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MEGA2谈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准则

一．版本的分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2）是按照历史考证版的标准编辑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西方通行的历史考证版的标准做一番审查，以便我们从版本学的角度对MEGA2形成一个背景认识。西方编辑名人著作、历史典籍的历史源远流长，而编辑这些著作与典籍，就要采用一定的版本形式。一般来说，西方通行的版本形式主要是：历史考证版、学习版、文献摘编版和真迹复制版。它们的编辑原则、版本规模、出版宗旨和服务对象都彼此不同。
所谓历史考证版，是为专业工作者服务的版本。它完整地收录作者终生所有著述成果，采用作者所处时代的正字法将这些成果全部刊登出来。因此，历史考证版的版本规模极其庞大。从编辑原则上说，它要求编者最大限度地搜集作者流传下来的所有文本，以保证版本的完整性；要求编者对作者的文本做出详尽而细致的考证，以保证版本的可靠性；要求编者为文本编辑详实而充分的配套资料，以保证版本的考证性；等等。总之，在各种版本形式中，历史考证版是最具学术权威性的版本。所以，重要著述家的著作，都是随着出版了历史考证版，才算落实在了最终性版本中。
所谓学习版，是提供给大学生、研究生、业余工作者使用的版本。它不要求刊登作者的所有著述，版本规模从1卷到10卷不等。例如，前民主德国出版过9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集》、4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以及一些单行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这些著作集采用的都是学习版的版本形式，它们采用现代正字法刊登正文，为正文内容附加注释，为正文与注释中出现的人名附加索引，将正文中引用的外文翻译成母语予以刊登，并将原文附加在脚注或卷末注中，等等。
所谓文献摘编版，是面向广大读者的版本。它尤其适于出版书信选编，版本规模比较小，一般都是单行本，而且不像学习版那样，完整地刊登作者的整部著作或著作的某一章节，而是根据需要，选取一定的段落或文句予以刊登，并配合以编者做的注释或评述，将不完整的地方予以完整化。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语录”，就是文献摘编版的代表。它采用现代正字法刊登正文，为正文内容附加注释，舍弃正文中出现的外文，将外文翻译成母语予以刊登，等等。
所谓真迹复制版，是用来满足读者偏爱作者手迹这一特定爱好的。它尤其适用于出版诗集等作品，因为这类作品具有鉴赏价值，除了可以满足读者的学术兴趣外，还可满足读者的鉴赏兴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后一种功能已经偏离了一个版本一般意义上的功能。这种一般性功能指，一个版本给读者提供的，是文本传达的信息，而不是文本载体。当然，当这种文本载体具有审美价值时，像中国历史上书法家的碑拓和今天的名人手迹那样，一个版本发挥出一般功能之外的价值，也是合乎情理的。
上述版本分类只是粗线条地勾勒出不同的版本类型，进一步析分下去，还存在一些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上述版本类型的情况。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与德文版没有达到历史考证版的编辑标准，或者说在编辑这两个版本时，编者并没有奉行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准则，所以它们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考证版。但这两个版本远远超出了学习版的编辑标准和版本规模，尤其是俄文第2版，基本上收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著作、文章和书信，尽管它没有收全马克思恩格斯的笔记，也没有收全每一部（篇）著述的所有文本。这两个版本被称为“著作版”，即基本上包括了所有著作的版本。如果要将它们归入粗线条划分的版本类型中去，那么它们接近的是历史考证版，而不是学习版，或者说它们是“准历史考证版”。
另外，有一些著作版本被称为阅读版，是因为它们经过编者的加工，使得本来篇章划分、叙述结构不甚清楚的文本变得篇章划分一目了然、叙述结构清清楚楚，即便于读者阅读了。阅读版同学习版情况相仿，因为学习版也经过了编者的加工，通过这种加工为读者阅读文本起到引导作用。阅读版与学习版是从不同角度对相同版本的称谓，阅读版是从版本的完成形式上说的，指具有可读性的版本，学习版是就版本的功用说的，指供学习用的版本。所以，从粗线条划分的版本类型上说，阅读版可以归入学习版的版本形式。
学习版或阅读版的这种加工情况不同于历史考证版的编辑情况。加工历史考证版，是指识别原初手稿、校正正文勘误、为正文文本编辑配套资料，等等。它不能为本来没有标题的文本篇章附加标题，或根据编者的理解编排手稿前后顺序，也不能为了方便读者阅读起见，赋予手稿以作者本人未必认可的结构。历史考证版的读者是专业工作者，专业工作者有能力独立形成对于篇章划分与结构顺序的认识，编者不必越俎代庖地做出属于研究人员专业领域的工作，也没有权利对专业读者做出理解上的引导。可以说，对历史考证版，不能做出学习班或阅读版意义上的“加工”。所以，属于学习版或阅读版编辑范围的工作，恰恰是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工作所要避免的。而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工作中的繁琐考证，也是学习版或阅读版的编辑工作力所不能及的。
明确历史考证版完全不同于其他各种形式的版本后，我们可以忽略其他版本形式，专门探讨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原则，以便从编辑学的角度为我们使用今天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提供一些背景性认识。

二．历史考证版收文的完整性与可靠性

历史考证版要求收录作者所有著述的文本，包括手稿、信件和相关材料。其中，手稿包括著作、抒情诗、叙事诗、剧作、散文、曲谱、译作、改写作品、自传等，信件包括作者书写的和收到的信件，相关材料包括有关作者生平的档案和文件、作者研究他人著作的笔记、其他人之间有关作者的通信。从纯理论上说，即不考虑技术性处理方法地说，所谓收录全部著述，指收录作者的每一部（篇）著述以及每一部（篇）著述的每一份文本，即每一部（篇）著述的每份手稿与每一版刊印稿。由于“全部著述”规模庞大，而且历史上许多著作家著述的手稿和刊印稿都已散失，所以尽可能完整地搜集作者的所有著述，就成为历史考证版编辑工作的一项艰巨内容。
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包括他们的著作、文章、为撰写著作与文章而写下的手稿、为准备撰写著作而做的笔记和摘录、他们起草或签署的文件、他们翻译他人著作的译文或他们委托他人翻译他们自己著作的译文、他们两人之间以及他们两人同其他人之间的通信，等等。他们的著作、文章和手稿可编成47卷（56册），笔记可编成32卷、他们两人之间的1500封通信、他们两人致其他人的2500封通信、以及其他人致他们两人的10000通信可编成35卷。上述材料有些一度集中保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后经过辗转保存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档案馆，有些散落于民间，即保存在伯恩施坦等社会民主党人士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亲朋好友及其后人手中。为搜集这一“全部著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者，尤其是第1版的编者，做出了长期的艰苦努力。
继搜集全部著述的工作之后，就是手稿识别工作。历史考证版要求编者，不能现成地接受作者已出版的著作版本中刊登的文本，而要独立地辨别作者手迹的真伪、校正手稿笔误和刊印稿的勘误，因为历史上出版的一些版本由于不是历史考证版，往往都是以此前出版的版本为蓝本的，而没有独立地辨认作者手迹、校正手稿笔误和版本勘误。这样，先前出版的版本中因识别作者手迹不当而错收的文本，以及作者笔误和刊印错误，会以讹传讹地保留到后来出版的版本中。出于手稿识别的需要，历史考证版的编者要对作者撰写手稿时使用的书写材料做出描述，如纸张类型与规格、颜色与厚度、水印花纹、保存完善程度、笔墨材料及颜色、等等。这一工作有助于编者识别作者手迹真伪，因为作者在同一时期往往使用同一类型与规格的纸张、或同一材料与颜色的笔墨。这样，结合作者写作某一文本的时间，便可在一定程度上判断，用某种类型及规格的纸张或某种材料及颜色的笔墨书写的文本，是否出自该作者之手。另外，有些著述有极大可能出自作者之手，但根据编者掌握的材料，经过多方考证，仍不能拿出十拿九稳的证据，要归入“存疑文章”的范畴予以刊登。
确定手稿的真伪后，还要按照时间顺序将各份文本组成一个文本体系。同一份手稿，有可能经过作者多次修改，也有可能在历史上多次再版。因此，要展示出手稿在不同时期经作者修改和润色的原貌，展示出手稿在当初刊印时经编辑删减和加工的细节。为此目的，可以采用给文本中文字加杠、加框、加颜色等多种做法，有所区别地展示手稿在不同时期、经不同人物加工的情况，以便清楚地展示一份文本从手稿到刊印稿的全过程。另外，还要对作者的手稿和打字稿、他人的手抄稿和打字稿、经作者授权的和未经作者授权的刊印稿做出不同的标志，确定哪一篇刊印稿根据的是哪一篇手稿，确定刊印稿出版之后，作者是否又做了改动，从而为后来出版的新的刊印稿提供了蓝图。这样，一方面，历史考证版的编者可以对各份文本进行比较，了解文本间结构与文字上的具体差异。另一方面，可以描绘出一个由诸篇文本组成的树形图，即文本的谱系。建构文本的谱系，目的在于再现文本形成史，以便对各份文本的质量做出比较，判断它们的优劣，为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工作侧重使用哪一份文本提供答案。

三．历史考证版文本的历史性建构

上文从纯理论角度讲到，历史考证版要求刊登作者每一部（篇）著述的每一份文本。但从技术角度讲，则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这样做。从没有可能这一层意思上说，一部手稿有可能由作者誊写过多次，一部著作有可能在历史上一版再版，如果历史考证版不但全文刊登一份手稿或刊印稿的所有文字，而且连续全文刊登一部著作所有手稿以及先前出版的各个版本刊登的文字，则历史考证版的规模将庞大得难以想象。从没有必要这一层意思上说，同一著作的各份手稿的文字有可能大同小异，各个版本刊登的文字更会趋于一致，所以历史考证版仅刊登一份手稿或刊印稿，并展示各份手稿间以及以前出版的各个版本之间彼此不同的文字即可，而无须重复刊登占绝大多数的、完全相同的文字。所以，历史考证版选择一份手稿或刊印稿，作为基础文本予以全文刊登，同时刊登其他手稿和刊印稿同基础文本不同的文字。这些不同的文字，通常称为异文，对应异文的基础文本中的文字，通常称为异文条目。所以，历史考证版从技术角度解决从纯理论角度提出的要求，依靠的是基础文本加异文，并指明异文所对应的异文条目。
历史考证版不像学习版那样，侧重一部著作的某一文本，认定该文本可以充分代表该著作的内容，是最终的、固定下来的成果，而是平等地看待一部著作的各份文本，包括各份手稿和刊印稿，将各份文本中的异文相互比较，因为作者在手稿上的改动并非偶然情况，而体现了作者的思路向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异文同正文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这样，历史考证版建立在多重文本的相互对照中，有助于读者对著作形成更为全面的认识。历史考证版不注重任何一部著作体现在某一文本中的固定结果，而是注重文本的形成过程，将通常被视为固定的著作看成一个开放的体系。这种观念带来两个结果，一是文本的观念扩充为文本形成史的观念，通常固定、现成的文本有待于编者对它进行历史性建构，二是异文成为建构文本所必不可缺的重要因素。关于异文，本人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异文处理方法》（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一文中做过探讨，这里不再赘述。所以，这里仅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情况，集中讨论文本的历史性建构问题。
选用基础文本，配合其他文本中的异文，而且是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排列相对于同一异文题目的各种文本中的异文，是历史考证版建构自己的文本的方式。而选择基础文本，首选目标一般来说有两个：一是最初文本，二是最终文本。最初文本反映了作者最为原始的写作意图，反映了作者一气呵成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写作阶段，但它难免带有作者思想不够成熟的缺点。最终文本在写作上最为成熟，但不能排除作者有修改最初写作方案的可能性，而且考虑到西方历史上的官方书报检查制度，不能排除作者后来有迫不得已修改文句、靠微言大义来抒发自己真实意图这一可能性。所以说，最初文本最具原创性，最终文本最具成熟性，最初文本与最终文本各有千秋。选择基础文本，体现了一个版本侧重的是原创性还是成熟性。
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而言，MEGA1采用的是最终文本，MEGA2采用的是最初文本。MEGA1之所以采用最终文本，是因为它的编辑时间较早，是在当时的历史考证版的观念与实践的基础上做出这种取舍的。而且当时掌握马克思恩格斯著述及其手稿和笔记的情况，远不如后来充分，它的收文情况也不如后来的MEGA2完整。在这种情况下，选用最终文本，可以清晰地展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最终面貌。从这一点上说，MEGA1同学习版的做法是一致的，因为学习版不收录一份著述的所有手稿和刊印稿，因而选用最终文本作基础文本。相反，MEGA2编辑时间相对晚一些，它建立在历史考证版的最新观念与实践的基础上。这种最新编辑观念要求历史考证版选用最初文本作基础文本，并按照时间顺序依次罗列其他各份文本相对于基础文本形成的异文，充分展示文本的总体形成过程。最新编辑实践则为异文的展示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科学方法，为最初文本作为基础文本同异文相结合提供了最大的空间。而且根据最近几十年来搜集马克思恩格斯手迹的情况来看，可以搜集到的有关材料，基本上都已掌握，以至于很难再有重要材料可以发掘出来。再加上MEGA1之后出版的一些学习版都是以最终文本为基础文本的，所以MEGA2有必要选用最初文本作基础文本，配合异文来清晰地展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文本形成过程，从具体编辑做法上充分体现历史考证版的编辑观念，发挥历史考证版的学术性。
这里有一个例外情况需要介绍：MEGA在执行最初文本这一原则的同时，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单辟一个专门的部分，在这一部分中采取了刊登所有手稿和刊印稿的方法。它刊登了《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至第4版、英文版和法文版，刊登了《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马克思的手稿、恩格斯的编辑稿、以及刊印稿，还刊登了马克思为撰写《资本论》而写下的1857/1858年手稿、1858/1861年手稿、1861/1853年手稿、1863/1867年手稿。这种做法是为了突出《资本论》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有著述中的重要地位，最大限度地为专业工作者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提供方便。同时，这种做法也表明，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工作在建构文本时，在普遍性规定下采取一定灵活处理方法，也是可行的。
当然，这种灵活处理方法必须符合历史考证版的一定之规，而不能突破历史考证版的总体观念。例如，在苏东巨变前，前苏联人与前民主德国人编辑和出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自然辩证法》时，采取了两次刊印的做法。一次是按照手稿的写作顺序和文本形成过程予以刊登，另一次是按照编者理解的著作思想逻辑加以编排并予以刊登。这多余的第二次刊登，完全背离了历史考证版的纯学术性宗旨，既没有客观而忠实地再现手稿的原貌，又滋生出一个不属于文本形成史的文本。编者的理解是随着历史条件、学术界的研究状况而变化的，而一个历史考证版版本应当是永恒的。将难免带有历史局限的理解纳入应当超越历史条件的版本，无疑就损害了这一版本的质量。MEGA2遗留下来的这一既画蛇添足又无可挽回的缺陷，原本出自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宣传和普及工作的需要，纯属“历史问题”。今天的MEGA2编者已经没有这种超出历史考证版编辑原则之外的考虑了，所以正在酝酿之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将按照手稿的写作顺序和文本形成过程刊登文本，而不再按照编者理解的著作思想逻辑，或者说不再按照编者所接受的学术界在一定时期的通行理解来编辑文本。
从上述正反两方面的实例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严格遵守最初文本原则，还是采取灵活处理办法，历史考证版编辑工作的成败取决于，它在建构文本时，是否体现出一个客观的、纯学术性的文本形成史观念。
除了利用基础文本和异文，具体地体现文本形成史外，历史考证版还要求编者，参考历史文献与传记，专撰文字描述文本的历史形成和流传情况，以便读者对于文本形成史形成总体认识。但需要额外说明的是，历史考证版的编者撰写的文本形成史同中国人通常理解的题解不同。它是西方编辑学的概念，扎根于西方文化传统。西方编辑学传统迥异于中国典籍整理的传统，西方编辑学传统中的文本形成史概念也就有别于中国典籍整理传统中的题解概念。题解的概念是：供学习用书籍中解释题目含义或作品时代背景的文字。首先，这里的“供学习用书籍”应当对应于西方的学习版，而不是历史考证版。其次，文本形成史涉及的，是纯编辑学方面的细节，而不是有关作品内容及思想的实质性介绍和评价，即不解释“题目含义”。再者，文本形成史介绍的，与其说是作品的时代背景，不如说是作者的写作背景。所以，题解中涉及的编辑问题，是同文本形成史共同的问题，而题解涉及的作品思想实质，是文本形成史范围之外的内容。

四．历史考证版考证性资料的配备

历史考证版由两部分构成，基础文本是一部分，包括异文在内的考证性资料构成了另一部分。除异文外，考证性资料主要是注释与索引。索引包括人名索引、地名索引、文献索引、名目索引。注释、索引同异文一样，同基础文本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索引的制作是纯技术性工作，[1]可以提升到编辑原则与观念这一层面上来探讨的内容不多。索引最主要的原则就是客观性，即编者要排除主观性。例如，人名索引的意义不在于提供人物的名字，而在于提供人物的生平。但对人物生平的评价，有很大的伸缩余地。MEGA2曾一度以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物的褒贬当作这一版本对该人物的评价，对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的人物，施以浓墨重彩，对马克思恩格斯不甚看重的人物，则轻描淡写。而且在人名索引的篇幅上，编者倾向于对“好人”用墨如泼，对“坏人”惜墨如金。如今，编者改变了这种主观性态度，在人名索引中仅罗列历史事实，避免对人物做评价。而且新的编辑准则规定，人物的重要性取决于该人物在这一版本中出现的频率，出现频率越高，则人物越重要。
注释历来是考证性资料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自古希腊、罗马时起，注释就被看作文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在西方汗牛充栋的《圣经》诠释文献以及法律文书的注解材料中，注释的编写风格得到进一步的锤炼。到了19世纪，编者开始对注释进行系统的反思，考虑应当如何编写注释，或者说考虑注释应当传递出什么信息，以便在文本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表达与理解的桥梁。当时，学者就形成了共识：注释要描述文本情况及其流传史、解释引文与提示和暗示、注明资料来源、阐释文本的语言形式及音韵、说明文本涉及的事实情况、等等。当然，除了上述共识外，也存在一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将注释限定在对客观情况做如实陈述这一范围之内。至于实质性解释，难免带有主观性，原则上应当放弃。但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编者在编写注释时不由自主地做解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注释要尽可能地为读者理解文本创造条件，起到参与建构文本的作用。对于作者表述得晦暗不明的地方，编者有必要予以澄清。因此，注释不可能完全同解释分开，编者不必竭力避免做解释。这种看法突破了客观性要求，承认编者的主观性的作用。迄今为止，这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还在争执之中，未达成统一意见。所以说，注释的编写工作还在不断摸索中前进。
注释引起的意见分歧涉及到编辑工作与研究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从通行的编辑学、版本学观念上讲，注释（包括题解）应当限于纯客观性描述，而不应当越俎代庖地干预研究工作。从版本的作用上讲，由于历史考证版具有权威性地位，所以在这样一个版本中加上编者的解释，容易让读者认为这种解释是权威性的，这显然不利于在研究工作中开展学术争鸣。而且，为了在版本中加上权威性解释，编者首先要等待学术界形成相对一致的观点，且不提学术界能否就一个问题形成相对一致的观点。即使是在学术界可以形成相对一致的观点这一条件下，这种等待本身就会延误编辑工作。而研究工作往往是发展的。编者确定一种研究结论为权威性解释，并将它纳入历史考证版的注释或题解中之后，这种研究结论完全有可能为以后的研究所修正，这又不利于历史考证版的权威性。所以，权衡利弊，注释还是以保持客观性、避免主观性解释为宜。
有关注释编写的不同认识也体现在MEGA2的编辑工作中。MEGA2的编辑工作以苏东巨变为转折，呈现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注释的编写更显示出解释的特点，而这种解释以当时的理论宣传和普及工作为背景，因而被西方人批评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在后一阶段，注释的编写更倾向于做事实性陈述，因而被西方人评论为更具有学术性。至于有些人担心，不对作者思想做出解释，也许会导致读者对文本内容产生困惑或误解。MEGA2的编者对此的认识是，历史考证版是面向专业工作者的版本，而不是面向广大读者群的版本，而专业工作者完全有能力避免这种困惑或误解。比较而言，MEGA2前一阶段的做法是一种游离于历史考证版与学习版之间的做法，因为学习版的注释应当为读者的理解起到引导作用。相反，后一阶段的做法更贴近历史考证版的做法，因为历史考证版的注释无须这种实质性解释，它将这一工作留给了专业读者。[2]

五．历史考证版的刊印

正文与资料编辑完之后，工作就进入刊印的环节。文本的刊印涉及到正字法问题，而对这一问题，学者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一方面，有些部门规定，编辑出版自18世纪以来的文献的历史考证版，应当采用现代正字法。另一方面，许多历史考证版的编者认为，这一规定有背于忠实再现文本原貌的编辑原则，因而在实际编辑工作中仍旧采用作者及文本形成时期的正字法。应当说，编者的这种考虑是合情合理的，因为编辑出版历史上著作家著述的历史考证版，既是出于供读者阅读这一目的，又是出于保存历史文献这一目的。为达到后一重目的，采用作者及文本形成时期的正字法，无疑是最佳方案。这里需要额外做出解释的是，采用非现代正字法出版历史上的著作家的历史考证版著作，其意义并不等同于出版他们手稿的真迹复制版，因为真迹复制版不带有考证性，它侧重的是文本的载体，而不是体现在这一载体中的文本。相反，历史考证版出版的是刊印稿，而不是作者手迹，而且它将作者手稿中的异文同正文分开，集中在资料部分予以展示，就排除了注重文本载体这一层含义。加上它的考证工作，充分体现出它侧重的是文本本身，而且是文本形成史本身。至于非现代正字法，体现的不是文本载体，而是文本的历史性含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不采用现代正字法，以便再现原始文字的原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明显的笔误，编者在正文中加以改正，并在勘误表中加以说明。编者在正文中加字时，要采用其他字体，以示同作者文字的区别。对于正文中的事实性错误，编者在正文中不予改正，因为编者无法确定，错误的产生原因何在，或者说这是否系作者有意为之。所以，有必要保持正文的原貌，为专业工作者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留下余地。
但是，忠实于原始文字的做法，并非一成不变，因为在有些情况下，过分拘泥于忠实性原则，会给读者阅读文本造成困难。例如，马克思恩格斯习惯于使用缩略语。因为手稿是给自己看的，所以他们在手稿中简写文字的个人书写习惯远远超出了人们能够接受的范围。这样，这些缩略语与简写法很容易给读者在理解上带来歧义。因此，编者有必要将不完整的文字与单词补充完整，为读者的理解提供方便。以前，MEGA2的编者都是直接在正文中做这种补充工作，而未在资料中予以说明。这种做法实质上不但将原本不完整的文本完整化了，而且将原本有缺陷的文本完美化了，用修饰替代了忠实性原则。如今，MEGA2的编者除了要在正文中补充文字外，还要在补充的文字下加点，或在资料中对编者做的文字补充予以说明。这样做的目的，是充分体现历史考证版的忠实性原则。
如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给MEGA2的编辑和刊印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随着计算机技术在MEGA2的工作中的应用，数字处理完全取代了以往工作中制作卡片这一费时费力的工作，电子文本彻底免除了反复誊写的麻烦。而这些往往是重复性的劳动，依靠MEGA2今天能够支配的有限编辑力量，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因此，MEGA2的编辑人员将文字编辑同数据储存合并为一个工作过程，借助专门为MEGA2设计的程序，对储存的数据进行处理，如将某些数据处理为书眉或注释等。这样，在观念上可彼此分开的编辑、排版和印刷这三个环节，就在技术上自动联系起来了。考虑到电子书籍能够较印刷出版物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方便读者检索资料、查阅正文文字，而且电子文本的质量，如检索的方便与迅捷与否、查考结果可信与否，已成为衡量相应印刷出版物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所以在今天，MEGA2每刊印一卷，都配套出版该卷次的电子出版物。

总之，MEGA2在不断的摸索中，越来越体现出历史考证版的完整性、可靠性、历史性、考证性、学术性、技术性等编辑原则，而MEGA2的编辑经验，也为西方人不断总结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原则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作者：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博士）


[1]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人名索引的具体编辑方法，可参见韦建桦著《MEGA版人名索引析要》一文，该文载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0年，第3期，第223—243页）。
[2]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注释的具体编写方法，可参见韦建桦著《MEGA版注释管窥》一文，该文载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0年，第4期，第279—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