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哲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如何处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始终态度暧昧，莫衷一是。早期的研究者基本上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甚至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从而用他们所认可的马克思主义摒弃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晚近的研究不再坚持这种绝对化的观点，但有时似乎又走到了反面，用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摒弃了马克思主义，结果使得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传统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两种做法各有原因，动机有时甚至如出一辙，但这不是本文关心的问题。本文关心的是，如何更加清楚地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属性和时代属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更好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主要想法有两点：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整个演变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一种特殊形态；第二，这种形态的特殊性在于它主要是对社会变迁的文化—哲学反思和批判。也就是说，从形态演变的角度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也不需要把它排斥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谱系之外，虽然它特殊的学术性格使得我们觉得它缺乏教条性和革命性。何以能够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当然需要作出说明。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乃至中国，强硬地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绝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极端立场已属罕见，但是，直截了当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中，仍然不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这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名分问题，而是关系着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认识。人们会问：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本文对所设问题的研究，希望采取社会科学的方法，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的方法来进行。尽管如此，由于问题的性质使然，意识形态争论似乎很难避免。但是本文并不打算因此进行一种争论性的工作；相反，它认为自己担负的是一项科学任务：它的主要原则是因果解释，而不是意识形态辩护；它的主要方法是概念分析和过程分析，而不是对结果的过度反思。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并仍然在发生着各种变形和转化。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探讨这些变形和转化的原因和形式，并不需要过多的价值预设，而确实需要仔细的历史过程分析。这种观念决定了本文的写法大体如下：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词语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如何被使用的入手，来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的描述，来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情境，来说明它何以会具有如此这般的理论特征。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范围

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世界学术界渐成显学。其实在此以前，后来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作者，比如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萨特等，早已由于不同的原因声名鹊起，成为众人讨论的对象。但是，把这些作者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来研究，从整体上探讨它的发展脉络和理论结构，却是在这种特殊的思想方式行将完结之时才开始的。有些奇怪的是，这一事业的最初推动者佩里·安德森，和他担任主编的英国社会主义期刊《新左派评论》，却处于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发展无甚关系的英国文化之中。安德森自认英国文化“缺乏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传统”，因此他和《新左派评论》的大部分工作，某种意义上是在有意识地弥补本国这方面的不足。（参见安德森，第4页）自此以后，整体性和专题性的研究便层出不穷，而且大多数都来自英语国家。但是，稍作了解就会发现，在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常常是多么地不一致：没有任何两位作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说的是完全相同的事，讲的是完全相同的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大概在于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题范围采取了不同的取舍标准。

这种状况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对于哪些人才算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人们的看法往往相差甚远。英国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于1976年初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在中国几乎被看成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中最早的标准著作。其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被安德森按照出生的先后顺序排列如下：卢卡奇、科尔施（又译柯尔施）、葛兰西、本雅明、霍克海默、德拉·沃尔佩、马尔库塞、列菲弗尔、阿多诺、萨特、戈德曼、阿尔都塞和科莱蒂。（同上，第36-37页）而在加拿大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本·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年初版）中，上述名单里少了本雅明、德拉·沃尔佩、列菲弗尔、戈德曼、阿尔都塞和科莱蒂，却多了雅各比、梅洛-庞蒂、一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科拉西、沙夫、马尔科维奇、斯托扬诺维奇）、哈贝马斯、米利班德、布鲁弗曼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莱易斯。前者的论述范围基本在欧洲，后者则还涉及了不少北美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上两者相比，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显得保守得多，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描述只涉及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和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核心）成员，并且似乎有意要把萨特、阿尔都塞以及“分析的”和“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者排除在外。（cf.Mclellan）但这还不是最狭窄的。在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一书的著名章节“‘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续章节“《真理报》”里，几乎只以卢卡奇一人作为讨论的对象。（cf.Merleau-Ponty）

然而在另一个方向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宽泛到几乎无所不包的地步，唯一的限制据说只是一种政治地理学的规定，也即存在于西欧和北美地区的、非苏联的或非类苏联（non-Soviet，or non-Soviet-like）的马克思主义思想。（cf.Linden，pp.3-4；另见林登，第3-4页）在荷兰学者范·德·林登的用法里（1989年初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指的就是政治上独立于苏联的非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一来，像卡尔·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这样的第二国际理论家，赫尔曼·霍尔特尔和潘涅库克这样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以及甚至像托洛茨基这样的被驱逐的苏联内部批判者，都被他包含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之内，更不用说各种分析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作者了。在中国，虽然目前很少有人这样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作者群体，但是能够被包含在这个名称之下的作者同样越来越多。张一兵的书里出现了以上所未见的布洛赫、弗洛姆、杜娜叶夫斯卡娅、普兰查斯、柯亨、罗默、埃尔斯特以及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参见张一兵），俞吾金、陈学明的书里则出现了施密特、赖希、W.H.肖、高兹、阿格尔、佩珀、拉比卡、巴里巴尔、雅克·比岱，以及后现代的拉克劳、墨菲、德里达和詹姆逊（参见俞吾金、陈学明），认为这些人都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阵营。

这种愈益发散的研究倾向尽管不是任意而为，却也适足令人困惑不已。究竟在什么基础上，人们可以作出这样不同的发挥？当他们说着好像是、又不完全是同一件事的时候，他们的心中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范式？“西方”完全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吗？或者再加上一种政治区位的限制？更重要的是，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这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确实可以说是某种马克思主义，或者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不过，我们还是应当问一问，究竟有没有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的定义。以上涉及的文献里，最早出现的是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1955年初版，1973年英文版）。但是，这本书并不是一部专门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它的主题是辩证法，也即马克思主义在东（苏联）、西方（西欧）的不同的形态演化。实际上，在写作这本书的年代，法兰克福学派还没有获得它在60年代以后那样的影响和地位，甚至葛兰西的思想也还基本上只是意大利共产党内部的理论财产。虽然梅洛-庞蒂把书中的一章命名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但他并没有在书的任何地方解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也没有明确地说哪些人可以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原因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并不是梅洛-庞蒂的发明，梅洛-庞蒂也没有在他的书里冒领这种发明权。他的叙述足够清楚地表明，他只是按照科尔施的说法使用了这个概念，而按照科尔施的说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他和卢卡奇的敌人对他们共同的思想倾向的批评性称呼，批评的原因在于这种思想与列宁的哲学思想不相容。（cf.Merleau-Ponty，p.59）因此，这里虽然没有定义，却具有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涵义的最初的、基本的表述。

梅洛-庞蒂没有告诉我们科尔施是如何、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个概念的，但书中的一条注释把我们引到了1930年的科尔施。（ibid，n.1）这已经是科尔施出版其最重要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7年以后。1924年，科尔施由于前一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而遭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国际的批判，这本书被谴责为异端邪说。同年7月25日的《真理报》上，卢卡奇和科尔施、福格拉塞（Fogarasi）、雷维（Revai）被视同一伙，这些“西方的”共产主义者被认为形成了共产国际自身内部一个敌对的哲学派别，是一些“在哲学上背离正统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理论家”。这一反对“背叛”的战役进行了许多年，直至1930年，科尔施就数年来在两个敌对派别之间进行的争论作了一个自我总结，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附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再版本里出版。就是在这篇文章里，科尔施使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词语。

但是正像后来的梅洛-庞蒂那样，科尔施对这个词的使用也是有语境、无解释，他同样没有指出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唯一提出来可以作为同道的人就是卢卡奇。这很容易理解，而且根本不是什么缺陷，因为在那个时候，除了卢卡奇和科尔施，被我们现在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些人全部都还没有出现。葛兰西当时身在狱中，他的写作不为人知；霍克海默刚刚就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以他为首的学派根本没有形成，学派的主要贡献也尚未作出。卢卡奇和科尔施虽然在法兰克福研究所成立前后都与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有过来往，并有一起参加讨论班的经历，但这种关系并不深刻，而且，霍克海默这些人都不属于“共产国际自身内部的一个敌对的哲学派别”。然而，科尔施以一种极其自然的方式使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词语。当它第一次出现在一个注释里的时候，它看起来就像是科尔施对其苏联马克思主义批评者的批评性意见的评论和引述：按照科尔施的说法，这位本名叫阿·施弗林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了一种“批评性对照”。（参见柯尔施，第72-73页，注17）没有迹象表明科尔施反对这个词语，但同样也没有迹象表明科尔施以这个词语自称，因为就在几页以后，科尔施以略带批评的口吻说道，“使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同把这一方法运用于哲学和科学所获得的主观结果对立起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这已经成了很时髦的做法。”（同上，第83页）

在科尔施《一个反批判》的语境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还不完全是一个专门名词，它有时写作“西欧马克思主义”，有时写作“欧洲左派马克思主义”，有时又写作“西方激进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这些词语指的是同一个对象，其基本特征是，它是一种与“俄国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存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已经成了共产国际新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的哲学基础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ABC”：“把真理定义为表象同外在于它的对象相一致”。（同上，第75页）这个定义来源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用这本书重申了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而没有涉及这需要多少辩证法前提。列宁确定了一种关于知识的唯物主义解释，并认为自己把辩证法牢固地建立在了事物自身之中。但在科尔施看来，这种“从辩证法向唯物主义的着重点转移”意味着一种倒退，它把“历史存在的整体和所有在历史上流行的意识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个历史辩证法问题，变成了“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更狭义的认识论的或“知识论的”问题，一种前黑格尔的、黑格尔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的历史阶段的意识。列宁及其追随者的唯物主义来源于一种绝对的和既定的形而上学的存在观，把辩证法片面地变成了客体、自然和历史，把认识仅仅描绘成主观意识对这种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同上，第82-83页）

总之，在科尔施看来，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了一种非辩证的概念体系，他始终以一种抽象的认识论的方式论述存在和意识之间的关系，而从未把认识当作一种历史现象，当作在既定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加以考察。这样一来，他就破坏了存在和意识的辩证的相互关系，也破坏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的相互关系，使它们抽象地对立起来，从而使辩证法失去了真正的统一性。由此来看，正像科尔施用其论述所强调的那样，“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最初、首先是一种哲学对立，虽然这种哲学上的对立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具有一种历史的、内在的联系。从一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带着一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情，而与“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相容。这与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里所表达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实际上就是辩证法的历险，也即某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开端。

因此，虽然科尔施没有在任何地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词语作出专门解释，在他的这些论述里却埋藏着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钥匙，埋藏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起点的说明，也埋藏着对在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时如何选择逻辑起点的指示：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尽管存在着种种分歧甚至对立，却仍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被描述成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其基本的原因就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演化的每一个阶段上，都能发现对科尔施所暗示的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回响。这应当是我们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时，为自己确定范围的一条基本规范。

三、作为哲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造成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第二国际随着1914年战争的爆发而破产，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权力中心从此开始向东方转移。然而在东方，它很快又遭到了迅速崛起的斯大林的控制。一战以后的20多年间，西欧的工人阶级运动一再失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世界再次陷入更严重的混乱。20世纪早中期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就被这些事态深刻地刻画着：与前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不同，绝大多数被归入“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之下的思想家并不是政党的重要人物（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这些早期人物虽然一度在各自国家的共产党组织里身居要职，却都由于革命形势趋于恶化而为时甚短）；他们倾向于学术化而不是实际行动，并且是在一个工人阶级活力的衰退阶段，因而也是在与政治实践相对隔绝的状态下从事写作的。因此，从卢卡奇和科尔施开始，在他们的作品中，哲学、认识论、方法论，乃至心理学和美学，而不是政治学和经济学，显得更为重要。总的来看，在议会民主在所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变成常规，奇迹般地获得了历史上最稳固的发展，而这些国家的经济又都享受着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一种听天由命的悲观主义气氛在许多欧洲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间漫延，而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表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身上。

卢卡奇和科尔施遭到批判的著作非常巧合地都出版于1923年。这两本被视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端的著作，都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政治经验，包含着对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工人阶级革命屡屡失败的反思。以往深重的政治气氛和历史事件使这两本著作不约而同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正统久已忽视了的哲学领域，正如这两本著作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副标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而科尔施的书则干脆就叫《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它们虽然都没有提出公开的异端政治立场，却对已成共产国际新正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僵硬哲学不以为然。这是在革命的权威中心移往他地、环境急趋悲惨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反思的努力。

这种努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历史和阶级意识》写于匈牙利公社被镇压、卢卡奇背井离乡亡命维也纳之际。它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之外寻求哲学灵感，强调意识，对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科学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卢卡奇据此确立的主题，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都得到了共鸣。不过，在苏联不断强化的独裁和教条化的世界里，卢卡奇的方法显得太不安定，太渴望辩证法了，从而牺牲了唯物主义，并且对工人委员会观念和罗莎·卢森堡的遗产抱有太多的同情。因此，他的著作在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会议上遭到了谴责。其实，卢卡奇对意识及其在工人委员会里的政治对应物的作用的强调，同样也是他的同事科尔施所持的主张。科尔施是把马克思自己的观念系统地运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就是说，“把唯物史观应用于唯物史观本身”（柯尔施，第59页）——的第一位作者。他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革命的哲学内容，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这同样使他发现了黑格尔的重要性。然而令他痛苦的是，他同卢卡奇一样遭到了共产国际的谴责，并且在1926年被德国共产党开除了。

从总体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失败的哲学沉思。这些沉思虽然包含着深刻的政治意蕴，但是很少具有直接的政治性；相反，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前提的再思考被看成是成功政治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而且，为了获取这种再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乐于与“资产阶级”哲学相周旋，对它们既批判又加以利用。于是，黑格尔的精神由于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动荡和变化得到了复活，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可以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作品中感受到。纳粹的兴起及其后续结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的中心转移到了法国，并经历了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作为哲学探讨的支配模式的相继出现。尽管如此，所有这些思想模式的首要目的都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以此不断地激发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人们确实可以怀疑，这些思想模式是否真的能与可以被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东西相兼容，但它们的确把马克思主义探讨的视域扩大到了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相当有限的视野之外。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及其对政治文化的重要意义，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运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的激烈批判，所有这些试图补救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弱点或不足的尝试，都产生了各自的关于哲学、政治和社会的不容忽视的文献，尽管有时它们也相当盘曲难解。

在其主要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被看成是这样一种尝试，它试图向后返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向前寻求与晚近的社会学方法（主要是韦伯的启发）相结合，从而达到修正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目的。对黑格尔的批判的、哲学的和反思性的遗产的继承，使得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拒绝了马克思主义通过经济基础解释和改变社会的传统方法，甚至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普遍科学。他们并不想浪费时间去讨论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即一种认为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具有同样的辩证性的教义。他们一门心思想建立的是一种社会理论，而按照他们的观点，这种社会理论主要是一种文化理论和意识理论。

世界形势的发展相当强烈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更加上层建筑化的路径。工人阶级的斯大林化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使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被迫流亡，从而失去了参与实际政治的机会。面对这样两种困厄，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一些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似乎未能正确地对政治的复杂性作出评判。他们对政治的悲观只能使他们把兴趣局限在诸如认识论和美学这样的主题上。由于西方革命前景黯淡，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将注意力转向哲学这样的明显远离政治的学科。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于政治，这种远离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自然发展成了一种特殊的、脱离实践的纯粹的学术。他们的共同特征因此也许可以这样概括：他们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一种对社会历史的分析和批判工具，而不是政治性实践指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全然否定。通过把分析扩展到被其先辈忽视了的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这些文献的作者们探索了技术进步造成的冲击、与之伴随的合理化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意识形态所生产和再生产的各种不同的统治形式。这些贡献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传统，而且它们所发展起来的独特的社会批判理论至今仍然对世界保持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阿格尔，1991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安德森，1981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人民出版社。

[3]柯尔施，1989年：《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版。

[4]林登，2012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周穗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5]俞吾金、陈学明，2002年：《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6]张一兵主编，2012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上卷、中卷），江苏人民出版社。

[7]Mclellan,D.,2008,"Western Marxism",in Cambridge Histories Online 1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Merleau-Ponty,M.,1973,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trans.by J.Bie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