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传统宗教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研究

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生活，而国家的执政党处理宗教问题正确与否，直接影响了国家的社会和政局的稳定。苏联时期在处理传统宗教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结果，影响了苏联的发展及国家性质的改变，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苏联时期传统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直接的关系，吸取其经验教训。

一 俄罗斯传统宗教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碰撞

（一）宗教文化在俄罗斯的存在状况。每个民族都有其传统的宗教文化，俄国的传统宗教思想是东正教思想。基督教分为三大教派，东正教是其中之一，是由于基督教教会分裂而产生的。公元10世纪末，俄罗斯从拜占庭引入了东正教，并将东正教定为国教，开始在俄罗斯进行广泛的推行与传播。东正教具有拜占庭的特色，但是在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本质融入了自己的教义中形成了独特的传统，例如神学传统。东正教扩大了俄罗斯文化的内涵，是俄国文化结果的核心和根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方面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俄罗斯民众具有很深的宗教情结，他们是可以深刻的领悟基督教本质，他们珍视苦难和折磨，对于基督和十字架十分狂热，而且可以从苦难中吸取积极向上的力量，心甘情愿的承受苦难，以此来考验自己对上帝的忠诚，并通过这种方式净化自己的灵魂。这种观念已经植入到人民的意识深处，并不断的锻造着俄国人的灵魂，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人的世界观。^[1]

但是这种宗教文化不能使民众摆脱专职和贫困，广大的俄罗斯民众还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们一方面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但是另一方面又安心且屈服于这种状况，认为苦难是上帝的一种考验，是净化自己灵魂的必经之路。只有通过重重苦难的考验，才能到达最后的理想社会。这是俄国统治者对民众进行的精神催眠，使民众放弃反抗和斗争，这是他们牢固自己统治地位的一种手段。

（二）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巨大的文化遗产，它的产生和传播是顺时和应世的，是不可抗拒和逆转的。马克思主义流传进入俄罗斯之后，斯大林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十分迅速，它不再仅仅是一种指导思想，而是跃变为意识形态的官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其兴起和繁盛是与俄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刚刚出现时，具有客观性及科学性，它告诉了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往往制约着整个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以及精神生活。人们的社会存在是主导因素，它决定人们的意识。当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和现存生产关系产生矛盾，这是必然的现象。生产关系则会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而转变为生产力的桎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社会变革必然会发生，革命的时代必然来临。^[2]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俄国能得以确立，这都是与俄国的知识分子的广泛的传播紧密相连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拥有科学性世界观的理论，它对于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描述是美好且令人向往的，它的这些特点牢牢地抓住了列宁的思维。列宁发动的十月革命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作为俄国的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列宁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通过政权的力量改造俄国的现状，并在俄国的修正主义与民粹派的相互斗争中，在因地适宜、因时适宜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不断的丰富、发展。这些都是列宁哲学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的进步，也是里程碑。而且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列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成为革命运动和思想运动的主流指导思想，并成为拯救俄国的有力的理论武器。

（三）苏俄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文化的契合与对峙。马克思主义与俄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契合点是弥赛亚精神。^[3]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人类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种末世论学说，乌托邦思想。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其实质就是实现自由王国，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翅膀。^[4]这种乌托邦和末世论的幻想与俄国传统宗教不谋而合，对于那些只追求精神，不追求物质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是巨大的。这些知识分子的理想就是为了实现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而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成全了他们的理想，给了他们精神支柱，是他们的行动指南。在他们心中，马克思主义是对人们的救赎，这种救赎是完美无瑕的，其他的宗教理论都无法超越它或者是替代马克思主义。布尔加科夫认为，“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共产主义是一种描述千年王国的理论学说，其主要内容是对于尘世的救赎，是要将上帝之国建立在地上。”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于乌托邦和末世论的描述，所以它牢牢地吸引了俄国国内那些有宗教倾向的无神论者，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实质就是实现自由王国。^[5]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描述了共产主义的一些理论：“共产主义扬弃了私有财产，这种扬弃是积极的，而不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占据和拥有；所以，它是一种完全的归复，是一种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归复，是合乎人性的，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并且在曾经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中产生的”^[6]。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实现人类的自由，实现全面的解放是马克思最终的目的，而俄国传统宗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最终理想的追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最能吸引人的的地方。

但纵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它与宗教文化是处于对立的状态，在马克思早期或者后来的著作中，宗教都是被批评的对象。宗教是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却是唯物主义理论，是一种无神论，二者不能共存，水火不容。即使很多宗教哲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阅读，也有过积极肯定的评价，但是他们基本的基督教立场使得他们不可能会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关暴力革命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和传统宗教文化是对立的。因此在十月革命之后，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进行广泛的传播，但还是受到了宗教唯心主义的大力阻挠，宗教哲学家向民众传递这样的思想：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对过去历史的一种恶意的、不好的辩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手段，把过去和现在看成是未来，这种思想理论不具有道德性，因此“反对”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处于主导的位置。别林斯基反对理性的必然性，费奥德洛夫反对把过去和现在当作未来的阶石，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用无辜者的苦难换取未来的和谐。布尔加科夫就认为如果人类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换来进步的话，这种进步是不值得争取的，从根本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提出了质疑。宗教思想家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唯心主义宗教观点，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而且大部分民众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也使得他们很难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理念，因此降低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有效性。

二 苏联处理宗教文化的得失

（一）苏联时期的宗教政策。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权推行了新的宗教政策，针对俄国国内宗教的相关问题，先后颁布了有关宗教的一系列的法令、政策，宣布国家政权与宗教分离。斯大林时期，国家的宗教政策有了新的变化，变化情况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7]：

第一阶段，国家继续延续列宁时期的宗教政策，苏维埃政权和俄国传统宗教直接的关系出现了好转，宗教对于苏联政权的态度由对立敌视向拥护转变，国家政权与宗教直接的关系有所缓和，不再是尖锐的对抗状态。而这些从国家颁布的相关政策就可以看出，例如：1924年5月俄共（布）第13次代表大会决议颁布的在《关于农村工作》的第18条内容中指出：“一切试图用行政手段如封闭教堂、清真寺、犹太教堂、礼拜堂、天主教堂等手段清除宗教偏见的作法，必须坚决加以杜绝。农村中反宗教宣传的性质，只应当是以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农民所碰到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现象。在这一时期里，尽管国家政权和宗教之间还经常出现局部的摩擦和冲突，但是总体来说宗教的发展环境还是有所改善及发展。”^[8]

第二阶段，国家开始大规模的反对宗教运动。在经过内战和国家的发展建设之后，国内的局势得到了稳定，政治经济有所发展，且苏联政权也得到了政治上的承认。因此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反对苏联政权的宗教人员得到了法律的严厉的制裁。斯大林颁布了一系列的限制政策，对宗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从而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宗教的运动。相关的政策主要有1927年1月《苏俄刑法典》，1929年4月《关于宗教组织》，1932年1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命令》，1936年12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等。在这一时期国家政府进行了多次的全国大规模的宗教镇压、迫害运动，试图通过这些运动消灭国内各个宗教组织及设施，从而消除宗教的社会影响，使得国家政权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国内各宗教的人员和教徒受到社会的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受迫害的人数相当巨大。宗教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这一阶段是俄国宗教发展史上的噩梦。

第三阶段（1941-1953年），国家宗教政策开始相对宽松，这段时期也是苏联卫国战争的建设时期。由于在二战时俄国各个宗教势力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斗争，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拥护苏维埃政权，所以苏联政府改变了曾经实行的对宗教的严厉政策，转为支持宗教。尽管国家还是严厉的对宗教进行管理和控制，但是对宗教的迫害运动已经停止，国家政权和宗教之间的关系逐渐缓和，这一形式持续到斯大林逝世之后。

综上所述，虽然在斯大林执政的前期和后期，苏维埃政权对东正教的政策相对宽松，政教之间的关系相对缓和，宗教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总体来看，还是中期的反宗教运动居于主导地位，国家对宗教的政策非常严厉，反宗教运动高涨，迫害宗教人员的事件层出不穷，严重破坏了俄国的宗教发展，国家的宗教政策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二）苏联时期实施宗教政策的分析。十月革命之后，以列宁为首的苏联政府在俄国推行新型的宗教政策，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和政策，使国家政权和宗教相分离，对俄国宗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应该给与肯定。在《给农村贫民》中列宁指出：“教堂和寺院所有的地，大约有六百万俄亩。我们的神甫向农民宣传不要贪财，要戒欲，而自己则巧取豪夺，抓到了大量的地。”^[9]列宁的宗教政策严厉打击了东正教的反动行为，维护了民众的权益和国家政权的稳定。新的宗教政策废除了东正教的特权地位。这种废除特权的政策使国内各宗教之间的地位走向了平等，有利于各宗教的发展。新的宗教政策也降低了宗教的消极影响。东正教对民众的内心世界具有消极的影响，对国家的发展带来不利。而苏联政府在列宁的指导下采取了政教分离政策，打击了宗教保守思想对民众的不良影响，减轻了宗教的负面影响，减少了对民众的束缚，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带来了积极的作用。虽然总体上新宗教政策是正确的，但是不可否认这些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政策过于严厉，过重的打击了宗教势力，导致部分民众的宗教情感受到伤害，使苏联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10]列宁的宗教政策对宗教的打击过于严重，伤害了教众的感情，损害了他们的一些合法权益，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是必然的结果。综上，在列宁时期，虽然国家的宗教政策存在不足，但是整体是正确的，影响是积极的，应该给与肯定，这些政策打击了宗教势力的反革命气焰，降低了宗教的特权，减轻了宗教对民众思想的禁锢，促进了新政策在俄国的发展。

斯大林时期的宗教政策对于国内宗教的存在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虽然有其社会原因，但是同时也暴露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斯大林的宗教政策对于改变那个时期苏联的落后面貌，削弱宗教的负面影响虽然有些好处，但是其暴露的问题也是极其严重的。这一时期的宗教政策背离了列宁的宗教思想，宗教政策十分严厉，反宗教运动席卷全国，苏联政府利用破坏性和强制性的手段，来达到消灭国内宗教的目的，严重威胁了宗教的发展，对宗教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在这一时期，宗教的合法权益也遭到了践踏，国家没收宗教组织的土地和财产，破坏活动设施，各个宗教势力都遭到了严厉的打击。法国人让·艾伦斯坦曾这样评价：反宗教斗争的形式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种斗争使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自由荡然无存。斯大林时期的这些政策都严重影响了宗教积极作用的发挥，宗教信仰对社会的发展影响中的积极作用很多，例如增强民族的凝聚力，维护民族利益等。20年代末至30年代苏联所实行的严厉宗教政策，严重损害了宗教利益，使得政教关系迅速恶化，也影响了宗教对社会积极作用的发挥，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维护带来了不利影响。以上的这些都容易滋生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宗教与国家政权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宗教问题趋于严重。

（三）苏共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宗教是一种群体性意识形态，它对一个民族和国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苏共在处理宗教问题上却出现了失误。第一，宗教问题上长期利用行政手段，来开展反对宗教的活动。苏共的指导思想简单绝对，忽视了消灭宗教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行动上急于利用行政手段，来达到消除民众宗教信仰的目的。俄共八大的纲领中就曾经指出：党力求完全摧毁剥削阶级和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联系，使劳动群众实际上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并组织最广泛的科学教育和反宗教的宣传工作。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更是在全国开展反宗教运动，希望可以短时间之内彻底消除国内的宗教势力。第二，新的宗教政策没有认识到宗教的长期性，忽视了其发展规律。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具有自己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会长时期存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为的消灭宗教是违背客观规律的。苏共没有尊重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忽视了其长期性，只看到宗教存在的消极方面，忽视其积极方面，因此对宗教的打击和迫害是严厉的，这些都大大伤害了宗教信徒的感情，加剧了宗教信徒的极端主义情绪。第三，苏联时期对于教徒的压迫过于残酷，大大激化了宗教的内部矛盾。宗教问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解决。但是苏共在处理宗教问题的方法上出现了偏差和失误。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没有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迫害了很多好的教徒，这些都激化了宗教徒的反抗情绪，激化了宗教内部矛盾。第四，苏共没有处理好民族与宗教的关系。在苏联宗教信仰的民族性色彩非常强烈，宗教深刻的影响了俄罗斯民众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苏联政府需要谨慎的处理国内的民族和宗教问题。但是在执行相关政策时却出现了很多失误，不但没能促进民族的团结，反而激化了宗教矛盾。第五，苏共处理宗教问题时违反了宗教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宗教问题虽然有其消极的一面，但是同时也具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苏共在实际工作中，没有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只是夸大其消极的影响，将其作为政治斗争的对象，强制消除民众的宗教信仰，这些都严重的违背了意识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得结果适得其反。最后，苏共的宗教政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原则。苏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导致了宗教的消极影响进入到党组织内部，从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党的先锋队的性质逐渐的消失，从而使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综上，在苏共时期的宗教政策虽然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破坏了文化多样性存在的客观事实，导致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使自身陷入僵化。强制性禁止宗教传播使宗教转入地下，并没有正真消除宗教存在的根源，反而成为一股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暗流。

三 正确处理宗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来源于对各种文化的吸收和创建，在于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碰撞与较量，而不是存在于一个唯我独尊的环境中，坐享其成。我们不能在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强制性的消灭其他的文化，即使是宗教，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我们要在消除其消极影响的同时，看到其积极的方面，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样才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越来越好，成为正确而有力的指导思想。

其次，在文化多元环境中，要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用马克思主义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引导宗教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海纳百川，每个文化的存在都有其必然性，我们不能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是要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丰满与充实，更好的指导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

最后，要坚持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用彻底的理论征服人心。不应该通过强制的手段来让民众放弃其宗教信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念。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客观进步的，它的出现和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即使实现的过程艰巨。因此，我们要让民众自愿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用它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彻底的征服民众。

注释：

[1]金亚娜：《俄罗斯的种族宗教文化记忆》，《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62-63页。

[2]《马克思恩格思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3][4]钱玉丽：《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发展的历史命运》，黑龙江大学，2006：第10-11页。

[5]马寅卯、孙延臣：《俄罗斯宗教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浙江学刊》2004年，第21-22页。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7]王振海：《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宗教政策及其影响》，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第33-39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苏联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3-54页。

[9]《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2页。

[1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5页。

（作者单位：胡婷婷，宿州学院思政部教师；孙自胜，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