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编辑出版工程的重要铺垫
——梁赞诺夫的前MEGA1时期
众所周知，梁赞诺夫毕生从事的最伟大的事业就是组织、领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简称MEGA1）的编辑出版工程。提到梁赞诺夫，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他所主持的MEGA1工程；而提到MEGA1工程，人们也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它背后的灵魂人物——梁赞诺夫。正是由于梁赞诺夫领导MEGA1编辑出版工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学界把主要的关注目光都投向了梁赞诺夫的MEGA1时期，并且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梁赞诺夫的前MEGA1时期却备受冷落，相关研究寥寥无几。[1]那么，梁赞诺夫在前MEGA1时期究竟从事过哪些研究活动？这些活动与他后来的MEGA1编辑出版工程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梁赞诺夫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学术理想是否可以追溯到前MEGA1时期？要回答这些疑问，就必须对梁赞诺夫的前MEGA1时期进行独立的深入分析。
“前MEGA1时期”是一个特殊的专有名词。它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一个普遍的、一般的时间概念，而是专门针对梁赞诺夫本人而言的。因此，它的个人色彩特别浓厚。这亦如我们谈到“前批判时期”这个概念时通常只是针对康德一样。要具体地限定“前MEGA1时期”这一历史阶段，首先需要限定“MEGA1时期”。MEGA1编辑出版工程真正作为一项决议而被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通过是在1924年，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不论是1921年初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以下简称马恩研究院）的成立，还是梁赞诺夫全面展开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搜集、编辑和出版活动，都得益于一个新兴时代的到来，得益于一场伟大的革命——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我们以1917年为界：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至1931年梁赞诺夫被罢黜研究院院长之职、流放萨拉托夫，这段时间称为梁赞诺夫的“MEGA1时期”。相应地，从1900年梁赞诺夫离开俄国、流亡欧洲直至1917年彻底返回俄国，这段时间称为梁赞诺夫的“前MEGA1时期”。在这里，1917年既是“MEGA1时期”的逻辑起点，又是“前MEGA1时期”的历史终点。因为正是由于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梁赞诺夫才彻底放弃了尚未完成的“东方问题”和“第一国际资料卷”的编辑出版项目，重新返回祖国参加革命，从而最终迎来了历史新纪元的曙光。
一、《东方问题》：从译介到重编
1900年，在结束了四年的牢狱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流放生活之后，梁赞诺夫离开俄国，流亡欧洲。在这个时期，梁赞诺夫多次往返于柏林、巴黎、慕尼黑等地，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一方面，由于身处欧洲，梁赞诺夫不仅有机会亲身了解欧洲大陆的革命斗争形势，而且与巴黎、尤其是柏林的革命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展开了密切的交往；另一方面，身在异国的梁赞诺夫也一直关心着祖国革命斗争的发展。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梁赞诺夫马上返回俄国参加革命。遗憾的是，革命很快就失败了。1907年，梁赞诺夫再次离开俄国，重返欧洲。革命低潮的到来使得梁赞诺夫全面地转入到理论研究和学术活动之中。他所着手开展的第一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工程就是《东方问题》译介项目。
《东方问题》是爱琳娜·艾威林与爱德华·艾威林夫妇在1897年出版的一部马克思文集。这部著作是“卡尔·马克思的一些书信和文章的再版，它涉及到在‘50年代’表现出来的东方问题、导致克里木战争爆发的特定事件以及战争本身”[2]。由于这些文章和书信最初都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因此不言而喻，《东方问题》是一部马克思英文报刊文章集。梁赞诺夫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它编译为德文著作。
历史地来看，梁赞诺夫主持《东方问题》译介项目的端倪最早显现在《马克思论俄国在欧洲统治地位的起源》一文中。其间，梁赞诺夫在谈到帕麦斯顿勋爵时写道：“马克思在1853—1856年《纽约每日论坛报》中撰写的大量关于东方问题和克里木战争的文章与他的那些论帕麦斯顿的文章密切相关，这些文章被爱琳娜·艾威林收集并以《东方问题》为题出版。”[3]在相应的注释中，梁赞诺夫向我们透露了如下讯息：“我们必须在其他地方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些文章——它们的德文版将会准备好。那时我们也将结合东方问题和克里木战争时英国的政策来更为详细地研究马克思对帕麦斯顿的政策所持的观点。”[4]考虑到这篇文章是在1909年3月初发表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最晚在1909年3月，梁赞诺夫就已经开始着手《东方问题》的译介工作了。
为了更好地进行译介工作，梁赞诺夫邀请了考茨基的妻子路易莎·考茨基（Luise Kautsky，考茨基的第二任妻子）担任译者。如果按照通常的译介要求进行《东方问题》的编译工作，那么这项任务的完成应指日可待，它完全可以按照预先的设想在1909年7月结稿出版。[5]然而，梁赞诺夫的学术严谨性和研究热情把这个项目彻底拖入了漫漫无期中。
原来，在接手《东方问题》译介项目后，梁赞诺夫并没有打算直接以该书为基础进行编译。他认为，要想确保德译本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必须首先对《东方问题》收录的马克思书信和报刊文章进行全面的核查。客观地讲，梁赞诺夫的这一想法绝非多余，因为就连《东方问题》的编者艾威林夫妇也多次提到，他们在文章筛选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东方问题》的序言中，艾威林夫妇开门见山地指出：“关于那些署名文章，鉴别起来当然没什么困难。但是那些未署名的书信和社论就需要进行仔细的研究，慎重对待了。”[6]艾威林夫妇列出了他们的几点编辑依据：首先，在文章的筛选过程中，海尔曼·迈耶尔作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摘录集对他们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和指导作用，这构成了《东方问题》的原始基础。其次，《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德纳于1860年3月8日致马克思的一封信提供了有关马克思与该报合作关系的重要信息。信中谈到，“大约在九年前，我邀请您为《纽约论坛报》撰稿，从那时起这种撰稿工作就没有间断。就我记忆所及，您经常为我们写稿，从没有一星期间断。”[7]再次，一位美国友人在1853年3月致马克思的信中提到了《纽约每日论坛报》经常借用马克思的文章作为社论的行为。信中说：“你看到了，《纽约每日论坛报》又盗用了一篇社论；这是相当正确的，因为如果把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印在下面，那会招来特别的关注。我也相信，如果不违反他们的规矩和习惯，他们会这么做的。毕竟，它也不会对你有太大的坏处，因为认真的读者能够看出，它不是编辑人员写的。”[8]这就表明，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社论中，还有大量马克思的文章需要发掘、鉴别。最后的依据则是艾威林夫妇个人对相关事实的了解，当然首先是马克思本人的说明。
根据这些线索，一方面我们可以确定，从1851年起便与《纽约每日论坛报》确立固定合作关系的马克思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必定为之撰写了大量文章，因此《纽约每日论坛报》必定是一座包含着马克思主要报刊文章的巨大宝库；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想象，由于马克思的文章经过了《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的处理加工，再加上许多文章被用作社论匿名发表，因此文章的筛选、鉴别工作必将异常困难。在这种情形下，《东方问题》中的113篇文章确实会使人产生些许疑惑之情，它们百分百是由马克思所写吗？
正是抱着同样的怀疑并且试图彻底予以确证的心理，1909年5月初梁赞诺夫起程前往布鲁塞尔、巴黎以及拉法格夫妇所在的小城德拉维尔。5月中旬，他抵达了伦敦大英博物馆。他此行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要结合原文全面地核对《东方问题》中的各篇文章。事实表明，梁赞诺夫此行不虚。首先，在德拉维尔的拉法格夫妇那里，梁赞诺夫找到了作为艾威林夫妇编辑《东方问题》最重要依据的海尔曼·迈耶尔的摘录集。通过对它的细致考察，梁赞诺夫得出结论，这个摘录集完全是“无批判地、草率地拼凑起来的”。由此，《东方问题》的可靠性从根本上受到了质疑。接下来，通过在大英博物馆对《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初步考察，梁赞诺夫更加确定：艾威林夫妇的版本“毫无价值”可言。[9]在191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编者前言中，梁赞诺夫阐述了他对《东方问题》一书的总体评价：“通过对这一版本批判的考察，我确信，它有许多错误和缺漏，而且，它还收录了既非马克思又非恩格斯撰写的文章。两遍详细地检查1852—1862年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使我有可能确定：首先，那一版本也漏掉了几篇写于1853—1855年的重要文章；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份美国报纸中发表文章的数量和意义远远超出了所有的预期。”[10]
通过实地的核查与研究，梁赞诺夫对《东方问题》的理论价值有了全面的认识与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地译介“毫无价值”可言的《东方问题》显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于是，《东方问题》译介项目何去何从，这成为梁赞诺夫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通过在大英博物馆对《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全方位考察，梁赞诺夫又为马克思的报刊文章所深深折服，对之赞叹不已。在到达伦敦后不久写给考茨基的信中，梁赞诺夫谈到：“我必须告诉您，这些出自《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迄今没有出版，真是一种耻辱。这些关于萨瑟兰公爵夫人、十小时法令史、移民、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及关于欧洲反动派等等的通讯，是多么漂亮的文章。我才刚刚开始。”[11]由于在大英博物馆的文章审核工作才刚刚起步，而梁赞诺夫也明白，这项工作浩大而繁杂，可能耗时数月。因此，他决定：路易莎·考茨基暂时中止翻译，而他本人则继续呆在伦敦，尽可能全面地核查《纽约每日论坛报》。
随着研究审核工作的不断深入，梁赞诺夫逐渐陷入到“又忧又喜”、“喜忧参半”的境地。之所以“忧”，是因为他日益感到，审核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正如他所说，从1853年起，马克思的文章就开始作为社论匿名出版了；从1855年起，马克思的名字甚至完全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各栏中消失。因此，要找出所有这些文章并考证其作者，绝非易事。另外，我们还不能忽略一个重要因素——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并不完整。[12]之所以“喜”，是因为梁赞诺夫在学术研究上的“竭泽而渔”使得他在全面核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同时，又把研究触角伸向了马克思恩格斯同期合作过的其他欧美报刊，进而取得了重大收获：“如果我们把1852—186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过的杂志概括一下，那么英文的有《纽约每日论坛报》、《人民报》、《普特南氏月刊》、《自由新闻》、《美国新百科全书》和《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德文的有《改革报》、《新奥得报》、《人民报》、《新闻报》。如此一来，确定无疑出自马克思或恩格斯之手的文章共计几百篇。”[13]
由此，一方面是业已停顿、不知何去何从的《东方问题》译介项目，另一方面是大量新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梁赞诺夫萌生了新的设想：不是基于艾威林夫妇编辑的《东方问题》，而是基于50、60年代《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以及梁赞诺夫本人新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报刊文章，重新编译一套内容更为丰富、来源更为可靠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文章集。梁赞诺夫的想法很快得到了考茨基的赞同，党的出版人狄茨也表示了认可。在1909年10月31日致考茨基的信中，狄茨写道：“由于马克思的全集总有一天必定会出版，而他的报刊文章、通讯亦是这套全集的一部分，因此我认为，充分考虑戈尔登达赫（即梁赞诺夫——作者注）和您的想法是合适的。如果我能够作为出版人为这一出版物奉献绵薄之力，我将非常高兴。”[14]于是，经过慎重的考虑以及同各方面的协调，梁赞诺夫终于可以摆脱译介《东方问题》的束缚，以自己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方面的新发现为基础，全面开展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文章的搜集、译介、编辑和出版活动。由此，未来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初显雏形。
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方案的首次正式提出——维也纳计划
就在1909年初梁赞诺夫着手准备译介《东方问题》的时候，另外一项重要的编辑任务也悄然降临到他的身上，这就是《第一国际资料卷》编辑项目。
关于《第一国际资料卷》编辑项目的源起，可以追溯到1908年4月28日阿道夫·布劳恩致考茨基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布劳恩谈到，他和卢多·哈特曼（Ludo Hartmann）打算出版国际工人协会的记录集，希望考茨基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能够出面主持这个项目。遗憾的是，事务繁多的考茨基婉言拒绝了布劳恩的邀请。不过，他向布劳恩推荐了一位人选——《新时代》的撰稿人狄奥多·罗特施坦（Theodor Rotstein）。然而，后者也没有对布劳恩抛来的橄榄枝予以肯定的答复。于是，在耽搁了近一年后，考茨基在1909年3月再次推荐了新的人选——梁赞诺夫。[15]
1909年6月24日，考茨基致信梁赞诺夫，建议他主持这项关于《第一国际资料卷》的编辑项目。“当我初步了解您所从事的有关马克思的工作之后，我马上想到，您是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马克思主义专家、工会运动专家、熟络的国际联系，没有人比您对我们的文献更熟悉。您……能够为国际完成一套关于国际的典范作品。”[16]此时的梁赞诺夫正身处伦敦大英博物馆，埋头钻研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文章。尽管《东方问题》译介项目刚刚起步，而且头绪繁杂，但是面对这样一项富有吸引力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编辑工程，梁赞诺夫还是点头应允了。他认为，关于《第一国际资料卷》的编辑项目可以使他“再次全面地研究1864—1878年这一时期”。更重要的是，梁赞诺夫发现，《东方问题》译介项目与《第一国际资料卷》编辑项目正好在时间、内容上前后一贯、首尾相续。如此一来，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发表的报刊文章就能够为“[第一]国际在英国的准备时期提供许多新的说明”[17]。
随着从1909年开始主持《东方问题》译介项目和《第一国际资料卷》编辑项目，梁赞诺夫在日益广泛地搜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文章、文献遗产的过程中，逐渐萌生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愿想。早在1909年5月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发现大量不为人知的马克思报刊文章之后，梁赞诺夫就急切地给考茨基写信说：“人们现在就可以为未来的马克思‘全集’全面地搜集这些文章了。”[18]另外，在1910年10月致路易莎·考茨基的信中，梁赞诺夫在提及马克思恩格斯通信时也谈到：“超过一半的通信可以静静地躺在那里，直至伟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19]一方面是梁赞诺夫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热切渴望，另一方面则是日益紧迫的客观形势。众所周知，1913年是马克思逝世30周年。按照德国的著作版权法，马克思著作的版权保护将在这一年的3月份彻底失效。届时，马克思的著作随时可能为形形色色的出版社、出版商肆意地瓜分利用、任意地出版发行。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必须采取措施，力保马克思著作的纯洁性。于是，1910年底，一次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议在维也纳悄然举行，作为此次会议的成果——“维也纳计划”被正式推出。
1910年12月27日，考茨基的代理人古斯塔夫·艾克施坦（Gustav Eckstein）在致考茨基的信中写道：“我被邀请参加这周五晚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议’，这次会议将讨论马克思著作版权失效后出现的情况。布劳恩告诉我说，他们计划或者采取国际性行动，或者至少由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采取行动，重新出版马克思的著作……正如布劳恩对我说的，他打算问问您，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委员会给您写一封公开信，倡议重新出版马克思的著作，是否合适。”[20]艾克施坦这里提到的“周五晚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议’”是在1910年12月30日举行的。遗憾的是，由于艾克施坦生病，他没有能够参加此次会议。因此，参加会议的人员由原定的七人变成了六人，即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阿道夫·布劳恩（Adolf Braun）、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卡尔·雷纳（Karl Renner）以及当时住在维也纳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专家梁赞诺夫。在这次会议上，由梁赞诺夫执笔，草拟了一份有关马克思全集的出版方案。1911年1月1日，这份方案被上述六人联名提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委会，这就是著名的“维也纳计划”。
“维也纳计划”的主要内容是：“（1）主办一套符合一切科学要求的、绝对完整的、系统编排的、可以与手稿以及马克思著作的各个不同版本相对照的、附有导言和内容丰富的索引的马克思著作全集。（2）出版一部符合一切科学要求的马克思传记，它或许也可以列入马克思著作全集之中。（3）要斟酌，是否不必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个人、党史以及科学等方面的密切关系而把它们一并出版。在部分著作那里，还存在着是否把马克思、恩格斯或者这二人都视为作者的疑惑。”[21]
在强调从科学层面出版马克思全集的同时，“维也纳计划”也没有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它特别强调：“人们会渴望《资本论》第一卷的普及本。在这一版本中，所有的外文标记与引文都要进行翻译。而在注释中，马克思的论断，例如有关工人保护的论断将得到深入的阐述。这一版本应该附有索引、传记性的导言以及学习《资本论》第一卷的说明。”[22]
就这次维也纳马克思主义者会议的发起和组织来说，阿道夫·布劳恩可谓功不可没。正是由于一位出版商向他请教，在马克思著作版权保护失效后该如何采取行动，他才警觉到马克思著作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从而紧急召开这次会议的。[23]不过，就“维也纳计划”的全部内容而言，梁赞诺夫无疑是这一方案真正的制定者，是它背后的灵魂人物。只要看看这份计划中提到的“绝对完整”、“系统编排”、“附有导言和……索引”等具体要求与实施细则，看看其中谈到的有关“马克思全集”的设想和马克思与恩格斯著作的作者认定问题等等，我们就会意识到，只有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养，具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编辑经验，才会提出如此细致的编辑原则和如此重大的学术课题。事实上，布劳恩之所以邀请梁赞诺夫出席此次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为主体的会议，就是考虑到梁赞诺夫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方面所具有的广博知识以及他所享有的崇高理论声望。
尽管“维也纳计划”由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六位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重磅推出，然而它并没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那里得到应有的重视，更确切地说，它彻底被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以不予理睬或漠视淡然的态度“冷处理”了。我们不妨先看看艾克施坦在1911年1月6日写给考茨基的信：“这份计划……可能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在我看来，党委会是否愿意或者能够在数年的时间里为之所约束，还是很成问题的），而且也需要几位最优秀的理论能手多年致力于一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追逐粉饰性目的的任务。一套科学编制的马克思著作全集一定会非常好……但它对党而言是否就是一种如此绝对的必然性，在我看来还是有待商榷的。”[24]
艾克施坦对“维也纳计划”所持的怀疑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观点。不言而喻，编辑出版“马克思全集”将是一项既耗时耗力又耗费大量资金的工程。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否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集结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这样一项工作，确实令人怀疑。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层面上，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其实并没有把出版“马克思全集”看作是一项迫切的任务。1911年1月16日，考茨基在致梁赞诺夫的信中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就党的有限资金和人力来说，要想实现“马克思全集”，就必须忽略当前更为重要的任务。[25]这显然意味着，出版“马克思全集”远远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眼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所以对“维也纳计划”采取漠然态度，除了人力、物力、财力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资本论》第一卷普及本的编辑出版项目已经启动。正如狄茨在1月12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谈到的：“我们党的领导人已经在原则上决定，到1913年底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狄茨受委托进行准备工作，他聘请考茨基来担任主编，这也同样得到了党的领导人的赞同。由此，您也可以从中看出，我已经有任务在身而不能与未料及的维也纳项目为伍了。”[26]梅林在2月16日致考茨基的信中也表明了同样的立场：“对于随信再次附上的维也纳同志的备忘录，我之前并不清楚。但自从我从狄茨那里得知，党委已经把《资本论》第一卷的普及版委托给您之后，我就对这件事情比先前更加拒斥。因为最紧要的事情已经在进行了。在我看来，维也纳同志们的其他方案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是不可实行的。”[27]
面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一致拒斥，作为“维也纳计划”真正制定者的梁赞诺夫并没有积极奔走，而是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事实上，早在初步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之后，梁赞诺夫就已经意识到：“维也纳计划”将注定不能实行。虽然梁赞诺夫不赞成考茨基所谓的“马克思全集将忽略其他更重要的任务”的论断，但他非常清楚，提出“维也纳计划”的时机并不合宜，正如他在1911年1月20日致考茨基的信中写到的：“我们所挑选的力图给党委会施加影响的时机不太有利，或许在大选之后，如果党在国会中赢得120个席位或者400万张选票……我们也许还能使凡库和、费舍尔以及其他人真正地把这一版本看作是关乎党之声名的大事。”[28]于是，梁赞诺夫声明，他将不再对“维也纳计划”进行讨论。由此，“维也纳计划”也就渐渐地不了了之了。
历史地来看，“维也纳计划”是梁赞诺夫后来所致力于的MEGA1编辑出版工程的最早方案，它不但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全面系统地出版“马克思全集”的历史使命，而且也提出了后来在MEGA1编辑过程中真正遇到的一些挑战与抉择，例如，是否应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分开出版，是否应独立出版马克思的传记，等等。当然，“维也纳计划”还只是一份倡议书或一个提案，这使得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个框架、一种构想，缺乏具体的、系统的编辑说明与编辑规划。更为致命的是，“维也纳计划”没有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视，最终成为了一纸“空想”。尽管如此，这一计划在MEGA出版史上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它与MEGA1的灵魂人物梁赞诺夫的密切联系时，这份计划的价值更加显得不言而喻。
三、前MEGA1时期的唯一硕果：《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
经历了“维也纳计划”的挫折之后，梁赞诺夫重新把精力投入到了《东方问题》和《第一国际资料卷》的编辑活动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梁赞诺夫得到了倍倍尔的大力支持。在1913年5月初写给考茨基的信中，梁赞诺夫谈到，正是由于倍倍尔的推荐，党委会才同意转交给他荣格（Jung）、贝克尔（Becker）和莫特勒（Motteler）的所有遗作。而且，在倍倍尔的支持下，党委会不仅让梁赞诺夫自由地使用档案馆中的所有资料而不写收据、不列清单，甚至还迫使伯恩施坦提供恩格斯遗产中的其他资料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以便于梁赞诺夫使用。[29]尽管梁赞诺夫一心希望尽快完成这两项编辑任务，但是由于个人以及历史的种种原因，这两个项目一拖再拖，始终难以完成。1917年，在经过8年的坎坷编辑历程后，作为《东方问题》项目的部分成果——《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第一、二卷终于出版了。
在编者前言中，梁赞诺夫提出了对整套文集的编纂设想。该文集计划出版四卷，已经出版的第一、二卷涉及1852—1856年间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文章。具体来说，第一卷收录了1852—1854年《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英文）中的文章，其中包括关于英国、东方问题、帕麦斯顿勋爵以及1853—1854年俄土战争的书信；第二卷收录了来自《纽约每日论坛报》、《人民报》（英文）和《新奥得报》的文章，它探讨了克里木战争的进一步发展，直至卡尔斯陷落。其中也有一些篇幅较长的文章，例如论西班牙革命、泛斯拉夫主义、罗素勋爵以及卡尔斯陷落这样的系列文章。第一、二卷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完整的统一体。关于尚未出版的第三、四卷，梁赞诺夫也介绍了它们的内容。第三卷将收录1856—1858年来自《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英文）的文章，其中有论英、法、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撒丁岛的文章，关于动产信用公司的系列文章，俄英联盟史，关于1857—1858年英国的文章，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以及印度起义的文章，以及1857年商业危机的文章。第四卷将收录《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德文）中关于1859年欧洲危机、意大利战争的文章，还包括《福格特先生》、《美国新百科全书》中最重要的文章，以及来自《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维也纳《新闻报》的论英国（1861—1862）和北美内战的文章。[30]
有趣的是，对于这两卷来之不易的编辑成果，梁赞诺夫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成就感。恰恰相反，他那“批判的眼睛”始终都在寻找着其中的问题与不足。在1917年1月写给路易莎的信中，梁赞诺夫谈到：“这两卷书确实很宏伟。但我对它们还远远不满意。第一卷稍好些，第二卷带有过于仓促的痕迹，善良的叔叔（即狄茨——作者注）像狂热的复仇女神一样拿这些仓促驱赶着我。对于当前变得愈发紧迫的全集来说，它勉强算得上是准备性的工作。”[31]梁赞诺夫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令他没有对前两卷做出很高的评价，他希望在未来的第三、四卷中能够避免上述问题，向读者奉献质量更为精良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文章集。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梁赞诺夫埋头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各卷的出版工作，但他并没有忽略作为《著作集》之并蒂花的《第一国际资料卷》。直至此时，梁赞诺夫仍然怀有出版《第一国际资料卷》的计划。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的编者前言中，梁赞诺夫在一处注释中谈到：“1864—1876年间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那些与他们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活动相联系的声明，将在我所准备的《第一国际资料卷》中发表。它的第一卷即将出版。”[32]
然而，就在梁赞诺夫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剩余两卷以及《第一国际资料卷》的出版准备工作时，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发生了，1917年2月俄国革命爆发了。于是，梁赞诺夫的工作计划被完全改变了。3月25日，梁赞诺夫激动地致信考茨基：“在这个时刻，我绝不可能再写什么档案材料性的东西。在现在这一各种事件时时刻刻都在大声呼唤马克思的时候，拿出马克思的名言会十分无聊。我们迄今所获悉的一切都表明，1905—1907年所完成的工作并不是徒劳的，数十万册的《爱尔福特纲领》和《共产党宣言》并没有全部留在警察那里。”[33]不言而喻，梁赞诺夫的革命热情已经点燃，他再也无心守在书斋中从事他的理论研究工作了。1917年5月，考茨基夫妇收到了梁赞诺夫在前MEGA1时期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亲爱的朋友们！健康地活着！我又一次踏上了旅程。……马克思和科学现在必须以另外一种方式成为现实。”[34]至此，梁赞诺夫结束长达10年的欧洲流亡生涯，也结束了他的前MEGA1时期，重返俄国。
梁赞诺夫的离去使得《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和《第一国际资料卷》最终成为未竟的事业。前者只出版了两卷，截止于1856年。因此，这套文集标题上的“1852—1862”也就成为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至于《第一国际资料卷》，梁赞诺夫也仅仅完成了作为资料部分的第一卷，计划的导言和德译文都没有完成。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返回俄国担任马恩研究院院长之后，梁赞诺夫还是没有忘记这一曾经陪伴他8年的编辑项目，他仍然打算根据大量新发现的材料再次把《第一国际资料卷》提上出版日程。在1930年6月5日致古斯塔夫·迈尔（Gustav Mayer）的信中，梁赞诺夫谈到：“第一卷可能早在战前就已经排好版了，我有它的一份校样。那时我还在远为狭隘的基础上工作着。尽管主要文献依然保持原貌，但是阐释性的、相关的材料得到了很大的扩充。另外，我对这一出版物提出的文本批判、编辑技巧的要求也提高了。”[35]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30年底袭来的政治风暴在吞噬了梁赞诺夫的同时，也最终使《第一国际资料卷》的出版计划成为泡影。如今，我们只能通过梁赞诺夫在《新时代》和《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发表的几篇关于“第一国际”的文章以及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部传记著作中所作的相关阐述来窥得他当年构想的《第一国际资料卷》的一斑。
历史地来看，前MEGA1时期可谓是梁赞诺夫MEGA1时期的重要铺垫。首先，通过主持一系列重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编辑出版工程，如《东方问题》、《第一国际资料卷》等，梁赞诺夫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学识，增强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认识与理解，而且积累了丰富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编辑经验，从而成为当时颇具声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是后来列宁独具慧眼、任命梁赞诺夫担任马恩研究院院长的根本原因。其次，通过长年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德国的流亡生活，梁赞诺夫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党的理论家考茨基、党的出版人狄茨等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也因此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信任，有机会亲身接触到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以及伯恩施坦处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另外，通过对拉法格夫妇的多次拜访，梁赞诺夫对他们手中的马克思手稿亦有了总体的把握。正因如此，梁赞诺夫才能够在MEGA1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搜集活动中总是成竹在胸，他知道哪些文献在哪里。第三，正是在前MEGA1时期，梁赞诺夫萌生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构想，而这一构想在他此后的马克思学研究过程中日益得到深化和加强，最终成为他魂牵梦萦的学术理想。正因如此，梁赞诺夫才把自己毕生献给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搜集、编辑和出版活动，献给了MEGA1的编辑出版工程。
今天，当我们着力研究梁赞诺夫与MEGA1工程的渊源关系、考察梁赞诺夫实施MEGA1工程的具体细节时，更应当追本溯源，首先回归到梁赞诺夫的前MEGA1时期。只有把握了梁赞诺夫的前MEGA1时期，才能更好地理解梁赞诺夫在MEGA1时期所从事的研究活动，才能历史地、全面地理解MEGA1的编辑出版工程。
注释：
[1] 尤根·罗扬教授以现存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梁赞诺夫与考茨基、狄茨等人的通信为基础撰写的《梁赞诺夫在1907—1917年的研究》或许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篇关于梁赞诺夫的前MEGA1时期的长篇论文，其中给出的大量原始文献为我们今天了解梁赞诺夫当年所从事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编辑出版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参见Jürgen Rojahn，“Rja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MEGA Studien，hrsg. von der Internationalen Marx-Engels-Stiftung，1996/1，S. 3-65.
[2][6][8] Karl Marx，The Eastern Question，ed. by Eleanor Marx Aveling and Edward Aveling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London，1897)，Burt Franklin: New York，1968，Introduction，p.v，v，vi.
[3][4] N.Rjasanoff，“Karl Marx über den Ursprung der Vorherschaft Ruβlands in Europa”，Ergnzungshefte zur Neuen Zeit，Nr. 5，S. 8，8(Anm. 2).
[5] Rjazanov an Dietz，[Ende Mai 1909]，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Amsterdam (IISG)，Dossier Marx-Engels-Wechsel. 转引自Jürgen Rojahn，“Rja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MEGA Studien，1996/1，S.15.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4卷第748页。
[9] [11] [17] [18] [19] [29] [31] [33] [34] IISG，Nachla? Kautsky D XIX 282，282，285，282，313，248，213，361，360. 转引自Jürgen Rojahn，“Rja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MEGA Studien，1996/1，S.14，14，19，15，29(Anm. 117)，27，56，57，57.
[10] [12] [13] [30] [32] N.Rjasanoff[Hrsg.]，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 Marx und F. Engels 1852-1862，bers. aus dem Engl. von L. Kautsky，“Vorwort des Herausgebers”，Stuttgart: Verlag von J. H. W. Dietz Nachf. G. m. b. H，1920，S. X，X，X-XI，XV-XVI，IX.
[14] [20] [23] [24] [26] [27] [28] G?tz Langkau，“Marx-Gesamtausgabe-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Briefe und Briefauszüge”，Internatoi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 XXVIII，1983，S. 115(Anm. 41)，105，131，129，130，138，137.
[15] 参见Jürgen Rojahn，“Rja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MEGA Studien，1996/1，S. 18-19.
[16] [25] Russisches Zentrum für die Aufbewahrung und Erforschung der Dokumente der jüngeren Geschichte Moskau(RC)，213/1/166，213/1/191. 转引自Jürgen Rojahn，“Rja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MEGA Studien，1996/1，S. 19，30.
[21] [22] David Rjasanow，u.a.，“Ein Wiener Editionspaln aus dem Jahr 1911”，David Rjasanow，S. 41-42，42.
[35] RC，71/51/126. 转引自Volker Külow und André Jaroslawski，“Zu Leben und Werk David Rjasanows”，David Rjasanow，S. 34-35(Anm. 17).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