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理性批判及其回应

思考西方哲学的诸多传统，理性、自由恐怕都是极为重要的传统。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他对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给予充分的关注和阐释，并对其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原子偏斜是对必然性的打破，它是偶然、自由得以可能的重要前提。与此同时，理性也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和重视。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马克思对整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分析，既有经验的事实根据，也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分析和考察。施米特基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整个人类社会的理性分析，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理性专政，并就此展开了多方面的批判。

一、经济理性批判及其回应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以辩证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奥秘的经典之作，他在初版序言中说：“本书的最终目的，是揭露近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法则。”如德国政治哲学家施米特所认为的那样，经济范畴确实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的立足点，如果从人类产生的初级阶段来看，生产劳动可能是更根本的立足点。跳过原始社会，马克思认为奴隶制是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现代资产阶级正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资产阶级以生产资料作为资本，并使它成为不断奴役和支配无产者的工具，机器的出现和改进，使得无产者越发地成为自己产品的奴隶。由此马克思认为阶级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支配着社会的物质生产资料，并通过这些物质资料实现对被统治阶级人身乃至精神的统治。对满足人类吃、喝、住、穿等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的重视，成为马克思哲学区别于哲学史上众多哲学理论的鲜明特征。也就是说，经济领域是马克思展开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平台，从而才有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中所作的判断，即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实质上落入了经济思维的视野内。

通过施米特带有理论倾向性的判断，施米特与马克思两个人在思想上的冲突行将展现出来，这就是在经济思维和政治思维之间，哪一个是更为根本的领域。施米特明确提出了它们之间的尖锐对峙：“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思维便成为天主教政治观念的根本对立面，因为天主教的政治观念反对经济思维中与事务性、诚实和理性相等同的一切。”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因素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在整个社会中处于基底的地位。与马克思不同，施米特明确指出马克思的经济理性主义已经同天主教的理性主义相去甚远，而这也同时表明在施米特的心目中，罗马天主教的政治形式是现代社会中应该恢复的，并且这种政治形式是现代社会中更为根本的领域。当施米特在论述近五个世纪人类中心区域转换的时候，他已经将敌友政治的对立原则贯通到每一个世纪之中，以此坚持自己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经济理性的批判，也恰是服从施米特分析论证经济思维中存在的敌对性，并将敌友政治作为隐藏在经济理性背后的政治原则。

不可否认，经济思维中存在造成敌对性的可能，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正是奠基于经济领域的政治斗争。而更为根本的思考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如果按照施米特从纯粹政治的视角去看待所有其他领域，使纯粹政治成为本质和关键的决定因素，恐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经济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活动原则，成为整座人类社会大厦最为重要的“支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具有的摧枯拉朽式的历史作用和力量：“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在这段重要论述中，着重指出了商品经济对于缔造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力量，使得当时人们不可避免地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这个漩涡之中，接受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其他的社会形态也难以逃过由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化引发的社会政治变革，这其实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重要论述保持着理论逻辑上的一致性，即生产力作为经济基础的前提是决定社会形态演进与文明进展的最终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妄图以纯政治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变迁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敌友政治作为绝对的对立姿态只能是伴随经济领域巨大变化的产物，不可能成为取代经济领域基础地位的真正挑战者。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必须以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基础，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都离不开这个前提。

二、技术理性批判及其回应

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经济理性批判相关联，施米特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技术理性的批判。当施米特在论述近五百年以来人类中心区域的转换时，不言而喻，20世纪的技术相对于19世纪的经济学来说，虽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但其自身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领域，并在现代人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用施米特自己的话说：20世纪是一个“技术宗教来临的时代”。施米特曾用“经济—技术”思维来概括19世纪以来主导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也同时指出这种思维方式对于去政治化所发挥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经济—技术”思维方式的流行本身就与唯科学主义时代的实证主义倾向连在了一起。现代社会中对技术地位的过度抬高，必然引起众多学者对唯技术主义的指责和批判，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就是这些批判中的典型称谓。面对技术理陛所导致的现代性困境，施米特没有表现出回避态度，反而从一种敌友政治的角度来看待技术本身。美国学者麦考米克就曾论述到：“从1926年至1923年，施米特在他的文化—政治论著中试图构建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这种批判恰当地综合了技术在现代性中的作用，但无须对技术进行审美评估或害怕地回避技术。”麦考米克的论述已经表明施米特对技术本身并未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将其划入他的敌友政治逻辑之中。也就是说，在施米特的眼中：不必回避和担心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只需将其看做敌友政治在现代性视域中的必然延伸过程即可，敌友政治始终是各种时代生活中牢不可破的核心地带。

施米特已经看到了马克思将经济因素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而且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等决定了社会历史的进程。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思想中还带有社会历史进步论的倾向，所以当他论述资本主义时，一方面指出它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将被后来的、更为合理的社会所代替；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指出了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所达到的高级阶段，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即它依靠经济、技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质财富，并以此为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确未反对经济—技术思维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历史意义，甚至被马克思寄予厚望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必然需要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正因为如此，施米特带有讽刺意味地说：“也许可以想见，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将出现技术和化学的新发现，它们会再次改变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使一场革命成为必然。”在施米特眼里，仅以经济、技术作为统治权威存在的基础似乎是难以成立的，它们与古罗马天主教的宗教信念相比，势必要稍逊一筹。

事实上，在施米特的敌友政治理论中仍能找到德国学者韦伯的踪影，那就是对信念伦理的坚信和推崇。与宗教伦理信念相比，单纯的经济、技术似乎显得过于单薄和无根。与韦伯的思想路线相似，施米特的思想深受西班牙政治思想家柯特的影响。遵从自柯特以来对大公主义的重视，施米特力图以天主教的大公精神来对抗、消解经济理性和技术理性。因为在施米特看来，政治恰是以这种大公精神作为信念基础，它才成为人类所有领域中最为关键的部分，并且对解决人类自身的生存问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马克思将政治本身看成是历史的产物，并且认为政治终究要在历史的进程中消失时，施米特则要以上述的论述来指责马克思仅仅将政治本身看做了一种“技术”。而当施米特从自己的视角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对经济、技术的强调之时，经济、技术难以成为政治权威的基础。施米特认为技术可以成为经济的对立面，技术本身只是一种工具而已，它必然成为决断者、政治集团手中的工具和武器。

当施米特突出技术理性的政治属性的时候，他忽视了现代生活对技术的依赖所发挥的更深层次的影响。即使马克思之后的众多学者对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批判中也不乏深刻的思想，但是，技术恐怕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难以回避的事情。马克思已经看到了技术对人类生活所发生的重大影响，即“技术通过人的劳动实践不断地增强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人的本质力量因此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同时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本的迅速增殖，都离不开技术。因此，当资本主义成为新的社会形态时，一方面，资本追求增殖的本性必将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和压迫异常残酷；另一方面，当社会以退步的形式实现自身的进展时，技术本身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具有了历史的合理性。在马克思那里，技术的发明和使用符合资本主义和未来社会发展的需求，单纯的批判和将其“吸纳”到政治思维之中是不妥的。归根到底，技术理性的日益盛行，正是由于现代社会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所致，人类要打破对自然界本身的资源化、价值化等功利性关系，只能在经历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慢慢寻求人类摆脱生产资料控制的可能路径，如果不能摆脱生产资料对人类生活的控制，对技术理性所作的任何批判可能都是无效的。技术理性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只具有从属于更高目标的过渡价值，是终究要被扬弃的环节，而非马克思哲学的真实追求与理论定位。

三、历史理性批判及其回应

施米特以唯物史观为靶心对马克思进行历史理性批判。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两个重大发现之一，它发现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并以此来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预示了未来社会出现的历史必然性。施米特认定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上所产生的亲缘关系，指出：“这里对黑格尔哲学的解释，即它的一个方面的实践结果可以导致一种理性主义专政，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基于专政的形而上学确定性的那些证明，仍然完全处于黑格尔的历史结构框架内。”建构的理性主义、决断的形而上学都是施米特对马克思主义发出的挑战。施米特之所以将1848年确立为“专政年”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专政思想密切联系起来，原因就在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主义同盟的行动纲领——《共产党宣言》。正是这一宣言的发表，使施米特确信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问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之战”。具体来说，来自施米特的指责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施米特认为，马克思主义重视经济基础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相应地他以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做出辩证的解释，也必然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第二，基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规律的发现和掌握，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似乎就在这种规律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对未来理想的社会制度的出现也就具有了“成竹在胸”的信心和把握，这在施米特看来，就如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所必然引发的“自打包票”一样；第三，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还必然预示暴力专政的出现。无产阶级要想解放自身和全人类，就必须同资产阶级进行彻底而坚决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对暴力革命的承诺引发了“形而上学强制”的指责；第四，施米特还指责马克思主义中存在教育专政的倾向，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工人阶级的觉醒都与教育因素密切相关，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缺少教育的“流氓无产阶级”是受排斥的。

针对来自施米特从历史理性角度对马克思展开的种种指责和批评，我们必须依据马克思的真实思想展开负责任的思考和回应，从而才能够实现施米特和马克思的真实对话与交锋，重现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深刻思想。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的确承认他们的学说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莫大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就在黑格尔历史理性的框架之内。黑格尔哲学中带有某种保守因素，被恩格斯称为“拖着庸人的辫子”。马克思的确赞赏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论，并认为这是近代哲学所达到的最高峰，但马克思不是全盘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而是进行了扬弃。马克思已经将黑格尔哲学建立体系框架的企图抛在一边，它真正重视和继承的也只是辩证法自身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正如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评一样：“体系要求这样，于是，方法为了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因此，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哲学给予了应有尊重的同时，并没有陷入黑格尔哲学中理性自足性的泥潭，而是赋予了辩证法面向每个人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开放性功能。

其次，马克思对待未来社会的态度，也并非像施米特所说的那样，受历史理性的控制。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社会运动过程，它不是人类社会中应该就有的未来社会，关键的问题是落到现实的社会运动和一定社会运动现有条件的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绝不是纯粹理性建构的产物，因为纯粹理性建构的产物只能是脱离社会现实的乌托邦，而脱离社会现实的乌托邦是马克思所极力反对的幻想。共产主义不是某个可以虚构的既定社会现状，而是一种现实不断趋向理想的批判性的运动过程，它将引导人们追求更加美好的社会现实和生活世界，即真正向人性得以自由、全面展现的更高社会状态进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对共产主义做了更为清晰的说明：“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施米特对马克思的批判本身就存在着牵强附会的成分，难以构成对马克思哲学的真实威胁。

再次，马克思在谈到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的确诉诸了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并认为暴力革命是实现社会形态根本变革的“助推器”，但这不等于马克思哲学就陷入到了形而上学的强制之中。施米特对马克思的批评主要立足于《共产党宣言》。在这本书中马克思的确指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展开斗争的历史必然性。而马克思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一方面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严重束缚和破坏有着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至关重要的方面，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重资本占有的巨大危害性，即它严重危及到了无产阶级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动物式的“非人”的社会现实。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就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理性遭到了质疑和挑战，而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中，无产阶级的处境是最为不利的，因此他们的革命性最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正是在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悲惨命运作出全面考察和分析之后，马克思哲学突出关注了无产阶级的生存问题，并将自己的哲学定位在为求得全体无产阶级解放而努力的目标追求上。因此，马克思哲学真正扭转了哲学史的航向，开辟了立足于唯物史观来追求人类解放的生存论哲学，如果施米特只看到和揪住暴力革命这一作为手段的中间阶段的话，势必是舍本逐末式的纠缠，难以做到真实的理解和批判。

最后，针对施米特指认马克思主义是教育专政，有必要对马克思所说的教育因素做出新的理解。教育因素是人类社会中特有的社会现象，在阶级社会中教育具有极为明显的阶级性，它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重要手段，突出地表现在政治教育的功能上。哲学是最深奥、最隐蔽的教育手段，是支撑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最终基础，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意义极为重大。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深刻的洞察，马克思力图创立一种适合于最广大无产阶级改变自身悲惨命运、争得自身合理利益的崭新哲学，以发挥其作为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观的功能，化作无产阶级改变现存世界、创造更加美好世界的内在思想理论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申明了这种意图：“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也就是说，马克思要扭转教育因素与统治阶级利益的纠缠，使教育真正成为无产阶级争得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方式，进而将自己的哲学变成真正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实践哲学，而非施米特攻击和指责的教育专政。

（本文删除了参考文献）（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