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巴尔干社会主义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各国劳工运动蓬勃展开，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建立起了社会民主党或类似的政治组织。^[1]尽管由于经济发展程度、阶级状况等方面存在差异，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相比西欧来说要缓慢并弱小得多，但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和团体也相继出现。^[2]在巴尔干地区，这些政党和团体一方面发展和壮大组织；另一方面参与到推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反对外来侵略和实现国家独立的行动中去，并提出了建立巴尔干联邦的主张。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几乎构成了当时巴尔干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

相比较冷战时期巴尔干地区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而言，中国学界对于该地区社会主义思想的源起尤其是社会主义政党组织诞生初期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尔干社会主义运动进行研究，不仅对于认清巴尔干地区该段时期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有助于丰富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实践史。

一

19世纪70—80年代，马克思主义开始从西欧向东欧传播，社会主义运动渐渐兴起，一批社会主义团体和组织也相继建立。在巴尔干地区，社会主义团体和组织的出现以及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继1891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Bulgar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建立后，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工党（Romanian Social-Democratic Workers’ Party）于1893年、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Croatia and Slavonia）于1894年、斯洛文尼亚的“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Slovene Yugoslav Social Democratic Party）于1896年、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Serb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于1903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于1906年以及希腊社会党（Greek Socialist Party）于1909年先后成立。

由于巴尔干地区的工业比较落后，君主专制势力强大，所以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基础比较薄弱。相对来说，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社会主义力量较为强大，罗马尼亚次之，希腊和土耳其^[3]则比较弱小。希腊社会主义力量比较弱小一方面是因为其内部存有分歧，另一方面是因为希腊总理艾莱弗塞里奥斯·维尼泽罗斯（Eleftherios Venizelos）实施的社会改革方案获得工人阶级的广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主义政党的群众基础。^[4]土耳其的工人运动直到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The Young Turk）发动革命后才渐渐出现。^[5]所以，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社会主义政党成为推动巴尔干工人运动以及民族解放和独立的主导力量。

说起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得不提到的是季米特里·布拉戈耶夫（Dimitar Blagoev）。他早年在俄国求学，在那里学习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883年，他创办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布拉戈耶夫小组，随后该团体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党”的名义创办了俄国最早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秘密报纸《工人报》。^[6]1885年，因从事革命活动他被沙皇当局驱逐出境。回到保加利亚后，他通过创办杂志《当代的指南》（Contemporary Index）来宣传社会主义，推动了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团体与政党的建立，成为保加利亚甚至巴尔干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被誉为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之父”。

在布拉戈耶夫等人的推动下，社会主义思想在保加利亚逐渐扎根并得以传播，1890年至1891年期间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在许多城市都建立起来。1891年5月，根据布拉戈耶夫等人的提议，各社会主义团体代表在特尔诺沃（Turnovo）召开秘密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是讨论代表提出的建立社会民主党的建议。由于与会者意见不一，会议决定另行召开一次更具代表性的大会来讨论这个问题。8月，保加利亚全国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再一次召开秘密代表会议，经讨论协商决定成立社会民主党，通过了党章和党纲，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然而，成立后的社会民主党由于内部分歧较大，不到一年就宣布解散，到1894年重建并更名为社会民主工党。当时，该党与世界上其他的工人阶级政党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难题，即是否应该与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合作。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出现了分歧。1903年，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紧密派”和“广泛派”，分别由季米特里·布拉戈耶夫和扬科·萨克佐夫（Yanko Sakuzov）领导。^[7]

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同时，布拉戈耶夫还对如何解决巴尔干民族问题，尤其是马其顿问题进行了思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巴尔干联邦的思想。1885年，布拉戈耶夫发表了《巴尔干联邦与马其顿》（Balkan Federation and Macedonia）一文，重申保加利亚革命民主主义者曾经提出的巴尔干联邦思想，认为这是巴尔干所有被压迫民族摆脱土耳其封建制度和巴尔干各国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正确途径，^[8]反对欧洲大国利用巴尔干的复杂局势推行的扩张主义政策。1903年，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火星报》上连续发表数篇文章，谴责俄国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后把保加利亚变成“俄国的一个省”的企图和利用马其顿达到扩张目的的做法。^[9]

二

也是在这个时候，1889年成立的第二国际开始关注巴尔干半岛的局势，特别重视马其顿问题。1904年2月，社会党国际局（International Socialist Bureau）在第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一项决议中，强烈抗议屠杀马其顿人，要求使马其顿民族实行完全的自治，给该地区的所有民族以生存和发展的权利。^[10]1907年4月，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致信社会党国际局，阐述了马其顿问题所面临的形势，以巴尔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进步的名义呼吁社会党国际局支援马其顿人获取自由和解放。这次呼吁随即得到了社会党国际局的响应。

8月，社会党国际局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呼吁巴尔干社会主义者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战争的威胁，决定由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在贝尔格莱德召集一次由所有巴尔干社会民主党参加的代表大会。从这时起，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逐渐活跃起来，与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一道推动巴尔干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样的是，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也在其党纲中明确提出了关于建立巴尔干联邦的思想，认为这是解决巴尔干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这就表明，巴尔干联邦的主张在20世纪初已经得到巴尔干多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鉴于自身力量并不强大，它们便主要通过参加巴尔干地区和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大会来施加影响并阐述其主张。

1909年12月，在布拉戈耶夫和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德米特里·杜采维奇的共同努力下，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布拉戈耶夫在会议上号召巴尔干各国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向巴尔干各国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朝的沙文主义宣战。他和之后发言的杜采维奇都强调建立巴尔干联邦共和国是解决欧洲东南部民族问题的一条道路。另外，杜采维奇在后来撰写的《塞尔维亚与阿尔巴尼亚：对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扩张政策的批判》（Serbia and Albania: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Conqueror Policy of the Serbian Bourgeoisie）一书中还详细阐述了关于“在充分民主和平等的基础上成立巴尔干各国人民的联邦共和国作为解决巴尔干民族问题的唯一可能的一种形式”的理念。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社会主义者强调通过建立巴尔干各民族的联邦国家来解决历史上存在的问题，但至于这个联邦国家将是什么样的并没有进行具体的设计与构划。

1910年1月，第一届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贝尔格莱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土耳其、黑山、马其顿以及奥匈帝国境内的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斯洛文尼亚等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希腊社会党没有派出代表参加但向大会发去了贺电。经过三天的讨论，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巴尔干君主的决议，呼吁巴尔干各民族进行经济和政治合作。大会正式讨论了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的问题，指出这个拟建立的联邦将是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在这次大会上，杜采维奇还表达了他对南部斯拉夫民族未来的构想：“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在建立巴尔干共和国联邦的范围内来解决南斯拉夫的联合”。这次大会还建议巴尔干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决定于1911年在索非亚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

1911年9月，意土战争爆发后，社会党国际局立即在苏黎士召开会议并发表反战宣言。宣言指出：“东南欧各民族拥有自治的文化条件，经济上相互联系，政治上也应该密切合作，维持它们团结的基础则是社会主义。”宣言还力促土耳其政府认清当前的形势并满足各个族群以及工人阶级的愿望，以助于推进巴尔干各民族的和解与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联邦组织。10月18日，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临时会议在贝尔格莱德举行，有来自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土耳其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目的之一是组织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行动来进行反战宣传。会议决定于10月23日在整个巴尔干半岛召集群众性的反战大会，向各国政府施压，获取民众对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的支持，建立一个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巴尔干联邦共和国和实现巴尔干国家的民主化。临时会议还决定推迟举行第二届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因为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要求将“广泛派”排除在外。所以，当“广泛派”受到邀请时，“紧密派”拒绝参加大会。在临时会议上，与会代表决定拥护社会党国际局关于巴尔干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均应被邀请参加代表大会的决议，再次推迟大会的召开。

临时会议召开之后，巴尔干各地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反战集会。在萨洛尼卡，约八千名民众参加了反战集会。集会发表的一项宣言称：“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无产阶级将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战争的行为”，“只有一个巴尔干国家的联邦才能保证巴尔干各民族的独立与发展”。在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有多个地方出现了反战集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反战集会计划由于政府当局的严厉禁止而没有进行，社会民主党人最后通过发表宣言的形式来反对战争。

所有这些行动不可能改变巴尔干地区以及欧洲的形势，但充分显示了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人向往和平以及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的愿望。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后不久，社会党国际局于1912年11月在巴塞尔召开非常代表大会，谴责战争和屠杀，强调通过积极的民主化和建立一个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巴尔干国家联盟来解决巴尔干各方面的问题，通过了《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的决议》，即《巴塞尔宣言》。

三

除了借助地区、国际组织来表达主张和发挥影响外，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人也在本国积极从事反对战争和建立巴尔干联邦的宣传。其中，仍是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社会民主党人走在最前面。1912年8月，“紧密派”在保加利亚的鲁斯丘克（Ruschuk）召开会议，通过了一项反对战争与支持建立巴尔干联邦的决议。10月，“广泛派”领导人萨克佐夫在国会发表了反战演说，谴责政府导向战争，认为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他指出：“为了实现和平、生产交换、工作自由和社会进步，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包括土耳其在内的所有巴尔干国家的联邦。”

塞尔维亚的社会民主党人通过组织游行示威、散发海报等方式进行反战活动。10月7日，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德拉吉沙·拉普切维奇在国民议会上发表演说。他强调了所有巴尔干的社会主义者支持巴尔干团结的理念，同时指出在俄国支持下成立的巴尔干同盟（Balkan League）只是一种临时联合，其结果只能是导向战争。他还指出，巴尔干问题的根本是土耳其落后的封建制度和欧洲大国的干预。一旦发生战争，针对土耳其的战争以及新的领土争端又将会出现。因此，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方案是唯一可行的，即与战争相反，强调巴尔干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共同构建，以巴尔干联邦和民主共和国的形式联合起来，谋求所有巴尔干民族的利益和抵抗欧洲资本主义的压制。

然而，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人推动的反战活动并不能导致战争的终结。由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签订的《伦敦条约》使巴尔干国家的领土争端和纠纷激化，不久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巴尔干的社会民主党人再次投入到反对战争的行动中去。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人在1913年6月和7月举行了一系列反战集会，发表了谴责战争的宣言，主张和平，主张建立一个真正自由和民主的罗马尼亚。在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多次举行集会和组织游行示威，散发传单，两位社会民主党议员还在国会的演说中重申了和平、无条件遣散军队以及巴尔干联邦的三点主张。尽管塞尔维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没有改变自己反战的立场。他们指出：“布加勒斯特条约带来的只是假和平，只要巴尔干联邦共和国没有实现，我们将看到更多的战争，因此我们要反对君主、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军事霸权。”在保加利亚，“紧密派”一再重申社会进步、国家独立和团结只能通过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才能实现。在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人伊万·仓卡尔（Ivan Cankar）在卢布尔雅那（Ljubljana）发表演讲，表示反对战争，反对领土扩张主义，主张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一个联邦，各个民族在联邦中保持文化上的特殊性。

在当时，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建立民主、共和的巴尔干各国政权并最终实现巴尔干国家的联邦。不过，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非常有限，只是随着战争的进程，越来越多的民众才倾向于支持他们的主张。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一组对比数据来加以说明。比如，在保加利亚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之前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工党只获得2.5万张选票，在议会中有一个议席。但是，在1913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它获得了37个席位，其中“广泛派”21席、“紧密派”16席，获得选票10.7万张。但到1914年，它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又下降了近20%，获得8.5万张选票。因此，有学者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两次巴尔干战争期间，许多民众将选票投给社会民主党是因为他们的厌战情绪，而不是支持巴尔干联邦的主张。

两次巴尔干战争的结束和战后安排并没有使所有巴尔干国家都满意，随着一战的爆发，它们又纷纷加入了不同的集团，试图通过战争获得和扩大各自的利益。一战加速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分化，加深了不同派别之间的意见分歧。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压制和战争的相继爆发使得巴尔干的许多社会主义者被迫逃往国外，社会主义力量被严重削弱。尽管如此，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人还是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于1915年7月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召开了第二届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社会民主党派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和此前的基调基本一致，即反对大国干涉，反对现存的巴尔干政权，主张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共和国，强调只有巴尔干各民族的独立及联盟和摆脱大国的控制才能确保它们的自由与完整。社会民主党人一致认为只能通过国内的政治改革和建立巴尔干联邦才能最终解决巴尔干问题。不过，它们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在战争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与立场。

比如，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广泛派”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支持政府的决定，反对布加勒斯特会议提出的反战宣言。“紧密派”则支持反战宣言，号召其他国家采取共同行动来终止战争，谴责巴尔干资产阶级和君主的“背叛”，认为摆脱战争的唯一途径是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紧密派”领导人布拉戈耶夫还表示赞同列宁的观点，认为战争之后将会出现欧洲革命，这个革命将成为全人类解放的途径，同时也是解决巴尔干问题的出路。

在希腊，萨洛尼卡劳工联盟（Labor Federation of Salonica）强烈反对战争，谴责巴尔干国家的民族主义行径。在1915年举行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该劳工联盟表示反对国家的扩张政策。1918年在伦敦举行的劳工与社会党人联盟会议（inter-Allied Labor and Socialist Conference）上，它还提出了如下主张：参战国撤离已占领土，恢复领土现状，建立巴尔干关税同盟，巴尔干国家应保证少数民族自由发展的权利。“通过这种方式，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实现巴尔干国家的民主联邦，而这个联邦是巴尔干和平的保证。”但是，劳工联盟中仍有一些成员鼓励希腊参加战争，支持建立巴尔干联邦应以实现“大希腊”目标为基础。因此，随着战争的推进，社会主义力量的分化越来越明显。

四

19世纪后期，巴尔干地区的社会主义力量渐渐兴起，但总体力量比较弱小。一方面是因为那时巴尔干的群众基础仍然以农民为主体，另一方面还因为它们还处于君主或外部势力的统治和压制之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社会主义力量在不断壮大基础、建立组织、参与社会运动的同时，提出了自身对于巴尔干民族解放与独立的思索——建立巴尔干联邦，并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反战行动中去，其历史意义值得肯定。然而，社会主义力量的分化、纲领的模糊性以及各大国竞相争夺的客观环境使得它们的主张与思考难以实现。

随着一战的结束和苏俄革命的成功，共产党成为巴尔干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社会民主党第一次出现共产党化。在巴尔干（东欧）地区，许多共产党或由社会民主党改名而来，如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共产党；或由分散的左翼派别和组织合并而成，如希腊、波兰和匈牙利等的共产党。如果说这个时期巴尔干（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力量是共产党占主导，其他组织与团体仍以不同形式或名称存在，那么二战结束初期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化之后，该地区的社会民主党几乎不复存在，直到东欧剧变后才逐渐显现力量，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政党活跃政坛。可见，过去百余年该地区的社会主义力量经历了数次较量甚至是消灭式的打压，如今回到了一种趋于完善的政治体制下的有序发展与竞争状态，其中的联系与发展脉络难以割断。因此，无论是考察冷战期间巴尔干地区的社会主义执政实践，还是回溯和跟踪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均不能忽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运动发端。

注释：

[1] 参见张光明《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6页。

[2] 社会主义政党组织有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社会党等。除有明确的表述外，其他统称为社会民主党。

[3]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到1922年才解体。为叙述方便，本文将解体前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简称为土耳其。

[4] 参见L.S.Stavrianos, “The Balkan Federation Movement: A Neglected Aspect”,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48, No.1, 1942。

[5]参见L.S.Stavrianos, Balkan Fed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Movement toward Balkan Unity in Modern Times, Wisconsin: George Banta Publishing Co.,1944, p.185，p.188,p.190,p.190，pp.190-191,p.192,p.192，pp.193-194,p.195,p.198-199,p.199,p.201。青年土耳其党1889年成立，又称统一进步协会。1913年更名为统一进步党。1918年11月，该党宣布自行解散。

[6] Marin Pundeff, “Marxism in Bulgaria before 1891”, in Slavic Review,Vol.30, No.3, 1971, p.523.

[7] 以扬科·萨克佐夫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广泛”的理解，把社会主义说成是工人、资本家、农民、手工业者的各生产阶层的“共同事业”，故被称为“广泛派”，因他们出版《共同事业》杂志，又被称作“共同事业派”。他们指责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布拉戈耶夫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狭隘”的理解，与“广泛派”相对立被称为“紧密派”。参见黄安淼主编《国际共运名人传》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87—88页。

[8] 马其顿问题是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产生的，此后几乎在整个20世纪上半期它都是巴尔干地区的一个中心问题，其核心主要表现为保加利亚、希腊和塞尔维亚对马其顿的分割。关于马其顿问题的由来与演变，参见马细谱《巴尔干纷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367页；Vladimir Ortakovski, Minorities in the Balkans, New York: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Inc., 2000, pp.40-44。

[9] 主要是指19世纪早期保加利亚的革命领导人和思想家留宾·卡拉维洛夫（Lyuben Karavelov）、瓦西里·列夫斯基（Vasil Levski）和赫里斯托·鲍特夫（Khristo Botev）等人在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中提出建立巴尔干联邦的主张。具体内容参见L.S.Stavrianos, Balkan Fed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Movement toward Balkan Unity in Modern Times, pp.117-118；马细谱《保加利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3页；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近代部分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330页。

[10] 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近代部分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264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