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之果
在国际范围内，尽管列宁主义曾经产生过巨大的时代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上，尽管列宁哲学的地位曾经获得过充分肯定[1]，然而，由于列宁主义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命运，以及列宁哲学独特的政治实践性特质，使得其诞生之日起，遭遇的非难和批评就从未止息。苏联解体后，国内外一些学者更是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病因，追溯和归咎于列宁哲学。由此，承认与否认列宁哲学是“哲学”，通过辨析列宁哲学的理论属性重识其理论地位和理论价值，便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仍然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列宁哲学与列宁主义
在西方学者看来，就列宁作为思想家而言，他的学术活动主要体现为政治方面和实践方面，因而他只是政治思想家而不是哲学思想家；就列宁的哲学著作而言，其代表作之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因其“几乎没有持久的哲学兴趣”而在哲学上显得落后，只不过是“俄国经济发展落后的产物”[1]，而他的《哲学笔记》也主要是摘录黑格尔著作，是本人使用的读书笔记，且其中的思想片段零散，因而列宁并没有独立而完整的哲学著作；就列宁哲学理论的层次而言，他的唯物论不过是近代机械唯物论的翻版，他的认识论也不过是机械反映论，他的历史观则具有经济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冲突[2]，因而列宁的哲学理论显得落后、矛盾重重、漏洞百出，缺乏长久的理论价值和名不副实的理论地位。
弄清列宁哲学是否成立，首先需要看清列宁哲学与列宁主义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从理论形式看，列宁主义是包括列宁的哲学思想、经济学思想、社会主义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列宁哲学不过是其构成要素或组成部分之一，两者体现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从理论内涵看，列宁主义既是20世纪初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特别是俄国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致使作为实践的无产阶级革命被提上议事日程的产物，又是列宁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对此，20世纪20年代的苏共主要领导者在列宁逝世后皆有论述：托洛茨基在《论列宁》一书中具体描述了列宁的思想；加米涅夫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写过“列宁主义”词条；布哈林在大量文章中指出，“列宁是最杰出的农民问题理论家，有关工人阶级与农民关系方面的学说，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特殊贡献的基石之一”[2]22；季诺维也夫则在批评托洛茨基忽视农民的作用时，在《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1925年)中，将列宁主义定义为“帝国主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2]23；斯大林在斯维尔德罗夫大学《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的讲演中，则将列宁主义定义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3]185，并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指责季诺维也夫将俄国的落后性、农民性置入“列宁主义”的定义“是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3]396。综观上述，加米涅夫、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注重列宁主义的民族特色，斯大林则强调列宁主义的国际性和时代性。至于列宁哲学，它作为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是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核心。
从理论容量看，列宁主义是以列宁为主要代表的“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如何从俄国国情出发，从不同的学科角度，理解、研究、传承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晶。他们既包括列宁，也包括与列宁同时代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而列宁哲学则专指列宁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于俄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又如何体现、阐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需要指出的是，曾经长期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奉为经典的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定义，在充分肯定列宁主义的理论价值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列宁主义的历史影响，从而暗潜着将列宁主义与列宁哲学相混淆甚至相等的危险。而简单地将列宁主义与列宁哲学相提并论甚至等同，将难以避免在肯定列宁主义的实践功能中，贬低或淡化列宁哲学的理论功能和学理性。
考察马克思主义东渐俄国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之种得以在俄国落地，离不开三个基本条件：“现实问题域”即俄国的社会革命运动能够进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理论普适性”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说明、指导和解决俄国尖锐的社会矛盾；“历史必然性与价值合理性”即问题的出现和理论指导之间的“契合”，既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果而非少数个人或某个政党的主观设计，又是历史主体的能动性之果而非对历史潮流的被动顺应。它们通过以列宁为主要代表的，既包括列宁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美学论著，也包括普列汉诺夫、A.B.卢那察尔斯基、B.B.沃洛夫斯基、M.C.奥里明斯基等人在“哲学、社会学、社会思想史、文学、艺术、美学问题都得到了研究”[4]的诸多论著中，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而得以实现。这些论著中的理论，在为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奠基的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的出场。
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与俄罗斯国情的特殊性，两者在互动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这种“具体化”成果的集中体现，便是列宁哲学。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主要指列宁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俄国现实，又在这种分析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承和发展。所谓“列宁哲学”，则是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形式与俄国现实的结合，又是包含俄罗斯民族哲学文化传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现实中批判：列宁哲学的品性
的确，如果按照西方哲学关于哲学是远离实用价值的纯抽象思辨活动的标准，列宁那些既非自由的学术活动又缺乏抽象思辨性的哲学思想，或许不能称为“哲学”。但是，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特征——实践现实性和价值倾向性，将列宁思想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衡量，却又不能不承认，列宁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自然科学因物理学新发现而冲击了传统观念，俄国因沙皇残酷统治与落后经济而革命风云涌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资本主义的相对和平发展而形成机会主义等等，这些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条件下，通过大量著述，在探索和寻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本质规律中，阐释了富于实践特色的哲学思想。
在列宁的诸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0年)、《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前言》(1913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卡尔·马克思》(1914年)等著述中，他通过直接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3]，揭示两人皆在社会实践中实现了思想的转变，皆具有共同的人生理想和目标，皆兼具学者与战士的品格等等，论证和辨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共性。在上述著述中，列宁还通过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即认为它具有开放性而非宗派性特征，它的产生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5]，是世界文明大道之内而非之外的东西；认为它具有发展性而非僵化性，即就其理论而言，它生成于社会生活条件的激烈变化中，随着历史时代、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认为它具有灵活性而非教条性，即就其实践作用而言，它是行动的指南，社会条件变化和现实需要，使得“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6]，强调它的“精髓”与“活的灵魂”，在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7]；认为它具有批判斗争性而非调和折中性，即就其理论历程而言，它在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形成和发展，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8]，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理论品格。在上述著述中，列宁还特别指出唯物史观把历史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却是一个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因而它的诞生是人类理论史的创举；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论与辩证法、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的有机统一，它既深入考察了产生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背后之因即物质生产发展程度，又充分阐明了人民群众活动的作用，从而在全面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逻辑和内在统一性，深刻揭示其理论属性，高度评价其理论价值的同时，表明了自己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属性。
不仅如此，列宁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也直接表明了其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渊源关系。列宁世界观形成之时，正值俄国的民粹主义渐趋崩溃而马克思主义传播日盛之际，因而他是在没有遭遇曲折世界观转变而直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哲学对他的影响，集中体现于他对《资本论》持之以恒的研究和哲学内蕴的发掘上[4]。从中学时期通过阅读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著作而开始接触该书，到青年时代[5]刻苦钻研该书，再到后来在革命生涯中，运用该书的理论和逻辑分析解决俄国现实问题[6]，系统研究辩证法[7]等等理论活动，《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可谓体现在列宁哲学的全部，贯穿于列宁哲学的始终。恩格斯哲学对他的影响，则集中体现于他对《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的阅读、理解和研究[8]，以及对唯物辩证的认识论、实践观的阐释。
可见，列宁的哲学思想，既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适应历史发展、反映时代本质、化理论为实践、传承民族文化等实践现实性特点，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思想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当我们肯定“列宁哲学是哲学”时，其范围首先限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三、辩证中唯物：列宁哲学的基质
在此，仅以列宁的反映论为例。
人们对列宁反映论的质疑，主要集中于认为“反映论”不过是近代机械唯物论的翻版。
必须承认，“反映”是机械唯物主义者的术语。从字面上看，它确实没有体现出认识主体向认识客体的运动。对辩证唯物主义而言，仅仅用“反映”的概念，不能划清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界限，也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字面含义不等于它的全部。就“反映”的本来意义而言，它是唯物主义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它是地道的唯物主义概念而非机械论的专门术语，它是作为与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对立面，而不是作为以辩证法的“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为对立面提出的。考察列宁的观点，可以看到，列宁虽然强调“唯物主义的理论，即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9]108，但他又同时强调了感觉、思想是“世界自身的主观映象”[9]118。“反映”是“世界自身的主观映象”，表明认识本身既不能脱离其客观源泉，又依赖于认识的物质载体。可见，列宁的反映论既揭示了认识内容的客观性，又强调了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而当列宁将“反映”视为是一个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确切的知识、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过程、将“反映”明确定义为：感觉是物的“主观映象”，认为认识是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的转化时，则表明在认识的过程和结果中，包含着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可见，列宁的反映论并非如质疑者所言，是“近代机械唯物论的翻版”。
如今，质疑列宁反映论的理论依据，已不再限于传统的唯物与唯心、辩证与形而上学之辩，而更多来自现代新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去蔽说”。在谈论真理问题时，海德格尔首先否认了真理是认识与对象之间的符合。在他看来，真理根本没有认识与对象之间相符合的结构，因为它所涉及和证明的，是“它向之而在的存在者”，是“存在者本身被揭示的存在”[10]，而不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符合，因此，认识始终只与存在者本身相关。海德格尔进而否认了“符合论”的认识论价值。在他看来，“符合论”存在逻辑悖论，因为一个是认识主体，一个是认识客体，如果主体根本不知道客体为何物何样，那它便无法与客体相符；如果主体已知客体为何物何样，那它就成了两种认识之间的相符，既如此，“有关陈述还有什么值得追问的呢?”[11]。由此，海德格尔认为，真理就是被揭示了的存在即“去蔽”。
依据海德格尔的“去蔽说”，质疑者将列宁的反映论斥为“符合论”，认为由于它在主客二分的关系框架中，将认识对象视为外在于人的客体，因而根本不可能到达陈述和判断的“真”，它仍然属于近代知性的思维模式。依据海德格尔的“去蔽说”，质疑者认为，事物在没有被人揭示时，因处于遮蔽状态而没有意义；当它被人揭示出本来面目时，便达到了“去蔽”状态并为人所知。因此，认识或判断之为真，源于人(此在)的陈述、判断和揭示。
上述质疑，虽然肯定了西方哲学从近代认识论向现代存在论的转向，对于消解近代西方哲学主客二元对立鸿沟的意义，但却是在悬置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一最为基本的哲学问题基础上实现的。“去蔽说”关于“被认识的事物在没有被认识之前，对于人没有意义”的观点，虽然凸显了人之存在对于认识的意义，但是，它却忽略了当人们谈论事物的意义(对人的价值)时，首先必须以事物如何(存在的状态和本质)、如何认识事物(认识的途径、方式、规律)为前提，忽略了虽然事物是否具有意义取决于“我”，但作为主体的“我”之观之评，却有赖于“物”的先在性。“去蔽说”关于“真理就是被揭示了的存在”的观点，虽然将认识置于人作为存在的本体论范围，但是，它却忽略了任何认识领域和实践领域的问题，都与本体论所具有的属性相关的问题。胡塞尔的“现象”、海德格尔的“存在”，虽然将哲学研究的对象转变为了人的生存世界，但这一“人的生存世界”，首先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而非抽象的人的本质存在，康德的实践理性、黑格尔的实践理念，虽然强调实践是对象化的活动，具有客观普遍性，但这一活动，仍然囿于人的精神伦理范围。因此，当“去蔽说”直接针对列宁反映论的唯物主义前提(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否认认识是对客观对象的反映，从而在不仅抹去了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性，而且否认了认识主体(此在)的客观性同时，其由近代认识论向现代存在论的转向，只是由客观领域转到了主体领域，而仍然没有超越哲学基本问题，没有超越当年被列宁批判过的“物是感觉的符合”、“原则同格”等等经验批判主义的哲学命题。至于“去蔽说”对“符合论”的反诘，虽然从严格探究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而言，它凸显了主体之思在再现“物”的本质时，其形式之玄妙，然而，它却忽略了列宁关于认识辩证法、关于“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一级本质与二级本质之间的转换思想。
四、实践中出新：列宁哲学的历程
列宁哲学的上述特质与品性，我们还可从他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俄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发展历程中，看得更清。
19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列宁通过研究《资本论》、《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等，而写下的多本著作[9]，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石”，并运用于俄国社会经济结构、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在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唯心史观中，所阐明的唯物史观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社会结构理论、社会发展规律理论，都在揭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中，阐述了唯物辩证法。
20世纪初到十月革命前，列宁在撰写的哲学著作和文章[10]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俄国现实并结合俄国革命实践，在批判马赫主义、折中主义、诡辩论、形而上学、机械论，在论证革命理论与革命运动的关系、辩证法与认识论的一致性时，所阐明的唯物辩证的认识论、实践观，所系统研究的辩证法史、辩证法；通过将唯物认识论和辩证法与剖析资本主义直接联系起来而提出的帝国主义论，对俄国革命的理论、策略、方法、道路的解答，对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的理论阐释，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基本观点和思想演变的澄清，而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在十月革命后到逝世前，列宁那些直接探讨和解决现实问题[11]而看似与哲学没有直接相关性，但却充满哲学思维智慧的著述、文章[12]，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俄国现实问题的探讨，在与“左派共产主义者”争论中，阐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辩证法思想；在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中，通过丰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而发展唯物史观；在详尽剖析“左”倾思潮的病状、成因、消除途径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方法；运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动力论，阐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运用唯物辩证法，论证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关系，以及在身患重病时思考十月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13]，都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
综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一环的列宁思想，其哲学“身份”当之无愧。
五、民族传统：列宁哲学的理论底色
思想之根扎于生活的沃土。这个沃土除了时代，还有民族文化传统。作为时代精神反映的列宁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又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它与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息息相关。19世纪的俄罗斯思想文化，在保存唯物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孕育了革命民主主义。这一思想倾向的代表革命民主主义者们，既有厚重的俄罗斯传统文化素养，又非常注重吸取西欧的先进思想，注重辩证法的研究。这种思想文化氛围，不能不给成长、成熟于其中的列宁哲学思想，予以影响并打上烙印。还在中学时期，列宁便阅读过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著作，后来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书更是爱不释手，反复阅读。而他参加喀山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并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则是受普列汉诺夫思想影响的结果。
民族文化传统对列宁哲学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列宁哲学的基本思想是循着俄国唯物主义的传统，而且体现在其哲学思想的表达形式，没有离开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的传统：列宁的“社会机体”思想，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类机体统一性”和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五要素论”中，皆可寻踪；列宁的“物质”定义，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物质观中，皆见原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物质就是“各种不同的对象间的统一性”[12]，普列汉诺夫认为“物质不是别的，而是一些自在之物的总和，因为这些物质是我们的感觉的源泉”[13]502；列宁的反映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和普列汉诺夫的感觉论中，皆有体现，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认为思维就是感觉的组合，而人的感觉源自外在事物[14]361，普列汉诺夫虽然因强调认识的相对性而从不把自己的认识论明确规定为反映论，但他却多次引证马克思“观念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在人脑中被反映和翻译的物质的东西”[13]499作为反驳唯心认识论的根据，他在重申认识“从内容上说决定于客体，从形式上说决定于主体”的基础上，强调了认识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15]，而普列汉诺夫这一观点，被学界称为认识“形态论”，并认为列宁的反映论受到他的影响，“当列宁说任何概念任何感觉都只是对现实事物或现象的近似反映的……时候，他实质上只是重述和发挥了普列汉诺夫‘形态’学说的基本思想而已”[16]；列宁关于“具体真理”表述，更源自车尔尼雪夫斯基“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名言[14]453……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等俄国思想家的理论脉络，串起了列宁哲学中俄罗斯民族文化特色的底线。
承认列宁哲学的俄国化，不是否定列宁哲学的理论价值，而是意在说明，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20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产生巨大影响，与列宁善于吸取民族文化的养分分不开。
因此，当我们肯定列宁哲学“是哲学”，列宁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我们必须看到它所具有的民族的、国家的特点。换言之，当我们说列宁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时，我们是从实践层面与理论层面，指出列宁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俄国化”和“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这一点，不仅出于理解列宁哲学的需要，更出于在当下中国，我们能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切实成为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引领之需。
注释：
[1]在苏联时期，在中国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和教材中，列宁哲学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
[2]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柯尔施、法兰克福学派施密特等，认为列宁的认识论是机械反映论，历史观是经济决定论，另一法兰克福学派代表马尔库塞认为，列宁哲学是出于革命的高潮或低潮的需要，而游走于决定论与唯意志论之间。一些西方列宁学者如新托马斯主义者鲍亨斯基、英国学者罗斯托、美国学者胡克等，则认为列宁的历史观放弃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是精神决定论、唯意志论、政治决定论。
[3]这种阐述不仅包括上述论著，还包括列宁的其他著作如《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等。
[4]受时代条件所限，列宁没有读到过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关《资本论》的三大手稿，以及晚年的《人类学笔记》。
[5]1888年秋从流放地回到喀山，以及1889年迁居萨马拉。
[6]先后写下《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而在《列宁全集》的前三卷中，引用《资本论》就达百余处。
[7]《〈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提要》、《哲学笔记》、《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等。
[8]受时代条件所限，列宁没有读到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9]《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年)、《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6-1899年)。
[10]《怎么办?》(1901-1902年)、《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哲学笔记》(1914-1916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国家与革命》(1917年8月)。
(11)例如，如何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新经济政策实行中的问题和对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等等。
(12)《苏维埃当前的任务》(1918年)、《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论粮食税》(1921年)、《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
(13)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1月4日。包括《日记摘录》、《论合作制》、《论俄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论文，《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等信件。这些文章和信件，后被人们统称为“列宁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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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