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唯物主义”辨析

如何构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这是时代提出的一个理论问题。或者用法国哲学家加罗蒂的话说：“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呈现出来的种种文化问题，要求我们进行一种富于创造性的理论尝试”。（Garaudy，p.21）正是这些文化问题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的转向”，由此形成了各种“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理论思潮。其中，英国新左派思想家雷蒙·威廉斯提出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不仅构建了一种以总体性思想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而且为当今渐成气候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整合性的方法论原则。依照他的说法，“文化唯物主义”是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之内来探讨物质文化以及文学生产的具体特性的理论”。（1977，p.5.下引威廉斯文献仅注年份和页码）这一理论的核心是突出文化主义的社会构成论思想，以求在机械唯物主义和文化唯心主义之间寻求理论上的突破口。威廉斯所阐发的“文化唯物主义”拓宽了“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本命题。笔者认为，对于这种文化理论的创新之处进行梳理和辨析，可以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文化问题的哲学探讨。

一、文化问题与总体性范畴

在一篇题为“文学与社会学：纪念卢西安·戈德曼”的文章中，威廉斯提出了重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基础，这就是“力求发展一种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总体性理论；将文化研究看作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的诸要素之间关系的研究……用一种更加积极的相互作用的和不平衡的决定性力量的观念来取代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公式”。（2005，p.20）因为在卢卡奇和戈德曼等人的著作里面找到了理论上的知音，威廉斯更加坚信将“文化”放进“物质”之中、将文化与唯物主义并列起来是有理论依据的。“我们必须拒绝那些把意识与经济基础直接关联起来，或者把意识看作是经济基础的伴随物和派生物的看法。卢卡奇和戈德曼对于能动意识的强调使得我们可以真正地超越这些看法”。（ibid，p.25）在总体性范畴的引领下，威廉斯的基本思路是将文化的内涵及其外延进一步地扩大，扩大到几乎与社会物质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过程完全重叠的程度。大体上讲，他所构建的“文化唯物主义”可以用“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1966，p.273）这个命题来加以概括。因为只有从“总体性”出发，才能突破将文化仅仅当作精神范畴的文化唯心主义传统，才能克服将文化仅仅作为经济基础的“反映”的机械唯物主义弊端。在威廉斯看来，马克思已经将经济及其生产实践插入到社会历史活动之中，留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将文化及其创造活动插入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这种文化的插入“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插入，它实际上要做到的是超越那些有局限性的公式，恢复整体的社会物质过程，尤其是要恢复文化生产的社会物质性。”（1977，p.138）

在威廉斯看来，确立“总体性”原则以求恢复文化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构成性力量，是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关键所在。（1966，p.260）“总体性”范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泛起，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公式的修正之举。卢卡奇被当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奠基人，正是他率先将“总体性”范畴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精髓所在，并且将“阶级意识”插入到历史之中，用“社会实践的总体性”去修改经济还原论的思想。自卢卡奇以来，“总体性”范畴一直被当作是构建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的重要思想武器。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各异，但是他们的理论旨趣还是比较一致的，即借助“总体性”范畴来重申社会关系的主观方面，肯定人的意识及其文化活动就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威廉斯认为，“总体性”包含了意向观念。如果只是将“总体性”等同于经验事实、等同于社会活动的集合，就无法把握“总体性”所蕴涵的主体性特征。只有在其中恢复和植入意向性的观念，才能使“总体性”观念真正成为主体性理论的思想基础。那些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公式化的理论观点，就是排除了社会意向的存在。任何社会存在都有一种特定的组织形式，而这种形式又与某些社会意向直接相关。（2005，p.36）机械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将世界看作是客体和对象，从而完全排除了人的意识及其活动；后者则把物质生产生活过程视为人的活动。（1977，p.96）前者是一种物化意识的产物，后者则是一种主体意识的体现，而主体意识的形成又取决于“总体性”范畴的确立。“总体性”范畴在承认客观物质力量的同时，又肯定了人的意识及其活动的作用。不过，“总体性”决不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范畴，而是一种超越了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社会和历史的“总体性”决不是堆积起来的东西，而是构建起来的关系和结构，文化则在其中起着中介或者连结的作用。

卢卡奇将总体性范畴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Lukacs，p.27），但他的论述主要落脚在“阶级意识”上面，并且将真理（作为“输入的”意识）与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简单地等同起来。其相比于葛兰西的“领导权”（Hegemony），缺乏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而停留于思辨的逻辑。作为“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威廉斯力求将文化的内在化与普遍化结合起来，从而让“总体性”范畴能够吸收到社会生活的地气而变得丰满和鲜活起来。在他的理论分析中，“文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而且是可以让“总体性”范畴清晰起来的关键所在。威廉斯要面对的理论挑战是：如何证明“文化”的物质属性及其生产特征；如何能够将“文化”与“唯物主义”嫁接在一起；如何把握文化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复杂多变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这些理论问题大概是找不到一个完全的答案的。因此，威廉斯需要对“文化”做出一个“总体性”的阐释，与此同时也是用“文化”对“总体性”范畴进行填充。这也正是“文化唯物主义”的初衷所在：如果仅仅把文化看作是经济的反映或者精神的现象，片面地将文化精神活动等同于上层建筑，简单地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述化为一种公式进行套用，就无法应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经验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批判分析，往往是提示性的和比喻性的。也可以说，“马克思只是阐述了一种解释的方法；但他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把可以自动打开文化之门的现成的钥匙”。（Dupré，p.12）按照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得出的理解，“马克思已经给我们提供了‘链条的两端’：一方面，生产方式（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因素；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及其特有作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他要求我们在这两端之间去寻找联系”。（Althusser，p.62）威廉斯指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公式的问题所在：“在这个理论体系之中，完全缺乏的就是对于物质生产与政治和文化制度之间、物质活动与意识之间的那种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认识”。（2005，p.26）他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任务放在了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之上。他提出“文化活动就是物质生产形式”，“文化就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1966，p.273），强调文化具有物质性和实践性，力求深化和扩展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思想。他认为，教条论者和机械论者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虽然马克思肯定了经济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的被决定性特征，但是也强调了社会活动与社会关系的总体性特征。那么如何把握社会的这个总体性特征呢？这就需要我们对“文化”进行重新的审视和界定，充分认识“文化”的综合性、复杂性、构成性，让“文化”回归它的物质本性和日常本性。文化不仅仅是“理想的”东西（代表某些绝对普遍的价值），也不仅仅是“文献的”记录作为人类思想力和想象力的体现）；文化更是一种“社会的”综合性反应和总体性表达。（1984，p.57）不仅如此，文化往往还以三种主要的存在形式将社会存在及其活动串联起来：在任何一个社会历史阶段，唱主角的“主导文化”（the dominant culture）与体现新价值的“新兴文化”（the emer-gent culture）和代表旧传统的“留存文化”（the residual culture），总是相互交织而难以割裂。威廉斯始终认为，文化就如同语言一样，它是渗透在社会生活中而无处不在的，“一个文化的范畴往往是与一个语言的范畴相对应的，而不是与一个阶级的范畴相对应的”。（1966，p.307）用另一位英国新左派思想家霍尔的话来说，“文化已经不再是附着在生产和事物这个坚硬世界上面的装饰品，也不再是物质世界上面的点缀品。如今文化同世界一样完全都是物质的”。（Mulhern，p.128）

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是呈现为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的互动。在当今社会，生产活动与文化创造完全融合。文化绝不仅仅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反映物，也绝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派生物；文化是一种构成性的社会物质力量。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立足于“总体性”范畴而将文化完全地物质化。这种将文化等同于物质过程的理论观点，其指向就是用一种文化构成论来取代经济还原论，以求恢复社会发展的物质过程的整体效应，尤其是要恢复文化生产的社会物质力量。为了证明人类的意识或者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特别引用了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中说过的一段话：“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威廉斯等文化构成论者来说，恢复“总体性”范畴的地位，其实就是要恢复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观性维度，从而将文化植根于社会的基础之中。

二、社会构成论的阐释

文化为何具有总体性的意义？这是因为文化与所有的社会实践交织在一起，充分体现了社会历史的整体性和构成性。作为整体社会经验的文化，自始至终都融入在各种经验和关系之中。即使可以将它分离出来，它也不是决然分明和孤立存在的。在威廉斯的理论中，“文化”与“社会”几乎是同义的。构建文化理论的目的，就是对社会生活中各种组成因素关系进行探讨。他将“文化”放大：除艺术产品、知性创造和价值理想观念之外，文化还涵盖了“生产组织、家庭结构、代表或主宰各种社会关系的制度构成、社会成员用以交往的特定形式”。（1984，p.58）这种文化构成论的阐释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突破了上层建筑的传统定义。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因而区别于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派生物和附属物。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界限分明：前者在上，后者在下；前者在后，后者在先；前者是被决定的，后者是决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关系，决定社会意识，决定具体的观念和作品”。（2005，p.19）许多人都认为，“这个公式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所在”。（ibid）一般情况下，这个理论很容易把上层建筑解释为经济基础的反映和表象，很容易在理论和实践中掉进还原主义的泥潭。威廉斯认为，在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过程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理论难题。（2005，p.31）上层建筑问题乃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征正是凸显在关注方法论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以及社会发展的主观性问题。威廉斯始终强调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仅仅是一个“启发性”和“类比性”的用语。如果对这个比喻只是进行机械和片面的理解，就会得出经济决定论的公式。社会过程及其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往往是相互作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不存在先后上下轻重之分。(1977，p.136）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坚持使用这个比喻，而是更多地使用了有机体社会的整体模式，即一种社会组成要素的共同决定论或是构成决定论。（Dupé，p.108）马克思之所以要用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再用唯心主义修正唯物主义，其意图就是要建立一种有机体式的社会总体性理论。

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立足于以文化为中介的“社会构成决定论”。他主张尽管经济基础具有“决定性”的优先作用，但是这种决定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具体的现实矛盾变化中展开的。社会的变革往往植根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2005，p.35）为此他引用了恩格斯所论述过的“合力说”和相互作用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页）他也肯定了葛兰西所论述的“领导权”以及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以他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用“连结”（articulation）理论来取代经济决定论。他们的“文化研究”是要提出一种非还原主义的社会总体理论。许多人所犯的错误是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对分析性范畴当成了实体性的描述，把本来是不可分割的因素看作是顺序性的事物，“于是那些正统的分析家们就把‘基础’和‘上层建筑'看作似乎是可以分离的经验实体。这样他们就看不到实际的过程——它不是抽象的关系而是构成性的过程——而这正是我们应该强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作用所在”。（1977，p.81）针对这些理论上的缺失，威廉斯试图用文化作为一个“中介”、作为一个“连结”、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生活经验，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过程进行构成性的认识。

在威廉斯看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遵循了功利主义的逻辑，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抽象成为一种僵化的理论公式。先有物质社会生活，然后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上才有意识及其产物。人类的文化实践活动不能是别的，只能是对物质性社会过程所发生的一切的反映或者折射。如果将这个公式套用在真实存在的社会关系之上，就会使社会构成论变成简单的还原论。马克思针对以往的唯心史观，强调去除“上层建筑”的独立性色彩，但并没有将它们完全看作是物质生活的反映和回声。（ibid，p.19）在社会存在中，“从城堡、宫廷和教堂到监狱、工厂和学校，从战争武器到新闻传播，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要采取各自不同的方式来生产这些社会政治体制秩序，它们从来都不只是上层建筑的活动”。（1984，p.93）城堡、宫廷和教堂这些建筑物并不是静止地树立在地基上的文化象征，而是直接渗透在社会日常生活之中的文化作用因子。监狱、工厂和学校这些社会的组织形式，并不是被动消极地受制于物质生活的逻辑，而是在影响和塑造社会的存在。“我们都习惯用政治和经济的概念来描述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如果强调交往作为一种经验则可以看到，人和社会并不局限在权力、财富和生产的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描述、学习、劝说、交流也同样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所在”。（1976，p.10）事实上，文化是在“基础”之中的。

威廉斯认为，构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需要具备两个环节：首先要认识到社会运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其次要重新考察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公式。归结起来，就是要用构成论的因果论取代还原论的因果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进行一番解析。这种解析决不是要抛弃决定论，而是要进一步深化对于决定论的认识。没有决定论，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如果将决定论简单地理解为化约论，马克思主义也将丧失它的理论生命力。（1977，p.83）在威廉斯看来，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决定”（determination）的含义。作为一个动词，“决定”既有从神学中继承过来的指称一种预示的含义，也有从社会实践角度来看的作为设定界限和施加压力的意思。我们必须区分自然规律的“决定性”和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必须区分以抽象客观性为立足点的外部决定论和以历史客观性为出发点的内在决定论。（2005，p.34）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6页），所谓“决定”应该是指客观限度的设定。从社会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决定”不仅仅指设定性和受动性，而且还指一种包含着意志和目的的施加作用的行为。“决定”的源头应该在人类自身的活动之中。我们不能把“决定”看作单一力量的发生，而要看到“决定”是社会力量在设置限制并施加压力的构成过程。这些限制或者压力不可能全面控制也不可能全面预知活动的结果。在各种限定和压力下所形成的相互作用过程，并不存在于别的什么地方，而是仅仅存在于整体的社会过程之中。“多元决定”不是孤立地去看待生产方式或者生产技术的力量，而是承认多种力量在具体历史境遇中所形成的结构、关系和整体，因而是一种更加有用的理解现实复杂性的理论概念。（ibid，p.35）威廉斯也无法完全接受“多元决定”对于结构关系及其决定性条件的偏重。他所阐释的社会构成论更强调的是历史的逻辑而不是结构的逻辑，主张人是创造自己历史的主动者而不仅仅是结构的承受者。社会生活确实是被建构起来的，但它是通过文化而由人主动地创造出来的。（1984，p.86）从这个意义上讲，威廉斯的文化主义的社会构成论阐释了一种社会主体理论。

三、文化分析与社会主体理论

如何从上层建筑问题入手来探讨社会过程的主观性方面，即如何弥补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体理论？卢卡奇立足于“阶级意识”来阐明他的历史发展主体性原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中，理论与实践相一致，因此它能够自觉地以它的行动来影响历史的天平，而这是决定性的因素”。（Lukacs，p.69）葛兰西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面对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争夺问题的时候，曾经想到要通过政治学和经济学把自己组织起来，现在它还必须考虑通过文化把自己组织起来”。（Gram-sci，p.126）威廉斯构建的“文化唯物主义”则力求将“文化”解释为一个社会主体性的范畴，并且通过“文化分析”来克服单纯的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的局限性。在他看来，与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相比较，“文化分析”更能够凸显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构成性、主观性和过程性。（1984，p.63）在构建“文化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他继承了英国的文学批评传统而强调文化具有的社会塑造功能，同时肯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基本论述，让“文化”进入到物质生产活动的范畴之中。（1977，p.19）他是想通过将文化作为一个“连接”，把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关系及其文化的构成性作用揭示出来。既然文化是社会的中介，那么通过文化的分析就可以将真实复杂的社会过程呈现出来，可以将社会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揭示出来。（ibid，p.42）

威廉斯认定，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存在5个层次的划分（生产力的状况、由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经济关系、建立在经济基础上面的社会政治秩序、既受经济支配又影响社会政治过程的社会心理、反映这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意识形态），增加了社会心理的环节，接近了社会主体问题的思考，因此比经济还原论有所进步。不过，这种划分固有的错误还是在于按照时间顺序来安排这些社会活动因素的座次。（ibid，p.80）他特别肯定了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以及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其实，无论是“社会性格”还是“文化模式”，都触及到了社会主体作用的问题。（1984，p.64）如弗洛姆的表述，“社会性格”是由共同生活经验发展起来的社会成员共有的普遍心理倾向，它具有造就和疏导人的社会能量的作用。“不但历史创造人，人亦创造历史。这个似乎矛盾的现象属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社会心理学不仅要弄清人的激情、欲望和焦虑是如何由社会过程来决定的，而且还要揭示出人的生命能量以怎样的形式变成生产的力量并且改变社会的”。(Fromm，p.9）威廉斯认为，社会主体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范畴，而是存在于活生生的社会共同体之中。如果要将文化理论落实到经验层面，文化分析的对象应该是一种可以称为“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社会经验。“这是一种始终充满活力的和处在相互关联之中的实践意识”。(1977，p.132）“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由普遍结构中的所有因素所导致的具体的结果”。（1984，p.64）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能量，这种“感觉结构”使得社会主体成为活生生的经验存在，使得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交往成为可能，使得社会成员能够对世界做出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反应，能够对物质的和精神的社会资源进行吸收和创造，从而担负起社会历史主体的基本职能。（ibid，p.65）

对威廉斯来说，“文化唯物主义”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既区别于各种艺术理论，也区别于各种社会学理论。文化分析不是简单基于作品解析的文学研究，也不是一味强调相互作用的社会因果性研究。文化分析面对的是社会主体作用的理论建构，是力求化解历史创造人和人创造历史这样一个理论上的“二律背反”。（2005，p.26）那么，威廉斯的理论愿望最终达成了吗？可以肯定，他从文化实践的角度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体学说，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一向被精神化和理想化的文化成为了一种真实的社会力量，成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主体活动。文化的这种重新定义似乎也得到了当代社会发展现实的印证。“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问题是双重的：一方面，为了回应正在变化的历史现实而需要放弃原有的理论话语，另一方面，为了解释这种变化的现实而需要重新划出新的理论领域”。（Nelson and Grossberg，p.11）可以说，“文化唯物主义”是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所生发出来的一种有益的理论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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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