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第一版在列宁时期的兴盛和斯大林时期的衰败
（本文为罗尔夫·黑克尔教授在中央编译局举办的题为“马克思恩格斯遗著：历史、出版和接受”系列讲座的第三讲。）
按语
我们已经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的流传史和马恩全集从开始到“二战”爆发的编辑原则这个有些枯燥的话题，下面我想谈谈第一个尝试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系统、完整、类似历史考证性的版本的机构。我已经多次提到过莫斯科的研究院。我本来应当在论述MEGA第一版的编辑原则之前，也谈谈它的工作，但是关于编辑问题的叙述是不能零零碎碎的。因此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莫斯科马恩研究院（1931年起改为马恩列研究院），并谈谈它的历史和它的主要活动家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发展之间的联系。
达维德·梁赞诺夫与莫斯科马恩研究院的结构
我们知道，MEGA第一版的关键人物是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梁赞诺夫，他原来的姓氏叫作戈尔登达赫。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论出身是犹太人，论国籍是俄国人”。只要我们认真读读他的传记，就会发现只有他才真的是“人得其位，位得其人”。他1870年出生，与列宁是同龄人。据说，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已经读过弗·克·施洛塞尔的《供德国人民阅读的世界史》。梁赞诺夫多年以后发现，马克思对这本著作作了详细的摘录。梁赞诺夫早年被开除出敖德萨文科中学，正式原因是“他学不会希腊语”。但是，他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参加革命青年团体的活动。1889年，他参加了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不过并不是因为他是大会代表，而是因为他于同年年初起就读巴黎索邦大学，学校临近会址，所以就顺便过去看看。他回到俄国后就遭到逮捕。在彼得堡监狱，他读了《资本论》和其他经典作家的著作。
1900—1917年，梁赞诺夫滞留西欧（1905—1907年革命时期有间断），首先住在巴黎，后来住在德国的柏林，也在维也纳住过，1915年后还去过瑞士（上阿格利、苏黎世）。
从1907年起，梁赞诺夫潜心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从而能够在《新时代》和维也纳的《斗争》杂志上定期发表文章。1909年，他受安东-门格尔图书馆基金会的委托，搜集并编辑出版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和会议记录，他本人称之为“国际文献集”。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他曾到伦敦、巴黎、罗马、佛罗伦萨以及德国和瑞士的图书馆查阅资料。1914年付印了第一卷，然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没有出版。
我在上一讲中已经谈到，在这段时间梁赞诺夫成功地同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卡·考茨基、奥·倍倍尔、维·阿德勒、奥·鲍威尔、爱·伯恩施坦、卡·伦纳和克·蔡特金，建立了友好的联系。他得以进入柏林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进行研究，在档案馆中，他“第一个整理了馆藏马克思文献”。他编制了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目录，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书进行了分类，编入综合类藏书。对梁赞诺夫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能在维也纳的卡尔·格律恩贝格身边进行研究，并参与后者主编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的工作。
1910年夏，梁赞诺夫在德拉伐伊尔·拉法格夫妇的寓所工作了几个星期，1898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去世后，马克思遗著中的家庭藏书都收藏在那里。1911年11月，拉法格夫妇自杀身亡。1912年底，梁赞诺夫受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将这部分遗著运往柏林。在此之前，即在1910—1911年的交替之际，梁赞诺夫参与制定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维也纳计划”，以纪念临近的马克思逝世30周年。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研究
据弗·布鲁普巴赫（瑞士医生和社会主义者，后为共产党员）回忆，梁赞诺夫会“为了考证马克思手稿中的一个逗号而乘坐没有供暖设备的四等车厢，连夜从维也纳赶往伦敦”①。除整理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这项工作外，梁赞诺夫还收集和甄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人民报》和《新奥得报》上的通讯。1917年，他将这些文章结集分两卷出版，书名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年》。到1917年，梁赞诺夫发表了130篇文章、书评和著作，其中许多是他进行马恩研究的成果。于是，在这几年中他获得了“书呆子”和“书虫”的绰号，其他人在相互通信时就曾经用它们来指代梁赞诺夫。
1917年二月革命后梁赞诺夫回到俄国，先是回到彼得格勒。他积极参加工会的工作。如同他在毕生的政治活动中一样，他在工会里也始终保持独立的态度，他在党的七大到十一大上的发言稿也体现了这一点。在会上，他尖锐地批评俄共（布）中央在工作中表现出的反民主的极权主义的倾向和政府的暴力行动。他反对党的“一手遮天”，干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干涉经济、文学和艺术，反对迫害反对派，主张工会独立。1921年5月，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永远停止梁赞诺夫在工会的工作。
1918—1920年，梁赞诺夫是搭建苏俄新型科学结构的组织者之一。他先是担任人民教育委员会科学和档案管理处处长。1920年12月7日，俄共（布）中央通过创办马克思主义博物馆的决议，责成梁赞诺夫做成立筹备工作。仅仅一个月以后，即1921年1月11日，这项决议被修改，博物馆的名称改为社会主义科学院所属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不久之后，即1921年2月，列宁致信梁赞诺夫，委托他搜集并在可能的条件下购买所有现存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收藏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②1922年7月，中央又进行了一次组织调整，将现有的马克思恩格斯博物馆改造成俄罗斯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科学研究院，并任命梁赞诺夫为院长。由此，一方面该研究院属于国家机构，地位合适，另一方面党的决议已确定其工作任务，而梁赞诺夫可以动用国家的财政完成这些任务。1923年6月1日，党中央组织部作出决定，由马恩研究院负责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一年后，联共（布）十三大重申了这项决议。具有深远意义的是，1924年7月7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和普及版。梁赞诺夫在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提出并得到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写道，只有“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书信的完整版本并附上历史考证性评注……才能称为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当之无愧的纪念碑，才能成为大家全面学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于是，共产国际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呼吁各国共产党协助“搜集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和活动的材料”③。与此有关的是，不久以后国家作出决定，搜集苏联境内所存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文献并存档。这项规定在苏联1991年解体以前一直有效。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随后作出的一系列决议都是旨在加强研究院的实力，在物力和人力上提供保障。同时产生了“革命的急躁情绪”，梁赞诺夫遭到批评，被指责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工作进展不够快。然而，梁赞诺夫在60周岁寿辰之际仍然荣获了红旗劳动奖章——这在苏联是很高的奖赏，并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贺信贺电。
说到这里，我想谈谈梁赞诺夫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列宁和斯大林的关系。关于梁赞诺夫同列宁以及同斯大林的关系都有几段小插曲，一会儿我分别跟大家讲一下。我想先简要地谈谈他们相互结识的过程。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梁赞诺夫多年间一直客居国外；而列宁在1900年也不得不离开俄国开始流亡生活。当时，有人打算出一份名为《黎明》的期刊和一份名为《火星报》的报纸，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流亡者的聚集平台。因此，梁赞诺夫和列宁第一次走到了一起，而且很快表明，两个人的合作不会很简单。列宁对梁赞诺夫就“劳工问题”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即作了删改，因而遭到梁赞诺夫极为强烈的抗议。列宁辩称自己的删改完全是“技术性”的。这里已经表明，他们二人的处事方式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的处事方式在随后为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进行的纲领讨论中就产生了影响，大会于1903年以“日内瓦大会”为名在伦敦召开。梁赞诺夫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出发，建议召集党内的各种派别，在民主选举的党代表大会上确定党的方针。而列宁则迫切要求建立一个时刻准备点燃革命之火的革命者的政党。1901年5月23日，梁赞诺夫和列宁在慕尼黑第一次会面。1924年，梁赞诺夫曾回忆到，这次会面是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大家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不是以党的重新创立，而是以党的分裂而告结束的，而梁赞诺夫站在列宁的对立面。这种情况原则上不可能再改变，虽然列宁还以某种方式支持梁赞诺夫的马克思研究，有时还向他具体咨询。上面已经提到，1921年，列宁请梁赞诺夫尽可能多地搜集马恩文献，甚至可以向“谢德曼之流”（德国社会民主党）购买。
至于梁赞诺夫同斯大林第一次结识是在什么时候，已经很难明确断定，但最晚于1919年3月，也就是斯大林任苏维埃政府内务管理局成员之后。1922年底列宁退出政坛，围绕他的接班人问题的权力斗争爆发以后，列宁两次致信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谈及斯大林的性格，说他“粗暴”。斯大林对待科学的态度也是如此，他虽然是职业革命家，但是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张照片是梁赞诺夫同列宁和斯大林的合影：这张合影拍摄于1920年4月，当时梁赞诺夫是俄共（布）九大的代表。可以说，梁赞诺夫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冷淡和怀有敌意的。十月革命后，梁赞诺夫主要负责工会的工作。但是斯大林不满意，在1921年5月工会代表大会期间，经过一场围绕一项决议的激烈争论以后，梁赞诺夫在工会的活动被禁止。梁赞诺夫毫不掩饰自己对斯大林的理论素养和文化水平的怀疑。当斯大林试图干涉马恩研究院的工作时，梁赞诺夫公开表示：“柯巴［斯大林作为革命者的绰号］，你对此一窍不通哪！”斯大林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于是两人尽量避免见面。我还可以举出其他例子。比如，1928年，当梁赞诺夫建议让已经被开除出党的托洛茨基参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的编译工作时，他彻底激怒了斯大林。1931年，清算的日子到了。2月12日晚上，梁赞诺夫被叫到斯大林办公室，后者指责他在马恩研究院进行孟什维克主义活动。尽管梁赞诺夫进行了辩解并驳回了指责，但他仍然遭到逮捕和审前羁押。这样一来，斯大林就封住了梁赞诺夫的嘴巴。
马恩研究院在编辑MEGA第一版过程中的国际合作
梁赞诺夫凭借MEGA第一版取得了当时独一无二的编辑业绩。从以往发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经验来看，站在世纪之交以来围绕马恩文献展开的各种各样的讨论的角度，1927年起陆续出版的MEGA开头几卷反映了编辑工作的新水平，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那么，编辑一个历史考证版的前提是什么呢？这些前提包括：
1.国内和国际的合作。一方面共产国际对这一项目给予支持，另一方面，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和档案馆、新成立的卡尔·格律恩贝格领导下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进行合作。
2.组建一个在特殊专业领域（历史、语言）掌握必要知识的内行的工作小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为物色相应的工作人员提供了大力支持。
3.物质条件包括：将马恩研究院安置在莫斯科的多尔戈鲁基王宫，并进行必要的扩建，创办图书馆，特别是苏维埃政府拨出一笔数额足够的金卢布，用于外国通讯员的工作，购置必要的复印设备以及从国外购买书籍和档案资料。
4.成立专业的资料室和学术咨询处，负责编辑有关的传记材料，编制文献的目录和相应的索引。
5.梁赞诺夫还特别在“他的”研究院内制定了严格的工作人员纪律和制度。
我不可能谈得面面俱到，不过我想详细地谈谈以下几点：成立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意义；组建内行的国际工作小组的意义和通讯员网络的搭建。
1922年和1923年春，年轻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图林根齐聚一堂，参加“马克思主义研讨周”活动。在活动期间，大家讨论了创建一个独立于政党之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机构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创建这样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不仅具备了有利的政治条件，也具备有利的物质条件，因为一位成功的商人和百万富翁愿意资助创办这样的研究机构；当然，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的大额资助也起了很大作用。当时有一个左派科学家小组愿意参加合作。一切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包括该所与法兰克福大学的挂靠事宜——完成之后，还要物色一位有威望的人物担任所长。
要实现这一计划需要一批非常具有创新意识的人。因此，这里介绍如下几位发起者：费利克斯·魏尔是上述那位商人的儿子和活动能力很强的股东；卡尔·科尔施一度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图林根州政府的部长和日益脱离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然而当时由于被认为太“赤色”而不能担任研究所所长；同样没有当选的还有格奥尔格·卢卡奇和贝拉·福格莱西两人，他们是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革命者和上述“马克思主义研讨周”的参加者；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后来任研究所秘书长。最终当选所长的是维也纳大学教授卡尔·格律恩贝格。梁赞诺夫又非常赞同这一决定，不仅因为他于1905年以前在格律恩贝格身边进行研究工作，曾多次拜访过他，1921年还为马恩研究院购买了他的私人藏书，而且还因为他于1922年在德国疗养的时候又见过格律恩贝格，1923年在维也纳又再次拜访过他。因此，梁赞诺夫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在政治上可以信赖的人，又是所长的朋友。这是双方在随后几年中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的重要前提。
1924年6月，卡尔·格律恩贝格在研究所成立典礼上说：“首先我无须重申，我在这里讲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是在政党政治的意义上，而是在纯学术的意义上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一种特定的世界观和一个清晰的研究方法。”
一个月后，梁赞诺夫抵达法兰克福，行李中装着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编辑出版MEGA的决议。对他来说，必须着手进行国际合作。早在8月份就签订了一份相关的协议，首先规定共同成立一家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公司，9月在法兰克福注册。
其次，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同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签订了一份在法兰克福影印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的合作协议，也就是说全部遗著，即所有的手稿、摘录、笔记和书信都要从柏林运到法兰克福，在那里采用最现代化的影印技术进行影印，购买设备的资金由莫斯科马恩研究院提供。影印完成后，一份寄往莫斯科，另一份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存档。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需要物色一位梁赞诺夫和法兰克福研究所以及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都熟悉并信得过的人。1924年12月1日，波里斯·伊万诺维奇·尼古拉耶夫斯基任莫斯科马恩研究院驻柏林通讯员。除梁赞诺夫外，他是最熟悉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的人之一。我想简要介绍他的个人情况：他生于1887年，早年参加孟什维克青年团体的活动并被流放。1917年后，他是一家杂志的编辑，后来被梁赞诺夫调到中央档案管理处。1919—1921年，他任莫斯科革命史档案馆馆长。1922年初，他因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委员而被驱逐出苏俄。
1924—1931年，尼古拉耶夫斯基是马恩研究院驻柏林通讯员，1933年，他被迫离开柏林前往巴黎，1936—1940年，他在那里任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分所的所长，1940年，他被迫流亡美国。起初，他没找到工作，设法领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发放的救济金；后来他在“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这两家广播电台任技术顾问，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苏联历史研究特别委员会委员，50年代末任纽约美国工党档案研究所所长。尼古拉耶夫斯基在1966年去世之前一直是他1963年转交给胡佛研究所的收藏品的监管人。因此直到今天，在这些收藏品中仍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遗著中若干文献的副本，这些文献的原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遗失了。
尼古拉耶夫斯基在六年的通讯工作中是一位不可或缺的合作者。他同参与马恩遗著影印工作的所有机构和个人都保持着联系，因此得以将马恩文献全部汇集到一起；他个人负责将马恩文献从柏林运到法兰克福去影印。但这仅仅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他还走访德国的各个档案馆搜寻有关19世纪工人运动发展的材料。此外，他还光顾旧书店及书籍和手稿拍卖会，为莫斯科马恩研究院购买必需的书籍和文献。他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图书馆的藏书里找到并甄别了1000多部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过的书籍，这同样是一项精细缜密的工作。
格律恩贝格和梁赞诺夫都明白，只有有了一支高素质的工作人员队伍才能编辑出一套科学的历史考证版。梁赞诺夫认为组建这支队伍有两种途径：一是向共产国际德国人支部求助，根据决议，德国人支部应当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工作给予支持；二是请求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提供帮助。他决定同格律恩贝格和波洛克一起在德国为MEGA的编辑物色合适的青年学者。
自1925年起，他们集中精力寻找合适的学者，不仅寻找社会科学家，同时也寻找自然科学家。当年年底，第一批未来的工作人员按时报到。他们的年龄在26—31岁之间（只有一位女同志年龄超过了40岁）。这批学者在历史学、哲学和政治学等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而且大都掌握一门外语（英语或法语）。我在这里不想一一列举这十来个德国人的名字，只打算介绍一下历史学家汉斯·施泰因博士。他在科隆大学通过了题为《1848—1849年的科隆工人协会》的博士论文答辩。起初，他没有得到科隆大学的聘任。所以说，MEGA的工作给了他一次很好的机会，他参与了第一卷的编辑工作。后来他虽然由于健康方面的原因不得不回到德国，但是直到1920年底一直担任马恩研究院驻科隆和比利时的通讯员。最后，我要说的是，MEGA的编辑工作的启动应当感谢这些热心人。遗憾的是，他们当中有几人后来在苏联受到迫害甚至被枪决。
1931年马恩研究院的“大清洗”与1941年前马恩著作在弗·阿多拉茨基领导下的编辑出版
首先回头再谈谈梁赞诺夫的生平。1931年2月15—16日的夜里，梁赞诺夫被捕，他在研究院院内的花园寓所遭到搜查。1931年3月 1— 9日，在莫斯科审理“孟什维克反革命组织”一案。最终，梁赞诺夫被政治隔离，关进苏兹达里监狱。4月初，他在监狱收到《布尔什维克》杂志第5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在新任院长阿多拉茨基领导下在这一期上发表了马克思1881年4月11日给他的女儿燕妮的信。④编者指责梁赞诺夫说，他当初隐瞒了这封信，是因为信中对考茨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1931年4月10日，梁赞诺夫致信编辑部解释说，他是从马尔托夫的妹妹那里得到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当时曾用名誉担保暂不发表。但是，他已经不能再对编辑实践施加影响了。
马恩研究院的“大清洗”及其同列宁研究院的合并，结果组建了一个隶属于共产党、独立性大大受到限制的机构。前面已经提到，主要问题是贯彻斯大林特色的意识形态教条。与此相关的是人事变动，也就是说，聘用了党务工作者，其中包括德国和奥地利人。对研究院内部的组织结构重新作了安排，各部门的分量也有所侧重（苏共研究处居首位）。国际关系也得到重新调整：断绝同社会民主党的一切联系，解聘国际通讯员，一直维持到1933年的柏林马克思恩格斯出版社不得不关门停业（幸好MEGA各卷次的纸样和其他财产逃脱了纳粹的魔爪，被送到了列宁格勒）。1931年，公布了研究院的这个“新方针”，当然在筹备1933年的“卡尔·马克思年”期间，“新方针”也为公众获悉。共产国际关于马克思年的整个活动的口号是“马克思属于我们！”。为此撰写的35篇论文一版就发行了20万册。
接着，研究院的常规工作又无法持续进行了，因为在1937年，“大清洗”的浪潮再次席卷马恩列研究院，结果又发生了人事和组织结构的变动。几乎所有的外籍工作人员都遭到逮捕，很多人根据判决被枪决了。梁赞诺夫也于1937年7月22日在流放地萨拉托夫被捕。1938年1月2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外事委员会进行了不公开审理。15分钟后宣判：执行枪决，没收个人财产。当天，梁赞诺夫在萨拉托夫被处决。
在这里，我想再详细地介绍一下梁赞诺夫的继任者弗·维·阿多拉茨基。阿多拉茨基出身贵族家庭，1897年起就读喀山大学，先在物理数学系，后来转读法学系，1903年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教授俄罗斯公法，同时了解马克思主义史。他1900年参加革命运动，1904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喀山党支部书记兼宣传员，并撰写了一份调研材料《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在此期间，他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研读黑格尔、费尔巴哈的著作和自然科学，调查俄国和西欧的经济情况，研究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史。阿多拉茨基还试图回答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规律性这个问题。
1903年12月—1904年5月，阿多拉茨基第一次正式为学术目的访问柏林和日内瓦，然而也试图与党的中心和欧洲社会民主党建立联系。在此期间，他第一次同卡尔·考茨基建立通信联系，后者建议他研读马克思主义文献。1905年2—3月，阿多拉茨基再度访问日内瓦并结识列宁，这非常有助于他追随列宁的观点。
1905年12月13日，阿多拉茨基在喀山被捕，1906年3月被释放。之后，他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州，刑期为三年。根据他本人的愿望和夫人的请求，他获准到国外滞留两年医治肾病。他同家人一起在瑞士的苏黎世和日内瓦住到1908年5月。1908—1910年底，阿多拉茨基再次住在喀山。1911年1月初，他前往柏林，在那里拜访了考茨基，接着又去了伦敦。1911年秋至1912年春，他再度滞留柏林。从1914年夏起，阿多拉茨基再次前往德国（赖兴哈尔、慕尼黑）。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被拘留。
1918年9月，阿多拉茨基才重返俄国，先是担任人民委员会罗曼诺夫（末代沙皇家族）新档案馆馆长。1919—1920年，他在喀山党校任教。1920年秋起，他任人民委员会中央档案馆副馆长；他还是社会主义学院以及1921年3月由俄共（布）中央为红色教职研究所——党的最高教育机构——开课而成立的委员会的创始成员，他在该研究所的哲学系和经济学系任教。
1928年秋至1931年5月，阿多拉茨基任列宁研究院副院长，参与了列宁传记的编写和《列宁全集》的编辑工作。1928年9月，他是柏林苏维埃历史学家周和奥斯陆历史学家代表大会的参加者。
梁赞诺夫被撤职后，1931年2月20日政治局通过决议，委任阿多拉茨基为两院合并后的、同时直属联共（布）中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至1938年止）。此外，1931—1936年，他还兼任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1938—1941年和1944—1945年，阿多拉茨基担任马恩列研究院主编，主要参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编辑工作。他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哲学手稿》这些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编者和注者。他于1945年6月5日去世。
应当强调，阿多拉茨基的工作的两个方面对马恩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是他千方百计地购买马克思恩格斯遗著或其中的一部分。1935年，他是在巴黎就购买合同与社会党国际的代表进行谈判的代表团成员，这一点我在第一个讲座中已经讲过。这次谈判虽然失败，但最终通过其他途径为马恩列研究院买到了经济学手稿。
阿多拉茨基是在艰难的政治时期主持马恩列研究院的工作的。编辑出版MEGA的整体条件越来越差，最终正常卷次的出版也不得不停止；1935年，出版了最后一卷即第1部分第7卷。其实，1935年还出了一卷，即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及其《自然辩证法》手稿，原计划这是第1部分第15卷，后改为“纪念恩格斯逝世40周年专卷”出版。这里还要提一下分两册出版的另一卷，即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一卷是由在马恩研究院和马恩列研究院工作多年的俄籍德国人保尔·维勒作了几年准备才分别于1931年和1941年出版的。尽管该卷与其他卷次一样，扉页上没有署上阿多拉茨基作为编者的名字，然而他操了很多心才使维勒得以完成这一卷的编辑工作。维勒为辨认、编排马克思的摘录手稿作了大量努力。他的名字用金色字母镌刻在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前厅的牌匾上——因为德国侵略苏联的战争刚刚爆发，他就在反抗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编辑为他竖立了一座真正的丰碑。
我上次已经以马恩列研究院编辑出版《资本论》普及版为例，说明20世纪30年代的编辑实践发生的变化。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阿多拉茨基作为马恩列研究院院长生平的一部分。下面我想再举一个例子，说明谁为马克思于1875年写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代表大会上讨论的纲领草案“批注”加了《哥达纲领批判》这个标题。
大家知道，马克思在给社会民主工党发言人威廉·白拉克的一封书信（1875年5月5日）里曾附上了他所说的哥达纲领草案“批注”。在这份手稿中，马克思对纲领草案的内容进行了批判，首先与当时尚存的拉萨尔主义思想观点划清界限并驳斥了所谓的共产主义要求。同时，他提出几个论点阐明将以不同的分配原则为特点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4—436页）。这两个阶段的划分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第一阶段”在这里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是一个革命转变时期。与此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形式，“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同上，第445页）。在“高级阶段”，社会才适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同上，第436页）的原则。
1891年，恩格斯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在卡尔·考茨基任编辑的《新时代》上发表了“批注”，他用的标题是《哥达纲领批注》。本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下一个党纲。恩格斯认为，马克思表达的思想不仅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而且对于国际工人运动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份“批注”发表之后，就马克思阐述的思想内容是否有效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恩格斯则维护这份“批注”的发表，因为它体现了“唯一正确的政策”⑤。
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单独发表以后长期无人问津，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纲领讨论有关的讨论才重新活跃起来。
1933年出版“马列主义丛书”，其中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重要著作，而《哥达纲领批判》是首次以这个标题出版。这一版本除“批注”之外，还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哥达纲领的书信、在哥达现存的纲领草案及所作的修改，同时还作了真正的创新，收入了一篇题为《列宁论〈哥达纲领批判〉》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内容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写于1917年）的摘录。编辑新加《哥达纲领批判》这个标题所依据的是列宁的一份摘录，这份摘录的俄语标题为“Kritika Gotskoj Programmy”（《哥达纲领批判》）。《马列主义丛书》的出版时间是列宁作为除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外的经典著作家的“诞生时刻”。
这个新标题是经得住考验的。到1941年，1933年出版的丛书又收入了另一篇文章，标题是《斯大林论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国家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发展道路》。这篇文章在全书156页中占49页，也就是说占到三分之一！同时，在封面上出现了第四位“经典著作家”——斯大林。斯大林的文章虽然在1955年之后被删去，但是马克思的纲领批判至今沿用《哥达纲领批判》这个标题，尽管不是马克思本人或恩格斯加的。同时纲领批判依然保留了1941年版的旧注释，这些注释是根据斯大林批准印发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来反映党对马列主义路线的阐释的。
斯大林与MEGA第一版的纠结
人们往往提出这样的问题：MEGA究竟在什么时候夭折的？为什么会夭折？至于在什么时候夭折，现在已不能说出具体的日期，虽然在1935—1936年苏联发生了一些对MEGA的夭折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然而，我们不应当仅仅从马恩列研究院作出的决定中寻找原因，而应当首先从斯大林推行的与“意识形态阵地的斗争”“同步”（或对斯大林提出的马列主义教条顶礼膜拜）的学术政策中去寻找MEGA停止出版的原因。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异己力量日益遭到镇压，并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的“公开审判”中达到了顶点。
上面已经提到，MEGA终结的原因也在于，纳粹掌权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已无法在德国传播；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而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会有生命危险。
于是，在MEGA的精神领袖被逮捕和政治上受排挤以及“不受欢迎的”“机会主义者、布兰德勒尔派、调和派”在马恩列研究院遭到“大清洗”之后，MEGA的编辑工作在政治和学术上举步维艰。研究院的领导层和工作人员日益被卷入揭发检举、污蔑诽谤和阴谋诡计的漩涡，人人自危，不能持续进行MEGA的编辑工作。学术、编辑和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凸显出其他重点：编辑“清洗过的”列宁著作的版本、《斯大林全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历史、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俗”著作、《资本论》“普及版”和“净化”了梁赞诺夫撰写的说明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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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梁赞诺夫与MEGA第一版》1997年汉堡版（《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新辑》）专卷第1卷。
《达维德·梁赞诺夫——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者、人文主义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福尔克尔·屈洛夫和安德烈·雅罗斯拉夫斯基编并附梁赞诺夫小传，1993年柏林版。
《卓有成效的合作：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和莫斯科马恩研究院。1924—1928年》2000年汉堡版（《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新辑》）专卷第2卷。
弗·加·莫索洛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党内正统派的堡垒：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历史。1921—1956年》2010年莫斯科版。
格·兰考：《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从编辑学的角度看关于意识形态转轨的长远影响的目录学思考》，载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晚期著作。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卡-埃·福尔格拉夫、理·施佩尔和罗·黑克尔编，2008年汉堡版（《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新辑》）第60—93页。
V.V.科鲁洛夫：《达·波·梁赞诺夫与波·伊·尼古拉耶夫斯基》，载于《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梁赞诺夫与MEGA第一版》1997年汉堡版（《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新辑》）专卷第1卷，第49—53页。
罗·黑克尔：《梁赞诺夫编辑MEGA和/或对待马列主义》，载于《自我异化和重新发现的马克思》，赫·莱塞恩等编，2010年慕尼黑版，第131—141页。
《斯大林主义与MEGA第一版的终结。1931—1941年》2001年汉堡版（《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新辑》）专卷第3卷。
注释
①弗·布鲁普巴赫：《“我尽量不说谎话”。60年的“异端”。自传》，1973年苏黎世版，第183页。
②列宁1921年2月2日给达·波·梁赞诺夫的信，见《列宁全集》第50卷第107页。
③关于马恩研究院出版任务的决议，载于《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议题和决议》，1924年汉堡版，第189页。
④马克思1881年4月11日给燕妮·龙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170—175页。
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10页。
（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