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关系论争及其评析

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关系已成为一个专门的理论问题,即“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或“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它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刻意制造出来的一个理论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一直是国际马克思学界的研究热点,并且随着历史考证版MEGA2的出版进展,更多马克思的手稿将逐步面世,这一问题也将呈越来越热的趋势。根据国外学者的立场和观点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关系主要分为“对立论”和“一致论”。“对立论”者认为恩格斯歪曲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或“恩格斯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在主要思想上与马克思是对立的。“一致论”者认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些问题或者具体的理论表述上存在差异,但他们在绝大多数方面是根本一致的。“对立论”自出场以来一直是这一“理论舞台”上的主角,主要代表人物有吕贝尔、费彻尔、李希特海姆、施密特、莱文、卡弗、洛克曼(也译作洛克莫尔)广松涉和望月青司等。90年代以来,“一致论”盛装登场,与“对立论”分庭抗礼,主要代表人物有古尔德纳、亨利、斯蒂格、里格比、凯洛格、斯坦利、齐默尔曼、韦尔蒂等,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学术上是根本一致的。^[1]了解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历史背景、理论形态以及最新进展,对于我们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历史的理解,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对立论”和“一致论”在唯物辩证法领域的论争

唯物辩证法是“对立论”者首先发难的领域,他们认为马克思只谈社会辩证法,而恩格斯则将它运用到自然界中,创建了自然辩证法。这也是与“两个马克思的问题”相关的。《巴黎手稿》的出版,被西方学者视为马克思“人道主义”的重大发现,他们认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被恩格斯的“科学主义”遮蔽了。于是,对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几乎所有“对立论”者都进行攻击,大肆渲染所谓“人本主义的马克思”和“科学主义的恩格斯”。

对恩格斯辩证法的指责最早始于卢卡奇。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批评恩格斯误解了马克思的辩证法,认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他说:“然而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2]卢卡奇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批评对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学”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卢卡奇这一观点被“对立论”者不断发挥和演绎,成为“对立论”者论证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流派代表人物悉尼·胡克也是较早对恩格斯进行责难的学者之一。他认为,马克思本人从未谈到过一种自然辩证法,虽然他十分清楚在物理和化学的基本单位中,量的渐变产生出质变,然而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论》和去世后发表的手稿《自然辩证法》中,却公开地把辩证法扩展到自然现象。胡克认为,与恩格斯相反,马克思的辩证概念是历史的,他写道:“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地表现历史意识和阶级活动的逻辑。自然的客观秩序只有当它暗含地涉及到它制约着社会和历史活动的方式时,才是同辩证法有关的。”^[3]

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中为马克思恩格斯观点差异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他认为,自然界本身根本不存在辩证法,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看,脱离了实践去谈自然的结构是否是辩证法的,是《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而恩格斯“把辩证法的各个要素从具体的历史内容中分离出来,完全紧缩成首先来自《自然辩证法》的三个与实在相对立的被实体化了的‘根本规律’,于是辩证法成为在马克思那里所绝没有的东西”,^[4]由此,施密特认定恩格斯倒退成独断的形而上学。

莱文的《辩证法内部对话》是《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的继续,该书专门探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问题,作者声称试图找出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的本来意义。莱文的结论是:“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并不认为自然规律本身是辩证的。一方面用辩证法的观点看待自然界,同时又不认为自然界的运动法则本身是辩证的这是可以做到的。恩格斯没有弄清这种区别,黑格尔和马克思则弄清了。”^[5]11莱文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不同理解:“马克思认为,之所以存在自然辩证法,是因为独立于思想之外的领域被纳入了思想之中；恩格斯则认为,自然辩证法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独立于思想之外的领域本身按照辩证法规律运转。”^[5]13

对于“对立论”者的观点,“一致论”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通过考察马克思的相关著述,里格比认为正是马克思开创了辩证本体论可以同样应用于自然和社会这一想法的先河。1867年6月22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回信中说:“你对霍夫曼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此外,你从我描述手工业师傅变成——由于单纯的量变——资本家的第三章结尾部分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在正文中引证了黑格尔所发现的单纯量变转为质变的规律,并把它看作在历史上和自然科学上都是同样有效的规律。”^[6]尽管是马克思更早提出辩证规律既可应用于自然,也可应用于社会,但恩格斯却成了背黑锅的人。^[7]157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8]269里格比认为,马克思诉诸否定之否定的意图是为了进一步强化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不可避免这样一种印象,从而为《资本论》提供了一种“辩证的快乐目的”。^[7]157关于对立统一规律。马克思承认矛盾的真实(自然和社会中)存在。比如《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货币的论述,马克思这样说道:“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8]162-163里格比认为,马克思很明确地把从量到质的辩证转化以及对立统一看作是可以在自然和社会中都可以发现的过程,把否定之否定看作是在历史中起作用的过程。因此,不难发现,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捍卫辩证法规律时,他确实相信自己是在捍卫马克思的看法。^[7]160

二、“对立论”和“一致论”在认识论领域的论争

在认识论方面,“对立论”者通常将恩格斯的思想视作简单的反映论、实证论,而马克思则强调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没有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莱文、卡弗等人的观点较有代表性,而洛克曼的观点则比较极端。

莱文认为,恩格斯以简单化的方式对待认识论问题,他在精神和物质之间划了一条绝对的界线。按恩格斯的观点,主张物质占首位的人是唯物主义者,主张精神占首位的人是唯心主义者。意识和物质是截然分开的实体,两者之间没有混合、没有相互渗透、没有融合。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把唯物主义解说为这样一种信念,即物质不是精神,精神倒是物质的产物。因此恩格斯主张真理的“摹写论”。马克思在认识论方面接受的传统完全不同于恩格斯,马克思在这方面是黑格尔主义者。他像黑格尔一样,力图克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绝对分隔。^[9]152-153莱文接着说道,恩格斯用实证科学代替了哲学。在恩格斯那里,精神只是外部世界的辩证过程的镜子映象,精神是一种被动力量。影响外部世界的不是实践—批判活动,而是经验的材料。对世界如何活动的认识比人自己对世界的态度更加重要。这样一来,在恩格斯那里,实证科学就取代了批判意识,哲学实际上失去了作用。^[9]153在《辩证法内部对话》中,莱文继续他在《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中的观点。他写道:“马克思认为,认识永远属于社会的范畴,认识总会反映群体先前的概念范式。马克思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主观和历史的交互作用的基础上的。”^[5]13莱文认为,恩格斯把经济作为主要的决定力量,认为思想本身是技术经济下层建筑的产物,因此,莱文以此断定恩格斯是实证主义阵营中的一员。

卡弗指出,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做的匿名评论中,恩格斯对马克思方法的介绍是有问题的。他写道:“当恩格斯撰写‘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的时候,他直接地走向了马克思反面。而且,他误解了马克思关于‘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基本要素的抽象安排,因为他假设的从最抽象到比较复杂关系进程的‘文献的反映’,这种历史发展逻辑是无法证明的。”^[10]

在认识论问题上,法国学者洛克曼的观点别出心裁。他通过比较马克思、恩格斯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关系,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毕生的学术思路都没有离开过黑格尔的学术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就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而恩格斯以降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是唯物主义者,应当以这样的方式来区别马克思哲学与恩格斯哲学。他说:“如果是为了理解马克思,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超越马克思主义者试图从根本上把马克思和黑格尔、马克思和哲学、哲学和科学完全区分开来的政治动机。只有这样,人们才有可能看到,归根到底,马克思不仅是一个哲学家或德国哲学家,而且也是一个德国黑格尔主义者,因而也是一个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11]西方马克思研究者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研究非常多,他们也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有很大的影响,批评苏联共产主义割裂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联系,但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立场一般持赞成的态度,而洛克曼的结论不得不说是剑走偏锋了,而且其立论很多难以令人信服。

针对“对立论”者在认识论领域的立论,“一致论”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恩格斯固然强调反映论,但马克思也经常在著作中体现出反映论的思想,依此而批判恩格斯是不公正的。如亨利就认为,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8]111-112亨利认为,这段话表明马克思有时也接受观念与现实关系的反映论,^[12]它非常类似于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的一段话:“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13]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是实证论者的问题,里格比认为,二者都是实证论者,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都信奉真理符合论,都强调理论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都对现实的现象形式和内在本质做出区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其认识论的典型例子。尽管《德意志意识形态》倡导的是经验主义的方法论,《资本论》却不是先从对英国经济和社会的描述开始,然后借助抽象总结出经验观察的一般结论的,而是先从具体到抽象,然后从抽象到具体的双重过程。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实证论者。^[7]160-161

三、“对立论”和“一致论”在历史观领域的论争

“对立论”者如莱文、沙宁(Teodor Shanin)对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差异主要集中在历史发展是单线还是多线上、是否存在普遍的历史规律。另外,新近出版的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望月青司的著作《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两种“史论”的独到见解,即:恩格斯主张“所有形态史论”,而马克思主张“分工展开史论”,令人耳目一新。

莱文和沙宁等认为,恩格斯把历史发展看作是“单线的”,而马克思则把历史发展看作是“多线的”。具体说来就是,恩格斯设想,人类历史无论在任何地方,都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沿着单线的发展路线,通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莱文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建立在他的自然人道主义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认为,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内部结构和行为规则。每个社会都按照独特的方式成长发展,不同社会的发展模式是不同的。马克思不相信存在着可以应用于一切社会的,迫使所有社会都按照单一的方式发展的普遍发展规律。例如,马克思在世界历史上区分四种主要类型的关系模式:亚细亚的、希腊罗马的、日耳曼的和资本主义的。马克思认为必须注意到每个社会的个性和独特性。^[9]85

在莱文看来,恩格斯的历史哲学是他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应用,完全是经济决定论。恩格斯设想,人类历史无论在任何地方,都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沿着单线的发展路线,一次通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莱文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的态度为例来说明他们各自的历史观。马克思在对查苏利奇的复信中表示:对存在不同条件的其他地方并不存在“历史必然性”,《资本论》不一定适用于俄国；俄国社会能够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方式发展。而恩格斯在分析俄国的发展道路时,则认为俄国必须照抄西方的发展模式。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在恩格斯看来只能是一条单一的发展路线。^[9]174-175莱文还认为,恩格斯的历史思辨中没有人类实践的概念。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观,人被看做主动力量。对恩格斯来说,历史的主体是自然界、技术力量或存在于人之外的某种更大的力量。产生行动的,做出决定的,总是存在于人之外的某种抽象的经济或自然力量。^[9]176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理论,日本学者望月青司通过几十年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两种“史论”的思想,即恩格斯主张“所有形态史论”,马克思主张“分工展开史论”,只有“分工展开史论”才是继承《巴黎手稿》思想并延续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基本视角,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差异来源于他们对分工理解上的不同,即是把分工视为积极的肯定因素还是视为消极的否定因素,这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认识的分水岭。恩格斯的“所有形态史论”,即:分工是私人所有,同时也是阶级统治,因此所谓历史只不过是私有制形式变化的历史,废除了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当然就不可能存在分工。马克思的“分工展开史论”,即:分工是城市和农村分离、农业和工业的分工,是劳动过程和交往体系中的分工如何发展到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如何为共产主义奠定基础的历史。如果说恩格斯强调的是一种阶级斗争史观,那么马克思强调的是一种分工史观,或者说是一种生产力史观。望月认为,两种历史理论连接不上,两人将无论怎么看都只能是二律背反的分工概念,纳入同一部著作实际上是一场悲剧性努力。但这一主张震惊了日本学界,充满争议,受到广松涉、小林正良等人的批判。如小林就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将两种史论看成是对立的关系,相反,它们应该是互补的。^[14]

对于“对立论”者把马克思看作是多线论者而把恩格斯看作是单线论者,里格比通过文本分析认为,如果像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是多线历史发展的例证,那么恩格斯从1853年就开始使用这个概念一直到去世,因此恩格斯也应该算作多线发展论者。其次,认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体现了单线世界历史发展观也是错误的。在讨论西方历史时,恩格斯阐明了在阶级社会之前公共财产形式具有多样性,并列举了希腊、罗马和日耳曼这三种达到国家组织形式的途径。恩格斯认为,所有的人类都经历了蒙昧阶段。但随着野蛮时代的到来,旧大陆和新大陆的居民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在被欧洲人征服以前,旧大陆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越过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最后,恩格斯关于俄国的有关论述也体现了他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单线论者。如,在由恩格斯起草,马克思修改并署名的《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他们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5]总之,里格比认为,在唯物史观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7]197-198

四、几点评析

首先,国外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关系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拓宽研究思路、加强经典著作研究,对于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说,从学术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我们更细致更准确地把握和接近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真实过程,并进而在现代实践和科学发展的基础上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们可以不同意马克思恩格斯“差异论”或“对立论”,但是借用卡弗的话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是一个标准的研究课题”,谁也不能否认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发展的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做研究时注重文本考证,讲究论证的严密性和实证性,治学非常严谨,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如吕贝尔、望月青司等人,他们大多穷毕生精力研究马克思,搜集马克思的相关文献,引用资料丰富,论证也颇为细致,这从他们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来。虽然他们并不一定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他们都被马克思及其理论所深深吸引。他们四处搜集马克思的原始材料,为马克思文本的考据工作作了大量的贡献。如吕贝尔在“他创办的《马克思学研究》杂志上还发表了大量马克思未发表过的书信和轶文,以及马克思个人的档案等珍贵材料”。^[16]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对马克思的研究是有贡献的。而在马克思的原始文本研究方面,由于我们掌握的原始文献的缺乏以及语言等因素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还处于落后地位。目前国内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致力于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并呼吁创建中国的马克思学。这种努力对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一种好的尝试,也有助于提升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关系主要涉及文本阐释的问题,如何对待阐释者的前见,应当有科学而理性的认识。国外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关系的学者主要从思想和文本、原作者与编辑者、读者的关系等方面着手,从而把“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置于解释学的框架中进行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分析。应当承认,这些学者提出的研究新路径,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和论证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但是,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既然是从西方解释学的理论框架出发,那么就涉及解释学的“理解”问题。德国著名哲学家加达默尔指出:“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于与同一事情相关联的存在。”^[17]380在浪漫主义诠释学那里,理解被看成是对一原始产品的复制,那么理解者就可能比作者理解他本人更好地理解作者。加达默尔认为这样一种理解是不可能的,因为理解不只是一种复制行为,而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这种创造性行为就不能称为完善理解,也就是说,后来的理解相对于原来的作品具有一种基本的优越性就是难以实现的。他认为:“说理解不是完善理解,既不是由于有更清楚的概念因而有更完善的知识这种意思,也不是有意识性对于创造的无意识性具有基本优越性这个意思。我们只消说,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范式在理解,这就够了。”^[17]383对于用解释学框架来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关系问题,国内有学者提出应当把握科学的正确的解释原则。“我们不否定西方解释学对于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不否认预先存在于主体头脑中的‘前见’对于新的认识、理解形成的一定的作用,但我们认为不能夸大这种作用。它对于新认识的形成不是起决定的、主要的作用,不是认识的来源,而是认识得以借鉴的思想材料。我们并且看到,这种作用具有两重性:它可能引导我们获得新的正确认识,也可能对我们认识的形成起误导作用,造成对对象的错误认识。总的说来,‘前见’是一种认识可以利用而又须正确把握的因素。防止‘前见’成为‘成见’,防止它误导、阻碍我们获得新的正确的认识,这才是我们应该把握的科学的解释学的原则。”^[18]按照上述理解,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阐释者提出的“以恩解马”、“以苏解马”、“以西解马”、“以我解马”等,都只是以不同的范式在理解,都不是完善理解,也就是说,只能是部分或尽可能接近马克思的本文。

再次,应当认清国外学者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关系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是一个被西方学者人为制造出来的,本来是不存在的,从其发展历史来看,可以认定是一个被意识形态化了的问题。从其研究方式和研究结论来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研究的思路。事实上,这些国外学者所提出的关于恩格斯同马克思对立的论点,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些有关对立的分析中有的是把错误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的学说中,然后用它来批判恩格斯；有的则是把错误的观点强加于恩格斯的学说中,然后用马克思来批判恩格斯；有的则把马克思在某个特定时期对某个概念的理解,作为马克思的定论,用来否定恩格斯；有的则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某一理论片断与其他理论片断绝对对立起来,用来说明恩格斯的错误观点。“对立论”者看起来似乎是在褒马贬恩,但正像“一致论”者亨利认为,“对立论”者因为不喜欢苏联马克思主义,因为要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而不公平地对恩格斯进行指责。这就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关系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有学者提出应当视对象和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的优先原则。他们认为,如果是被意识形态化了的问题,我们就应当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对待,对此就应适用价值优先的原则,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既看到其学术观点,又不丧失意识形态立场,区别对待,科学认知,这就是我们在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应当持有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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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