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有机体”本来是一个生物学术语，用来泛指那些能够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生命体。近代一些哲学家、社会学家把这个概念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把人类社会比作“有机体”，从而提出了“社会有机体”思想。在这些思想中，只有从唯物史观出发的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才真正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科学内涵。继马克思后，普列汉诺夫对这一理论作出了新的阐释，在社会有机体的内涵、构成、运行、发展向度等几个方面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

一、社会有机体的内涵

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首次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的概念。针对蒲鲁东把“社会经济的全部历史都写在哲学家的著作里”^[1]的片面观点，马克思指出：“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2]后来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更明确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3]可见，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有机体是一个反映人类社会生活诸要素之间的全面性联系与有机性互动的整体性范畴，是以人的社会关系的各个“要素、环节”为纽带构成并“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不断发展的有机整体。正是对社会有机体范畴的深入研究，马克思解开了社会历史之谜，建立了新的社会发展理论。

普列汉诺夫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学说，凸显了“有机体”的内涵，丰富了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他多次把社会称之为社会有机体，把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比作对“有机体”的剖析。针对把社会的构造看成是它的经济的错误认识，普列汉诺夫指出：我们必须知道给予社会“这个有机体的一切生活机能以一个说明；我们必须了解它如何运动，如何养育自己，了解在它内部发生的感觉和概念，如何依靠社会构造的机构而变成了它们之为它们；了解这些感觉和概念如何随着那在这机构中发生的变化而变化，以及其他等等”^[4]。普列汉诺夫形象地把社会称之为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活生生的“有完全生命的有机体”。^[5]它如同有生命的人一样，有自己的骨骼，有自己的血肉，是一个以“完全有生命”的血肉之躯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有机体。对于什么是社会有机体的骨骼和血肉，他指出，社会的物质生活可以比作社会有机体的骨骼，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可以比作它的血肉。他强调，研究骨骼和血肉都很重要，但研究者还必须进一步说明：“经济的枯燥的骸骨”是“怎样为社会政治形态的生动的血肉包裹着”，又是“怎样为人类的观念、感觉、意图和理想的血肉包裹着的”，而这将是“最有趣和诱人的”。^[6]

但是，普列汉诺夫并没有仅从社会“要素——系统”单一地去理解社会有机体，而是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看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有机体的作用，看到了作为社会有机体主体力量的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提出了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个别外貌或局部后果、不能决定社会有机体发展的总趋势的新思想。对此，他专门写作了《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书，他在该书中提出，一般的、特殊的和个别的原因对社会有机体起着作用。他说：“现在应该把生产力发展情形看作人类历史运动的终极和最一般的原因，人类社会关系的历次变迁是由这种生产力决定的。除这种一般原因外，发生作用的还有一些特殊原因，即某个民族生产力发展所处的历史环境”，也就是说，还有“个别原因的作用，即社会活动家的个人特点及其他‘偶然性’的作用，因为有这些个别原因的作用，于是事变就具有其个别的外貌”。^[7]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社会有机体范畴不仅囊括了人类社会生活诸要素及它们之间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还包括地理环境和人自身。“人是从周围的自然环境中取得材料，来制造用来与自然斗争的人工器官。周围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着人的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性质。”^[8]历史正“是由社会人造成的，社会人是历史的唯一‘因素’。社会人自己造成自己的关系，即社会的关系”^[9]。

因此，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作为关于社会中的一切关系同时存在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理论，是由社会中的多种因素或层次构成的活生生的“有完全生命的有机体”，揭示了地理环境、人和社会中的各个要素的关系、运动和发展向度。

二、社会有机体的结构

在社会有机体的结构方面，马克思提出了构成社会有机体基本要素或层次的“经典公式”。在此基础上，普列汉诺夫扩展了社会有机体的基本要素，创造性地提出了构成社会有机体的“五项因素公式”。这一公式的提出，深化了对社会有机体内在要素的认识。

马克思的“经典公式”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0]这就是说，作为有机整体的社会结构主要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三种因素或三个层次构成。这其中，上层建筑包含“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和“竖立其上”的观念的上层建筑，而观念的上层建筑则是指“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普列汉诺夫则创造性地把这个结构具体化为五个因素或五个层次，即生产力、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心理、思想关系。在他看来，古往今来的一切完整的社会有机体都是由这五个因素或五个层次构成的。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指出：“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的一些东西：

（1）生产力的状况；

（2）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3）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4）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

（5）反映这些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关系。”

在上述的这“五项公式”中，普列汉诺夫最具开拓性的贡献是把观念的上层建筑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关系，并把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看成是社会意识的两个形式，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其中，他对社会心理的研究成就尤为突出。他不仅把社会心理列为社会有机体的一个重要范畴，而且指出了社会心理在思想体系与政治制度、经济关系之间的“中介”、“桥梁”作用。

在普列汉诺夫那里，社会心理是社会有机体这个复杂力量体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是了解一国历史及其思想体系的“中介”。他指出：“社会心理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他还认为，是否重视社会心理是区分新旧唯物主义的主要依据，唯物主义如果不想回返到唯心主义见解而背叛自己固有的原则，就必须要给人的生活的主观方面加以唯物主义说明；而“人的生活的主观方面，正是心理的方面，人的精神，人的情感和观念”。正是忽视了人的心理，旧唯物主义才把自己弄成了“枯燥的、灰暗的、悲惨的”的境地。那么，什么是社会心理？普列汉诺夫曾先后使用过十几种不同的称呼，但遗憾的是，他从来没有对社会心理作过定义式的表述。在他所使用的概念中，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创造的，如“环境的心理”、“审美情绪”、“社会意识状况”、“流行情趣”等；有一部分是采用了当时新兴社会心理学使用的舆论、情绪、情感、习惯、道德风尚等范畴；更多的则是继承了黑格尔的哲学概念，如“时代精神”、“人的精神”、“公共意见”、“人的意见”以及“民族性”、“民族精神”、“普遍精神”等。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对社会心理的研究仍然与哲学混为一体而没有独立出来。因此，他的论述有时不免模糊，甚至令人难以捉摸。但概括起来，社会心理就是人们的日常意识，而思想体系则是概括了的、系统化了的社会意识。

这里还需指出的是，普列汉诺夫不仅对社会有机体作了五个层次的划分，而且对其中的某些层次又作了进一步的划分。例如，他把思想体系这个层次又具体地分为两个层次：政治、法律、道德观点等属于“第一级的”、“低级的”层次，因为它们距离经济基础较近；宗教、艺术、哲学等则属于“第二级的”、“高级的”层次，因为它们距离经济基础较远。值得一提的是，普列汉诺夫对艺术进行了更为深刻地分析：一方面，他强调了“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的一种手段”。但由于它距经济基础较远，因而与之联系要通过社会心理等一系列中间环节。他说：“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与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另一方面，艺术和社会心理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社会心理是艺术的直接来源，艺术则是社会心理的反映。这就进一步揭示了思想体系与社会有机体其他层次之间的联系，从而丰富了对社会有机体内在结构的研究。

三、社会有机体的运行机制

用社会有机体来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唯物史观的重要方法，“当人们把握了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和层次，尤其是决定因素之后，社会运动的总规律或总趋势也就进而成为可知的了”。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有机体的运行根本上是由交往形式和生产力的矛盾推动的；普列汉诺夫坚持了马克思的这一主张，并在社会有机体的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主张。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而“各种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这种交往形式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给界定为生产关系，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有机体克服自身矛盾的过程，也就是有机体对其组成部分的整合过程。社会有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必须相互协调才能作为整体而运行。这样在彼此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中，从基本适应到不适应，再到新的基本适应，如此不断的肯定否定，循环往复，以至不断更换社会力量和权力主体，使社会形态向更高层次迈进，进而不断地推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这其中，生产力始终是最根本的、决定性的，“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

普列汉诺夫坚持了马克思的上述理论主张，并对社会有机体的五个因素或五个层次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作了深入地论述，既而对社会有机体的运行机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主张，表现在：

首先，社会有机体的五个因素或五个层次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序列”和“因果关系”。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生产力是社会有机体的第一个层次，是社会有机体的基石，直接制约着经济关系，这是社会有机体的第二个层次；经济关系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基础决定着社会政治制度，这是它的第三个层次；经济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共同决定着社会心理，这便是社会有机体的第四个层次；而作为最后一个层次的思想关系又受社会心理制约。在这里，社会有机体的五个层次之间存在着“等级森严”的内在关系，从上到下，一层次决定另一层次，每一层次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与其他层次之间的关系都十分明确。对于这一思想，普列汉诺夫在其《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里也有过专门地阐述。他指出：“地理环境的性质，决定着受人们支配的生产力的状况。一定的生产关系适应一定生产力的状况，而一定的社会制度适应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性质却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同时并决定着人们的智力、道德和一般所谓整个精神的发展。”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运行机制，即决定着经济关系及竖立其上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发展的仍然是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地理环境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为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受生产力决定的，随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

其次，社会意识自身有其变化发展的必然规律，社会意识特别是政治制度和思想因素具有反作用。普列汉诺夫强调，只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还不是全部的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补充一句：意识一经在存在的基础上产生，就反过来促进存在的进一步发展”。显然，他没有把社会意识的反作用与社会有机体的运行割裂开。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政治制度和思想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他一再指出：“‘批评’马克思的人们直到现在所说的一切，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片面呀，什么除了经济因素以外，他忽视社会发展的其他一切‘因素’呀，这只是证明他们简直不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加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影响的作用。要使大家相信马克思恩格斯怎样注意政治因素的意义，只要读一下《共产党宣言》中所讲到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几页就够了。……毫无疑问，政治关系可以影响经济运动；同样，毫无疑问，政治关系在影响经济运动以前，是由经济运动创造出来的。”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亦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对此，他还写道：在人类社会的漫长而又曲折的发展道路上，有许多伟大的转折点，而“从一个转折点到另一个转折点的道路，总是要通过‘上层建筑’。经济几乎永远不会自然而然地取得胜利，关于它永远不可能说：自然而然的运动”，而是“永远必须通过上层建筑，永远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然而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是人们有目的的自觉活动，它必须以人们的思想变革为先导。因此，普列汉诺夫在强调政治因素的重大作用之后又接着指出：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政治制度要想成为现实，还必须先以观念的形式通过人们的头脑；“人类如果不先经过自己的观念的一系列变革，就不可能从自己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过渡到另一个转折点”。其中，革命理论的作用尤为突出，普列汉诺夫在他1883年完成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中就明确地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在19年后被列宁重复。列宁在《怎么办？》中写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第三，社会有机体具有整体性，许多“环节”共同作用推动社会有机体的运行。普列汉诺夫认为，影响社会有机体运行的决不是某一个因素，而是多个因素的合力。要想获得对社会生活的真理性认识，就必须把握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针对被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唯物史观的折衷主义“因素论”和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的经济机械决定论，普列汉诺夫指出：“说社会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决定社会发展的所有其他方面，就是承认（正是由于‘归根到底’这几个字）存在着许多其他的中间‘环节’，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影响所有其余环节。……结果就产生一个极其复杂的力量体系。”例如，对于艺术演进的原因，他指出不仅有根本原因，即社会生产力，同时还有一系列中间因素作用的原因，即社会心理、政治制度、哲学学说、道德观念、宗教理论等。正如他所说：“社会关系的改变使各种不同的‘因素’行动起来，而哪一个因素当时对文学、艺术等等的影响更为强烈，这决定于许多同社会经济完全没有直接关系的次要的和更次要的原因。经济对艺术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一般是极少看得出来的：最常发生影响的是其他因素，即政治、哲学等等。有时候其中一种因素的影响比其他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所有这些因素在整个社会有机体中都各有自己的特定的功能和地位，共同推动社会有机体的整体运行。

总而言之，对于社会有机体的运行，普列汉诺夫不仅强调了社会有机体各个因素或层次之间的从下到上的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而且强调了各个因素或层次的整体作用。这些作用是相互的，并以之为前提，共同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他看来，“历史是最大的辩证主义者”，“在历史过程中同样常见的是，结果可以成为原因，原因也可以成为结果”。

四、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向度

社会有机体既是一个囊括全部社会生活及其关系的整体性范畴，也是一个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始终的整体性范畴。社会有机体的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推动了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其一般趋势是怎样的？马克思用社会形态范畴来表征社会有机体的特定发展阶段的存在，普列汉诺夫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但由于理论脱离实际，他最终在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向度上陷入了机会主义。

对社会形态的发展，马克思作过不同的表述，主要有“三形态”说和“五形态”说。“三形态”说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阐述的。他把社会历史划分为三大形式：“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即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形态的三种形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论述了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情况：“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加上未来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历史的发展就呈现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三形态”说和“五形态”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方面对社会形态向高层次更替的说明，二者并不矛盾，而是内在统一的，都揭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一般规律。

普列汉诺夫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用社会形态来表征社会有机体的特定发展阶段的存在，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引证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但他同时指出：“马克思后来读到摩尔根的《原始社会》一书时，大概改变了他对于古代生产方式同东方生产方式的关系的观点。”他认为，西方由原始社会步入奴隶制社会，再进入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但东方国家在“氏族组织崩溃”之后，进入的却是一个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特征的“社会”。他指出，这是一个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如“像中国和古代埃及的经济发展的逻辑”就“没有引导到古代生产方式的出现”，奴隶社会没有产生。东方与西方分道扬镳，步入一个特殊的、游离于世界历史进程之外的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相异的情形？普列汉诺夫回答说：“如果这两种类型彼此有着很大的区别，那么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之下形成的。”

对于社会有机体的演进过程，普列汉诺夫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历史规律的决定性和人的自选择性都起着作用，要把历史必然性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统一起来：一方面，人的意志自由不仅不排斥历史必然性，而是以历史必然性为自己的坚实基础的。他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又都是按照那些到处都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发展的，这就使历史的进程具有统一性。因此，历史必然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另一方面，不能把历史必然性和人的意志自由对立起来，个人在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他指出，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虽沿着普遍规律发展，在现实中却有很大的差别从而表现出多样性的特征。比如，能够影响历史“个别的外貌”的人的意志自由方面的“个别原因”，就会促发这种差别。但普列汉诺夫同时反对过分夸大这一“个别原因”，他强调：“被作为结果来考察的社会的人，不能认为是自由的活动者，因为那些决定他的意志活动的情况是不依赖于他的意志的。因此，在我们看来，他的活动是受必然性的规律支配的，也就是说，是一种合乎规律的活动。由此看来，自由绝不排斥必然性。”因此，历史必然性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是相统一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普列汉诺夫对于社会有机体的演进过程的认识，还有其明显的缺陷：在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理论脱离实际，教条主义严重。普列汉诺夫虽然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他自1880年起就居于外国，未能把他的上述一系列真知灼见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帝国主义时代以及自然科学新成就结合起来，从而导致他在俄国革命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成了俄国革命最著名的反对者。最终导致了他在1903年后，政治上成为孟什维克，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

注释：

[1] ［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604页，第567页，第575—576页，第53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4][7][8][9]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05页，第372页，第168页，第373页，第273页，第272页，第550页，第237页，第237页。

[5][6]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754页，第754页，第747页，第725页，第98页，第79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第592页。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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