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上）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理论界研究和讨论的一大热点，出版了一批著作，发表了很多篇论文。争论颇多，分歧极大。不少论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作了很好的解释和发挥。但也有些研究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有不少误解或误读。本文不拟一般地、面面俱到地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仅就我认为存在的某些误解或误读谈一些商榷意见，向理论界同仁请教。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论述恩格斯的有关思想，并对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差别及本质上的一致性作些说明，以澄清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一些误解。我认为，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的关键，在于要根据他们自己思考这个问题的历史背景和内在逻辑去解读，而不要根据现在已经变化了的历史背景去解读他们的思想，也不要把后来列宁等继承人的思想加在他们的头上，更不要用前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去注解他们的思想，因为这些实践在当时根本没有进入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的视阈和范围。
一、“俄国革命”的性质
1861年3月1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根据该法令的规定，所有农奴都被宣布为是自由的，农奴耕种的土地在农奴和贵族地主之间进行分配。贵族地主因土地分配给农民而得到政府付给的长期国库券。作为回报，农民必须缴纳49年的熟地费以偿还政府。这次改革是俄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点，对俄国社会以及俄国农村公社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自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俄国农村公社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国家（沙皇政府）使公社处在极为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之下，借助于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不断地压迫公社，公社成了商人、地主、高利贷者剥削的对象，公社内部各种利益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各种瓦解因素迅速发展。国家的压迫与正在产生和发展的资产阶级剥削，把俄国公社推向了灭亡的边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使俄国公社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首先挽救俄国公社，使其处在正常的条件之下，并能得到自由的发展。而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
马克思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中说：“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1]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首先提出问题：“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接着他们用经过深思熟虑的语言，十分谨慎地作了答复：“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
这里需要弄清楚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俄国革命”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革命？对于这个问题，我国有不少研究者没有认真思考，甚至没有明确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有的研究者则对它作了错误的理解。
有些研究者认为，这里的“俄国革命”是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例如，《走向历史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一书的作者写道：“马克思并不否认俄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条件是无产阶级革命。”[3]显然，作者是把“俄国革命”理解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又如，《现代唯物主义导引》一书的作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马克思指出，如果俄国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就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获得新生。”“并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将作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而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对接。”[4]这里明确断定“俄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先于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发生。再如，《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的作者在讲这个问题时写道：“马克思恩格斯希望俄国这个典型的东方国家，尚保存着完整结构的半亚细亚国家，率先开辟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实现社会变革，推翻资本主义，成为在社会结构、经济政治制度、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社会演变趋势诸方面与西方迥异的东方社会的榜样，使之以俄国有可能具有的发展前途为参照系，探讨到东方社会发展道路。”[5]这里虽未明确断定“俄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但这种比西方率先“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除去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是别的性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的作者认为：“从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包括三封草稿（实际上是四封草稿，只是第四封草稿与正文基本相同。——引者注），看不出他所说的俄国革命是什么类型的革命。”1882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则指明“俄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并且认为它将先于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发生。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预测的正确性。[6]
把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讲的“俄国革命”理解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正确的。首先，这种理解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这一点我们留在后面加以说明。其次，这种理解不合逻辑。因为承认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是俄国为前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至少是在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程度发展的国家）才能发生。一方面说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另一方面又说要通过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来实现这种“跨越”，甚至是通过“推翻资本主义”来实现这种“跨越”，这不是明显的自相矛盾吗？再次，马克思恩格斯一向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并取得胜利，直到晚年也没有改变这种看法。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并且是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发生的思想，是列宁在1915年《论欧洲联邦口号》和1916年《论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两篇文章中提出来的。不能把列宁的思想提前30多年加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头上。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里的“俄国革命”指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例如，《东方社会之路》一书的作者在论及这个问题时说：“马克思认为俄国革命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革命（1875年恩格斯批判特卡乔夫时就谈到了这一点），也不是旧式的、17—18世纪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新形式的、以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尽管马克思没有做过直接的表述，根据他对俄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和分析，是可以看出他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思想的。”[7]明确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俄国革命”既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对的。但是，说它是“新形式的、以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就值得商榷了。首先，根据列宁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领导，而马克思恩格斯讲这番话的19世纪80年代初，俄国的无产阶级尚未成熟到领导这种革命的程度，更没有形成能够领导这种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是在1883年9月才成立的，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的比这还要晚）。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来没有讲过他们所说的“俄国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革命，而且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和分析，也根本看不出他们认为“俄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其次，凡是了解俄国革命的历史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的人都知道，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参与并领导了俄国的1905年革命和1917年的二月革命，这两次革命是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我们不能把这种性质的革命提前到19世纪80年代初。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俄国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呢？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有过十分清楚的说明。他在1894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首先引证马克思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一段论述：“那末，我的批评者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用到俄国去呢〈谈的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走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这个制度的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恩格斯在引完这段话以后说：“马克思在1877年就是这样写的。那时候俄国有两个政府：沙皇政府和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的执行委员会的政府。这第二个即秘密的政府的权力日益壮大，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俄国的革命一定会使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堡垒，失去它的强大的后备军，从而也一定会给西方的政治运动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且为它创造无比顺利的斗争条件。马克思在他的信里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不奇怪的。”但是，“俄国的革命没有发生。沙皇制度战胜了恐怖主义，后者在当时甚至把一切‘喜欢秩序’的有产阶级都推到了沙皇制度的怀抱里。在马克思写了那封信以后的17年间，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民公社的崩溃都迈出很远了。”[8]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由于从1877年到1894年这17年间，俄国社会状况和革命形势的变化，使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大大减弱以至丧失。从这段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俄国革命”，既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的执行委员会的政府”领导的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即民粹派和民意党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
弄清了“俄国革命”的性质，也就容易理解“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讲的“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这句话的具体含义，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作了说明。他指出：“我不敢判断目前这种公社是否还保存得这样完整，以致在需要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在同西欧的大转变相结合的情况下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是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要想从这种公社保全点什么东西下来，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世界、他们的宇宙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到一个广阔的天地，使他们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9]这就是说，一方面，假如民粹派和民意党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取得胜利，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西方的工人运动创造更加良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西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因为沙皇政府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最有力的堡垒和强大的后备军，只要在西欧近旁存在着这个反动堡垒，一切革命都会被镇压下去。另一方面，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又会利用西欧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支持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使“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正因为“俄国革命”不仅对俄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而且对西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革命”的状况十分关注，迫切希望这个革命早日发生，并多次论述“俄国革命”将产生的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
恩格斯在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满怀豪情地指出：“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这里，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推向前进，很快就会使它超出最初的立宪阶段的范围；这个革命单指由于如下一点就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就是它会一举消灭欧洲整个反动势力的迄今一直未被触动的最后的后备力量”[10]这就是说，恩格斯认为，把“俄国革命”推向前进的主要社会力量是农民，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因而这个革命不可能是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恩格斯在1878年2—3月间写的《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一文中指出：“俄国革命意味着不只是在俄国国内单纯换个政府而已。它意味着从法国革命以来一直是欧洲联合的专制制度的柱石的一个庞大的、虽然也是笨拙的军事强国的消失。它意味着德意志从普鲁士统治下解放出来，因为普鲁士一直受俄国庇护并且只是依靠俄国而存在的。它意味着波兰得到解放。它意味着东欧弱小的斯拉夫民族从现在的俄国政府在它们中间培植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幻想中觉醒过来。它还意味着俄国人民本身积极的民族生活的开始，同时还意味着俄国真正的工人运动的产生。总之，它意味着欧洲整个形势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一定会受到各国工人兴高采烈的欢迎，把它看作是向他们的共同目标——劳动的普遍解放大大迈进了一步。”[11]这段论述深刻而具体地说明了俄国民粹派和民意党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的重大意义。它的胜利，不仅意味着俄国人民本身积极的民族生活的开始和俄国真正的工人运动的产生，而且意味着欧洲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它将激发起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促进无产阶级解放的实现。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如此关注俄国民粹派和民意党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的真正原因。
二、俄国公社实现“跨越”的先决条件
我国理论界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早年寄希望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晚年由于“西欧革命陷入僵局”感到“困惑”，对西欧革命丧失信心，因而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上来，并认为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取得胜利，先于西欧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这种看法是肤浅的、片面的，没有透视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深处的内在逻辑。在马克思的头脑中，有两种思想同时存在并起着作用。一种思想是他对资本主义的寿命估计过短，把资本主义初期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完善而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和产生出来的激烈对抗与冲突，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将要彻底灭亡的表现，因而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始终抱乐观态度。尽管他不断总结西欧革命挫折和失败的教训，却总是把希望寄托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很快取得胜利上。欧洲1848年革命以后，英、法等国的工商业普遍繁荣。鉴于这种情况，他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确实曾经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12]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还把这个经验教训上升到更加一般的理论高度，成为一条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来说也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的极为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他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3]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因此对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丧失信心。他坚信，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一定会再次爆发，并引发新的革命。他满怀豪情地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14]马克思在1858年2月致裴迪南·拉萨尔的信中讲述写作《资本论》的进展情况时说：“我预感到，在我进行了十五年研究工作以后的今天，当我能够动笔的时候，也许会受到外部暴风雨般的运动的妨碍。这没有关系。如果我完成得太晚，以致世界不再关心这类东西，那显然是我自己的过错。”[15]这就是说，当时马克思认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很可能在他没有写完《资本论》这部著作以前，资本主义制度就被埋葬了，因而人们也就不再关心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著作了。恩格斯同样对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寄于厚望，并对它抱乐观态度。他在《一八七七的欧洲工人》一文中满环喜悦地指出：“在欧洲各地，不论什么地方，工人运动都不仅在顺利地发展，而且在迅速的发展，而更重要的是，处处的精神都是同样的。完全的思想一致恢复了，而同时，在各国工人之间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的经常的和定期的联系正在建立起来。”“现在这些人可以骄傲地高呼：‘国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完全达到了自己的伟大目的——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反对其压迫者而斗争。’”[16]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虽然在晚年认识到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自我调节功能不断增强，暂时还不会灭亡，恩格斯甚至公开承认1848年和1871年企图通过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就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错了”，是一种“迷雾”，是“一个幻想”，是“不对的”，是“没有什么成果的”。[17]但由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认识到在他们逝世100多年以后的今天，资本主义尚未有在短期内灭亡的迹象。因此，他们当时并没有对西欧革命的胜利丧失信心。
既然如此，马克思为什么还那么关心俄国民粹派和民意党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并希望它尽快取得胜利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的头脑中还有另一种思想，即资本主义的扩张会在前资本主义民族中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经腐朽，但它如果在西欧以外的地区产生和发展起来，则是新生的，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即使取得了胜利，也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落，必然会被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多数国家镇压下去。马克思在1858年10月至恩格斯的信中指出：“不能否认，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第二次经历了它的16世纪，我希望这个16世纪把它送进坟墓，正像第一个16世纪给它带来了生命一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于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的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18]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一直保持下来，并且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在晚年“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19]，希望俄国公社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至于有人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取得胜利，先于西欧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前面已经讲过，这是把列宁的思想加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头上了。现在要着重说明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来没有认为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先于西欧发生并取得胜利，而且尖锐地批评了这种思想，反复说明西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是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先决条件。
首先，恩格斯认为，只有西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东方落后国家才能取得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技术基础。东方落后国家自身缺乏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技术基础，这种物质技术基础只能来自西方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西欧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决不会把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物质技术基础拱手让给东方落后国家去搞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自掘坟墓、自取灭亡。所以，只有在西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东方落后国家才能利用西欧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恩格斯在1893年2月24日致俄国民粹派理论家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使俄国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但是，“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又说：“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中走得更快些，如果我们在10年或20年以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俄国也许还来得及避开他自己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在这期间，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你们那里的公社却在衰败，我们只能希望我们这里（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者注）向更好的制度的过渡尽快发生，以挽救，至少是在你们国家一些较边远的地区，挽救那些在这种情况下负有使命实现伟大未来的制度。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20]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讲得更加清楚。他指出：“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恩格斯强调指出：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21]。这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不仅俄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不能先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即使俄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后，由于它的经济文化落后，同样不可能先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恩格斯认为，只有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为东方落后国家做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榜样的时候，东方落后国家才能仿效这种榜样，对本国的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恩格斯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和《〈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对这一点讲得十分透彻。他指出，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则是有保证的”。恩格斯还特别强调这个过程的先后顺序具有普遍性。他指出：“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22]恩格斯这段话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这就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一切前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可能（甚至可以说都必然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第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率先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为它做出“榜样”，它会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所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要多得多，遭受的挫折要多得多，经历的时间要长得多，甚至有可能遭到失败。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所走的曲折道路以及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认为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不仅丝毫不意味着他们认为“西欧革命陷入僵局”，对西欧革命丧失信心，感到“困惑”、失望和沮丧，反而证明他们坚信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会在不久的将来爆发并取得胜利。因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落后国家是根本无法“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承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与相信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必定会在这之前取得胜利，这本来是一回事。把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看成是互相对立、非此即彼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过程，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严重误解。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441页。
[2] 同上书，第326页。
[3] 陈先达：《走向历史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6页。
[4] 陈晏清：《现代唯物主义导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页。
[5] 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5页。
[6] 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３卷，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348—350页。
[7] 谢霖：《东方社会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506—50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51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284、28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15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0—47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531—532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149页。
[17] 参见上书，第585、597—598、600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348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506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24页。
[21] 同上书，第500、510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502—503页。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