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文献"公众号
"黄城根下"公众号
"党的历史"公众号
（微博）党史网
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问题及范式略论
国外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富有启迪的思想见解，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涵。一方面，海外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拓展了一些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另一方面，海外相关的研究范式以及未来研究趋势，也有助于完善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范式。本文综合近年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成果，重点聚焦国外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讨的主要问题及研究范式。
一、国外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主要问题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是否一脉相承?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海外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而这两者的关系又可以分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海外学者的观点经历了一个“否定一肯定一反思”的过程。上世纪中叶，史华慈、费正清先后发表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提出“异端论”，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含有任何马列主义的成分，所遵循的只是中国革命的传统，是马列主义的异端。施拉姆、迈斯纳等人也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即“异端”性，表现在行动上的唯意志倾向和民粹倾向。[1]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海外学者不同程度地摆脱了主观臆测和意识形态的纠缠，以较为客观的态度思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施拉姆修改了以前的看法：“毛泽东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2]“许多事情说明，当今邓小平的中国和20年前毛泽东的中国有了不同，但是有一件事一点也没有改变：即为寻求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自己的特色，他们都以此为目标。”[3]迈斯纳则认为与毛泽东思想有很大的差别的邓小平理论是“与这种情况同时出现的是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成了更加正统的马列主义理论”。[4]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中国经济迅猛增长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使得海外学者的观点出现了大相径庭的分化。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指出，西方对中国的误判和对江泽民的曲解屡屡发生。“江的思想是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他要使这一思想成为21世纪的指导思想。”[5]而罗伯特·克林伯格则认为，在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已名存实亡，胡温领导是新权威主义的代表。每一代领导者为了显示需要而调整正统理论，它最初始的某些因素已消失殆尽了。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是什么道路?
由于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众说纷纭，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传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很难套用到今天的现实社会了。[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属性问题，便成为一种很难加以界说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突破了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使这个昔日社会主义大国焕发出蓬勃朝气；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吸收资本主义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方面的成功经验，是否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就有怀疑了。
中国走的是不是社会主义道路?有些学者是肯定明确的。俄罗斯学者杰柳辛认为，中国领导人和学者提出了一种能够革新社会主义的思想，同时又能保留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并用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经验和教训来丰富这些原则，为摆脱教条主义的框框提供了可能。[7]美国毛泽东研究学者沃马克和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叶尔蒂斯巴耶夫对四项基本原则倍加推崇，他们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另一类研究者比较委婉地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点，但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限定在某种意义上。阿里夫·德里克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称之为“后社会主义”，它更多地是要用意识形态上的宣传将社会主义民族化，以达到其民族目标。[8]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解为“第三条道路”。[9]美国学者戴维·W．张、英国学者迈克尔·雅胡达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归结为“中国文化价值观作用的结果”，并称之为“民族共产主义”道路。[10]
对于当今中国所走的道路，是否类似“变相资本主义”的观点，布鲁金斯学会一位高级研究员李成(音译)在题为《速度与方向》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是尚未实现资本历史普遍性的现实社会主义，仍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资本的运动，从而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这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完全是两码事。[11]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延续吗?
国外学者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就基本持肯定态度，认为市场经济对中国发展功不可没。在谈到市场经济的性质时，日本共产党资深理论家不破哲三在《马克思的科学观——21世纪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中认为，中国自，1992年以来推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类似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阶段。[12]到美国左派学者詹姆斯·劳勒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高级形态过渡时期，这种过渡论主要源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新经济政策的中国版本。[13]
也有传统左翼学者对市场经济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既不属于社会主义，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也大相径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或者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或者是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莫里斯·迈斯纳认为，1960—1976年毛主义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最高点，后来中国就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作国家资本主义的人主要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毛主义者和保罗·斯威齐等独立学者。他们认为社会经济控制在党国官僚手中，特权阶层正在进行资本积累，将工人创造的财产当作私有财产，将国家的财产变成私人财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也被看作一种介于计划经济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模式。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学者利奥·刘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创造了一种与新自由主义完全不同的市场经济。1993年以来中国实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式用市场和公共所有制(publicownership)代替了指令性计划和国有制，并将之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特征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毫无保留地支持新自由主义改革。这保证了中国的市场改革将继续背离标准的新自由主义模式。[14]
4．是否存在“中国模式”?
2004．年5月，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的论文，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作了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
但也有学者以“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将伴随有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为由，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英国学者里奥·霍恩(Leo Horn)在2008年7月29日《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一文，说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什么“模式”，“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掩盖了中国经验中最重要的因素：把握机会。2009年6月，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又以中国与东南亚四小虎的成功“有相似之处”为由，说它应“属于亚洲后期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而否认有什么中国模式。
郑永年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认为，“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所房子?”是用科学的客观的方法，还是用“审美”的方法?“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倾向就变得不可避免”，“很显然，这种局面的持续，并不能对人们认识中国模式有很大的帮助”。[15]
在不少学者看来，“中国模式”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中国始终把保持稳定放在首位；第二，中国把消除贫困看作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第三，实事求是；第四，采用了比较渐进的方式推动改革；第五，确立了比较正确的改革顺序，第六，以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中“民族经济的一体化、自主发展、政治和经济的主权以及社会平等等这些主题是‘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内容”。[16]刮而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于2004年4月29日在《苏维埃俄罗斯报》撰文认为，“中国成功的公式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
应该说，“中国模式”概念不失为一个新颖的视角，这个视角既包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又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内容；既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内涵思考，也有对中国经验、中国实践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内涵丰富，具有挑战性，有利于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研究。
二、国外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
(一)“西方中心主义”范式
“西方中心主义”一直是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基本视角。这种解释西方社会变迁、概括西方社会特征的“现代性一前现代性及传统性”思想理论，在解释非西方社会发展问题时就成为一种关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思想框架。所谓“传统一现代”、“冲击一回应”模式其实就是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表现。
费正清用“现代化”重新解释中国近现代史，认为国共两党斗争是中国文明对东西“两种文明冲突” 的回应，而不是美苏对峙的产物。中国在西方冲击下发生现代化运动，只是它的回应太弱，这种回应的结果使中国接受了共产主义，这“不是因为没有任何更好的东西可供选择，而是因为共产主义的行为和许诺”更打动他们。这种“冲击一回应”模式影响了许多研究者。罗兹曼以此解释说，中国现代化之所以慢于日本，不是由于外来的挑战过大，而是中国做出的回应太软弱，不如日本强烈。回应强烈的日本走上了西方道路，而回应软弱的中国才走了苏联道路。[17]
“传统一现代”、“冲击一回应”研究模式由于处处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使近代以来中国的一切变革皆与西方的“冲击”联系起来，西方被不加分析地加封为中国的救世主；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具有近代化意义的变化。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
(二)“中国中心主义”范式
随着1970年代世界性殖民体系的解体、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主流价值的解构，西方学者对以现代性为依据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现代化叙事”模式进行了反思。在中国研究方面，出现了从“现代化叙事”向“中国中心观”的转变。美国学者保罗·柯恩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呼吁美国学者应当从“囚禁在自己的近代经验的狭隘牢笼中”解放出来，“根本放弃近代化理论的整套术语(特别是‘传统’与‘近代’的概念)，寻找另外一种西方中心较少的方法”，来描绘中国的历史进程。[18]
一些左派学者也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宋荣培提出，一儒家式’社会不能用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进行解释”，而应该从中国社会本身的结构因素出发，研究“脱儒家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19]马克认为，要从政治概念的最初所指来分析政治概念，并探讨毛泽东在实际决策关头认定的紧要主题。这一研究方法特别适用于毛泽东，因为他的理论概念来自一系列实际经验而非抽象范畴。[20]
“中国中心论”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政治条件下的运用，强调解读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首先要抓住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提倡从既成事实出发追溯历史原因的思维方式，注重从实地考察和史实考证研究理论与实践的持续互动。怀利指出：“创造一种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被描述为中国化。”[21]格雷海姆·杨认为：“中国化不仅仅是给马列主义的内容穿上中国的新袍子，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会被采纳、改变或拒绝，并创造新的理论来处理中国革命的新情况。”[22]但是，仍然不可否认，在这个中心观“从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寻找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解释中，依然存在一个中国要按西方模式发展的先在预定”的问题。
(三)“历史主义”范式
历史主义论者认为，研究者既不可能完全返回文本“语境”，也不可能完全返回到其社会环境，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理解越深刻，就越能把握当今生活世界的本质，作者、读者和学者之间就越能进行深层次的、跨时空的对话和沟通，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在满足中国社会历史差异要求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目标，从而把中国历史带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掘文本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
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主张要站在当代生活的现实基础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究竟如何理解?西方评论家的看法大体上有两种，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因强调中国的传统和实际情况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第二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的一个花招，旨在同紧跟莫斯科的留俄派进行的权力斗争中抬高自己的地位，因为留俄派支持欧洲人和苏联人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我认为，还能够做出第三种解释，即毛泽东试图制定一个公式，既不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能够将这种普遍原理应用于一个国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23]类似的，德里克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理论化和理论历史化的过程”。[24]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不是指在中国的文化空间里掌握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在面对并改变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同时改变中国的文化空间。[25]立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具备了共同的问题谱系和话语系统，也为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与交流提供了方法论原则，有利于形成广泛的学术共识，乃至公理化基础。
三、国外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趋向：关注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与民主政治问题
《欧洲时报》的社论说，自从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后，“和谐”成了当今中国最时髦的一个词汇。在国内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在国际上把建设和谐世界作为外交努力的方向，这也是中国的亮点。《联合早报》的文章认为，在发展问题上，西欧模式、日本模式、美国模式都没有很好地处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问题，而中国正在探索的发展模式，通过“小康社会”而达致“和谐社会”是一个很好的战略设想。“北京共识”概念提出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谈到中国特色时，则提出将“中国形象”表述为“淡色”。根据他的解释，“淡”将“水”与“火”两种不相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使对立的东西成为一种和谐。
多年来，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描述大都把它归结为经济自由加政治专制和压制，把研讨重点放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上面，而给中国政治体制扣上“专制”、“独裁”、“威权”等帽子。然而现在，在美国民主理论家拉里·戴尔蒙德主编的《中国的选举与民主》(2001)中，大部分作者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表现出乐观态度。2007年《印度信息网》也认为，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西方民主一种模式，只要坚持民主本质，即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一种有效的民主。与西方民主强调竞争、参与不同，中国民主强调人民当家作主，这种民主制度适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中国式民主制度正在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
以村民直接选举与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农村政治改革与发展，也成了近10年来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从国家制度建设的视野分析村民选举这个问题时，强调中国民主道路要走自己的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的价值取向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理论预设。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民主政治更是一个开放体。民主政治具有多种形式，发展民主政治的途径也是多样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西方式民主，但同时又积极努力根据实际情况来发展中国民主。“中国不拒绝民主，但也不简单输入民主。这是中国有序民主的希望。”[26]
参考文献：
[1]Schram R．Stuart．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Tse-tung．New York：Praeger，1963．
[2]Stuart R．Schram．Mao Zedong a HundredYears on：The Legacy of a Ruler．The China Quarterly，V01．137，March，1994．
[3][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思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97．
[4][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228．
[5][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554．556．
[6][美]阿里夫·德里克．后社会主义：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J]．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9(4)．
[7][俄]杰柳辛．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J]．国外社会科学，1999(4)．
[8]苑洁．后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7：28．
[9]Peter Nolan．China at the Crossroads．Journal of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Vol-3，No．1，2005．
[10]马启民．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评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6)．
[11]Li cheng．Speed vs．Direction．China Security，V01．4，No．2，2008．
[12][日]不破哲三．マルクスの“科学の目”——二十一世纪の资本主義そ社会主義，發行ジャパンプレスサピス．2003．
[13]卫华．美国左右翼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N]．国外理论动态，2001(9)．
[14]Leong Liew．China's Engagement with Neoliberalism：Path Dependency,Geography and Party SelfReinvention．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01．41，No．2，2005．
[15]郑永年_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N]．联合早报，2010—05-04．
[16][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不应抛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5)．
[17][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670．
[18][美]保罗·柯恩．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1989：80．
[19][韩]宋荣培．中国社会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39．
[20][美]布兰特利·沃马克．《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发展[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21][美]雷蒙德-怀利．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6—1938)[J]．现代哲学，2006(6)．
[22]Graham Young2Ceview：Ideology，Authorityand Mao’S Legacy．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Affairs，No．9．1983．
[23][澳]尼克·奈特．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J]．中共党史研究，1988(4)．
[24][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3．
[25][美]阿里夫·德里克．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与“自我东方化”[J].东方论坛，2001(4)．
[26]郑永年．先有制度基础，后有民主政治[N]．环球时报，2008．01—15．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