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过去五年中，银行体系的崩溃与救助，以及失业率的攀升、抵押品赎回权的丧失、社会服务项目的大幅削减，导致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阶级关系方面的广泛斗争。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茶党运动，政治家和活动家们都谴责“裙带资本主义”，并且一些主要的经济学家和记者也加入到批评由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创的更加苛刻的、金融驱动型资本主义制度的行列，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激烈批评本身正在受到人们的重新关注。

与以往一样，诞生于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人们理解目前这场危机产生根源的重要理论。大萧条之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美国福利国家与反共产主义思潮一道，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了，但是最近几十年，右翼势力的上升撕去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美国福利国家给资本主义戴上的大部分面具。大萧条以来资本主义的这场最大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潜在的不稳定性和残酷性，鉴于主流辩论存在的种种局限，人们又重新关注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了。

传统分析的依据是：市场在买卖双方进行有效匹配的正常时期与市场运作失灵的危机时期有着明显的区别，大资产阶级与平民百姓有显著不同，或者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差异明显。马克思主义作家不赞成这种二分法，在最近所写的著作和文章中，他们对恢复供求之间、投机性金融与生产性投资之间、监管型国家与大企业之间的稳定平衡持怀疑态度。相反，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增长实际上需要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可避免地产生不断升级的金融投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结合的基础上的，这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基础。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作者还是在政府、银行业和市场经济之间容易产生危机的联系中看到了希望。金融在政治经济领域日益增强的中心地位限制了资本主义进行零星改革的可能性，提供了通过将信贷、储蓄和投资系统置于公共的、民主的控制之下，从而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一种方式。

资本主义与危机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业周期的起伏与偶尔出现的更加严重的衰退。但是，最近一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不时被正在加速的繁荣、泡沫和衰退的轮番更替所打断。从传统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危机只是暂时偏离了市场经济走向平衡的常规趋势，它自动调整价格，以便让商品的供应与需求相符。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家们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动荡正表明了资本主义发展从一开始就蕴含着的危机倾向。

150年前，卡尔·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就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悖论，那就是危机产生的原因不在于这个制度生产足够财富的能力出现了问题，而是它产生足够利润的能力出了问题。资本主义危机不是源自产品匮乏，而是源自生产过剩。马克思晚年、19世纪末期的大萧条恰逢农业与制造业的生产力取得巨大进步之时。当时，马克思注意到的问题是：在节省劳动力方面所做的改进，意味着有可能比以前生产更多的煤、棉花、小麦和钢材，从而为每个资本家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恰恰是这一点将破坏整个资本家阶级在剥削劳动力方面的最终利润来源。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利润率下降，越来越多的资本家开始把钱积攒起来，或者把钱花在非生产方面，而不是运用其进行再投资，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使得资本家越来越难以销售工人生产出来的越来越多的过剩产品。资本的过度积累和商品的过度生产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灾难性的经济萧条使得资本主义制度避免了自我毁灭。就像生长过度的森林发生火灾一样，经济危机消耗掉了引发危机的大量过剩产品，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扫清了道路。

在大型铁路、矿产、冶炼、制造业托拉斯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公司资本主义的新结构，目的是对主要产业的成本、价格、投资进行控制与协调，避免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出现。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工人们生产的汽车、家用电器和其他消费品的数量，超过了他们的购买力。资本家们储备的资金大于他们投资新的生产的利润额，于是他们转到房地产市场或股票市场进行投机。结果，物质充裕与阶级不平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又一次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播下了种子。和以前的经济危机非常相似的是，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商业的破坏和资金的储备为后来几十年经济增长与繁荣的黄金时代创造了条件。

战后繁荣的基础是相对充足的私人和公共资源供应，比如高等教育、健康保险、体面的工资以及在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大军中占了很大部分的单一家庭。商界领袖及政府领导人企图用福利资本主义的新结构来维持消费需求，并且，如果不能消除的话，至少可以减缓经济危机周期的剧烈波动。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德国和日本率先出现的生产力巨大增长，以及美国和欧洲工人工资和公共教育等“社会工资”成本的上升，压缩了整个工业界的利润空间。尽管政府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极力想对乏力的个人需求进行弥补，但许多企业仍然倒闭，大批工人失业。这样产生了螺旋式的通货膨胀、激增的失业率和停滞的经济增长三者引发的狂风暴雨般的动荡。

资本家们的应对方法是推出了变革体制的政治和经济攻势。他们解散工会或者削弱工会职能、削减工人工资和福利、缩小生产规模、加快生产速度。他们要求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对企业和富人大幅减税，减少社会服务项目。他们动用军队，镇压了在智利和尼加拉瓜等地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以地球南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建立起一体化的“供应链”。此举效果确实很明显。由于处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工人被迫工作时间更长、工作任务更重而工资却更少，再加上从墨西哥北部到东欧、中国南部的内陆地区众多新招募的廉价工人加入到工人阶级阵营当中，20世纪80年代初期，资本家的利润率再次上升。不过，这样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比以前更不稳固，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大幅衰退、股市崩盘、储蓄银行体系崩溃。到了90年代末，制度性经济危机的早期波动摧毁了亚洲和俄罗斯的“新兴市场”。全球性的经济动荡十年后再次出现，而且中心在纽约和伦敦。

尽管很多自由主义评论家希望二战后经济秩序可以更稳固，但是最近，纵观以利益驱动的充满危机的资本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作家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固有的波动性。不过，他们也力求解释当前的积累结构与资本主义持续经济危机之间的区别——首先就是金融业的权力过大。

金融与“虚拟资本”

银行可以保证企业还清债务，各银行专门通过资金的借入借出来盈利。资本主义的出现，使得那些以农业、工业、商业为中心业务的企业更加依赖银行控制的货币和信贷。也正因为如此，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经常聚焦在银行家和其他专业金融家们的“金钱权力”上，这些人是被批评家们最早称为“资本家”的人。在过去25年中，这种权力的影响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债务本身成为一项大业务，可以说使金融成为21世纪资本主义的主导“行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整体债务水平的增长速度比商品生产要快得多，银行家们和债券持有者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权力。除了最富有的家庭以外，所有家庭都千方百计地不断增加信用卡、汽车贷款、上学贷款和住房贷款的数量，以弥补实际收入的停滞或下降。杠杆收购和恶意收购也以同样的方式增加了大公司的债务负担，同时税收下降让地方政府、州政府和中央政府也不得不依赖于债券市场。不过，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借款人一直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它们同时也是主要的出借人。它们抛弃了作为经纪人和代理人的传统身份，自身投入到高风险的交易之中。作为企业界的新主人而不是仆人，金融部门在自己的指导下获取了最大份额的利润，它与制造业的位置倒了过来，成为美国经济中最盈利的行业。

因此，2007—2008年金融业的崩溃威胁到了在过去25年中建立起来的整个资本主义积累结构。如同以前面对金融业引发的危机一样，政治领域的改革家们寻求的是隔离金融风暴对其他行业的冲击，重新勾画“寄生性的”金融欺诈与可能受到影响的生产、交换、消费等“实体经济”之间的想象的界限。他们以平民百姓的名义谴责华尔街的毫无节制，目的是从明显绑架了实体工业的金融投机者和骗子手中挽救实体工业。

金融恐慌时期有如此多的抗议行为，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也是常见的。不过，马克思认为，金融投机是资本主义工业所固有的，而不是寄生的。实物商品与服务交易商以及金融承诺与债权交易商之间的表面冲突，实际上反映了经济核心的矛盾，即货币既是市场关系的目的，也是手段。金融允许资本家借钱，用来购买劳动力、原材料、设备，生产商品，销售商品以获得更多的钱。它将收益从再投资获利仍有剩余的人那里分配给资本不足的人。通过允许购买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日益分离，信贷制度促进了长期投资和远距离商业的发展。但是，在推动物质生产资料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双重发展过程中，银行体系加快了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正如最近马克思主义作者所强调的那样，由于从整体上看，金融部门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渠道，因此它成了经济危机的熔炉——但不是危机产生的最终原因。

在融资模式发生重大转变的前夕，马克思对现代股票市场与企业合并的出现作了论述。华尔街把资本的所有权与产业管理权进行了合法的分离，创建了公开交易、功能多样的商业企业，这些企业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时主导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股票市场与商品交易所在同一时期出现，它与商品交易所一道，使资本家可以投资像现金一样交易的工农业证券，而不用承担经营工厂和农场的债务与责任。股票市场把对生产的控制集中到了董事和经理的手中，同时把对资本的控制集中到了经纪人和银行家的手中。与其说华尔街代表了本身的单独利益，不如说它构成了统一的资本家阶级，这个阶级能够统治市场，而不被市场所统治。

同时，正如马克思所认识到的那样，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工业生产力量和金钱利润力量之间又产生了新的基本矛盾的形式。金融市场使那些缺席的货币持有者离开自己经营的产业成为富有活力的金融投机者的美梦能够成真。公司股票不代表对现有资源、机器或商品的法定的权益，这些权益在股票出售时不出让。它们代表的是以红利形式表现的对未来利润的要求，这种权益更像彩票，不像房契。与企业主的利润不同，它们的价值只是间接来自工人以前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过去的绩效影响股票的价格。通常公司股票的交易与公司收益之间只有松散的关系，就像对价格上涨还是下降下注一样。因此，马克思把它们称作“虚拟资本”，它们的“价值可以不因道路、矿山、工厂等实际资本的价值波动而升降”。它们内在的投机特性使得这些可以自由流动的资产很容易受到经济过热与经济萧条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它们是由专业的交易者进行管理的，而这些人认为，所投资的公司企业就像他们在赛道上赌的赛马一样。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华尔街按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了市场经济的大部分因素。随着银行业与商界联系的加强，获取利润与生产财富两种迫切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加剧了。并购、企业吞并和“股东积极主义（shareholder activism）”迫使企业即使是大型企业也要符合金融大腕们制订的短期利润的高标准，否则就会被分割成一组组可以交换的资产和债务，然后随时在资本市场进行打包、出售、重组。放松管制使得华尔街可以插手许多以前禁止它们涉足的领域，比如在美国境内的商业和消费者借贷以及在外汇和外国工业上的投资。金融证券的数额和种类呈几何指数增加，高速的计算机化交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像杠杆率水平（寅吃卯粮）一样，这种状况加大了系统崩溃的风险。

除了观察到华尔街的地盘大幅扩张外，最近，马克思主义作家强调了金融行业两类质的变化。第一是对变幻莫测的新型虚拟资本的创新，这种创新把金融证券与实物资产进一步割裂开来，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混乱。“证券化”也使债务与原始借款人和出借人（以及贷款抵押品）割裂开来，因为投资基金买断银行向房屋所有者提供的按揭贷款，然后把它们变成捆绑的债券。购买这种抵押贷款担保证券和其他“债务抵押证券”的投资者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它们所买卖的房地产真实情况。期货、期权、掉期等各种奇特的不良金融衍生品的市场在没有任何监管情况下的疯狂增长，意味着债券持有人基本上是在拿他们不掌握实际风险情况的公司和商品的价格打赌。缺席所有权这条路本来就窄，由于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集团这样的机构投资者日益居于支配地位，而它们可以动用从股东（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储蓄的去向）那里募集来的上千亿美元资金，这条路就变得更窄了。

名义受益者也包括许多工人：20世纪70年代，他们的养老基金开始积极投资于公司证券。这个事实说明了关于新金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第二个重点。尽管虚拟资产的增值不是直接来自工人以前的劳动，但是它代表的是对工人现有劳动和未来劳动的无限索取。华尔街在推卸资本家对自己的投资后果应承担的责任同时，成倍地增加了自己的阶级权力。从一个侧面来看，金融机构与企业主结成联盟，通过压低工人工资的方式重新获得高额利润。“贪婪的资本家”擅长于剥夺员工的健康福利和养老金福利，通常采用的方式是迫使公司破产或者威胁要这么做。“股东积极主义”通过要求更少的工人、拿更少的工资、干更多的工作来为投资者榨取更大的价值。债券持有者要求大幅度削减公共就业和社会福利。

债务也成了经济学家科斯塔斯·拉帕维特萨斯所说的越来越多的“金融掠夺”的支柱，它与工业对劳动力的剥削是同时进行的。高额融资一直与穷人和工人阶级大众不断加深的债务挂钩，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它立即缓解了社会顶层有剩余资本、社会底层缺乏购买力的这两个逆向问题。它把工人与华尔街捆绑在一起，采用的方式是既增加工人的消费债务（比如2001—2007年，向低收入房主发放大量证券化的“次级”贷款），又动用他们在养老金和健康保险中的储蓄。在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金融市场上，也有大幅增长的跨国剩余资本准备出借给周围比较贫穷的邻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层层叠叠的债务危机带来了严厉的“结构调整”计划，造成外国投资者大规模剥夺它们的土地、资源和以前的国有企业的后果。

因此，虚拟资本和金融掠夺构成了支撑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阶级结构的一对支柱，在国内和国外都是如此。研究当前这场危机的马克思主义作者从中得到的一个教训是：平民百姓深陷华尔街的巨额债务当中。但是，反映新自由主义制度特征的是没有责任的权力结合，其集中体现就是金融和政府的重新结盟。

政府与银行业

人们再次对这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对私营部门的公共救助提出质疑，长期争论的政府权力与商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又引发热议。自由主义者谴责对金融市场放松管制，要求实行更加严格的监管，而保守主义者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家与市场的腐败联盟上。不过，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主权和资本的结合——就像金融与工业的伙伴关系一样——实际上是资本家阶级统治的根本。从300年前英国金融革命过程中政府与银行业的高层联姻开始，企业合并就是后来公司资本主义诞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地位最高的就是半公半私性质的联邦储备系统。

正如历史学家米切尔·迈瑞尔所写的那样，如果资本主义指的是“由资本家统治的，或者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建立的市场经济”，那么这种统治最明确的标志就是最近华盛顿与华尔街之间的重新联合。尽管华尔街的主张是提高“自由市场”的地位，但是最近几十年的金融化已经使得政府的作用在逐渐增大，而不是减小。金融系统杠杆的作用越大，它所产生的经济泡沫和萧条也就越频繁，对政府作为信贷与房产的担保人和“最后贷款人”的依赖也就越大。

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由三个前后相连的阶段组成：住房与按揭危机、银行危机以及基本上席卷了美国每个州和市的公共债务危机，同时还有欧洲一些国家政府的危机。危机第三个阶段的起因是私营部门向公共部门转移巨额债务，国家财政和中央银行向破产的金融机构提供大量资金，买下它们的“不良资产”。为了支付救助所需的资金，政府从债券市场大量借款。债券所有者要求政府保持账目平衡，压力主要落在公职人员和享受教育、基础设施以及福利计划等公共服务的人身上。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银行救助不只是有关阶级统治的有价值的一课，而且是一个没有抓住的黄金机遇，预示了如何才能完成真正的变革。它表明金融部门不仅仅需要资本控制、公共会计、金融交易税等更大程度的政府监管。实际上，银行业系统已经在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它深深依赖政府的支持。通过股票公开交易制度实现银行业所有权的部分社会化，对储蓄与投资以及生产资料管理控制的集中化，都代表了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通过加深社会财富与私人利润之间的矛盾，现代金融业加快了过度积累和经济危机的动态过程，为改变而不仅仅是挽救这个制度的激进行动不断创造着机会。

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强烈要求政府最终应该把银行业置于劳动人民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置于富豪的控制下，结束金融业的独裁。他们看到了政府对银行进行严格控制的部分先例，这些先例出现在战后的日本和最近的英国、中国和德国；出现在复兴金融公司和房屋所有者贷款公司等短期新政试验中；出现在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制度和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出现在澳大利亚、挪威、新加坡、韩国以及其他国家为公众控制的“主权财富基金”中。由于金融部门已经承担起了对工业、商业、房地产业实施半主权控制的功能，接管银行业可以为更广泛的经济决策民主化提供机会。正如马克思所说：“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 原文载于《新劳工论坛》（New Labor Forum）2012年秋季号，作者杰弗里·斯克兰斯基（Jeffrey Sklansky）系美国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历史系副教授。

（译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