兴起的又一颇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1]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运用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进行重构。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著名左翼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约翰·E·罗默和社会学家埃里克·赖特等人。他们都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理论进行分析,以澄清宏观理论背后的微观机制。
第一,罗默对阶级与财产关系和阶级与剥削关系问题的研究
首先,罗默认为,阶级的产生与财产的不平等分配有着必然的联系。在他的分析中,一个社会成员的阶级地位与他所拥有的财富多少密切相关,特别是与他在初始社会资产分配中的不平等地位相关,拥有财富越多,在阶级等级中的地位就越高,反之则越低。“阶级与财富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是一种最初假定的关系,它是作为经济活动的结果而出现的。人们选择了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虽然不是心甘情愿地,但它是在约束下做出的,是在既定的初始资产的前提下寻求最优化的结果。”[2]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如同人的特性一样,是内在地形成的,不是外在地给定的,是每个人对自己拥有的初始社会资产进行最优化选择处理方案所决定的。
其次,罗默指出,阶级与剥削的对应关系并不是明显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要购买商品,而人们对商品和闲暇具有各种各样的偏好。在这种情况下,剥削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成员在经济活动中花费的劳动多于包含在他能用其收入购买的任何商品集中的劳动,也就是说,如果他预算内的商品集所包含的劳动少于他花费的劳动,他就受到剥削。同样,如果一个人能以他来自生产的全部收入购买的所有商品所包含的劳动多于他花费的劳动,他就被定义为剥削者。”[3]按照这个定义,雇佣他人劳动的资产阶级并不等于就是剥削阶级,不雇佣他人劳动的无产阶级也不一定就等于是被剥削阶级。因此,剥削与阶级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财富的不平等与阶级的产生有直接的关系,却与剥削关系的形成没有必然的联系。
最后,罗默得出的结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劳动价值论和剥削已变得不再重要,工人们最后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与剥削没有必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剥削已成为一个不必要再强调的附属物。
第二,赖特关于中间阶级理论的论述
首先,赖特对罗默剥削和阶级分析观点进行了修正和引申。在罗默的分析中,存在四种形式的剥削:封建剥削、资本主义剥削、社会主义剥削(主要是以技术为基础的剥削)、“地位”剥削(官僚实行的剥削)。赖特指出,罗默的“地位”剥削概念应被“组织” 剥削概念所替代,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三种剥削形式:生产资料资产的剥削、组织资产剥削、技术和资格证书资产剥削。按照这三种剥削形式来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定位包括以下类别:资产阶级、小雇主、小资产阶级;专家管理者、专家监督者、非管理者专家、半资格证书管理者、半资格证书监督者、半资格证书工人、无资格证书的管理者、无资格证书临督者、无产阶级等共12种。[4]
其次,赖特提出了中间阶级理论。他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按照简单的两极分化观点描绘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构图,然而在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具体经验观察之后发现,原有的阶级构图与经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两极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存在着既非剥削者又非被剥削者的10种阶级定位,它们又可以被称为“中间阶级”。
最后,赖特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工人阶级的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赖特认为,发生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分布的变化值得我们重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会走向无产阶级化的观点受到了质疑。但他又进一步解释说,由于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生产体系,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人数的减少,并不表明工人阶级总体的规模在下降,因为工人阶级的雇佣已从美国转移到了世界范围。
综上所述,以罗默和赖特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与“马恩”生存的时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层出不穷,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越来越不能对此给予解读,于是试图在保留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般框架的基础上,运用分析的方法对“剥削”、“阶级”、“阶级结构”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核心概念进行重新阐释,对随着后工业时代来临而出现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变迁等新问题做出了理论上的说明,以应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新挑战。
二、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
后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的一种政治学思潮。在被列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中,拉克劳和墨菲毫无疑问是最具代表性的,特别是他们围绕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进行的研究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第一,国家是一种阶级中立的工具
国家不仅仅是代表“垄断资本”这一霸权阶层,而是代表了几个阶级或阶层的权力集团。阶级斗争出现了失位的现象,代替资本与劳动之间阶级关系的是“人民”与由国家组织起来的支配性力量或权力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因此,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定位了,国家不再反映阶级之间的关系,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概念淡出了国家的视线。
第二,工人阶级不再是社会主义变迁的主力军
这种观点基于所谓历史与政治的随机性的世界观。历史纯粹是偶发的,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历史,也没有决定性的历史条件、关系和过程。政治也是偶然发生的,不受任何决定性因素的制约,不需要任何确定性的条件和关系。于是,社会主义政治不过是随机建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工人阶级不具有任何优先性主体地位。
第三,多元民主将取代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革命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争取民主权利。“强调那个成问题的阶级斗争概念是毫无意义的。”[5]随着工业社会的高度发展而出现的自然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由于生产至上而带来的恶果等等复杂的问题及其社会关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最大的威胁,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简单地被阶级斗争这个概念所涵盖,劳资之间的矛盾已被官僚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对立所代替。人民大众的民主革命将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而不再需要通过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阶级斗争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会驱使资本主义自然而然地向社会主义转变。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目标就是激进多元的民主,以实现“人民大众”的权利。
综上所述,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将代替资本主义这一论断持肯定态度,但在如何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及其革命主力军等问题上,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解构。他们认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各种新问题和多样化的社会关系,这些问题体现的主要不再是阶级之间的对立,而是人民大众与官僚之间的冲突,化解这些冲突不需要阶级斗争,而是需要为争取公民权利而进行的民主革命,通过激进多元的民主斗争,资本主义最终会自然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工人阶级不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力军,同时阶级斗争将逐渐淡出社会主义的视线。
究其实质,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西方一些学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解构,实际上已经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误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歧途。他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同时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科学论断。更进一步说,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
三、以艾伦·伍德为代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那种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过时论”、“无效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试图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重新阐释、补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西方新左派著名学者艾伦·伍德、美国社会学学者迈克·霍特等。
第一,艾伦·伍德提出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
首先,阶级与国家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伍德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去阶级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它已经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拉克劳通过确立意识形态与政治的独立性从而完成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重要决裂。”[6]后马克思主义淡化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结果,最直接的便是工人阶级主体地位的丧失以及社会主义斗争向资本主义激进民主的屈从。
其次,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主义变迁的主力军。艾伦·伍德批评说,否定工人阶级历史地位的观点是错误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在于,惟独这样的一个阶级,其阶级利益要求——其自身条件使其成为可能——阶级本身的灭亡。这种历史观与革命目标的不可分割性,最能使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关于社会改造的构思区别开来,没有这一点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7]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因为它把权力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的前景,而权力斗争并不需要一个充分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权力斗争意味着选举竞争,“人民”和“群众”已不再意味着一个被剥削阶级的联合。
第二,迈克·霍特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坚决捍卫
迈克·霍特提出,在当代社会,阶级并没有死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兴起,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已经“退场”。“霍特及其同事总结说,虽然随着体力就业人数的减少和非体力就业人数的增多后工业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并不存在什么关于阶级死亡的证据。”[8]这些变化告诉我们,19世纪的阶级模式已不再充分了,正向更加复杂和多元的阶级模式转变。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口更加贫困化,而且出现了“新贫穷”。
综上所述,以艾伦·伍德为代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本内核,坚决捍卫唯物史观,对“创新”、“修改”、“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进行了尖锐地批判。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他们认为,只有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能对这些新变化进行科学解读。
四、结束语
面对时代的巨变,每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或许都会反问自己:当今世界还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分析学说?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分析学说应该如何发展自己以应对时代提出的新挑战?这两个问题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中贯彻始终的一条线索。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造就了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学派林立的局面。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纷繁复杂的学说,离不开对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的深层剖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透过现象看其本质。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其政治运动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科技进步促使产业更新换代,原来的制造业占统治地位的工业社会已经衰落,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快速兴起,以体力劳动为特征的职业在减少,以低层次和高层次非体力劳动为特征的职业不断增多。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社会职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此时,“西方社会的政治运动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工人阶级大规模反抗资本主义的运动沉寂下来了,而反抗资本主义的新形式却风起云涌,生态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平运动、种族平等运动等,构成了新社会运动的主要内容。如何对新社会运动做出解释与概括,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9]提出新的剥削和阶级划分观点及中间阶级概念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提出,以及强调“阶级的退场”和社会主义新策略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都与这一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其次,由石油危机引起的新一轮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使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世界发生了一次较大的石油危机,这次危机的影响是深远的,经济领域表现出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率的“滞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受到了质疑。实际上,这场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趋激化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的必然现象。“具体地说,是由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但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导致失业增加,经济过度开发导致能源短缺和成本的迅速上升,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政府机构膨胀、政府开支增加、企业赋税加重等多种原因所致。”[10]然而,原来反对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那些人却把危机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政府开支过大,他们以“政府失灵”为理由企图重新恢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西方社会的福利国家制度面临着严峻挑战。与经济危机相伴随,社会领域里由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而导致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突显,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由与平等这对固有的矛盾开始走向尖锐化。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经济和社会危机及其公共服务的缺失加深了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政府面临着合法化危机,这为后马克思主义等学派提出以“人民”与权力之间的对抗代替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矛盾、以激进民主取代阶级斗争的观点提供了土壤。第三,苏东解体以及后冷战时代的结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冷战结束后,人们不但丧失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信念,还清楚地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社会的基础也发生了动摇。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自从89年革命和苏东极权主义政权解体以来,作为全球首要意识形态的市场个人主义以压倒一切的优势短暂地为全世界带来了自由的前景。然而,当倒塌的柏林墙刚刚尘埃落定,新的压迫的幽灵便又令人沮丧地向所有人袭来。”[11]随后,苏东国家为摆脱集权统治开始了社会转型的过程。而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到20世纪90年代,传统左派和新右派的学说已经丧失了人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左翼学者及马克思主义者们为了“创新”马克思主义,开始了“修改”、“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
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新探索?一方面,我们不能采取机械排外主义的态度,对其一棍子打死,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都看成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研究中,至少有两点值得借鉴:一是方法论上,国外学者采取的数理分析、博奕论、社会学调查研究等方法能够为国内学者提供参考;二是创新意识和批判精神值得学习。尽管许多流派提出的观点最终是错误的,但积极面对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并大胆探索的精神是每一个理论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品质;同时如艾伦·伍德等学者对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尖锐批判,勇敢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更是值得赞扬的。因此,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存在的一定合理性因素,我们应加以肯定。另一方面,我们更不能采取简单拿来主义的态度,一概照搬,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不加分析地借鉴。应该看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研究中,无论是后马克思主义,还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或其他学派,它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再一次经历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危机,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又一次充分地暴露了出来,与此同时,苏东解体后社会主义实践也经受着考验。在这样的形势下,西方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探索拯救资本主义社会的良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必然脱离不开这样的时代条件。作为一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们的处境是矛盾的。他们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没有消失,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问题在激化,同时也看到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老路也走不通。他们既不满意身处其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也对社会主义的前景充满迷茫和困惑;既寄希望于未来社会主义代替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又不主张激烈的阶级斗争或阶级革命的方式,同时也不想放弃现行的市场经济。在这种矛盾的探索中,有的学派走过了头,以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其实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而有的学派却一直坚守着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总之,在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过程中,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流派,我们一定要结合其产生的时代条件加以辩证地分析。
注释:
①鉴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国内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本文使用“国外马克思主义”。有学者认为,“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不是由中国学者首先提出和使用的,而是从西方学术界引进的;无论在西方学者的哪种用法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都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都用来指称一种植根于西欧大陆并与东欧(主要指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因而没有一个西方学者用其涵盖那些已不具有这样特征的70年代以后出现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流派。”详细论证请参考段忠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一文,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段忠桥.理性的反思与正义的追求[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2007.87.
[2][3]约翰·E·罗默(段忠桥,刘磊译).在自由中丧失[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89,93.
[4]埃里克·欧林·赖特(刘磊,吕梁山译).阶级[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90.
[5]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尹树广、鉴传今译).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78.
[6][7]艾伦·伍德(尚庆飞译).新社会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75,12.
[8]斐欧娜·戴维恩(姜辉等译).美国和英国的社会阶级[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3.
[9]付文忠.新社会运动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后马克思主义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1.
[10]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7.
[11]Henry Tam.Communitarianism A New Agenda for Politics and Citizenship[M].Macmillan Press, 1998.1.
(作者单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