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经典是怎样被误读的？——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札记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科学、严密的思想体系。要真正理解、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首先必须扎扎实实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过去，尤其是在“文革”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们这里曾经出现过严重的断章取义的恶劣现象，给党的指导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给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思想界、理论界的面貌焕然一新，像“文革”中那样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采取断章取义的现象越来越少了。但现在看来，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现象还不可能一下子绝迹。而近些年来，这种现象似乎还有所抬头。

先看以下几个例子。

之一：有人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如果现在还有谁把“一个消灭，两个决裂”当作《宣言》的核心思想，那就表明，“左”的思想流毒在他那里还没有完全清除掉，等等。

所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个消灭，两个决裂”，是对《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几段话的概括。按照在《宣言》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这几段话依次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此即“一个消灭”。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第45 页）“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此即“两个决裂”，同上，第52 页）“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此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同上，第页）《宣言》第二章的基本内容是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这三段话，互相联系，并不是互相冲突的。熟悉《宣言》的读者也都知道，对于《宣言》的“基本思想”或“核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曾多次论述过，这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点（见恩格斯为《宣言》1883 年德文版、年英文版所作的序等），它是“贯穿”于整个《宣言》的，并不是专指第二章，更不是专指这三段话中的任何一段（尽管这三段话都体现了唯物史观）。因此，硬要在这三段话中找出一段来作为《宣言》的“核心思想”，在逻辑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当然，论者提出这样的观点，也可能是为了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的重要性，但这与把“一个消灭，两个决裂”作为《宣言》的“核心思想”的论者，在方法论上或表述方式上，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样看来，说后者“还没有完全清除掉”“‘左’的思想流毒”，也是欠考虑的。

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是《宣言》的“核心思想”的论者还有一个“根据”：1894 年1 月日，恩格斯在应邀为新创办的《新纪元》周刊题词时，选取了那段话，而且还在给邀请他题辞的卡内帕先生的回信中说，除了这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恩格斯：《致朱泽培·卡内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第666 页）其实，恩格斯当时之所以选用那段话，并认为除此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其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卡内帕先生给恩格斯提出的要求是：“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别于但丁曾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第827~828 页注611）这就不难看出，恩格斯之所以选用那段话，主要是为了与但丁的话在内容与表述风格上相对应。

之二：有人说，俄国、中国等东方经济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的验证。

是的，晚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对俄国的农村公社表示过极大的兴趣，并由此对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们也的确设想过，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此即马克思所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但是，论者往往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这一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应具备的条件：

“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2 年俄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第8 页）“对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第457 页）……众所周知，俄国、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后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以西方国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为条件的，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时代的条件下，以列宁、毛泽东分别为代表的俄国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上述论者的观点，看似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但实际上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教条；这种观点是典型的牵强附会，其结果，反倒是贬低了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持这种观点的不少同志，虽然也经常高喊“与时俱进，理论创新”，但却意识不到，俄、中两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正是列宁、毛泽东分别为代表的俄国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创新，是被实践检验已经证明了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之三：近年来，一些同志突然“发现”，早在1887 年，恩格斯就对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提出了“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的任务，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命题的“来源”。

但仔细研究一下恩格斯的《美国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一文，就可以知道，恩格斯之所以要求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是因为这个党“徒有虚名”，其成员“几乎全是使用本国语言的德国移民，大多数人都不太懂当地通用的语言”，因此，虽然它“具备了欧洲多年来阶级斗争所取得的经验，具备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一般条件的理解，远远超过美国工人迄今所达到的理解水平”，但它要“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

它是少数，又是移民，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学习英语。”（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第322~333 页）很显然，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彻底美国化”，是针对当时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是外来的、甚至几乎都不太懂当地语言的德国移民这一状况而言的。也就是说，所谓“彻底美国化”，其内容，主要是生活方面的。事实上，恩格斯此文非但没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的任何论述，而且，他强调的恰恰是欧美工人运动的共同性：

“造成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鸿沟的原因，在美国和在欧洲都是一样的；填平这种鸿沟的手段也到处都相同。”（同上，第318 页）“毫无疑问，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同上，第322~323 页）也许，在抽象地强调恩格斯关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这一观点的论者看来，似乎有了恩格斯的这一说法，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就“合法”了，但殊不知，这就不仅误读了恩格斯，而且也误读了中国共产党。

在笔者看来，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绎（或抽象）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这一命题，其本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本有之意，而抽象地、片面地强调“民族化”，不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逻辑上看，则很容易导致架空和偏离马克思主义，而离开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离开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要干什么这样的根本问题来讲“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那这样的命题无疑就是伪命题！

之四：还有人说，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目标，其“根据”是：1893 年5 月日，73 岁的恩格斯在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说：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弗·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第561~562 页）但论者故意只引述了恩格斯的一部分谈话，而没有引述紧接着的另一部分：“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同上，第562 页）请问，如果恩格斯放弃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目标的话，他还会说“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吗？

论者更没有告诉读者，恩格斯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段话。原来，这是恩格斯对记者提出的“关于德国社会党人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成功的可能性问题”及“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的回答。还要说明的是，上引恩格斯的谈话，严格说来，也算不上恩格斯的著作，它是记者整理的，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最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汉文版）中，都只是作为“附录”出现的。至于恩格斯对这份访谈录的看法，他在1893 年5 月17 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虽然一方面认为“总的意思是表达得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又指出，“像任何访问记一样，一些说法转述得有些走样，整个叙述有缺陷”。（见《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3 年5 月17 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第653 页；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第660 页注387）对列宁著作的断章取义，例子也很多，这里只举一例。

之五：有人以列宁晚年曾经多次说过“在苏俄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小农国家里，是不可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又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等场合“宣布”过苏俄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为“根据”，便得出了列宁晚年思想“自相矛盾”的结论。

但论者可能不知道，列宁不只是在他的晚年，而是从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不久起，就一方面说苏俄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标准，而另一方面同时又说苏俄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了。比如，早在1918 年1 月，列宁就说过：

“我们甚至远没有结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们知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这条道路，是多么艰难，但是我们必须说，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而这些话决不是空话。”（列宁：《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列宁选集》第3 版第3 卷第409 页）原来，列宁早就从“走上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意义上肯定苏俄是“社会主义共和国”了。而这一论述，对判断和确认后来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内思想界、理论界近年来出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断章取义的例子，决不限于以上几例。其它诸如在对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恩格斯晚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思考、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有关股份制等问题的讨论中，以及在对经典著作中的某些术语、论断的翻译问题的讨论中（比如近年来关于是“消灭”还是“扬弃”私有制、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所有国家的劳动者，联合起来！”等争论），在个别论者那里，都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种现象，都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

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采取断章取义的现象，其产生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应该说，像本文第四例那样，肆意地对经典著作掐头去尾，别有用心地散布某些蛊惑人心的言论的例子，相对来说，并不是太多的。更多的，或者只是为了强调自己的某一学术观点，就在特定场合，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如第一例）；或者原本出于善良的愿望，却导致了牵强附会（如第二、三例）；亦或者，在个别同志那里，由于没有全面地阅读甚至干脆就没有阅读过经典著作的原著，而只是通过其它渠道，就望文生义，轻易地得出了某些缺乏起码根据的结论（如第五例），等等。

但不论原因如何，其后果都是严重的，都程度不同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从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这种现象的产生，说到底，还是一个学风问题。

习近平同志在最近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学风问题、文风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学风、文风与党风和社会风气是紧密相连的，学风问题、文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我们不能不指出，近年来，在一些同志那里，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方面，对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意识的确有所淡漠，他们往往浮夸急噪，急功近利，甚至是实用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这，的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可喜的是，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下，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专家们精心编选和重新校译的10 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 卷本《列宁专题文集》最近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部文集作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大成果出版，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件大事，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准确、科学地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对于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推动用一脉相传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是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浩如烟海；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和解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无疑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无论如何，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们都不应该采取断章取义的做法，而应该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科学含义。

在我国的马列著作编译出版史上，新出版的两部《文集》的选材更精当、译文更准确、编排更合理、资料更翔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优秀读本，本文只是笔者联系自己近年来遇到的一些理论问题，在初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基础上产生的点滴的不成熟的札记，抛砖引玉，是所至愿！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