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与毒药之谜--一个没有付诸实施的列宁嘱托
上世纪60年代，我在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中读到，1923年2月底斯大林告诉他，重病中的列宁向他索取毒药，以备不时之需。
托洛茨基是这样说的：在列宁第二次卧病期间，1923年2月底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会晤时，在秘书离开以后，斯大林告诉我们说，列宁曾经突然把他叫去，向他要毒药。列宁又快要失去说话的能力，认为他的病已经没有希望，预见到另一次中风快要发作了，不信任医生，他毫无困难地发现他们是自相矛盾的。他的神志完全清醒，但是他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
托洛茨基对此表示反对：“自然，我们甚至不能考虑执行这个要求，格季耶（为列宁看病的医生）没有失去希望。列宁还能康复。”“这一切我都对他说过，”斯大林回答说，毫无不快的味道。“但是他不想听道理。老头子在受苦。他说，他要把毒药放在手头。……只是在他确信，他的情况毫无希望时才用它。”
那时我对托洛茨基记述的这一情节是怀疑的。因为列宁在去世之前还听克鲁普斯卡娅读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列宁年谱》记载：1923年1月18或19日列宁听克鲁普斯卡娅读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小说描写一个饥饿的人同一匹饥饿的狼对持的旅程，而最后人的求生愿望和生命力终于战胜了严酷的自然，也战胜了饥饿的狼。这是对生命力的一曲赞歌。有兴趣听这样的故事的人是不会屈服于命运，索取毒药的。当时托洛茨基也对此表示怀疑，他是从另一个角度--列宁不可能把这样的任务委托给他已经不信任的人。他写道：当时极其怀疑斯大林的列宁怎样和为什么向他提出这个要求呢？因为从事情的表面来看，这意味着高度的私人信任。在列宁向斯大林提出这个要求之前仅一个月，他在遗嘱上写下了他的无情的附言。他在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几天，同斯大林断绝了一切私人关系。斯大林一定会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列宁不找别人而偏偏求助于他呢？答案是简单的：列宁认为斯大林是能够满足他这个凄凉的要求的唯一的人，因为他有直接的兴趣来这样做。同时，可能他是想试试斯大林，这个“专烧辣菜的大司务”到底怎样热衷于利用这个机会？［1］
不过后来看到一些资料，令人不得不相信托洛茨基的记述并非空穴来风，历史上确实有过这个插曲。
1967年3月20日苏联作家亚力山大·贝克采访了列宁的女秘书福季耶娃。福季耶娃（1881-1975）从1918年起就担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同时又是列宁的秘书，从1938年起在列宁博物馆工作。贝克是苏联著名作家，著有《恐惧与无畏》、《别列日科夫的一生》等小说，据说非常善于同采访对象交谈。福季耶娃是不轻易接受采访的，在采访中所说的内容，当时没有公布，但都为后来解密的档案所证实。
在交谈中，福季耶娃主动谈到列宁索取毒药的事情。她说：那个时候我两次到斯大林那里去过。第一次是为毒药事。但此事不能写。第二次去是转交列宁关于民族的信。先谈毒药。这是在夏天（1922年）的哥尔克，列宁请求斯大林给他弄来毒药--氰化钾。他是这样说的：“如果事情发展到失语，那我就服毒。我想手头拥有毒药。”斯大林同意了，说：“好的。”然而，列宁妹妹玛丽亚·伊利尼奇娜知道了这次谈话，表示坚决反对。她说，这种病常会有各种转机，即使失语也是能够恢复的。总而言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得到毒药。但又一次中风后，他再次派我到斯大林那里取毒药。我打了电话，到他家里。斯大林听我说后表示：--费尔斯特教授给我写道：“我没有根据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会恢复工作能力。既然有这种诊断，我不能提供毒药。”
我什么也没有拿到就回到弗拉基米尔身边，转告了同斯大林的对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发脾气，怒骂起来。生病期间他往往为小事发脾气：例如电梯坏了（他从小就爱发脾气，但一直设法克制）。他大喊大叫道：你们的费尔斯特是招摇撞骗分子。用支吾搪塞的话来敷衍我。
我还记得列宁说的话：--他写了什么？您亲眼看见了？--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看见。
最后，他对我喝了一声：--滚吧！
我走了，但最后还是顶了一句：--费尔斯特不是招摇撞骗分子，而是世界著名学者。
数小时后，列宁给我打电话。他平静下来了，但很郁闷。--对不起，我发火了。当然，费尔斯特不是招摇撞骗分子。我是在气头上说的。［2］
据《苏共中央通报》的资料，列宁是在1922年12月22日把她叫去的。福季耶娃在笔记本中记道：“12月22日晚6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并口授如下：‘如果瘫痪发展到语言，不要忘记采取一切措施以取得和提供氰化钾，作为一种人道措施和效法拉法格……’”他还补充说：“这一札记不算日记。您理解吗？而我希望您能执行此事。”前面删节的话我已无法记起。后面的话我没有听清楚，因为说得很轻。我再问了一下，他没有回答。嘱咐绝密保存。”［3］
同贝克的谈话是凭记忆的，而笔记是当时纪录的，所以后面提供的时间应当比较准确，不过这也可能是另一次。
到了90年代，军史专家沃尔科戈诺夫出版了他的三部曲之一《列宁政治肖像》，其中也提到列宁索取毒药的事，其中有当事人的回忆，也有解密的档案文献。
有确切记载的是1989年12月公布的玛·伊·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妹妹）的纪事。其中写道：“1920-1921年，1921-1922年两个冬天弗·伊·身体都不好。头痛，丧失工作能力，折磨得他坐立不安。我说不清是在什么时候，反正在这段时间里有一次弗·伊·对斯大林说，他也许会瘫痪，求斯大林答应他，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帮他搞些氰化钾来。斯大林答应了。为什么弗·伊·求斯大林办这件事呢？因为他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做事果断、心如铁石、毫无温情的人，再也找不到他可以求其办这种事的人了。”
玛·伊·乌里扬诺娃接着写道，“弗·伊·在1922年5月即第一次中风之后又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个请求。弗·伊·当时认定，他的一切都完了，便要求把斯大林叫到身边呆一会儿。这个请求很坚决，大家都不敢拒绝。斯大林在弗·伊·那里确实呆了不到5分钟。斯大林从伊里奇那里出来后对我和布哈林说，弗·伊·要求他去弄毒药，说是因为已经到了履行以前的诺言的时候了。斯大林答应了。他同弗·伊·吻别后，就出来了。但是后来我们一起商量后决定，应当让弗·伊·振作起来，于是斯大林又回到弗·伊·身边。他告诉弗·伊·，他同医生交换了意见，确信并非一切都完了，所以还没有到满足其请求的时候。当时弗·伊·露出愉快的神情并表示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尽管又对斯大林说：‘您在说谎吧？’‘您什么时候见过我说谎’，斯大林回答道。”［4］
沃尔科戈诺夫直接引用了两份档案文件来证实此事。第一份是1923年3月21日斯大林致政治局委员的信。全文如下：
绝密
致政治局委员们
星期六，3月17日乌里扬诺娃同志（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极端秘密地通知我，“弗·伊里奇请求斯大林”，要我，斯大林，负责为弗·伊里奇弄到一份氰化钾并交给弗·伊里奇。在同我谈话时，娜·康·还说，“弗·伊里奇遭受极大的痛苦”，“难以继续活下去”，她坚决要求“不要拒绝伊里奇的请求”。鉴于娜·康·特别坚持，也鉴于弗·伊·要求，我同意了（在同我谈话期间，弗·伊·两次把娜·康·叫来，并激动地要求“斯大林同意”），我无法予以拒绝，就说：“请弗·伊里奇放心并相信，在需要的时候我会毫不动摇地执行他的要求。”弗·伊里奇确实放心了。
不过我要声明，我没有力量执行弗·伊里奇的要求，不得不拒绝这一使命，不管它多么人道和必要，谨此通告中央政治局委员们。
约·斯大林1923年3月21日
信上有政治局委员们的批语：
阅。认为斯大林的“犹豫不决”是正确的。需要严格限在政治局委员中间交换意见。书记（事务性的）不参加。
托姆斯基
阅。格·季诺维也夫
莫洛托夫阅。尼·布哈林
托洛茨基
加米涅夫［5］
此前，斯大林给当时实际掌权的“三驾马车”的另两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了一个便条，便条没有署日期，但可以推定是1923年3月17日。
绝密
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刚刚给我来电话，秘密地告诉我，伊里奇的状况“非常糟糕”，他病情发作，“不想、不能继续活下去，要求氰化钾，一定要”。她说想给他氰化钾，但“没有勇气”，因此要求“斯大林支持”。
斯大林
收信人对此作了批语：
决不能这样做。费尔斯特提供希望--怎么可以呢？
就算没有这种希望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格·季诺维也夫
列·加米涅夫［6］
这两封信标示的日期比福季耶娃和玛·乌里扬诺娃所说的日期晚好几个月，并且出现难以解释的现象。第一，1923年3月17日列宁已经失语，他是通过什么办法让斯大林明白需要氰化钾的，并且从斯大林的信可以看出，有时候是斯大林同列宁单独“交谈”的。第二，列宁在1923年初建议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3月5日又致信斯大林，提出断绝私人关系问题，此后又没有看到斯大林的道歉表示（斯大林写了道歉信，但因为列宁病倒，没有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怎么可能把如此重大的任务交给他所不信任的人去办！第三，斯大林信中说，“她（克鲁普斯卡娅）说想给他氰化钾，但‘没有勇气’。”给人的印象，好像克鲁普斯卡娅手头已经拥有氰化钾。但另一封信中又说，列宁要求斯大林“弄到并交给弗·伊里奇一份氰化钾”，可见当时列宁或克鲁普斯卡娅手头都没有氰化钾。这是相互矛盾的。
不过，从当事人的回忆和解密档案，可以肯定几点：1.列宁在中风后曾多次索取过毒药，第一次大约在1922年5月。2.列宁的要求是通过秘书福季耶娃、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或妹妹乌里扬诺娃提出的。3.委托斯大林弄来毒药并执行。
不同资料提供的时间差异较大，比较可信的说法似乎是1922年列宁第一次或第二次中风之后，因为这时候列宁可以用语言直接表达自己的愿望，并且这时候委托斯大林去办也比较合乎逻辑。当然，由于列宁曾多次提出过毒药的要求，也可能1923年3月17日是最后一次向斯大林索取，由于是旧事重提，可以不费口舌。在斯大林原信的复印件上，日期是清楚的，不像是捏造的东西，并且也没有捏造的必要。
列宁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并不是发病后才萌生的，他在同福季耶娃的谈话中提到“效法拉法格夫妇”。这指的是保尔·拉法格和妻子劳拉（马克思的女儿）自杀一事。1911年11月他俩服氰化钾自杀。拉法格在遗书中写道：“趁现在智力健全，记忆良好的时候自杀，以免无情的衰老接二连三地夺去我的生命中的全部欢乐和满足，摧毁我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能力，瓦解我的精力和意志，使我成为他人和自己的负担。”
列宁曾经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拉法格夫妇的葬礼上发表演说。克鲁普斯卡娅就此事写道，他们的死亡给弗拉基米尔留下强烈的印象。列宁说：“如果你不能继续为党服务，就应当面对现实，像拉法格夫妇那样死去。”［7］
我们可以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类问题的看法。1883年马克思逝世，恩格斯非常悲伤。他在悼词中说，“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8］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恩格斯认为，猝然逝去的结局对马克思来说，也是一种安慰，马克思不会愿意像废人那样活着，苟延残喘，去为医学增光。1883年3月15日恩格斯在写给左尔格的信中说：“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发生的一切事件，不管多么可怕，它们自身都包含着一种安慰。这一次的情况也是一样。医术或许还能保证它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对不能忍受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守着想要完成它们而又不能做到的唐达鲁士①式的痛苦，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他常常喜欢引用伊壁鸠鲁的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不能眼看着这个伟大的天才像废人一样勉强活着，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健壮时经常予以痛击的庸人们的嘲笑，--不能那样，现在的情况要比那样好一千倍……”［9］
恩格斯和列宁的思路是一致的。对这些为革命而生的人来说，活着的意义就是为革命、为人类的解放事业服务，一旦丧失这种可能，就失去生存的价值，不能容忍“无能为力地活着”，“慢慢死去”！这就是革命者的生命价值观！
不过在列宁提出这一请求的时候，事情并不是已经毫无希望。从第一次提出请求起，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几乎给我们留下了整整一卷书（《列宁全集》第43卷），对社会主义做了新的探索，对党的建设留下重要指示。即使在1923年3月病倒之后，在1923年夏秋有一段时间健康情况还是有所好转，并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列宁顽强地进行恢复锻炼，学习语言，医生也寄予希望。如果不是党内高层出现一些导致列宁激动的刺激的话，逐步康复的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注释：
①唐达鲁士--古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王，因侮弄诸神被罚沉沦地狱，永世受苦。他身立水中，头上悬挂着果子，但每当他想掬水解渴或摘果充饥时，水和果子就消失不见了。
参考文献：
［1］杜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63：489-491.
［2］(苏)莫斯科新闻，1989.23.
［3］(苏)苏共中央通报，1991（6）.
［4］РЦХИДНИ,ф.14,оп.1,д.398,л.3-6.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73.
［5］［6］АПРФ,ф.3，оп.22，д.307，л.1-2.转引自德·沃尔科戈诺夫.列宁（第2卷）.莫斯科，1994：347.
［7］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5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59-460.
（来源：《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0期）（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