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MEGA1）编辑史

一、MEGA¹的编辑前史

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努力，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生前。19世纪50年代初，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海尔曼·贝克尔就建议马克思，以文集的形式出版他于40年代撰写的一些著述。马克思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贝克尔计划出两卷10分册，第一卷包括马克思在《莱茵报》、《德法年鉴》、《威斯特伐里亚汽船》、《社会明镜》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其中的第1分册刊登《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等文章，即发表马克思在《莱茵报》中批判普鲁士新闻出版状况的文章。第1分册于1951年4月底印刷和装订完毕，马克思于同年5月3日得到一本样书。这一点在他当时致恩格斯的信中可以得到证实：“我写的玩意儿的一个分册已寄来。”[2]由于贝克尔随后被捕，这一套第1分册就发行量不大的文集便流产了。

马克思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他的逝世使得出版马克思著作的事宜重新提上议事日程。1883年3月底，德国社会民主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等人在贺信中建议，为出版马克思全集通俗版筹集资金。此后，希望出版马克思全集的呼声愈加广泛与热烈。例如，1884年4月27日，鲁·迈耶尔建议恩格斯，出版散见于各处的马克思文章的全集；1885年5月，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负责人海·施留特尔编辑《社会民主党丛书》时，计划出的一卷标题就是《马克思短篇著作和文章集》，他还为此请求恩格斯予以同意和帮助；1891年至1892年，保·辛格尔和理·费舍计划，由社会民主党在柏林的出版社出版马克思短篇著作集，并为此向恩格斯提出咨询；维·阿德勒在1892年8月25日和9月2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表达了出版马克思全集的愿望；1994年1月27日，《前进报》出版社负责人理·费舍再次建议恩格斯，分册出版规模宏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集。但是，恩格斯认为，此时应当用单行本的形式出版马克思的各个短篇著作。例如，恩格斯在1890年12月18日致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讲：“我乐于同意把马克思的一些个别的、现在不加任何附注和解释就可以看懂的作品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而且只同意这些作品不加任何附注和解释简单地重新发表。……如果你们不老是缠住我不放，给我留点时间完成第三卷，我自己是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些正经事的。”[3]还有，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讲：“我曾经允许党以单行本出版马克思一些篇幅不大的著作，不加注释和导言。超过这个限度，我就不能同意了。出版全集是我今后的义务，我不能允许事先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从我手里把它夺走。”[4]可见，恩格斯视出版马克思全集的工作为己任，而他此时又忙于《资本论》的编辑工作，无暇分身，所以面对社会各界提出的出版马克思全集的建议，一概回答出版单行本为宜。

另外，恩格斯还有一种并非不必要的考虑，这种考虑反映在他答复费舍的信中：“在发表马克思和我过去的著作时，我决不能同意做即使是最小的删节以适应当前的出版条件。因为我们当时写作是一点也不讲客气的，并且常常是为那些现在在德意志帝国国土上被视为越轨和犯法行为的东西辩护，所以在这个模范的法令批准之后，在柏林重印这些文章，不大加删节是根本不可能的。”[5]可见，恩格斯是在当时德国奉行严格的书报检查令这一条件下，为了保持马克思和他本人著作的科学性、革命性面貌，不放心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工作委托给他人，而准备自己完成《资本论》编辑工作后，亲自来完成这项工作。

还有，恩格斯这一时期的信件反映出，他有意将马克思的著作同他自己的著作合起来出版，而且是出版他们的著作全集。例如，他在1873年2月12日致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讲：“马克思的著作和我的著作自然都将加以收集和出版，但是，现在我们自己没有时间来做这件事。”[6]而且，恩格斯在生前已经意识到，自己在有生之年未必能够实现这一愿望，这一愿望只能留待后人去实现了。例如，他在1889年1月28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讲：“归根结底，问题涉及到将来某个时候出版马克思和我的全集，这一点我在世的时候未必能够实现，而这也正是我所关心的事。”[7]恩格斯关于出版马克思与他自己的著作合集的想法，为后人以历史考证版的形式出版他们的著作合集埋下了伏笔，也在一定程度上为MEGA的编辑和出版奠定了合法性。

马克思恩格斯生前，编辑和出版他们的著作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他们身后得以编辑和出版的历史由来。恩格斯去世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遗产交给了考茨基、伯恩施坦等恩格斯遗嘱执行人。根据当时的分工，考茨基负责编辑有关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伯恩施坦与倍倍尔负责编辑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由于恩格斯曾着手出版马克思和他本人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而在编辑过程中，梅林又给予了多方帮助，所以在恩格斯逝世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任务，社会民主党就委托给梅林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40年代写下的文章以前散落于四处，有些已不为人们所知，有些甚至是马克思恩格斯匿名写作的，这些情况为识别、鉴定和搜集马克思恩格斯著述的工作增添了重重困难。尽管如此，梅林仍然成功地将许多文章收集起来，编辑出一套四卷本的文集，并根据各种资料，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提供了多方重要材料，为收集的文献做出了出色的注释。1902年，迪茨出版社出版了这套著作，书名为《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著作遗产》。

梅林编的这套文集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MEGA¹之前，这套文集是人们了解马克思恩格斯1841年至1850年这一时期原始资料的著作，尽管仅就这一时期而言，它收集的资料也不是很完全的。而且梅林编辑的这套著作明显存在一些缺陷，这主要表现在，它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进行了删除、删减和删改。

首先，梅林删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重要文章。例如，《共产党宣言》和《哲学的贫困》就在删除之列。梅林之所以做这种删除，是因为他必须尊重出版商迪茨的意见，即尽可能地限制每一卷的篇幅，不能再次出版书市上已有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另外，书报检查制度也是梅林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他不想让这个文集遭受巨大压力，不想让出版文集这个[8]目的，即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毕生事业公诸于世这个目的受挫。因此，他有必要对著作遗产进行选择。梅林这种考虑印证了恩格斯当年的顾虑不是多余的，也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面临着重重困难。

当然，对于这种删除造成的缺憾，梅林本人也要负一定责任。在马克思恩格斯编辑的《莱茵报》中，有些文章很难一下子就确定，是否出自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手笔。这里，有些文章是他们撰写的，有些文章是他们为付印而加工、修订或删改过的。梅林本来应当根据文章的文风和内容、借助间接的证明材料来考证，哪些文章出自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笔。由于他做这一道工作时有欠缺，所以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都未能收录进来，甚至有些文章已经为恩格斯或同时代的其他人所证实，确实出自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笔，但也被梅林删除了。至于那些一时难于确定是否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手笔的文章，由于这不是一套完整的全集，所以梅林认为没有必要设立“存疑文章”这一栏目。

其次，梅林还对马克思恩格斯一些篇幅较大的文章做了删减，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论战文章。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目标，有时不得不为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而同一些微不足道的人物争吵，而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物以及那些微不足道的问题却不能为当今的读者所客观地认识。所以，这些不具有现实意义的文章自然在删减之列。梅林之所以形成这种认识，是因为他受到许多同时代的人的影响。当时，经常有人谴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青年时代的著作中进行粗暴、好斗和烦琐的论战，完全没有敌意的批评者们对这两位作者也有同样的看法。这种谴责尤其是针对《神圣家族》这样的著作而做出的。不可否认，这种谴责有某些中肯的地方，或者说实际上是有一定根据的。除了这种认识之外，梅林删减马克思恩格斯文章的动机肯定是良好的，因为他是在这样一种认识下，为突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理论价值而做删减的。当然，梅林本人也意识到，自己这种从众的看法也有欠缺，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最初萌芽恰恰最清楚地显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时代的争论性著述中。例如，《神圣家族》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在这里，除了许多好斗的文字外，它最详尽地展现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酝酿过程。它为我们展示的研究价值，不亚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现成的理论成果。

第三，梅林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做了删改。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马克思——喜欢使用引号、斜体字、粗体字、以及疏排的做法，而梅林认为这是排版上不工整性的表现。因此，他没有再现这些引号、斜体字、粗体字、以及疏排的做法，只是在他认为必要的地方，才偶尔这样做。结果，梅林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遗产》中打的着重号或引号，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打的，而是梅林为醒目起见而打的。按理说，编辑一套著作时，这样做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梅林编辑的版本是一个非常主观的版本，它没有绝对忠实地再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貌。

在梅林编辑的这套著作中，第三卷编得最为主观。它涉及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至1850年的著作和政论活动。这些著作和政论文章经过删节，而且摘选和编排的得较为随意。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在《莱茵报》上的许多文章，都未能收录。例如，早在1885年，格·阿德勒就在他的《德国早期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中引用过《巴门日报》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到，恩格斯青年时代曾在谷兹科创办的《德意志电讯》杂志上发表过《伍珀河谷来信》一文。反谢林的小册子《谢林和启示》通常被认为是巴枯宁写的，而实际上它是恩格斯写的。另外，恩格斯还是讽刺诗《基督教的英雄叙事诗》的作者。《巴门日报》上刊登的这篇文章，后来还刊登于《柏林人民报》（即后来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但梅林没有从恩格斯本人那里了解一下，《巴门日报》的说法是否属实。这本来是确定作者身份的最直接方式、最可靠的机会。后人在编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时，就再也没有这样好的机会了。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未发表的著作，除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外，梅林基本上都未加收录，因为他认为，这些都是不甚重要的著作，收录在一套全集里是理所当然的，但他自己编辑的这套著作，首先要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借以实际地干预了40年代历史发展的那些言论。但是，梅林编辑的版本出版两年后，伯恩施坦就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遗著中一篇重要著作《圣麦克斯》，它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向科学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历程。遗憾的是，梅林主观地认为它是不甚重要的著作，因而在梅林编辑的版本中，它被简单地删除掉了。

最为重要的是，梅林将拉萨尔的著作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放在一起，这种做法是欠考虑的。梅林编辑的这套著作出版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新文献陆陆续续为人们所发现。就连梅林研究得最为细致的1844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梁赞诺夫在后来也发现了许多新文献。至于1852年至1862年和第一国际时期，由于不是梅林研究的重点，遗留的空白更多。这些新的发现使得梅林编辑的《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著作遗产》失去了更长久的学术价值。

继梅林编辑的这套著作之后，又有其他一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出版出来。它们是：

1905年至1910年，考茨基编辑出版了三卷本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它本来是恩格斯当作《资本论》第4卷的，取材于马克思1861—1863年手稿。考茨基在编辑过程中变更了材料的前后次序，划分了章节，将外文引文翻译成德文刊登出来，以便这一版本具有通俗版的特点；

1913年，伯恩施坦与倍倍尔出版了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但有的书信是经过删减后收录进《通信集》中的，有的书信则完全没有收录。造成这种删减和未予收录的情况的，倒不是因为这些书信在当时没有为人们所发现，而是因为它们涉及到伯恩施坦与倍倍尔的一些友人以及社会民主党的人物。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信中对这些人物做了不同程度的批评，所以发表出来会给这些人物带来不利影响；

1917年，梁赞诺夫出版了两卷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它取材于马克思恩格斯1852至1857年的著述，是梅林编辑的《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著作遗产》的延续。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苏联十月革命等原因，原先出版四册的计划未能实现，以马克思恩格斯1857至1862年著述为内容的后两卷未能出版；

另外，90年代末，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于50年代撰写的一些文章的文集。但较为全面、系统地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梁赞诺夫主持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这套著作，历史上称为MEGA¹，它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和出版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二、梁赞诺夫筹备MEGA¹的历史

梁赞诺夫原名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戈尔登达赫，梁赞诺夫是他后来的化名。他在流亡德国和奥地利期间，深入细致地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19世纪工人运动的历史，并密切接触德国社会民主党负责保存并筹划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人士。这些人士主要有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倍倍尔、《新时代》主编伯恩施坦、《前进》报主编希法亭、第二国际的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受德国社会民主党委托出版马克思遗著的梅林、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迪茨出版社负责人等。其中，倍倍尔和伯恩施坦还是恩格斯的遗嘱执行人。经倍倍尔介绍，梁赞诺夫获准进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查阅保存在那里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手稿。此外，他还在柏林、巴黎、伦敦、布鲁塞尔等地的图书馆里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在拉法格夫妇那里了解马克思恩格斯一些手迹的情况。从此，他开始了毕生的事业：收集和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遗产。

尽管上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同梁赞诺夫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兴趣并不完全一致，因为社会民主党在政策上有偏离马克思恩格斯的倾向，但梁赞诺夫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还是拥有一个宽松的研究环境，没有受到什么学术上的限制。而且梁赞诺夫凭着自己的热情与实际作用，开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享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专家的声誉。例如，梅林曾于1909年建议他，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论东方问题和国际工人协会前史的著作集。[9]由于梁赞诺夫曾参与翻译弗兰茨·梅林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著作遗产》（俄文版两卷集），所以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乃至国际社会民主党内同样享有马克思恩格斯遗著专家的声誉。

1909年，维也纳的安东-门格尔图书馆委托梁赞诺夫编辑有关第一国际的历史文献。从此，他开始收集有关第一国际历史的文献，翻阅马克思恩格斯撰稿的许多报刊，并找出了几百篇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文章，打算分四卷出版这些马克思恩格斯写于1852年至1862年的文章。只是由于十月革命打断了他的工作，结果只出版了两卷，即两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年）》（狄茨出版社1917年斯图加特版）。梁赞诺夫出版这套著作的编辑宗旨是，为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1852年至1857年欧洲历史的重大事件的观点，选择那些能够提供不可或缺的资料的文章。所以，这套著作主要包含关于英国史、法国史、以及1853年至1856年东方战争的文章。至于同50年代历史无密切关系的那些长篇著作，他仅发表了马克思论帕麦斯顿和罗素的文章，另外就是论述西班牙革命的文章。

此时，梁赞诺夫还专注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问题的分析、他们为《纽约每日论坛》撰写的文章、他们有关19世纪50年代国际政治的研究、以及他们在第一国际的活动。梁赞诺夫最初的这种关注点有一个时代背景：当时俄国掀起了有关群众性罢工、有关自发工人运动与工人政党的关系、有关工会与社会民主党关系等问题的辩论。因此，梁赞诺夫想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会等问题的观点整理出来，出版一套《国际文献集》。按照他当时的想法，这本《国际文献集》应当是一部纯粹以宣传为目的的著作，它要收录马克思恩格斯1864年至1876年起草的、同他们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活动有关的所有文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部著作虽已付印，却未能出版。尽管如此，梁赞诺夫在他当时撰写的大量文章中使用了《国际文献集》的成果，编辑这部著作，也为他编辑更为成熟的马克思恩格斯遗著集做出了准备。

至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始终没有编辑出来，因为一套全集理所应当包括书信在内，但正像上文提到的那样，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信中对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士进行了批评，而这里面有些人士尚健在，所以发表书信时就要考虑到，是否会给他们个人带来不利。事实上，在20年代，有些书信内容就被社会民主党人用来相互攻击。正因如此，以前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在收文的完整性上没有统一的编辑标准。另外，对于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社会民主党人始终抱有一定迟疑态度，因为社会民主党在政治观念上并非同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一致。但是，上述种种顾虑后来被一个事实所打消。这就是到1913年，马克思逝世前发表的所有著作的版权保护到了截止期。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包括非社会民主党人也可以。如果非社会民主党人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他们自然不会有社会民主党人的上述顾虑。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条件下，它完全有可能对社会民主党人造成更大的不利。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人原先的顾虑也就多余了。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有必要及时采取措施，保证马克思的著作在社会民主党人手中编辑出来。

1910年12月30日，希法亭和梁赞诺夫等人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马克思主义者会议”。这次会议的结果，即1911年1月1日出台的“维也纳出版计划”。它由梁赞诺夫执笔，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提出建议，建立一个由倍倍尔、库诺夫、狄茨、希法亭、考茨基、梅林和梁赞诺夫等人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筹备编辑和出版一部《马克思全集》，这部《全集》应当符合各项学术性要求，包括收文尽量完整、经过系统编辑、对马克思著作的各份手稿和刊印稿做出比较、附有内容丰富的序言和索引，等等。同时，要发表一部马克思传记，并尽可能将这部传记收入《全集》。该计划还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考虑，是否根据恩格斯当初的想法，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合在一起编辑出版，因为他们两人在个人方面、党史方面和思想方面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必要的人力和财力，这一计划未能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重视。

虽然编辑出版马克思著作全集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的计划搁置下来了，但马克思恩格斯个别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并未搁置下来。在制订“维也纳出版计划”的同时，梁赞诺夫与考茨基就在积极筹备编辑出版《资本论》通俗版。但是，他们两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梁赞诺夫认为，就《资本论》第1卷来说，应当选用经马克思修缮的第2版作基础文本，参考恩格斯在第3版和第4版中做的改动，并同法文版做出比较。而考茨基倾向于尽量采用恩格斯未留意的法文版中附加的内容，因为他认为这些内容比较重要。但是，在编辑工作中，考茨基未标明这些内容系法文版添加的内容，因而引起了梁赞诺夫的不满。另外，梁赞诺夫认为，这一版本除了要配备注释外，还要配备前言和各种索引，包括文献索引、人名索引和名目索引。考茨基对于配备索引的做法持反对意见，他还反对梁赞诺夫利用新材料补充说明马克思所举事实的主张。还有，考茨基将马克思引用的原始材料来源同据此做的引文做了比较，删除了马克思所做引文中的外文原文，直接用德文译文取而代之，这种做法也同梁赞诺夫的想法不相吻合。总之，在编辑《资本论》通俗版的过程中，梁赞诺夫与考茨基显示出了不尽相同的编辑观念。而他们两人之间的种种分歧以及相互间的批评意见，也成为后来《资本论》各个版本在编辑过程中需要参考的因素。

另外，“维也纳出版计划”还引发了一个编辑成果，这就是迪茨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而迪茨出版社之所以能够出版这套通信集，一方面要归功于“维也纳出版计划”，因为这套通信集原本就是“维也纳出版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说，该计划虽然在总体上未得到实施，但它在局部上得到实施了。另一方面，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藏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通信，共计170封左右，这一收藏为迪茨出版社出版这套通信集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上文提到的那个棘手问题，即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信中批评过的许多人物还健在，所以在如何编辑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这一问题上，当时有过激烈的争论。考茨基主张毫无保留地发表这些通信，伯恩施坦主张延期出版这部通信集，梁赞诺夫主张只发表可以为当时的公众所接受的通信。由于编辑工作由伯恩施坦主持，梁赞诺夫只是参加编辑工作，结果，这部四卷本的通信集是按照伯恩施坦的意见出版的。随后，梁赞诺夫对伯恩施坦所做的删节提出了批评。列宁曾经专门撰写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一文，表述了自己对这套通信集的意见。[10]

梁赞诺夫在从事多方面工作的同时，始终没有耽搁筹备编辑《马克思全集》的工作。鉴于革命和内战造成的混乱，他结束流亡、返回俄国后积极致力于建立统一的国家档案馆，抢救各种档案。1918年3月底，在他的主持下，中央档案馆委员会成立，他拟就的档案事业备忘录和草案写进了许多国家文件。

1918年6月，苏联最高科研中心社会主义科学院成立，梁赞诺夫作为正式院士在科学院内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和实践研究室。1920年12月7日，俄共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博物馆。在梁赞诺夫的建议下，该博物馆随即于1921年1月11日改造为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由梁赞诺夫任院长。自1922年7月1日起，该研究院从科学院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机构，梁赞诺夫组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和实践研究室成为该院的核心机构。自1924年2月9日起，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成为直接隶属于苏共中央的机构。同时，梁赞诺夫利用自己多年搜集的图书，为该院建立了图书馆。到30年代初，该图书馆已藏书45万册。

梁赞诺夫领导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得到了苏共最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例如，列宁于1921年委托梁赞诺夫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而且列宁还于1921年2月2日专门致信梁赞诺夫，提出7个问题：

1． 您是否知道恩格斯书信里画了着重线的那些地方是从哪里摘引来的？

2． 这些书信是否全文刊登过？登在什么地方？

3． 如果刊登过，能否找到并弄到手？

4． 我们能否向谢德曼之流及其同伙购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者是书信的照片？

5． 我们有没有希望在莫斯科收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过的全部材料？

6． 在这里已经收集到的材料有没有目录？

7．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复制件）由我们来收集，此议是否可行？[11]

列宁的这封信充分显示出，他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寄予了高度和细致的关注，他的这种关注极大地推动了梁赞诺夫准备已久的工作。除了列宁的这种关注态度外，苏共中央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用来支持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例如，1923年6月1日，苏共中央决议，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负责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1924年5月31日，苏共中央决议，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负责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其他文种版；1924年7月7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根据苏共十三大的决议，委托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与通俗版，并呼吁参加大会的国际代表们，提供有关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历史的材料，为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提供帮助。苏共的这种支持和促进态度，正如梁赞诺夫后来在MEGA¹第1部分第1卷前言中讲到的那样：“苏联共产党意识到它的存在归功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因而它认为自己有义务给予这项事业以一切支持和促进。”[12]

恩格斯在1893年7月29日的遗嘱和1894年11月14日、1895年7月26日对遗嘱的补充中，对他本人和马克思的著作遗产做出了处理。[13]20世纪初，马克思的部分著作遗产保存在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那里，另有部分著作遗产和恩格斯的著作遗产保存在爱德华·伯恩施坦处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

为了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遗产，梁赞诺夫开展了广泛的活动。1924年夏至年底，梁赞诺夫多次拜访阿道夫·布劳恩和爱德华·伯恩施坦。他通过布劳恩做协调，同伯恩施坦进行会谈，并同伯恩施坦达成口头协议：伯恩施坦将他掌握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著作权和版权交给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公司，并将他保管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实事求是地说，在共产国际同西欧社会民主党关系恶化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梁赞诺夫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一点充分反映在梁赞诺夫撰写的MEGA¹第1部分第1卷的前言中。

20年代初，保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那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遗产已做成目录。早在1914年，梁赞诺夫就已开始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进行照相复制。1920年，梁赞诺夫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谈判，取得了复制马克思恩格斯所有手稿和书信的许可及其发表权。[14]截止1923年，这些信件的照相复制工作已基本完成。

到了1927年与1928年之交的冬季，由于共产国际开始奉行极左政策，加剧反社会民主党的宣传，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不再同意梁赞诺夫继续进行照相复制工作。另外，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拒绝将马克思著作遗产卖给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所以，梁赞诺夫选择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作为中间机构，促成购买马克思恩格斯书信的事宜。该社会研究所于1923年成立于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后来因该所的霍克海默尔、弗洛姆、阿多尔诺、马尔库塞、以及哈贝马斯等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而闻名于世。该所首任所长是卡尔·格律恩贝尔格教授博士，他自1910年起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的出版人，是德国大学讲坛上最早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梁赞诺夫是他的学生和密友，早在1923年就同他达成协议，在筹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方方面面保持密切合作。1924年8月20日，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同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并共同筹建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有限公司。该出版公司为非赢利性单位，主要作用是以西方一家出版公司的名义替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购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并出版以后编辑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配套研究刊物《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15]这两家研究机构的合作持续到1928年，直到该出版公司解散为止。[16]

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曾于1911年至1930年出版刊物《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该刊物后称格律恩贝尔格文库，前后出版了15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工作起到了辅助作用。例如，该刊物发表过格律恩贝尔格论马克思中学毕业论文的文章以及其他人论述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的文章；梁赞诺夫在该刊物上发表了纪念《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章；格律恩贝尔格的后任霍克海默尔在该刊物上展开了同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的论战，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进行了反思。随着MEGA¹首批卷次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人员纷纷为该刊物撰稿，该刊物同MEGA¹编辑工作的联系更加紧密。

梁赞诺夫除了利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出版的这份刊物，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为MEGA¹的编辑工作做出必要的准备，还在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创办了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和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这两份《文库》不是同一刊物的两种语言版本，因为它们的内容不尽相同。德文版《文库》于1925年和1927年在法兰克福由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出版公司出了两辑，俄文版《文库》从1924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由国家出版社出了五辑。同时，梁赞诺夫还创办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年鉴》。这两份《文库》与一份《年鉴》的主要作用是，在MEGA¹出版之前，先来发表以前从未发表过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新文献，作为MEGA¹将来刊登这些新文献的准备。当时发表的重要新文献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马克思致查苏利奇信件的草稿、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及其致伯恩施坦有关该书俄文第1版的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反杜林论》草稿、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恩格斯《〈资本论〉摘要》、马克思的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阅读阿道夫·瓦格纳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时做的旁注，等等。这三份刊物还用来供专业人员讨论有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科学社会主义观形成史以及工人运动发展史等多方面问题，从研究角度为MEGA¹的编辑工作提供帮助。

同时，梁赞诺夫还在英国博物馆、纽约公共图书馆、普鲁士国家图书馆、科隆历史档案馆、耶拿大学档案馆、特利尔弗里德里希·威廉文科中学等地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及其手稿进行拍照，并通过这些活动，取得了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所需的绝大部分资料。截止1931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搜集到1.5万件原始文件，掌握了17.5万份有关国际共运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文件复印件。[17]这些资料分为五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历史、日尔曼国家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罗曼国家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斯拉夫国家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

1929年，在苏共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关系僵化的情况下，伯恩施坦发表声明，说他从未冒充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遗产的所有者，他只是这份遗产的保管人，遗产由党的执行委员会支配；而且在苏共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抱敌视态度的情况下，他也怀疑是否还有必要对苏共的代表抱信任态度。伯恩施坦的声明随即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负责有关方面工作的迪特曼的支持，迪特曼在1929年7月14日致伯恩施坦的信中讲到，伯恩施坦之所以于1924年交给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公司有关声明，是因为他当时还没有看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同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之间的密切联系。如今，由于莫斯科的影响，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同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之间的和谐合作不再有保障了。同时，他建议伯恩施坦，取消以前向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许下的诺言。几天后，伯恩施坦就发表声明，说自己于1924年同梁赞诺夫达成的口头协议只是一种意愿，而不是有效的合同。他还说自己以前曾误以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是独立于莫斯科的政治倾向的，现在他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公司有权得到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文献。

归根结底，这场变故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恶化了。德国人的敌意最为鲜明地体现在迪特曼的一句话中：“我们党的档案馆并不是为了向一个最可耻地反对我们的外国政党提供资料而存在的。”同时，苏联人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针锋相对的机锋。例如，梁赞诺夫在一份报告中提到：“我们已经弄到了伯恩施坦私人收藏的马克思给恩格斯和恩格斯给马克思的所有书信的完整拷贝，而且我们还拥有伯恩施坦没有的书信。”梁赞诺夫这话暗示出一个在当时不无争议的情况，即筹备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到底应当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来出版，还是应当由苏共来出版。按理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掌握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遗产这一方面，条件本来是得天独厚的，但由于梁赞诺夫多年来为搜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遗产做出了不懈努力，苏共在这方面已经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并驾齐驱了。由于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著作集，不仅依靠原始材料的掌握，而且依靠编辑人员力量的投入，考虑到苏共大力支持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遗产的工作，其支持力度远远超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能力，所以苏联人在这方面甚至已经遥遥领先了。

1935年，纳粹上台，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陷入流亡的境地，不得不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遗产偷运出德国国境。偷运过程中，这笔著作遗产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因此，社会民主党最终决定放弃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遗产，并同苏共就出售这笔遗产的事宜进行会谈。在这种背景下，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有意购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遗产，但是，斯大林不同意支付购买这份遗产所需的高额费用。加上社会民主党对于苏共如何利用这份遗产，也持不信任态度，所以这份遗产最终未能卖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而是卖给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1938年春，这份遗产寄往阿姆斯特丹。梁赞诺夫搜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遗产的事业未能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三、MEGA¹的规划及其实施情况

最初，梁赞诺夫只准备出版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因为当时他能够利用的，只是一些已经出版的文章，以及他从各种报刊上收集到的文章。但是，随着梁赞诺夫在伯恩施坦那里以及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搜集到的资料越来越多，梁赞诺夫意识到，对这些资料进行大量有计划而烦琐的整理和识别工作，却仅仅是为了将它们翻译成俄文，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他有必要修改出版计划和编辑方针，即筹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国际版，或者说原文版。所谓原文版，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是用什么语言写作一篇文章的，就在这个版本中用什么语言刊登这篇文章，而不是将它翻译成俄文予以刊登。这同国际版是同一个意思，而现在的人们通常管它叫历史考证版，因为它是按照编辑学中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原则编辑出来的，而且所谓国际版或原文版，其含义也是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原则之一，所以国际版或原文版的概念包括在历史考证版的概念中。考虑到梁赞诺夫编辑MEGA的工作未能完成，后人又重新编辑一套MEGA，所以后人将后面这套MEGA称为MEGA²，将梁赞诺夫主持编辑的MEGA称为MEGA¹。

梁赞诺夫在MEGA¹第1部分第1卷序言中讲述这一历史考证版的版本宗旨时说：“我们的任务是为每个从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人提供客观的基础，也就是说，通过一目了然的编排，可靠地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精神遗产。”MEGA¹遵循的编辑原则是：忠实而完整地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再现文本的形成历史，并对文本做出考证，对考证工作做出说明。所以，MEGA¹提供的，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发表过的文章，而且有他们以手稿形式遗留下来的未经发表的著作、文章。如有必要，还在附录中收录他们为写作而收集的资料、写下的草稿、提纲、初稿和未完成稿。MEGA¹除了发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书信外，还发表其他人致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因为这些书信有助于说明他们本人的书信、生平以及政治活动。

按照出版计划，MEGA¹分为三个部分，共计40卷，另外加两卷索引卷。MEGA¹之所以分为三个部分，是因为按照历史考证版全集的编排惯例，书信应当同著作分开编排，各自编排成一个部分。另外，《资本论》是耗费马克思毕生时间和精力的著作，它的写作同其他著作的写作在时间上交织在一起。要突出《资本论》及其手稿自成一体的内容，就无法将它们同其他著作混合在一起、按照时间顺序编排，而必须将它们同其他著作分开来编排。因此，“《资本论》及其手稿”单独编成一个部分。MEGA¹的这种编排方式，尤其是有关“《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编排方式，也为后来的MEGA²的编排方式定下了基调。

就MEGA¹的每一部分来说，第1部分包括除《资本论》以外的所有哲学、经济学、历史、政治著作，而且是按照写作时间顺序予以编排。但是，按照写作时间顺序予以编排，只是总体上的规定，因为在这一部分中，有时不得不打破时间顺序，将一些内容一致、有密切联系的著作和文章归入一组予以发表，以便在编辑和出版观念上突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史。

就第1部分出版的各卷次而言：

第1卷分为两个分册，第1分册收录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论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以及7个伊壁鸠鲁笔记，还收录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德法年鉴》、《德国科学艺术年鉴》上的一系列文章，以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第2分册收录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诗作、1840年至1843年的柏林笔记、波恩笔记、克罗茨纳赫笔记、截止1844年初马克思撰写与收到的90封书信；

第2卷收录恩格斯青年时期的文学作品，他为《德意志电讯》、《莱茵报》、《德法年鉴》、《德国科学艺术年鉴》以及在柏林、瑞士和1842年至1844年在英国撰写的文章，截止1842年恩格斯撰写的书信；

第3卷收录《神圣家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至1845年的巴黎笔记、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笔记等；

第4卷收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及恩格斯1844年8月至1846年6月的一些短篇文章；

第5卷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专著卷；

第6卷收录《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1845年至1847年的布鲁塞尔、曼彻斯特笔记等；

第7卷收录1848年3月至1848年底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

以上是第1部分出版的各卷次的实际编排情况，它同梁赞诺夫在MEGA¹第1部分第1卷第1分册序言中介绍的卷次编排情况略有出入。根据梁赞诺夫介绍，《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准备收录于第3卷，第4卷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专著卷，第5卷收录1848年革命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以《共产党宣言》标志这一时期的结束。但是，从出版了的各卷次的实际情况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收进第4卷，《德意志意识形态》专著卷改为第5卷，《共产党宣言》则收录进第6卷。造成实际编排情况同预定方案之间产生出入的原因在于，预定方案原本没有考虑在第3卷中收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而在实际编辑工作过程中，加上这份手稿后，第3卷的规模自然扩大了，无法再容纳《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它只能编排进第4卷，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又是专著卷，必须单辟一个卷次，后面的各部著作在卷次编排上也只能顺延。

按照梁赞诺夫在MEGA¹第1部分第1卷第1分册的总序言中的预想，第1部分共计17卷，其中第5、6、7卷收录1848年至1852年的著作，1852年至1862年的著作编辑出来，规模应当不少于7卷，将构成第8卷至第14卷，第15卷收录第一国际时期（1864—1876年）的文章、宣言和决议，第16卷和第17卷收录恩格斯从1876年至他逝世这一段时期所写的著作和文章。由于后面这些卷次未能出版，所以涉及到后面这些卷次，它们的编排规划只能为后人编排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提供有限的参考作用了。

MEGA¹第2部分收录《资本论》及其手稿，这一部分要将作者著作最后的版本同以前的版本和手稿（有可能是多篇手稿）进行比较，指出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原手稿做了哪些修改，整理马克思做了摘录的许多未经发表的经济学著作，还要使用马克思在各个笔记本中做出的论述、评注和文献摘要，因而这一部分预计不少于13卷。

MEGA¹第3部分收录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马克思恩格斯致其他人的书信，预计10卷。从重要性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占第一位，因而应当打破总体书信的时间顺序，将它们放在马克思恩格斯致其他人书信之前加以编排。所以，这10卷的编排方式是：

第1卷收录1844年至1853年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通信；

第2卷收录1854年至1860年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通信；

第3卷收录1861年至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通信；

第4卷收录1868年至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第5卷至第10卷收录马克思恩格斯致其他人的书信。

MEGA¹第4部分是两卷索引卷，它们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提供一个详尽的名目索引和人名索引。名目索引要提及并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出现的题目术语、基本概念和重要问题，将属于同一条目的内容排列在一起。人名索引要罗列马克思恩格斯提到的所有历史人物、他们引用过的所有作者，以便读者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人物的评价及评价的发展情况，确定这些人物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鉴于第4部分要到前三个部分全部完成后才能着手，所以全集的每一卷都附有一个简要的索引。

在编辑过程中，编者进一步意识到索引的重要性，尤其是为书信部分提供索引的重要性。编辑索引不仅要将索引的覆盖面扩大到人名索引、文献索引以及关于团体和组织、历史事件、理论概念的索引，而且要考虑到，索引内容的选择和编写完全有可能是随编者的主观性而定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专门设立了一个资料部门，搜集同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的资料，支持MEGA¹的编辑工作。该部门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有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的期刊、报纸、著作的档案，建立了各种期刊、报纸和文献的索引，并建立了马克思恩格斯藏书目录，该目录附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做旁注的提示。1931年2月，该资料部门在研究院发行了一份以上述资料为内容的内部信息通报。

MEGA¹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每一卷都附有卷次前言，用来说明该卷刊登著作的写作原因和产生的历史，介绍后人对该卷刊登著作和文章的研究成果，并就编辑上的处理做出说明。前言的宗旨是为人们全面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一个客观基础，以学术上无可指摘的形式和顺序再现这两位经典作家的全部著述。因此，前言不对历史上的理论研究情况做详细介绍和评论。就注释编写工作而言，出于同样的考虑，尽管有编者提出建议，要对文本涉及的事实做出注释，但梁赞诺夫坚持不做实质性注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人们从各个角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提供一个更为自由的空间，而不是用一种权威性注释来下一个定论，从而阻塞学术研究中这种自由的空间。因此，注释限于介绍同正文直接相关的资料来源，提供丰富的原始资料和文献证据，避免插入主观的说明，以便读者自行找到有关人物、事件和历史背景的更详细的资料和说明。

192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第1部分第1卷第1分册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公司出版。此后，全集由设在柏林的马克思恩格斯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出版社是继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公司于1929年解体后，由梁赞诺夫随即成立的。1929年，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和第3部分第1卷出版，1930年，第1部分第2卷、第3部分第2卷和第3卷出版。截止1931年以前，MEGA¹出版了第1部分第1卷（共两个分册）和第2卷、第3部分第1至第3卷，总共是5卷6分册。正在编辑之中的卷次是第1部分第3至第10卷，第3部分第4卷。第2部分和第4部分尚未开始编辑。

MEGA¹的出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遗著中的许多原始文字都是借助MEGA¹得以首次发表的。这些首次发表的文字极大地促进了20年代下半期的理论讨论。例如，MEGA¹中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摘录、马克思同维拉·查苏利奇关于俄国村社制度的通信以及梁赞诺夫为马克思论述中国和印度问题的文章而撰写的导言引发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多方面讨论。另外，梁赞诺夫编辑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时，将他们的著述活动同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党的发展联系起来，特别是同19世纪各国工人运动联系起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教条化。出于同样的目的，出版《资本论》时，编者同时发表了《资本论》1857年至1858年以及1861年至1863年的原始手稿，以便读者能够直接使用原始材料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梁赞诺夫试图利用编辑MEGA¹来影响苏联当时实际政策的制定。例如，他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撰写导言时，着重论述了列宁在1924年的一个报告中阐明的无产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关系并引证马克思的话说：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确保自己得到农民中的革命派的支持，这样，“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19]

当然，MEGA¹出版的卷次也留下了一些遗憾，这主要是指它在编排上显得有些凌乱。例如，第1部分第1卷分为两个分册，相当于将第2分册当作第1分册的附录或补充。对比一下这两个分册的收文情况就可以看出，第1分册收录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2分册收录马克思青年时期诗作、笔记和书信；第1分册收录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文章，第2分册收录有关《莱茵报》编辑部工作的文献。按照这个编排逻辑，7个伊壁鸠鲁笔记理应收录进第2分册，但实际上它收录进了第1分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想必是：7个伊壁鸠鲁笔记是直接为写作博士论文而做的准备，所以同博士论文编排在一起，而其他笔记很难确定是专门为哪一著作做的准备，所以放进第2分册，以便同著作相对分开。还有，第2卷没有遵从第1卷分册编排的方法，而是将两个分册处理为同一卷中的两个部分：第1部分收录恩格斯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第2部分收录恩格斯的书信。这样就造成第2卷同第1卷在是否分册编排上不统一的情况。第2卷未像第1卷一样分为两个分册的原因，倒不是因为它的篇幅不如第1卷大，而是因为第1卷分为两个分册，本来就不是理想的做法，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表面上看，第1部分第1卷分为两个分册，是因为这一卷规模庞大，很难装订为一本书，而实际上，它是工作仓促、时间紧迫造成的结果。从时间紧迫这一点说，到1927年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MEGA¹第1部分第1卷应当出版。如果这一卷不能及时出版，至少它的第1分册应当出版。从工作仓促这一点上说，截止1926年，MEGA¹的编者尚未制订出具体编辑条例，而仅仅制订出了总体性条例。这些总体性条例包括：1、完整性，即完整发表马克思恩格斯所有著作与手稿；2、忠实性与考证性，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字做出考证、附加异文；3、附加卷次前言、注释和人名索引。另外，截止1925年底至1926年初，德国一些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专业工作者刚刚被召集到莫斯科从事编辑工作，他们需要一定时间熟悉这份工作。还有，截止1927年，马克思的青年诗作尚未完全整理出来，因为1837年的诗作手稿尚未搜集到手。在这种情况下，原定的计划，即于1926年出版带有名目索引的正文卷，随后出版集中前言、注释、名目索引的配套卷，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同时，MEGA¹的编者认识到，正文脱离注释，会给读者在理解上带来很大不便。为此，读者不得不去参考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其他版本，而这也不利于历史考证版的学术性、权威性。[20]

考虑到这种时间紧迫、工作仓促的局面，我们就可以理解，将第1部分第1卷分为两个分册，以便编者集中力量处理第1分册中的正文，将当时尚未收全手稿的马克思青年时期诗作以及注释和索引编辑工作放到以后出版的第2分册中处理，以便最终在1927年出版第1分册，就是一个权宜之计了。

MEGA¹留下的遗憾还表现在，它将著作同笔记混合在一起编排，而这是一种不理想的编排方式，因为马克思的许多笔记很难说是专门为哪一部著作而做的准备，应当说它们是许多著作共同的准备工作。这样，将某篇笔记放在某一著作卷中，就给读者留下一种印象，似乎该笔记同该著作卷收录的某部著作具有写作上的密切联系，或者说是该著作的准备工作，而该笔记同其他著作的写作联系就不密切了。这无疑歪曲了马克思做笔记时的真实面貌。而且，从当时已出版的MEGA¹第1部分的卷次上看，即从第1、3、4、6卷上看，笔记的编排也有不统一的特点。按照规定，对笔记的陈述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笔记本的描述，二是对摘录的陈述。但第1部分许多卷次都未能遵守这一规定。第4卷将这两种内容合在一起放在附录中，第3卷除了分别陈述这两种内容外，还罗列了马克思所做摘录的文字，第1卷虽然没有罗列马克思所做摘录的文字，但在对笔记本的描述中给出了对应马克思所做摘录的原著版本的相应页码和行数，读者可据此查阅原著版本的有关文字，而这也是马克思所摘录的文字。可以说，第4卷是最为简单的编辑方法，第3卷是最为复杂的编辑方法，第1卷则是居间的编辑方法。由于上述各卷均未遵守规定，所以对照第1、3、4卷而言，本来遵守规定的第6卷也就成为一种例外做法了。

MEGA¹留下的缺憾还有，由于梁赞诺夫坚持不做实质性注释，结果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一些不便理解的地方，读者缺乏辅助理解的材料，便难形成明确的认识。再有，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手稿中的笔误、刊印稿中的印刷错误，MEGA¹做出订正而不予以说明。编辑人员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才在注释或脚注中对这种订正予以说明。应当说，MEGA¹的这种做法违背了忠实性原则，因为它实际上起到了美化文本完善程度的作用。在MEGA¹中，类似的美化文本的做法还体现为，由于MEGA¹的重点是再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正文，提供意思准确的原文文字，而不在意马克思恩格斯书写文字的方式，所以MEGA¹采用现代正字法，而不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和刊印稿所采用的正字法。只是为了便于读者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各自的字体和他们手稿的不同特点，MEGA¹有时附上他们不同时期的手稿的个别复制页。

还有，MEGA¹在编排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时，没有严格地采用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原则，也没有仅仅按照学科和专题来编排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而是将这两个原则结合起来，以便突出一个思想发展史的观念。这样做法带来的问题，倒不在于MEGA¹在编排著作时，有时难免偏离严格的时间顺序，而在于整个版本缺乏统一的编排原则。而按照历史考证版的编辑要求，这样一套全集本来是应当遵循统一的编排原则的。另外，加上上文提到的卷册划分、注释编写、对笔记的陈述、以及正字法等方面的问题，可以说MEGA¹在许多地方都偏离了历史考证版的编辑要求。后人根据历史考证版的严格编辑标准，更多地将MEGA¹评价为一个准历史考证版，是有一定道理的。

四、MEGA¹的夭折

MEGA¹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是在苏共的直接支持下开展起来的，而苏联政局的动荡，自然会影响MEGA¹的工作，甚至导致MEGA¹的夭折。随着斯大林开展肃反运动，1931年2月27日，梁赞诺夫被开除党籍，撤消院长职务，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的外国人员也陆续遭到解职和逮捕，梁赞诺夫为开展MEGA¹的工作而建立的国际性学术联系也随之中断。随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列宁研究院合并，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该院继续从事MEGA¹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试图简化资料工作，以便加快MEGA¹的工作进程。

合并后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中，原先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成为该院下属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室。该院下属的其他部门有列宁著作编辑室、联共（布）党史研究室、第三国际研究室、马列主义研究室、学术普及研究室、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科研秘书部门、行政部门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室进而分为下述几个工作组：1.MEGA工作组，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工作组，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工作组，4.《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工作组，5.马克思恩格斯学术传记工作组。从这个结构可以看出，同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相比，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更为侧重学术普及和政治宣传的作用。而且原先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从事的MEGA¹的工作，实际上已经降低为一个工作组的工作任务了。

1933年至1935年之间，MEGA¹的出版情况是：设在柏林的马克思恩格斯出版社于1932年出版了第1部分的第3卷、第4卷与第6卷。纳粹在德国上台后，从图书馆等一切公众场所清除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焚烧同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的历史文献，MEGA¹再也不可能在德国继续出版。所以，苏联的外国工人出版社于1933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出版了第1部分第5卷和第7卷、第3部分第4卷，1935年出版了《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的合卷。该合卷本来准备作为第1部分第15卷出版，但出版时没有注明卷次编号，是以“纪念恩格斯逝世40周年特辑”的名义出版的。1934年，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专卷，即马克思生平细目年表卷，该卷原本是第4部分的内容之一。1939年与1941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1分册和第2分册，第1分册收录马克思1857—1858年写下的草稿，第2分册收录马克思1850—1859年写下的笔记。但这一卷没有采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一书名，更没有标明卷次编号，尽管该卷是根据MEGA¹的编辑原则编辑出来的。[21]到了1953年，迪茨出版社才将这两分册合为一卷，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名义予以出版。所以，就MEGA¹出版的所有卷次而言，第1部分出版了8卷9册（包括《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合卷在内），第2部分相当于出版了1卷2册（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部分出版了4卷，第4部分相当于出版了1卷（即马克思生平细目年表）。

梁赞诺夫被撤职后，阿多拉茨基担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并主持MEGA¹的工作。阿多拉茨基一方面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另一方面加快了MEGA¹书信部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此前，梁赞诺夫出于上文提到的那种考虑，即发表马克思恩格斯一些以前从未发表过的书信，会给一些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名誉造成损失，对于发表这些书信始终犹豫不决。而且当年梁赞诺夫从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手中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书信，也是以答应推迟发表这些书信的时间为条件的。但此时，由于苏共同欧洲社会民主党关系恶化，阿多拉茨基已经没有这种顾虑了。再说，从政治上考虑，发表这些书信，一方面可以为苏共同社会民主党人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提供有利武器；另一方面可以揭露梁赞诺夫隐瞒这些书信的错误，证明苏共撤消他职务的决定英明正确。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可以忽视上述政治性考虑，单从MEGA¹的编辑和出版这一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无论如何，完整地发表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忠实地再现这些书信的原貌，是符合历史考证版的学术要求的。

无庸讳言，此时的MEGA¹工作是在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下继续进行的。例如，这种背景之一是，考茨基继1914年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后，于1926年和1929年出版了《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这两卷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编辑的，因而显示出同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区别。考茨基此举意在为人们提供第一手材料，研究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时是否遵循了马克思的思路。针对考茨基这一举动，莫斯科马列研究院于1932—1933年出版了《资本论》三卷的通俗版，维护恩格斯对《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处理方法，并将考茨基编辑的版本当作对马克思主义发动的进攻。由于梁赞诺夫当时未对考茨基编辑的版本提出批评，所以这也成为梁赞诺夫的一条罪状。按照历史考证版的编辑要求，这套全集应当收录任何一份文本的所有手稿和刊印稿。就《资本论》来说，应当既收录马克思的手稿，又收录经恩格斯加工的刊印稿。所以单单从文本编辑的角度讲，考茨基的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对，它反而应当是MEGA¹加以参考和吸收的编辑成果。但脱离单纯的文本编排，将考茨基的做法放到另外一个背景下，即放到后人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这一背景下，考茨基的做法就被当成了错误的做法，即他有意显示马克思同恩格斯在思想上的差别。当时，苏共正在建树马列主义的统一性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的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统一性思想体系。在学术上触及马克思与恩格斯细微的思想差别，就有可能动摇马列主义的基础。这是马列研究院急于出版《资本论》通俗版的真正原因，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考虑无疑背离了历史考证版的纯学术性编辑原则。

当然，此时的MEGA¹工作也在纯学术性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例如，它努力克服MEGA¹以前在卷次编排上缺乏统一性原则的缺点。最为重要的是，在1931年之后，由于将著作同笔记编排在一起不便于清晰地展示笔记的面貌，而且会留下如此之多的麻烦，所以编者主张将笔记从第1部分和第2部分中剔除出去，放在一个专门的部分中处理，并设想这一部分的规模应当是25卷。将笔记单列为一个部分，即第4部分，则原先的第4部分就改为第5部分了。根据1935/1936年制订的计划，MEGA¹分为5个部分，第1部分28卷，第2部分20卷，第3部分9卷，第4部分25卷，第5部分3卷，总计85卷。用历史考证版的编辑要求来衡量，这样划分各部分，显然更为科学。但是，鉴于这个计划后来未能得到实现，我们在这里也就没有必要详细了解各部分卷次的具体内容了。至于为笔记和摘录单辟一个部分的想法虽然未能得到实现，但MEGA¹ 编辑工作中得出的教训后来为MEGA²所汲取，这就是后来的MEGA²分为四个部分的由来。[22]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MEGA¹工作彻底中断。MEGA¹的工作，可以用内忧外患这四个字来概括。内忧指斯大林开展肃反运动，它构成了MEGA¹夭折的内因，外患指法西斯入侵苏联，它构成了MEGA¹夭折的外因。至于在MEGA¹夭折一事上，究竟是内忧起到了主要作用，还是外患起到了主要作用，可以参考下述事实做出判断：30年代后期，肃反扩大化，严重影响了MEGA¹的工作，另外，在斯大林意识形态政策的背景下，列宁著作、斯大林著作、联共（布）党史与共产国际历史的著作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通俗版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933年至1935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致力于出版9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利用各卷前言同西欧社会民主党开展意识形态斗争，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是统一的整体，以致1934年后，MEGA¹再没有出版正式的卷次，《自然辩证法》与《反杜林论》合卷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都没有标明MEGA¹的卷次编号。如果说后一卷的两个分册分别出版于1939年与1941年，受到了法西斯入侵的影响，那么前一卷出版于1935年，就同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没有关系了。而且二战结束后，MEGA¹的工作并没有重新开展起来。考虑到上述事实，有理由说内因才是主要原因。

仅就梁赞诺夫本人的命运来说，它同二战并无关系，只是肃反的必然结果。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梁赞诺夫起初并不是一名布尔什维克，而是一名孟什维克，直到1917年，他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列宁没有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而置梁赞诺夫的满腔热情于不顾，相反，他给予了梁赞诺夫施展才华的机会，这种用人不疑的态度促成了MEGA¹最初的成功。列宁将联共（布）这项重要任务委派给梁赞诺夫，充分显示出列宁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政治胸怀。事实证明，列宁的决定是英明的。为什么后来党的领导人做不到这一点，反而要以梁赞诺夫是孟什维克以及他同托洛茨基关系密切为由，剥夺了他从事MEGA¹编辑工作的机会？毕竟MEGA¹是联共（布）一项重要工作，而梁赞诺夫又在这项工作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既然MEGA¹工作本身无法为梁赞诺夫的命运提供解释，那么这一疑问也许可以在MEGA¹工作之外得到解释。它一方面可以从梁赞诺夫本人在MEGA¹工作之外的所作所为中得到解释，另一方面可以从梁赞诺夫领导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单纯的MEGA¹工作之外起到的其他作用中得到解释。为前一方面的解释奠定事实根据的，是后人在克格勃档案中心和俄罗斯现代史文件研究和保管中心发现了当年梁赞诺夫案件的调查卷宗。虽然这些卷宗仅仅揭示了冰山的一角，但它足以反映出这一事件的性质。梁赞诺夫曾多次在党代会上批评党内不民主的倾向，批评党干预经济、干预社会生活。对于梁赞诺夫的这种批评，斯大林的反应是：“像梁赞诺夫这类党员，长久以来就对我们党怀有半敌对态度。”[23]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全俄工会第4次代表大会期间，俄共（布）于1921年5月18日举行会议，讨论梁赞诺夫提出的有关党同工会关系的建议。梁赞诺夫提出的建议令党的领导人感到震惊，斯大林没有对梁赞诺夫的建议提出具体批评，而是当着全体与会者的面，对坐在主席台上的梁赞诺夫说：“闭嘴，你这个傻瓜！”列宁花了很长时间才平息了梁赞诺夫和其他与会者的愤怒，说服与会者接受党中央的提案，以取代梁赞诺夫的提案。[24]由于梁赞诺夫致力于工会组织的独立性，联共（布）中央曾专门做出决议，永久性地剥夺了他从事工会活动的权利。

最明显的是，梁赞诺夫多次批评党的领导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和做法，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1918年至1930年间，他曾致力于帮助和营救遭迫害和被捕的人员，并因在这方面做出了诸多工作而收到过大量的私人求助信件。为此，他也多次受到官方的警告和威胁。[25]他还拒绝开除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中遭到迫害的人员，甚至付酬劳给遭流放的人员，以便他们继续从事MEGA¹工作。例如，他曾通过多方努力，将被流放的革命活动家鲁宾解救出来，并任命他为MEGA¹政治经济学卷的负责人。梁赞诺夫的所作所为，是他的性格的外在流露。同时代人德波林评价梁赞诺夫的为人说：“他外表严厉，内心却极其柔弱，有一颗博大而仁爱的心。他极富人性、真挚坦诚。”[26]他这样一种性格带来的行动，注定他除了享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专家的声誉外，在政治领域成为一个当局不喜欢的人，而他这两种并存的身份孰轻孰重，在不同的人的眼中是不一样的。

就后一方面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当时的苏联理论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考茨基称赞，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是苏联俄国少有的令人欣慰的杰出单位之一，但梁赞诺夫在主持MEGA¹工作期间，多次受到联共（布）中央的批评，说他忽略列宁这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和最高阶段，耽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通俗版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在出版发行政治宣传性小册子方面工作不力，未能同西欧社会民主党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等等。当时有人在《社会主义月刊》上评价说，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是布尔什维克体制中唯一的生产精神产品的机构，而国家领导人则对这种精神产品持怀疑态度。这想必是因为国家领导人致力于建树一体化的马列主义，而不是脱离列宁、斯大林思想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考虑到当时梁赞诺夫等人对苏联的许多政策持批评态度，这种批评态度又同国际上一些批评的声音遥相呼应，如卢森堡就在民主问题上对列宁提出了批评意见，加上梁赞诺夫作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专家这一身份，确实给国家领导人开展意识形态工作造成不利的情况。因此，国家领导人后来要拆除这座以前他们让人修建的精神建筑。这一评价想必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梁赞诺夫遭解职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也被合并了，合并后的机构称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可见，梁赞诺夫实质上是牺牲在了政治因素与意识形态斗争上。

梁赞诺夫遭解职和逮捕的具体过程是：斯大林试图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改变成一所政治宣传性机构，遭到梁赞诺夫的强烈抵制，而且梁赞诺夫的做法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同事们的有力支持。在这一背景下，梁赞诺夫的同事鲁宾被逮捕并饱受折磨后供认，自己曾将一份带有反革命内容的文件交给梁赞诺夫保存。接下来，斯大林召见梁赞诺夫，询问：“文件在哪里？”梁赞诺夫回答：“要是您自己拿不出来，您就找不到它！”警方搜查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梁赞诺夫私宅后，查出1918年至1930年间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们寄给梁赞诺夫的大量求助信，随即逮捕了梁赞诺夫。[27]当局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进行了清洗，解除了一批同梁赞诺夫关系密切的人员的工作，并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同列宁研究院合并后，才继续开展MEGA¹工作。

对梁赞诺夫的厄运，当时的人们议论纷纷：“这一消息想必也意味着出版我们导师著作全集的庞大计划寿终正寝了，因为除了梁赞诺夫外，共产主义阵营中再没有人有能力将这项工程继续下去了……他遭解职与驱逐一事不过证明，那个如今以唯一真正马克思主义政党自居的党派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何其遥远。”[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