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马恩著作集的编辑原则的演变——从恩格斯到MEGA第一版
恩格斯重新发表马克思的著作和编辑《资本论》的原则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觉得不言而喻的是，他要利用生命最后12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来重新发表他和马克思共同撰写或马克思撰写的著作，先从《共产党宣言》开始，并发表《资本论》未完成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这方面的工作还包括译本，比如重要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的德译本（1885年），或者《资本论》第一卷（1883年）的英译本（1887年）。这些工作的基础是两位著作家几十年的共同创作。关于他们的共同创作有三个方面需要强调。
1.们在哲学世界观、对现存社会状态的评价、关于这些状态的形成和前景以及从中得出的任务和目标上的高度一致。当然他们之间在某些理论方面，在探讨方法上以及在叙述方式上肯定存在差异和区别。
2.格斯始终承认马克思是杰出的天才，只愿意在他身边充当第二小提琴手：“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①
3.运的是，两位伙伴的性情非常相似，因此结成了很深厚的私人友谊。
马克思著作的新版或新译本的特点是，恩格斯保留了文本的原貌，大多在新写的序言中提醒大家注意著作的历史背景，比如1890年5月1日为《宣言》德文第4版写的著名序言和为《法兰西内战》（1871年）德文第3版写的导言（1891年）。恩格斯总计为马克思或二人共同撰写的著作发表了约10篇序言。如果绝对必要，他还会加上这样或那样的注释，表明自己的观点。但在编辑《资本论》时他的做法有所不同。
尽管如上所述他们之间协调一致，但恩格斯并不确切地知道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具体情况。当在朋友的遗著中找到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时，他非常高兴。他出版了第一卷另外两个德文版（1883年和1890年）和一个英文版（1887年），他必须作为编者从马克思遗留的手稿中编辑第二卷和第三卷。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描述了他在编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材料的主要部分，虽然在实质上已经大体完成，但是在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使用的是马克思写摘要惯用的语句：不讲究文体，有随便的、往往是粗鲁而诙谐的措辞和用语，夹杂英法两种文字的术语，常常出现整句甚至整页的英文。这是按照作者当时头脑中发挥的思想的原样写下来的。有些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只是作了一些提示。用做例解的事实材料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在有些章的结尾，由于急于要转入下一章，往往只写下几个不连贯的句子，表示这里的阐述不完全。最后，还有大家知道的、连作者自己有时也辨认不出的字体。”②
恩格斯认为自己的任务在于，从马克思遗留的手稿中整理出完整的符合发表要求的文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编辑一个适合于尽可能大的读者群阅读和研究的版本。其他形式，比如学术考证版，不予考虑。恩格斯的编辑可以说遵循了以下“准则”：使本书“既成为一部连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认为重要的是将自己的工作“限制在单纯选择各种文稿方面”。标准是“把最后的文稿作为根据，并参照了以前的文稿”。如果在编辑过程中遇到内容上的、不完全是技术性的困难，那么，用他的话说，就“完全根据作者的精神”解决这些困难。当然这里也有一些可以酌情决定的余地，既有可能“根据作者的精神”进行解释，也有可能“根据编者的精神”进行解释。④
事实上，完成这个任务要比预想的复杂得多，困难得多。编辑时需要对原文进行大幅度改动，比如改变结构，修改和增补某些段落，术语统一等。恩格斯的编辑工作由一名秘书协助，他将原文口授给他。这位秘书是奥斯卡·艾森加滕，原是莱比锡的排字工人，因“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驱逐出德国，流亡伦敦。恩格斯不仅在口授过程中自己做了修改，而且他每天晚上都还修改口授的部分。他的增删和改动散见于第二卷流传下来的全部编辑手稿。如上所述，在编辑《资本论》第二卷时，恩格斯总是采用最后写成的手稿，同时参考较早的手稿——基本都有10个稿本或片断！
我不想不加研究就去评判恩格斯的编辑改动，但可以强调特别涉及上面所提及的作者和编者关系的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不能从恩格斯编辑的文本和马克思的文本之间有差异这个事实就简单得出结论说，恩格斯草率甚至故意改变了马克思的文本。更确切地说，大量差异只说明改善了原文中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订正了马克思手稿中的明显错误，或者补充了简化的段落。
其次，应该考虑到马克思的手稿并不是成品。恩格斯编辑的文本和原文之间有据可查的差异证明，已引用的恩格斯的评价——“材料的主要部分”虽然“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但“实质上已经大体完成”——并不是完全符合事实。更确切地说，恩格斯作这么大量的改动，恰恰是因为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述许多问题时刚开始尝试表述新的认识，并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
如今在100多年以后，恩格斯稿本早已为人熟悉，而历史考证版又按原来的行文发表了作为底稿的马克思手稿，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实际的专业知识来衡量和区别对待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所作的负责任的、紧张的费时的编辑工作。MEGA第二版的重大编辑成果为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提示了各种新的可能性。
最后一讲还要再次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
“维也纳编辑计划”和1919年以前出版的马恩遗著
1895年初，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考虑，“把马克思和我的小文章以全集形式重新献给读者”。⑤然而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不过我们从恩格斯的说法中可以看出未来的全集版框架的大致“轮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作为“两人的全集”出版。应该发表的大部分遗著手稿确定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的私人藏书寄给遗嘱中指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方面的遗著管理人奥·倍倍尔、保·辛格尔和爱·伯恩施坦以后，在世纪之交前就已考虑了各种方案。早在1898年，伯恩施坦、倍倍尔和弗·梅林就与出版商约·亨·威·迪茨进行了关于出版著作全集的谈判。结果梅林受托编辑著作，考茨基编辑《剩余价值理论》，倍倍尔和伯恩施坦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1919年以前出版的所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版本都因编辑手法不同而各具特色。书信部分在编辑时删去了相互照顾个人情面的内容，却未作说明。这种做法在20世纪20年代党内形势发生变化后导致互相推诿责任。
俄国人达维德·梁赞诺夫20世纪初流亡德国和奥地利期间潜心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19世纪的工人运动。他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代表人物建立了联系，而后者负责保管并发表大部分马恩遗著。他在这里很快就得到了广泛支持和友好接待，因为他那种勤奋的、以学术要求为取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在党内树立了新的标准。除了查阅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中的材料，梁赞诺夫还在柏林、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的图书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除此之外他还和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建立了紧密联系，他曾多次到德拉维伊拜访他们，从那里的马恩遗著中带回了一些重要的文献，这一点上一讲中已经提到。他热心而专业的活动逐渐使他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在马恩遗著问题上的“可信赖的人”。比如卡尔·考茨基早在1909年就建议梁赞诺夫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问题和国际工人协会前史的文选》的编者。从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日益成为梁赞诺夫研究的中心。他仔细准备了一部《国际的文献集》，即总委员会会议纪录的选编。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就统一的编辑计划反复进行了讨论。特别紧迫的是，1913年马克思逝世30周年之际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即将到期。于是在1911年1月1日，麦·阿德勒、奥·鲍尔、阿·布劳恩、鲁·希法廷、卡·伦讷和梁赞诺夫签署了编辑原则，为此党内曾展开激烈的争论，而梁赞诺夫在维也纳马克思派和德国的理想合作伙伴之间充当调节人的角色。这个编辑原则后来以维也纳编辑计划著称，上面明显有梁赞诺夫的手迹。然后便启动了“历史考证版的工作，这个版本符合所有学术要求，收文绝对完整，编排有序，与马克思的手稿和各种版本进行了核对，附有说明和内容丰富的索引”。与此同时，他们还完全按照恩格斯的设想考虑到，“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私人方面的、党史上和学术上的联系十分紧密”，共同出版他们的著作。然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德国变化了的政党政治条件，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梁赞诺夫和考茨基起草完成这个编辑计划之后不久，立即就后者准备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普及版”的编辑原则交换了意见。他们都认为注释和索引极其重要。梁赞诺夫在1911年1月20日给考茨基的信中说：“对这个普及版或许还需要作一些补充，比如文献说明，注明马克思引用的表明‘当代’技术发展的水平的著作；增加关于工厂法、技术和大工业的历史的新数据；……以及写一篇导言，说明最好如何阅读《资本论》。”此外梁赞诺夫还主张增加一个应该“兼顾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名目索引以及一个人名索引。最后梁赞诺夫请求考茨基撰写前言，请他说明“《资本论》对于科学和工人运动的意义”。
后来考茨基受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的委托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普及”版在几个方面并不符合梁赞诺夫的设想。考茨基在前言中总结了他的编辑方法。据此他认为，一个重要的“技术”任务就是保证文本的正确性，也就是首先订正前几版的所有印刷错误。考茨基选择的底本是马克思编辑过的德文第二版（1873年），同时参考恩格斯在德文第三版和第四版中作的改动，并在理解方面核对了法文版。考茨基没有拘泥细节，即未作明显标记就收入了法文版中恩格斯没有考虑，但他认为很重要的补充内容。⑥此外他还核对了引文及其出处，清除了外语的用法，替换了部分外来词。在注释方面，他与梁赞诺夫建议的不一样，他的结论是，注解不能面面俱到，不能用最新的材料补充马克思的事实材料，因为这样会造成“各种各样的改动”。
对于普及版的使用来说，梁赞诺夫首次编制的人名索引和名目索引是一个优点。然而，考茨基提醒读者，借助这些索引只能挑“精华”阅读，而不再是“花力气通读全书”。
考茨基也没有实现梁赞诺夫的愿望，写一篇全面评价《资本论》的前言。他只是向“一般读者”提了几条如何克服一开始遇到的困难的建议。因此这次交换意见和这个普及版的出版同时也是一种编辑形式的精神上的诞生，《资本论》后来的版本也可以用来作参考。
MEGA第一版的编辑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原则在1927年出版的第一卷中得到了如下论证：“只有将他们全部的思想遗产再现并汇集在一个考证性的全集版本中，才有可能对他们毕生的工作进行全面的科学研究。”⑦经过多年讨论的如下原则是编辑的基础：忠实于文本，文本的考证，文章写作过程的描述，用原文发表，完整性（根据流传情况），以及原文的考证性注释（详细说明出处等）。MEGA第一版不仅要收入著作和文章，还要收入全部手稿（收集的材料，提纲和草稿等），不仅要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书信，还要收入第三者给他们的书信。
在第一卷中贯彻上述原则时，大家对注释的篇幅有争议。1926年10月25日梁赞诺夫收到的一封信保存了下来，这封信是由德国编者签名的。他们主张这一卷出版时附上相应的编辑说明，因为“第一卷中发表的材料的独特性要求注释实际上同时出版，因为没有这些注释，这一卷的内容充其量只能供极小的专业学术圈子使用。没有注释最多一些纯粹理论的部分会有人感兴趣，而马克思的这些反映在时事文章中的成就恰恰体现得极不完善”。显然梁赞诺夫已经决定不带注释出版第一卷，同时将它视为前半卷。德国编者要求附加注释的其他论据是这个版本的学术质量（不能回避梅林的评论），以及编辑科学的严格要求。他们指出，注释的行文“基本可以付印”。越来越清楚的是，吸收了高水平的工作人员以后也产生了编辑上的新观念，可梁赞诺夫在这一卷的编辑工作开始以前没有制定专门的编辑原则。
然而，梁赞诺夫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第一卷前半卷出版时附有他1927年4月签名的一篇前言，没有注释。梁赞诺夫说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各卷前言一般说明各部著作的写作原因和产生背景，介绍研究的成果，并就编辑上的处理作出说明。历史方面和理论方面的前言和介绍、详细的注解没有纳入这个版本的考虑：上面已经强调指出，这个版本最主要的使命是，为全面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这一目的奠定第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以学术上无可指摘的形式和顺序再现两位经典作家著述方面的全部业绩。因此第一部分各卷的注释和其他附件应该基本限于介绍与正文直接相关的当时材料中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不是容易理解的话，并且通过提供丰富的原始资料和文献上的证据使读者易于找到历史人物、背景和事件的更详细的说明。”⑧
准确再现原则适用于原文的复制（特别是在彻底核查辨认以后），不过正字法做了现代化处理。明显的印刷和书写错误得到了订正，但未作说明，而存疑的情况在脚注或注释中加以说明。
围绕第一卷前半卷的讨论的结果是：形成了编写说明和索引的某些“准则”，也就是实际上形成了第一批编辑指南。于是1927年初制定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索引编制指南”。其中规定，索引应收录人名、文献（图书、杂志和报纸）、协会、党派、社会组织，以及有选择地收录部分历史事件、政治地理概念和理论概念。编者当时清楚地意识到，这种选择可能只是“非常随意的”。大部分关键词是预先定好的，当时预先规定了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词条。这些规定在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部分最后一卷（MEGA第三部分第4卷，1931年）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体现（MEGA第三部分第4卷第592页）。
对于完成索引编制这项任务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内设立一个由梁赞诺夫直接领导、恩斯特·佐拜尔主持的“学术信息处”（WISSA）是非常重要的：“主要目标是……为马克思恩格斯百科辞典和支持日常的编辑工作收集传记和文献学材料。”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处就根据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的重要资料编制完一个附有传记和目录学说明的卡片索引，一个报刊索引，一个文献索引和一个剪报集。1931年2月以前，它还出版了一份内部信息通报（共11期）。
随着MEGA第一卷后半卷的出版（1929年），在注释方面积累了最初的实际经验。这里所收的第一卷正文的注释远没有全部反映编辑们查证的全部有关正文的事实（MEGA第一部分第1卷后半卷第327—334页，1929年），因为这是严格按照梁赞诺夫的规定处理的，在注释中只考虑重要东西。
在为MEGA第一部分第5卷编辑《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时，人们曾讨论了几个编辑方案。应该严格按照手稿再现原文。特别困难的是对手稿中的异文的描述。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将删掉的有关段落收入附录，并详细说明它们所在的位置。一些被删掉的词语和句子成分在正文下面的脚注中加以说明。于是形成了对研究具有相当启发意义的资料部分“异文”（MEGA第一部分第5卷第565—640页，1933年）。
在编辑完成书信部分第一卷（MEGA第三部分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1844—1853年的通信）的时候，人们归纳整理了再现原文的“准则”，这些准则在说明中作了介绍（MEGA第三部分第一卷第45页及下几页）。
梁赞诺夫编辑MEGA第一版取得了当时独一无二的编辑成果。MEGA的最初几卷反映了新的编辑水平，因为吸取了到当时为止发表马恩文献的经验，以世纪之交以来就此展开的各种讨论为基础。它们符合国际通行的编辑标准，在某些原文再现和注释问题上甚至有所超越。一方面，MEGA吸收了历史考证性地编辑近代文献领域的积极成果和有益经验。这是第一个专门为学术目的而设计和编排的版本，特殊地讲，它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辑确立了新的传统，一般地讲，它为苏联年轻的文献科学确立了新的传统。来自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成员的阻力是不可小视的，他们不承认这件事情的价值和用处，梁赞诺夫在编辑中有时不得不对他们实行妥协。
编辑工作的新标准首先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MEGA追求可靠性和完整性，原文的刊印要标明手稿和刊印稿中的重要异文，提出了辨认和确认作者身份的严格标准，第一次引入了“存疑”这个范畴，将手稿和摘录笔记本纳入本版，在尊重原文的同时采用现代正字法。
然而，即使不考虑如下情况：不是所有材料都已得到研究和整理，编者也尚未掌握大部分手稿原件，还是有一些问题对编辑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1.MEGA对于各卷的结构没有形成固定的、有约束力的体系。比如在某些卷次中，有些信息和注释的位置不同。2.在原文中，正字法和标点符号的现代化和统一化的程度有差别。3.一些手稿段落的辨认不够精确，作者身份的确定不够仔细。4.手稿和刊印稿的异文的处理不够统一。选择的标准不明确。5.为了将按年代顺序编排和按逻辑内容分类相结合，放弃了严格的编年顺序。6.注释部分限于文本考证和目录学的注解，几乎完全放弃了名目注释。这一切清楚地表明，当时非常需要制定有约束力的编辑标准。
梁赞诺夫被逐出研究院一年后的1932年，在阿多拉茨基的主持下，MEGA编者就MEGA编辑技术准备工作进行了讨论。讨论结果制定了“原文再现指南”，“关于MEGA第一部分各卷的结构和附录的指南”，第二部分付排《资本论》的专门指南，以及第一部分第7卷（《新莱茵报》）的专门指南。在这些指南中，当时的编辑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系统化的规定，即MEGA各卷的原文再现、附录和结构应当统一。
从编辑的角度看，还应该提到1935—1936年进行的讨论，这次讨论的主题是最初几卷中进行的对马克思摘录笔记的“描述”。这些描述并不统一，不能给MEGA使用者提供马克思的工作方法的真实情况。一份报告的作者（P韦勒、W黑尼施和W瑙曼）当时建议，再设立一个部分，即MEGA第四部分，完整发表摘录，同时给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各卷附一个马克思和恩格斯摘录过的著作的索引。从1936年3月的编辑计划可以看出，这个“摘录和笔记”部分将包括25卷。给马恩列研究院领导的报告指出：“委员会认为，MEGA第一部分迄今描述摘录和摘录笔记本的方法在各卷不尽相同，不应再继续使用。仅仅从形式上列举摘录，大多纯粹是外在的描述而不管摘录与本卷内容是否有关，这是不合适的。它既不能给读者提供摘录的真实情况，也不能向他们展示马克思的工作方法，也不能为他们研究相关卷次提供方便。”
韦勒亲笔签字的一份详细分析报告写道：“如果研究院不想陷入不断自我否定的困境，那么，第一部分迄今所作的肤浅的、错漏百出的‘摘录描述’和‘笔记本描述’以及随意刊印或不刊印个别摘录的行文（不考虑第二部分，或根本没有考虑的可能）这种做法就不能再沿用了。”然而，这些使这个版本增加到85卷的新设想由于斯大林关于MEGA的裁决而落空了，下一讲将详细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俄文第一版和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的出版
苏联共产党（布）1924年第13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出版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自1928年起由梁赞诺夫编辑，自1931年起由阿多拉茨基编辑。到1947年总计出版了28卷33册（第20卷没有出版）。各卷出版相对于原来的计划都有所推迟。梁赞诺夫开始设想这一版三年就能出齐，后来表明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一版本总共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1247篇论著、著作和文章，以及3298封书信。因此它是当时收文最全的版本。这个版本与MEGA一样，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著作、文章和时事评论）包括第1—16卷，第二部分（《资本论》）包括第17—19卷（第20卷预定为《剩余价值理论》，但没有出版），第三部分（书信）包括第21—29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按照年代顺序编排。在有些卷次则偏离这个原则，选择了按主题编排。总共约640部文稿首次以俄文发表，其中包括以前从未发表过的30部手稿，如恩格斯的《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因而这个版本十分重要。在首次发表的文稿中，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报刊文章，如发表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新莱茵报》、《新奥得报》、《蜂房报》、《工人旗帜报》或《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此外还有一系列首次发表的完整手稿，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
第三部分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第21—24卷），其次是他们给第三者的书信。以20世纪20年代完成的影印本为基础，第一次完整地、不加删节地刊印了当时保存的全部书信。与倍倍尔和伯恩施坦的版本相比，多了200多封信。在给第三者的信中，约有600封（三分之一）是第一次发表。
然而原文的编辑存在明显缺陷。不是所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的资料和事实都得到了核实，文本基础的选择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很细致认真，遗著中手稿的日期标注和编排顺序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作为《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发表的（第3卷）。许多卷次偏离了按时间顺序再现原文的原则。尤其成问题的是翻译错误，同一概念和名称使用了不同的俄文术语。因此，有必要对某些卷次进行彻底加工，出版新的版本。总而言之，产生这些缺陷是由于工作人员的经验不足，然而明显降低了这个版本的学术价值。
各卷的资料部分由《说明》和索引（人名索引、名目索引和文献索引）组成。《说明》的问题最多，因为在《说明》中一方面要介绍各卷所收著作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另一方面还要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意识形态争论的背景下作出学术评价。所有卷次（除了第1卷和《资本论》各卷）都编制了附人物简介的人名索引，但只有14卷（18册）附有名目索引，只有两卷附文献索引。两卷附有地名索引。这个版本的最大缺陷就是没有注释。这极大地妨碍了各卷的使用，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的许多大家不熟悉的历史事实和事件没有加注。作为对全集的补充，从1931年起以不同的方式开始出版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由梁赞诺夫编辑的前5卷收入了文章、评论和首次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遗著，而在阿多拉茨基主持下，《文库》只发表马克思恩格斯的遗著。《文库》中有一部分内容是用双语发表的。当然，尽管编辑工作在1945年（至1982年）得以继续，并且在总共16卷的《文库》中单独以俄文发表了许多马恩的手稿，但未能保证连续的出版。作为用德文和俄文双语首次发表的例子，应当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没有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使用的手稿《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二部分第12卷，1933年），以及《〈法兰西内战〉摘录和草稿》（第三部分第8卷，1934年）。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3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9页。
⑤ 恩格斯1895年4月15日给理·费舍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702页。
⑥ 1980年初，根据《资本论》第一卷几个德文版之间的差异、法文版的特殊意义和恩格斯参与翻译的英文版的独立价值，MEGA2的总编辑委员会决定，重新发表这几个卷次的各个刊印稿，原文的差异在专门的索引中加以说明（见MEGA2第2部分第5—10卷）。
⑦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第21期（1995年）第50—51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第21期（1995年）第69页。
(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