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三个重大关系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绕不过去的重大课题。在诸多重大关系问题之中，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尤其受到了学界关注和讨论。
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两个马克思”的神话制造者首先来源于西方，主要集中在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中。问题还得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手稿》）的发表说起。自从《手稿》1932年全文公开面世开始，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围绕《手稿》提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两个马克思”的主张，人为炮制了“两个马克思”的神话，即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老年马克思”。他们欢迎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老年马克思”。在对《手稿》历史地位的评价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极力抬高青年马克思《手稿》的思想意义，而贬低和否定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另一种观点极力贬低《手稿》的思想意义，否定《手稿》的思想与马克思后来著作思想的连续性。尽管上述两种观点看似截然相反，一个是贬低前期而抬高后期，一个是贬低后期而抬高前期。但是，它们在制造“两个马克思”的神话即把前期或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与后期成熟期的马克思的思想截然对立起来方面却又是惊人的相似，都是不正确的。
诚然，《手稿》存在着这样那样一些观点还不够成熟、表述和用语还不够稳定准确的问题，但是，《手稿》与紧随其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在基本精神、主要观点和致思理路上有着内在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和论题都以萌芽或胚胎的形式在《手稿》中得到了最初的讨论和表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学界一些学者将《手稿》看作是马克思学说的“秘密和诞生地”。实际上，《手稿》不仅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历程中，而且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史上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因此，正如有学者明确指出的：通过夸大《手稿》的不成熟来贬低《手稿》的意义，进而制造“两个马克思”对立的神话是不可取的。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依然不应制造“两个马克思”对立的新神话。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由来已久。自上世纪3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一直都是伴随着“两个马克思”的讨论而出现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始于上世纪80年代。总体而言，在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国内外大致有三种不同观点：“对立论”“一致论”和“差异论”。
“对立论”的观点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提出来的。卢卡奇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首先指认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待自然辩证法的态度不同。随后，法兰克福学派、萨特、施密特等都批评恩格斯把辩证法实体化，变成了世界观，而马克思仅把它看成内在于历史之中，自然本身并没有辩证法，只有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时才有辩证的运动。西方“马克思学”者也明确主张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的对立。国内持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观点的学者，曾撰文阐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五大差别：即超验视野与经验视野、存在决定意识与意识决定精神、大写的真理与小写的真理、彼岸的自由世界与此岸的自由王国、个体性的分殊。
与“对立论”针锋相对的是“一致论”，后者否认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之间的根本对立，而明确宣称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的一致性。当然，“一致论”观点也承认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差别，诸如二者在个人气质、知识背景、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二者在理论分工上的区别，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二者在基本思想和根本宗旨上的总体的一致性。况且，这种一致性在恩格斯逝世后也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普列汉诺夫、卢森堡、列宁等人的一致维护和坚决捍卫。国内已故哲学家孙伯睽先生曾在《西方“马克思学”》一书中较早地对西方马克思学的代表人物持有的“对立论”观点进行了详尽考察，在揭露西方“马克思学”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的错误及其方法论根源的过程中，重申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的一致性。
第三种观点即“差异论”的代表性人物是美国“马克思学”家特雷尔·卡弗，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一书中，卡弗借用恩格斯的话提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谁才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第一小提琴手”的质疑，他的结论是：恩格斯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小提琴手”。卡弗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问题是一个解释学的问题，它依赖于评论者和文本、评论者和听众之间的对话，因而不可能得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唯一的标准答案。一些学者认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讨论，重要的并不是在这一问题上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而在于研究问题的过程，重要的是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方法和对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正确认识。当然，这既需要文献学的实证性研究，也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度“耕犁”，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从根本上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股客观存在的社会思潮，它包括众多的派别、庞杂的内容，在政治上和哲学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和争论，很多派别和人物的思想在前期和后期都有着较明显的变化。因此，在国内外学术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歧义不断的复杂问题。总的来看，有学者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大致概括为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为“在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的反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则相违背，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用唯心主义和西方社会学说的某些精神改造和扭曲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的反马克思主义，因而根本不能算是一种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主要代表的是一些苏联学者的看法。
第二种观点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划入马克思主义的行列，视“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推崇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式”，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当代马克思思想的“真正传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发展，这主要是西方一些学者的观点。
第三种观点介于前两种观点之间，认为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流派，不要简单地斥之为反马克思主义，应该看到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不妨称之为“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这主要是国内一部分学者的观点。例如，有学者明确指出，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及方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以不同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及无产阶级革命这些基本理论宣布为“过时”“失效”“错误”或“不充分”，断言需要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来加以“补充”“修正”或“重建”，其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提的抛弃。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毕竟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辩证法、历史分析等方面的观点，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其中不乏合理的见解。
对此，我们既要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上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又要看到它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注意它提出的某些有益的论点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的发展所做出的局部贡献。因此，不应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抬高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的高度，也不要简单地斥之为“反马克思主义”，而应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