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史从何时开始——兼论《共产党宣言》的“草稿”问题

《共产党宣言》 ( 以下简称《宣言》) 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发行量最大、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时间最长的一部传世经典。但是, 直至现今我们对《宣言》的创作史、传播史、文本结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 尤其是其创作史, 涉及到了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成长及进化, 马克思主义最初创立的整个过程和环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实践依据等等问题, 因此, 对它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

一、问题的由来

《宣言》写于1847 年12 月至1848 年1 月间, 由马克思一人在布鲁塞尔写作和完成。这个史实曾经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 《宣言》的创作只不过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 从开始动笔到定稿, 中间仅仅经历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一段历史是不是就可以当作《宣言》的“创作史”呢?

如果“就事论事”, 这么说乍看上去没有什么致命的缺陷, 因为在1847 年11 月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到了工人们的“委托”[2] 去写作这份工人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之后, 马克思在第二年( 1848 年) 的1 月就向同盟交出了《宣言》的手稿。很明显, 在这一个月内,马克思主要的工作就是写《宣言》, 也的确, 在此期间, 马克思没有更多其它的著作和手稿为后人所发现。

然而, 《宣言》的诞生远非它的实际写作过程这么“清晰明朗”。《宣言》中的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长期的哲学创新、理论斗争和实践探索、经验总结所逐渐形成的, 这也就说明了《宣言》为什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为什么具有非同凡响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同盟的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 《宣言》中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立场、精神实质就已经“完成” 了, 只是历史将这次会议定格在了1847 年11 月, 于是, 《宣言》本身的写作也就放在了1847 年12 月到1848年1 月。假如同盟开会的日期推迟几个月, 那么, 《宣言》的“创作史” 就会延至1848 年的其它几个月。显然, 把《宣言》的创作史认定为“一个月”的推论是不严谨和草率的, 《宣言》的重要历史地位使得人们对它的创作史的理解不能局限于文本本身, 而是要放到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场景中去考察《宣言》的思想是如何“逐步形成”的。

熟知马克思主义学科史的人都知道, 关于《宣言》创作史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俯拾即是。特别是苏联和东德的学者, 他们对《宣言》的兴趣绝不只是在于《宣言》这部著作本身, 而是更愿意去探讨创作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和正义者同盟、青年黑格尔派、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问题, 以此解释清楚《宣言》创作史中的细枝末节, 并确证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科学理论所作出的突出变革贡献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中的光辉形象和至高地位。总的来说, 苏联、东德的学者把《宣言》的创作史看作由三个大的研究对象所组成:一是《宣言》自身。即: 《宣言》是怎样一步步演变成的? 换句话说, 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生证书”, 《宣言》的内容组成、篇章结构、核心思想、基本原则从雏形、完善到完成之间究竟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动过程和发展阶段? 讲得更明白一些, 《宣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它的“第一份草稿”, 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横空出世”的? 二是《宣言》的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宣言》的作者, 他们究竟凭借什么样的天赋、资质和能力优势来承担这个伟大的工人运动纲领的写作工程? 同盟为何要选定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主张的确是最适合革命形势、历史要求和同盟情况的, 那么,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思想和主张是怎样产生、发展和成熟的? 他们是如何将自己的理论和同盟的实践作出渐进的靠近和结合呢?三是正义者同盟。《宣言》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 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 是正义者同盟。按此逻辑, 《宣言》绝不是同盟纲领的“独苗”, 在它之前同盟曾经有过多个纲领, 只是这些纲领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同盟的遗弃。那么, 同盟的纲领为何迟迟不能敲定? 正义者同盟在选定自己的纲领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动和演化? 这些因素对《宣言》的创作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

这三个大的研究对象给人们展示了《宣言》创作史的复杂性。不用说, 从中可以引出很多问题, 就拿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思想进程来说, 即便是想要说清楚他们和莫泽斯? 赫斯这类人物在整个《宣言》创作史中的关系, 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就难怪为什么苏联、东德的学者已经写出了如此之多的《宣言》创作史研究成果, 却仍然为《宣言》创作史中诸多问题的悬而未决而感到遗憾。其中, 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统一的意见和看法, 那就是《宣言》的创作史究竟要从何时开始算起?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解答《宣言》创作史内涵的关键, 一旦在时间界定方面没有定论, 那么,研究《宣言》创作史就失去了“出发点” 和“起跑线”。如前所述, 《宣言》的创作史绝不单指1847年12 月到1848 年1 月这一个月的“成稿”时间,主要涉及三个大的问题( 分别对应于上述“三大研究对象”) : 首先, 第一份能称得上是《宣言》的“草稿”的文件, 或是说著作究竟是何时所写? 其次,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代表作的《宣言》的思想是如何为它的撰写人所拥有和掌握的? 最后, 作为同盟纲领的《宣言》究竟有几份“纲领前身”?在界定《宣言》创作史的开端这个环节上, 第一个问题是可以纳入第二和第三的, 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还是“同盟的纲领”, 《宣言》和它的草稿毫无疑问都能跻身其中。这就是说,《宣言》的创作史要么始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形成之日, 要么开始于同盟为制定它的纲领而作出第一个尝试的日期。

当然, 这两个日期理论上讲完全有“重合” 的可能, 不过根据传统的解释,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萌芽应该是在1844 年10 月左右, 他们分别凭借《德法年鉴》上的文章而实现了“两个转变”。相比正义者同盟在1838 年就指定魏特林制定纲领( 即魏特林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 , 这两个时间点是不可能重合了。《宣言》创作史开始时期的答案必然要从第二和第三问题出发去探求。

进一步归纳, 可以把《宣言》分别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和“同盟纲领”, 以此找出它的创作史的开始日期。其实, 人们也是普遍以此来做界定的努力的。比如, 巴加图利亚明确地将《宣言》的创作划分为“创作前史” 和“创作史”, 并把“创作前史”第一个阶段的起始时期限定在1842年, 因为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于那年向共产主义转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 年是否向“科学共产主义” 转变目前还有争议。一般来说, 1842年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诞生, 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 也就没有产生, 巴加图利亚这么论述也只能是他的一家之言) , 因此, 《宣言》的创作也就“启动”了。洪特辨析说, 1845 年, 正义者同盟伦敦讨论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同盟的立场明显偏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 这很可能得益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盟所施加的思想影响。“1845 年夏秋, 伦敦讨论会的显著进步, 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是很难解释的。”所以, 《宣言》的创作应该是在1845 年开始的, 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开始试图将其学说和同盟运动进行结合, 这就为《宣言》的创作拉开了帷幕。显而易见, 这是根据《宣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著作”所得出的判断。而我国学者聂锦芳认为, 《宣言》的创作要从同盟不满意魏特林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开始。也就是说, 这部工人运动的“圣经”的“创作工程”需从1844 年魏特林写完那“20 条”后算起, 毕竟“20 条” 也是为同盟的纲领所作, 理应成为《宣言》的“前身” 之一。这种观点则又是把《宣言》“作为同盟纲领” 所作出的合理推论。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方法论” 究竟哪一个更为科学和客观呢?

　　二、《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史从1844 年开始

上面两种界定方法似乎各执一词, 其实, 它们还是有内在联系的。正如将《宣言》创作史的研究范围确定为《宣言》自身、《宣言》的作者、同盟的纲领三大研究对象一样, 人们无论从其中的哪一个方面出发, 都不得不考虑其它两个方面。

实际上, 在《宣言》的整个创作史中, 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始终是交合和重叠在一起的。洪特曾经直言, 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以下简称《形态》)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 是针对当时正义者同盟内部思想斗争, 为争取制定出一个统一的纲领的一种直接的理论回应。因为当时同盟中有不少人热衷于研读费尔巴哈的著作, 这会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传播和蔓延播下种子, 而泛爱的、空洞的道德说教在根本上是有悖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因此, 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形态》, 既是他们思想发展的必经阶段, 又是他们争取同盟的现实需要。同样, 同盟在1845 年伦敦讨论会后发生了“不知不觉”的转变, 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 显然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其作出的“思想建设” 工作密不可分。虽然按照恩格斯本人的说法, 1845 年同盟思想的进展似乎是无意识产生的, 但早有人估计他和马克思对同盟的“干预” 和“影响” 是这类事件的真实原因。

洪特甚至还猜测, 同《形态》的“历史使命” 一样,诸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样的著作也不是只作为恩格斯的“作品”问世的, 它们最重要的作用便是向同盟的领导人传达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和观点, 并在此环节中实现对同盟“思想上的改组”。“恩格斯自1843 年以来就熟识了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 他大概会将他几星期前在莱比锡出版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给他们送上几本。”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之所以能在短短的6年间( 1842- 1848) 发生如此之大的进步和转变,即使不把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现实因素对他们的启发和感染考虑在内, 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和思想上的成长也是不可思议的。恩格斯在1842年、马克思在1843 年就已经同工人阶级亲身接触, 并于1843 年注意到了同盟, 在这个时候, 科学共产主义和同盟运动的融合就出现了实际的可能。而且,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的确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走了下去, 这与同盟千辛万苦寻找纲领的撰写者的过程不谋而合, 《宣言》的诞生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同盟一同努力的结果。任何企图单从同盟角度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角度去说清楚《宣言》创作史的做法都将是自寻烦恼的,因为离开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理论, 《宣言》的创作史是说不通的; 同样, 离开为同盟制定纲领的真实目的, 说明《宣言》的创作史也必将是一条死胡同。《宣言》创作史的开端就在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同盟活动第一次“碰面”的那一时刻。

所以, 巴加图利亚的“1842 年开端说” 就不能成立了。一方面, 1842 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参与到同盟的活动中去, 也没有通过各式各样的途径向同盟宣传和表达他们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时还都是各自独立的工作者, 并深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 还不能算作是“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 即便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开始向共产主义转变了, 但是此时的他们所转向的也只是所谓的“哲学共产主义”, 是一种依据德国思辨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将黑格尔、鲍威尔、施特劳斯、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相“糅合”所得出的一种“理论上的共产主义”。这与科学共产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哲学共产主义”不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和运动潜力看作社会发展的动力, 而是把人类社会的将来诉诸于思辨、逻辑的自我运动, 或者说, 诉诸于精神的自我发展的自然结果。

相较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 “哲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便是唯心史观,从根子上讲, “哲学共产主义”是不折不扣的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试想一下, 这种共产主义怎能当作《宣言》创作的一个起点呢? 《宣言》带给工人阶级的是科学共产主义, 因此, 它的创作起点一定是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历史中的首次发端。

巴加图利亚将1842 年至1846 年称作“《宣言》创作以前的经过史” , 这种类似于“创作前史”的说法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 即在笼统的意义上, 《宣言》的创作开始于1842 年。

《宣言》的创作史从1844 年魏特林写出“20条”开始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魏特林的“20条”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科学的共产主义”。魏特林一上来就讨论“善恶”的问题, 这就为此后的十几条讨论定下了平均社会主义的基调。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不是什么人的“善恶”, 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很可惜, 魏特林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他以为工人阶级需要的是“共产主义”, 其实工人阶级不是需要“共产主义”, 而是需要“科学的共产主义”( 这里的论述受到了洪特《<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一书的极大启发) 。而科学的共产主义, 在当时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给予。所以说, 《宣言》的创作不能从“20 条”写出时开始算起, 因为“20 条”和《宣言》在根本性质上是不同的。而且在那个时候,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没有开始对同盟的思想建设作出贡献还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

但是, 1843 年10 月- 1844 年8 月这段时期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 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间段, 因为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他们完成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这就为科学社会主义, 哪怕仅仅是萌芽式的思想的产生开辟了道路。事实表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时通过独立的创作已经开始把目光聚集到“无产阶级”身上, 并不约而同地得出了革命的进程必将是由无产阶级来主导的科学结论。不难理解, 这种视角转换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他们和工人阶级的紧密来往, 同时, 对B. 鲍威尔等人的“倒戈” 和对其理论的“反思”也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掌握了唯物主义的哲学武器, 为他们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使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有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关注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是根源于施泰因《现代法国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 这种说法有些牵强。施泰因的书应该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造成一些影响, 但施泰因却在这本著作中深陷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迷宫”中, 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 年就将无产阶级看作是决定未来社会前进的根本力量了, 这与施泰因的观点相差甚远。施泰因的书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歌颂赞扬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原因, 它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作用被人们有意地夸大了) 。

不过, 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和历史作用, 就一定能证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 年的思想已经具有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成分吗? 答案是肯定的。科学共产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空想共产主义之间最为根本的差异就在于, 革命的主体究竟是谁? 无论是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 还是魏特林的平均社会主义以及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他们都无视广大的无产阶级的存在, 要么把他们认定为只是需要别人去怜悯和同情的劳苦大众, 要么把他们视为“群氓” 一个不但不能推动历史反而阻碍历史进展的群体。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第一次把人类的未来彻底交给无产阶级。这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 他们是“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的主体。只有在声势浩大、代表世界历史进程的无产阶级革命下, 才能“全面改革社会关系, 消灭私有制, 才能消灭资本和劳动对立这种反常的分离、社会的利益对立、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工人阶级的贫困以及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 。也正因为如此, 共产主义才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

无产阶级在理论中的“登上历史舞台”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 年首次完成的, 而共产主义也在此时褪去了其长久以来的“空想外衣”, 第一次享有了“科学”的意蕴和色彩。

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 年就掌握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武器”,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宣言》的创作史开始于1843 年呢? 不要忽略了《宣言》是作为同盟的纲领出现的这一因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诞生并不代表它和同盟的结合, 必须找到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用此思想影响同盟的历史节点。洪特在《<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一书中不止一次地强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 年同盟“伦敦讨论会”的前后极大地用科学共产主义“干涉” 了这个工人组织团体。照此说来, 《宣言》的创作史是要从1845 年开始算起的。可是, 洪特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 他考证出了马克思早在1844 年就把他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同同盟巴黎的相关领导人讨论过了, 却仍然坚持“1845 年的划时代意义”。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钻研资本主义的剥削秘密, 揭示资本主义的非人道本性, 并延续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主张, 将无产阶级指认为剔除“劳动异化”、“回归人的真正本质”的历史主体。虽然这些结论带有较深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痕迹, 但这的确也包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假如这些结论真的为同盟的领导人所聆听,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武装”同盟, 即?宣言?创作史的开端就是1844 年了。洪特申述1845 年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盟的影响更大自有他的道理, 毕竟“伦敦讨论会”是载入史册的同盟内部交流会, 但要是根据本文上面的论述, 科学共产主义一旦和同盟思想结合, 《宣言》的创作史就开始了。因此, 《宣言》的创作史“启动” 于1844 年, 不是1845 年, 更不是1842 年。为了更为充分和全面地论证这个观点, 现把洪特一书中关于1844 年马克思同同盟巴黎领导人接触的陈述专门引证如下:

“无疑, 马克思在1844 年与巴黎的同盟领导人详尽地议论了这些问题( 指上述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的相关结论 本文作者注) ,同样也同法国社会主义者勒卢、路易? 勃朗、蒲鲁东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谈了这些问题。从这时起, 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影响着同盟理论和纲领的发展; 在诸如纲领这样重要的问题上, 马克思绝不会拘谨观望。”

　　三、《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中的“草稿问题”

《宣言》 创作史中的“草稿问题” 指的就是“《宣言》到底有几份草稿”这个问题。最一般的看法是《宣言》总共有三个稿本: 一是恩格斯于1847 年6 月写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 以下简称《草案》) , 二是恩格斯写于同年10 月至11 月的《共产主义原理》( 以下简称《原理》) , 三是马克思定稿的《宣言》。这三个稿本都是为同盟制定纲领而写作, 《草案》的创作背景是同盟的一大,与会的代表们一致同意同盟需要制定一个纲领的草案, 分发给各地的同盟区部和分部进行讨论, 以最终确定同盟的纲领内容。于是, 恩格斯就主笔( 关于恩格斯是否就是《草案》的作者, 学术界大部分人是认可的, 但是也有人质疑, 认为《草案》中过多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残余证明恩格斯并非是这份文件的作者, 至少不是它的主要作者。虽然说这些观点有一定的文献依据和论证材料, 但就《草案》的根本性质来讲, “革命的教义问答”还是对其最为准确的定位和判断。《草案》中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同盟成员中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掌握得最为纯熟, 并且也只有他们能够将《草案》的科学性质展现出来。《草案》之所以仍然在一些具体的问题和环节上会带有旧思想的痕迹和性质, 很有可能是恩格斯对当时同盟中的一些成员妥协的结果。因此, 本文认为恩格斯是《草案》的作者, 最起码是《草案》主　要、核心的作者) 写作了《草案》。在经过紧张和热烈的讨论之后, 同盟还是无法取得统一的意见和认识, 并且有人还写出其它的信条之类的作品, 企图以此取代恩格斯所写的《草案》。恩格斯为了捍卫《草案》的正当性和科学性, 在同盟的内部会议上严厉批驳了诸如莫泽斯? 赫斯等人的“绝妙的教义问答修正稿” , 并在会后为了克服《草案》中遗留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残余, 重新起草了一份更能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原则的同盟纲领草案: 《原理》。

国内外学者对这三份《宣言》的稿本进行了充分的对比研究, 发现这三份文件在内容组成、逻辑结构、章节( 问答) 安排、论述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一一对应”的现象, 尤其是《草案》和《原理》之间、《原理》和《宣言》之间, 每一份文件的“前身”几乎都是为其之后的文件设计好了写作框架和规定好了论证范围。为此, 巴加图利亚还专门制作了一个表格 , 以向人们展示这三个稿本间的内在关联:

《草案》如上表所现, 《草案》的第7- 12 个问答构成了《原理》的第1 -13 个问答, 同时, 也就是《宣言》第一章的“第一草稿”; 《草案》的第13- 22 个问答, 构成了《原理》的第14 -23 个问答, 同时,也是《宣言》第二章的“第一草稿”; 《原理》加写的第24 条和第25 条, 到后来被马克思转写和补充成了《宣言》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这就解释清楚为什么在1968 年《草案》被发现之时人们会欣喜若狂, 因为《草案》有效解开了《原理》中多处“保留原案”的“文献疑案”, 使得人们能够找出《宣言》的最初草稿, 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运史的研究提供更为充足的文献资料。

但是, 像巴加图利亚这样的学者同时还认为《宣言》的创作史要远远早于《草案》的写作日期。

这里面还有新的问题: 既然《宣言》的创作史开始于1844 年, 那么在此之后, 会不会还有《草案》的草稿, 抑或是《宣言》“草稿的草稿”呢? 对此问题的深究曾让很多学者煞费苦心。比如, 巴加图利亚等苏联学者几乎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开始转向“共产主义” 之后的全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都看作了《宣言》“草稿的草稿”, 因为其中的思想都集中在《宣言》中得到了显现。“《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思想在其实际起草前几年就完全酝酿成熟了。”

如果真是如此, 《宣言》自身的文献价值就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先不说《宣言》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完整地、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的一部著作, 就单说《宣言》作为同盟历史上乃至整个无产阶级运动史上唯一的一份最为经典、最为原始、最为精辟的活动纲领, 其它的著作就是根本无法替代的。《宣言》独一无二的特性要求它的“草稿” 选定标准必须是建立在和同盟纲领制定的工作、计划密切相关的基础上, 并不是说《宣言》之前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只要其中包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 或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就可以当作《宣言》的“草稿”, 或是所谓“草稿的草稿”。只有那些既代表了一定的科学共产主义立场, 又同时是为制定同盟纲领而写成的著作、文件、文章或是通告才能算作是《宣言》的“草稿”。也就是说, 《宣言》“草稿问题” 的解决一方面要紧扣“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思想因素, 另一方面要抓住同盟的实际活动这个关键环节。巴加图利亚等人所说的《宣言》“创作前史”中的很多文献和魏特林的“20 条”, 因为都不全部具备上述的“两个方面”, 所以就都不能算作是《宣言》的“草稿”, 甚至可以说, 连“草稿的草稿”都不是。不管怎样, 《草案》( 它的“草稿”被称作是《宣言》“草稿的草稿”) 作为《宣言》第一份完整系统的写作草案是没有争议的。

现在, 回到这个问题的起点, 《宣言》到底有没有除了《草案》和《原理》之外的“草稿”呢? 难道说在1844 年- 1848 年这段时间内就再也找不出第二份既是“有着科学共产主义思想”, 又是“为同盟制定纲领而写作”的文件了吗? 对此疑问的回答初看上去并不困难, 长久以来, 人们都相信同盟1846 年11 月和1847 年2 月分别发出的两份通告, 也就是著名的“十一月公告”和“二月公告”是《草案》的“草稿”。理由十分充分: 这两份公告都强调同盟的内部团结问题; 都提醒了同盟成员必须警惕各种各样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并要求对其坚决不进行妥协; 都在字里行间表露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些主张和见解; 都发出了三个问题, 征求同盟各区部、支部的意见, 为制定同盟纲领而做准备。如果要按照上述的“两个方面”来判断的话, 这两份公告无疑算作是《宣言》“草稿的草稿”。

可是, 在此, 本文还是要对这两份公告的“草稿身份”保留一点意见。这两份公告并不像传统的“三个稿本”那样有着相对一致的章节对照和内容安排, 更别说逻辑线索了。从两份公告的大致内容上看, 显然公告的主要目的是为同盟的所有成员提示形势、作出指导、把握方向、分派任务、提出要求, 其中并无多少理论和行动原则的阐述, 只是这两份公告中各自提出的“三个问题”或多或少在随后的“三个稿本”中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反映。下面我们就此做一个简略的分析:

“十一月公告”中的三个问题是: “第一个问题: 无产阶级对待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我们接近小资产阶级或激进资产阶级是否适宜? 如果适宜, 什么时候, 用什么方式实现它最容易、最正确? 第二个问题: 无产阶级对各宗教派别应采取什么态度? 无产阶级去接近这个或那个派是否有可能? 是否适宜?

如果可能, 什么时候, 用什么方式去接近最容易、最正确? 第三个问题: 我们对社会党派和共产主义党派的态度是什么? 同所有的社会党派实行普遍的联合是否适宜、是否有可能? 如果可能,什么时候, 用什么方式才能最快、最正确地做到这一点?”“二月公告” 中的三个问题是:“( 1) 什么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者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 2) 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者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 3) 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最迅速、最容易实行共有共享制?”

“十一月公告”中的三个问题确实已经涵盖了《草案》中所叙述的大部分领域, “二月公告”的三个问题也都是制定纲领这个工作中的要害关节, 尤其是它的第三个问题更是“三个稿本”的论述主题, 但是它们都是只提出了问题, 而没有解决问题。因此, 称它们为《草案》的“草稿”( 或是《宣言》“草稿的草稿”) , 有些勉为其难, 但如果把它们称作《宣言》 ( 或是《草案》) 写作的六条“提纲”, 则是非常贴切的。

《宣言》创作史的“开始时间问题”和“草稿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的两个方面, 它们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史学视角下考察《宣言》的创作史问题的。虽然说《宣言》创作史的开端不等于《宣言》第一份草稿的诞生, 但结合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同盟的实际来研究问题, 则是探讨这个领域的一项基本法则。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网编辑删除了注释和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