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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米特洛夫与现代中国革命
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季米特洛夫（1882—1949），现当代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共产国际、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也是一位对现代中国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和国际友人。季米特洛夫的思想理论与革命实践活动与现代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曾为现代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
一、长期关注和支持中国革命
出生于贫苦工人家庭的季米特洛夫，12周岁就辍学，在索非亚的印刷厂当排字工人，其文化理论水平主要靠刻苦自学。他于1902年春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1909年当选中央委员。1919年，保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早在当排字工人时就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关注中国革命运动。1921年7月，中共在上海成立。同年，他第一次由保加利亚到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时，见到过中共早期党员张太雷和瞿秋白等人。随着国际活动增多，他同一些中共代表的联系也越来越频繁，尤其在莫斯科，同中国革命者多有接触，由此对中国革命和中共有了深入了解。30年代初开始，他担任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等国际组织的领导职务，更具条件关注中国革命的进展情况。其日记记载，他从1935年起“开始经常认真地直接处理中国事务”。[1]
季米特洛夫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1935—1943）8年间，以共产国际为组织平台，深入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进程，积极动用组织资源支持中国革命。他经常亲自会见中共代表，主持召开专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1935年7月，他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所作的报告中作为例证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并指出：“我们赞成我们英勇的中国兄弟党的创议，即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来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们敢对中国人民保证，我们要坚决地支持中国人民争取从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及其中国走狗那里完全解放出来的斗争。”[2]这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和支持。1936年6月，为纪念中共建党15周年，他专门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肯定了中共取得的成就，认为中共“15年以来，经过中国革命的锻炼，已经发展成为强大的革命政党，已经成为共产国际最好的支部之一”，中共“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3]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后，他多次以个人身份同中共领导人保持电报或书信联系，就中共党内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从同志式的个人角度发表看法，提出建议。1945年11月，他回到保加利亚后仍非常关注中国革命境况。
1933年2月，希特勒及其党徒制造国会纵火案，季米特洛夫这位“莱比锡之虎”在纳粹法庭上的举动轰动世界舆论。他的名字从此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斗士的象征传入中国，国内知识阶层可谓家喻户晓。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后，他的许多演说及报告都被翻译为中文，其著述也成为中共党员必学的重要文献资料。40年代初，他的大幅肖像紧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悬挂于延安的众多场合，成为当时延安各界普遍认同的继马、恩、列、斯之后国际共运史上第五位伟大领袖人物。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关于干部政策的讲话被列入中共22个重要学习文件。毛泽东当时重点指出：“现在新华社应该主要是广播教育材料，广播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广播斯大林的十二条、斯大林论检查、列宁论纪律、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这些文件。”[4]刘少奇也指出，在整风运动的后期阶段，应该“以季米特洛夫所提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来反省自己”[5]。毛泽东还专门撰文赞扬、纪念季米特洛夫，他在《格·季米特洛夫和中国人民》一文中指出，季“很早以前就关心建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他在这方面的结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予了巨大的帮助”。[6]周恩来也曾说：“保加利亚国土面积虽小，却出了一个伟大的季米特洛夫。”[7]
1949年7月2日，季米特洛夫逝世，中国各主要报刊都进行了大量报道，刊发专文进行缅怀和悼念。此后，每逢重要日期，国内重要报刊常会刊文纪念、缅怀季米特洛夫。这些缅怀文章体现出中国人民对这位影响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其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也被铭记于心。
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季米特洛夫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标志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基本形成的《八一宣言》的产生（1935年8月）与其有重要关系，它是在共产国际整体策略转变的推动下，根据七大会议精神，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并发表的。而在共产国际策略转变及七大新精神的形成过程中，季米特洛夫起到了关键作用。
1934年4月29日，季米特洛夫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中欧地区局领导；5月23日，他被吸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他当时作为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深孚众望的成员，实际上领导着共产国际。[8]同年7月1日，季就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出，“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也必须加以改变”，“不应当把统一战线策略仅仅当作揭露社会民主党的手段”，“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进行的观点”，“必须改变共产国际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9]为此，他主张给各国共产党更大的主动权和自主权。1935年7月25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根据季的报告，大会作出《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人民反帝阵线。”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方针，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名义草拟《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0]定稿后，由王明译成俄文，送交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台上的斯大林，斯大林传给季米特洛夫看后，都表示同意。[11]可见，中共策略的转变在准备阶段就得到过季的指导、首肯和支持。1936年，他再次肯定了中共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分析了中共在国内面临的困难，认为中国“党要依靠着民众的意志来有系统地为着与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还预见到，在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会遇到党内破坏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分子的抵抗”，遇到“预备牺牲党与红军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的“机会主义投降派”的反对，并认为中共“完全懂得克服这些困难的基本条件是巩固自己的党，巩固党的统一和铁的纪律”。[12]同年，他还较早地提出了在中共倡导下开展“逼蒋抗日”运动的主张，认为“中共目前的任务不是扩大苏区和红军，而是寻求将绝大多数抗日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道路”，“蒋介石愿意建立统一战线并害怕统一战线，但应创造这样一种局面，要在蒋介石的军队和国民党中进行这样的运动，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抗日统一战线。这一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只能是中国共产党”。[13]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季米特洛夫为维护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对统一战线的发展和稳定起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他提出了巩固国共合作的具体策略。1938年9月14日，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的意见时说，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中，“季米特洛夫指示，要多作上层活动，使国民党员同情于我们”。[14]1939年5月他又建议：“基本问题是巩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联盟。与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联系，依靠群众，孤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子，这是上策。”[15]其次，他深刻认识到中共党内团结对于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1938年9月王稼祥从共产国际临走回国时，季特别嘱咐：“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16]再次，在国共关系危机处理中进行有效协调。1941年1月，在获知中国发生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后，他几次召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研究国共关系问题，力避重新爆发内战，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1月16日，在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密电后，他认识到这一事变使中国很可能有“重新发生内战的危险”。18日，他亲自写信给斯大林说：“无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处境如何艰难和危险，他们都不可能不反击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强盗式进攻，也不可能不对蒋介石军队对八路军和边区的攻击进行自卫。假如蒋介石不终止其总的侵略行动，则不可避免地将燃起内战。”他建议“在苏联方面采取可能的措施来影响蒋介石”，“应该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掀起相应的运动”，以避免中国抗战统一战线分裂。2月5日，他又给毛泽东发电说：“我们认为，（同蒋介石）决裂并非不可避免。你们不应采取分裂的方针。正相反，在依靠主张保存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的同时，共产党应采取一切取决于它自己的行动，来避免决裂。”他在共产国际进行的这些协调活动对于双方矛盾的解决起到了重要成效。1942年6月16日，为在复杂形势下指导中共正确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来了如下电文：“目前局势迫切要求中共作出一切努力，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巩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知道，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千方百计向共产党发起挑衅，妄图诋毁和孤立共产党，但如果我们不巧于周旋，而屈服于挑衅，那我们的策略就是错误的。” 6月25日，季“收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他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已采取了措施”。[17]可见，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季的意见对中共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季米特洛夫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对中国革命意义深远。毛泽东与王明的关系是当时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走向。中共在组织上是共产国际支部之一，作为共产国际的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中共领袖人选的表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王明长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1932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上即被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会后又被选为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到二战开始后，他一直都是共产国际最高领导机构的组成人员。[18]尽管季米特洛夫与王明在莫斯科接触甚多、关系较为密切，但经过独立考察、权衡后，他明确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并对王明提出了诚挚忠告。在这一问题上他的做法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他的表态明确、诚恳，建立在事实基础上。1937年11月13日，王明、康生、王稼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办公室会见季米特洛夫时，他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19]1938年7月，王稼祥动身回国前夕，季在谈话中明确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20]其次，他采取了处理二者分歧的正确方式——不从外部进行干涉。1943年2月1日，季米特洛夫收到了王明关于中共领导中存在分歧的电报，2月3日，又收到毛泽东指责王明的电报。王明的电报是发给季和斯大林的，该电报认为“毛泽东执行的政策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请“加以干预，以避免党分裂”。12月13日，季通过伊利乔夫发给王明的信中说：“至于你们的党内事情，请你们设法自己解决。由我们从这里干涉，现在来说是不恰当的。”[21]他采取的这一方式有利于中共党内分歧在不受外来干预的情况下解决，避免内耗造成不利影响。再次，他支持毛泽东的明确态度一以贯之。一直到晚年，季米特洛夫仍明确支持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1947年7月，在会见刘宁一谈到中国的解放战争时，他说：“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十分对的，各国人民，要向他们（中共）学习！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反对少数反动派，这个办法是非常正确的！”[22]1948年12月，在季米特洛夫主持召开的保共五大上，毛泽东还被选举为大会名誉主席。
三、坚信中国革命必胜，帮助中国革命事业
季米特洛夫的许多言论和著述表明，他对现代中国革命的意义和前景有深入认识，对中国革命满怀必胜信念。早在1932年3月，在一次号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重要会议上，当谈到中国革命问题时，季米特洛夫指着一幅中国工农红军的照片说：“革命不是在房子里高谈阔论所能成功的。你们看中国革命战士，在寒冷的季节里还穿着草鞋坚持斗争，这种英雄主义气概非常使人感动，值得各国工人阶级向他们学习。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大有希望的。”[23]1935年8月，他在共产国际七大闭幕词中指出：“今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族人民不认为他们的解放是没有希望的事业。相反地，他们正日益前进，从事反帝国主义奴役者的坚决斗争。最好的例证就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和中国人民红军的英勇业绩。”[24]1936年6月，他又指出：“毫无疑问地，中共一定能克服一切的困难与阻碍而实现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民族统一战线。”[25]1947年7月16日晚，季米特洛夫在家中与刘宁一交谈时说：“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很多久经锻炼的有学问的同志……他们懂得中国人民的要求，是那样的和人民结合着，这是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1948年12月，他在保共五大政治报告中再次肯定了现代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在世界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上，有其特殊重要意义的是：中国人民，为了争取自己的独立，正在从事顽强的、英勇的长期斗争，以反对各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反动腐败的代理人。”并预言：“他们的最后胜利只是时间问题而已。”[26]他的这些重要论断或预见是建立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和对诸多历史事件的客观考察基础上的。
为帮助艰难的中国革命事业，季米特洛夫积极交涉争取对中国的经费及物资援助。1935年他开始直接处理中国事务后，从1936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的数年间，中共获得的大量经费援助及各种物资帮助基本上都是在季米特洛夫的直接参与讨论决策或交涉争取下，由苏联和联共（布）批准提供的。1936年9月7日，在克里姆林宫参与讨论中国问题时，他“认为可以同意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计划草案（通过向宁夏和新疆运送武器支持中国红军等）”。9月11日，确定了明确的援助计划。12月2日，他收到联共（布）政治局作出援助的决定。1938年2月17日，他被叫去见斯大林、莫洛托夫，经讨论决定：“援助中国共产党50万美元。”[27]1938年7月初，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任弼时谈话，说共产国际从它的外汇中拨出30万美元送给中国共产党。[28]1941年，在抗战最艰难的阶段，他又积极为中国争取援助。共产国际解散后，1944年11月他还召集会议研究从蒙古共和国到延安之间的联系线路问题，也是为了便于向中国提供援助。他的多次参与讨论决策、交涉申请、开会研究等活动为中国在战时争取到宝贵的财物援助起到了甚为重大的积极作用。
注释：
[1]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7页。
[2] 《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2—103页。
[3] 《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1950年版第241—242页。
[4]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5]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9页。
[6]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3页。
[7] [保]卡门·卡尔切夫：《季米特洛夫一家》，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8] [保]维·哈吉尼科洛夫等：《季米特洛夫传》，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页。
[9] 周文琪、褚良如：《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第292页，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发行。
[10] 张培森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
[11]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12] 《季米特洛夫文集》，第243—244页。
[13]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第141页。
[14]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
[15]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95页。
[16] 《王稼祥选集》，第141—142页。
[17]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21、126、198、199页。
[18] 参见[荷]维·卡汉：《共产国际最高领导机构的组成人员》，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282页。
[19] 徐则浩编：《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
[20]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2页。
[21]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229、229、266页。
[22] 刘宁一：《我会见了季米特洛夫同志》，载《人民日报》1947年10月23日。
[23] 转引自余志和：《法庭惊雷——国会纵火案纪实》，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24] 《季米特洛夫选集》，第171页。
[25] 《季米特洛夫文集》，第244页。
[26] 《季米特洛夫选集》，第274—275页。
[27]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6、64页。
[28] 徐则浩编：《王稼祥年谱》，第190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